深圳——中國的特別城市，在熱熱鬧鬧地慶祝之後，全國人民同深圳人一樣，都在想一個同樣的問題：深圳過去到底奇特在哪裏？未來又會有什麽新奇之處？
當年中央畫下這個圈，現在還不能用簡單的對錯來評論，曆史的不同階段總會有不同的新故事，任何朝代或者同一朝代的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傳奇，深圳在特別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另類成功，也算是中國曆史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它為整個中國帶來了無數具有正反兩方麵作用的新變化，這種變化沒有任何人能夠用當代的眼光做一個曆史的絕對結論。在我看來，我們暫時不急著下結論，也根本就無需一邊倒的把眼光盯在深圳，更用不著把深圳當作歌功頌德的標本，我們現在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能否及時去除“特”的觀念，中國能不能盡快走進正常公平的發展軌道？
“特區”必須靠“特權”，有人獲得了特權，其他人肯定就要為特權者支付改革成本。從某種意義上講，特別時刻搞那麽點特別試驗也未嚐不可，尤其是政治潮流大更替的年代，大多數人也能夠忍受短期的權力失衡，但是，當一個國家已經進入到所有公民強烈呼喚公平正義的時候，任何“特權”意識都是逆曆史潮流的想法，中國沒有任何必要為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口號，繼續讓全國人民打腫臉充胖子維護“深圳特區”這麽一個概念，深圳如果不能回歸正常人的思維，深圳必然遭到中國人民的拋棄。
在深圳召開慶祝大會，我想沒有人敢反對，但是，人民仍然有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的權力，任何公民都有權要求摒棄特權思維，從深圳公布的未來發展規劃來看，我對其隻有失望，沒有期望，它一下子拋出了五十大項目、三千多億的投資，不能說力度不大，不能說GDP的拉動效應不大，但是，仔細一分析，深圳還是用的“老辦法”——靠政策、靠挖地、靠引進。簡單講，深圳做的“新時代”夢，用的是“三靠老辦法”。有了國家好政策，別說三千億投資，要三萬億投資，銀行也得給，這麽多錢砸下去，短期內深圳人又可以看到另一個“春天的故事”，很多人又可以據此推理開來——還是改革開放好。銀行這麽多錢用來幹什麽？用來挖地。我這麽說也許有些過分了點，人家都是民生項目，你怎麽能說別人是光挖地呢？我想問問：五十個大項目裏麵，哪一個項目有中國人的原始創新？哪一個項目是特區深圳人的自我創造？給你三十年特權了，深圳人又獲得了什麽新的生產力？難道深圳人沒有記住鄧小平先生“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論述嗎？如果深圳人真的有誌氣，這三十年應當有中國最多的原始科技創新能力，為什麽？因為這幾十年，中國把最好的條件都給你了，把最多的錢都給你了，把最有能力的人才都給你了，你還吃寄生飯對得起全國人民嗎？還是靠引進國外技術，靠引進國內技術，你的臉麵何在？如果不把西方國家的研發基地包括進來，深圳的原始創新能力在中國肯定排在二十位之外，沒有自身的科技原創力，無論砸多少錢的項目，歸根結底是“挖地項目”。本來，在深圳喜慶的日子裏，我不想講難聽的話，但是，我必須對深圳人民說說：“三靠”的思想終究是走不下去的，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容許自己的利益永遠被你們侵蝕，政治護航也不能成為不變的承諾。
有些人堅持強調要讓深圳一特到底，總想讓深圳走在全國的最前麵，如果單是錢能砸出來的“特”也許中央能幫深圳辦到，但是，錢之外的政治改革就未必能夠在深圳取得成功，任何有此種想法的政治人物和民間人士都要放棄這種幼稚的想法，刻意“製造”出來的“政治特區”最終會被放進垃圾桶，中國已經有了兩個“一國兩製”的特區（港澳），如果在大陸又來個“一國兩製”新區，中國離混亂局麵就為期不遠，深圳的政治模式，不但不能複製到全國，甚至在廣東都無法推廣，中國想搞“政改”是正確選擇，但是，必須先由全國人大推出公開討論的“政改方案”，再搞多地試點，決不能先摸後改。有關政治特區的事情，我想把我上月二十三日的部分觀點拿出來供大家再討論一下：
1，如何保證“政治體製改革”與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協調一致？
中國為什麽要進行“政改”？是因為絕大多數人認為政治體製已經不適應經濟體製了，甚至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製約了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麵，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這是一個大的社會共識，也是一個好的改革契機，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們在判斷政治體製有問題的時候，是否有人或者有研究機構真正看出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在我看來，政治體製出現問題，很大程度上與社會主義憲法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國體和政體都是由《憲法》規定的，政體有問題，就說明現在的《憲法》與現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是不相適應的，如果是相適應的，那麽就不存在與經濟基礎出現大矛盾，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證明了的。如果說我講的這個假設真實存在的話，又出現了兩個新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執行的政治體製不合現行《憲法》，就要考慮違憲的代價問題，首先必須回到《憲法》的軌道，因為違憲造成的政治體製與經濟體製的矛盾是可救的，也是必須要救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現在的政體是合乎憲法的，是我們的經濟體製離開了現行《憲法》的軌道，從而導致政經不合體。要麽繼續改革經濟體製，要麽就意味著先修改《憲法》中的政體部分，沒有憲法支持的“政改”是違法行為，必須先“修憲”後“政改”。
2，如何處理好國體和政體的關係問題？中國“政改”不是為“西化和私有化”作準備！
我們整天討論如何對政體進行改革，是否考慮過政體與國體的關係問題，單一的“政改”能滿足兩者的統一性問題嗎？國體和政體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國體與政體的關係是統一的。任何一種國體都要采用一定的政體才能實現起統治階級的任務。國體是內容，政體是形式，國體決定政體，政體適應國體，表現國體，為國體服務，並對國體起鞏固作用。從變化的角度來看，國體與政體二者相比，國體往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一類型的國體，由於受曆史條件、文化傳統、民族特點、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政體。“政改”在同一國體下有改革的空間，但是，務必要注意政體不能脫離國體，如果“政改”的結果是與國體相衝突，那麽就會形成新的更大的問題，希望“政改”操作者要早期介入該理論的研究和創新。把深圳作為“政改特區”，毫無疑問是一種向西方靠攏的積極步驟，對普通人民來說，不會有好結果。中國的確需要政治體製改革，但是，不是迎合西方的改革，更不能是拋棄人民的改革。
3，政治體製改革之前必須弄清楚中國到底需要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框架是什麽？
現在，很多人都隻是口頭上談到必須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但是，包括中央黨校和中央智庫在內的眾多精英還沒有任何人搞清楚了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政體，未來中國要底要選擇何種政體是事關上層建築的問題，是一個全民性問題，必須取得國民共識，至少要在一定範圍內取得共識，正如新中國成立時，共產黨還要與民主黨派協商一致一樣。未來的中國政體不應該讓人民置身事外，不能把民主黨派排除在外，最低限度必須要在中央高層、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大範圍討論取得基本統一的看法，給出一個改革的基本藍圖和範本，隻有這樣，才能讓改革者和改革區域有一個大體的方向感和法律正義性。改什麽，怎麽改必須先建立框架，“政改”決不能再象“經改”一樣再摸著石頭走三十多年，“經改”的問題現在還堆在那裏，如果按“摸石頭過河”的思想，“政改”會留下更多更難的大問題題，甚至會把中國帶入混亂不堪的局麵。
4，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先確定改革層次。
不管在任何國家，上層建築的任何重大變革都是關係政權穩定的問題，“政改”試點到底是從上層開始好還是從基層開始好？抑或是全國一盤棋更好呢？據我個人的看法，“政改”應當采取“中間先行、兩頭後跟”的步驟進行。怎麽解釋呢？我所指的中間主要包含：省會城市、地級市和計劃單列市等大中型城市，兩頭是指省部級及以上高層領導和縣級以下政權，為什麽要中間先行呢？主要是由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決定的，這部分地區的人總體素質相對較高，有較高的認識能力和較強的分析能力，並且有較好的國際視野，能夠在很短時間內接受“政改”的觀念和“政改”的展開，能夠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實現“政改”的較大成績，讓整個社會看到“政改”的好處和新麵貌，選擇兩頭先行都不合適，高層先推行，如果失敗，引起的政治風險太大，尤其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非常危險，從底層開始也不行，今天的“政改”是一種大文化背景和大政治背景下的改革，需要有相當好的認識能力，否則，推行起來會非常痛苦，道路會非常曲折，總體來講，我比較認同“中間先行、兩頭後跟”的“政改”模式。
5，政治體製改革之前必須先進行政治文化輔導。
“政改”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哥們義氣，不是打牌賭博，打著赤膊上陣是不行的，一個社會要進行具有時代意義的政治改革必須要有與之適應的文化背景，“政治文化”就是中國目前相當缺乏的一種文化，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大部分中國人都知之甚少，急需快速補課，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國“政改”之路將非常漫長。有關這方麵，我想多說幾句。
政治文化是什麽？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形成的一種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關係在人們精神領域內的投射形式。如果我們做一個比喻，把政治體係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個部分，那麽，各種製度化和結構化的政治組織、機構和規則，可以說是政治體係的“硬件”部分，而構成“軟件“的東西則是政治文化。猶如計算機運行需要軟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樣，政治文化與政治製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國現在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兩者均落後，兩者均互不適應。
政治文化屬於政治社會的精神範疇，它是一個社會關於政治體係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信念、情緒和價值的總體傾向。由於政治文化與政治體係關係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為政治體係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又由於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體係的特點，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為研究政治的一個重要方法和途徑。政治文化是一個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卻曆史久遠。古希臘時期亞裏士多德曾專門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變遷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羅馬盛衰原因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法國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係觀念形態的東西，包含著廣泛的內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可以看作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較為係統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認知或意識、政治價值觀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態度等形式表現出來。政治文化不同於公眾輿論或民意，前者具有穩定性，反映的是長期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一貫性的政治傾向和心理，後者指的是人們對於某一具體事務或問題所產生的一時性的反應。政治文化具有延續性，它通過政治社會化得以傳播和沿襲。政治文化的延續性使一國文化有可能代代相傳，也使國家、地域、民族之間的政治文化呈現出長期的差異性。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參與現實政治生活過程的經驗積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一方麵，它在現實生活中形成，將現實政治生活通過觀念的方式保留下來，並隨著政治生活的變化和政治製度的改變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麵，它對於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行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進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對既有政治體係起著維護和延續的作用，同時，政治文化的變化最終又可能帶來現實政治製度和政治生活的變遷。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係的“軟件”部分，一般與政治製度性結構安排相匹配。跨國性比較研究和現代化研究顯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製度安排方麵，而且也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麵；民主政治製度的良好運轉，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為條件．
我相信經過連續的政治文化的普及，中國人接受政治改革的熱情會越來越高，“政改”之路也會越來越順利。
6，黨派政治是否納入中國政改規劃之中是需要認真討論的事情，如何整合中國的黨派力量？
中央反複強調：中國不搞西方多黨製，不搞“三權分立”。我是支持這種講法的，但是，不搞多黨製，並不意味著中國就可以不尊重其它政黨在中國“政改”中的主體地位，他們同樣代表著眾多社會階層，同樣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他們有權參與到中國政治的任何運動中去，搞“一黨製”並不是讓其它政黨靠邊看，既然中國想下決心搞大的政治改革，何不把各民主黨派的改革問題也一並解決呢？在針得各民主黨派同意的前提下，我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製度”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中國是否需要這麽多民主黨派？能否進行黨派整合？在國家整體穩定的大原則下，民主黨派能否可以劃定相應的“權力區域”？“參政議政”能否改成“局部競爭”？如果不能做到局競爭，能否要求共產黨執政官員在政協會議中定期接受民主黨派實質性的“質詢”，是否可以做到有些“火藥味”？
黨派政治比較複雜，在此不便多說，希望中央政府拿出新方略。
7，深圳特區絕對不能作為“政治特區”。
今天當我看到深圳有可能作為“政治特區”以後，感到非常的震驚，這絕不是一個喜訊，這是一個讓大多數人看不懂的招法，絕不可為，千萬要警醒，我想講幾點理由：
第一點：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被作為經濟特區是由其特殊的曆史條件所決定的，是在中央政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展開的，是不允許爭論的一個試點區，然而，時間推進到二十一世紀，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中央政府在內，沒有任何絕對的威信能保證“政改”在一個區域範圍內推行成功，經濟體製改革頂多隻來經濟效益問題，而政治改革會涉及到政治環境的問題，很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一國多製”的狀況，現在中國是“一國兩製”，香港本來一直都不在中央管轄之下，沒有太多衝突，如果在大陸內部出現“一國多製”的情況，必定比當年的“經濟雙軌製”危害更大，試點時間越長，問題越大，控製難度也越大，有可能導致分裂意識的膨脹，我是堅決不讚成的。
第二點：深圳特區的“特權”到底還要保持多久？古今中外，沒有任何政治符號能夠萬萬歲，總歸是要結束一個時代的，深圳已經在國家的支持下經曆了三十多年的“特別照顧”，還需要被“特別”下去嗎？我看不必，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多人的大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方麵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還需要國家更多更大的支持，如果再次把未來寄托在深圳身上，對中國其它地區的人民來說是極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因為要突出“改革開放”的偉大就永遠把深圳撐得飽飽的，讓別人餓肚子也不公平呀！不管是“政治特區”還是“經濟特區”，終歸是要得到中央特別讚助的，深圳不能再踩著全國人民的肩膀過自己的“發達國家生活”。
第三點：深圳特區即使作為“政治特區”也不能成功。我講過，“政改”不同於“經改”，“政改”的關聯效應特別大，中國不是沒有過教訓，在朱總理主政時期，中央政府曾經試圖搞過政府內部改革，最後都以失敗告終，為什麽呢？關聯度太大，沒有做好改革的充分準備，改到最後越改越糟。如果以後中央要選深圳作為“政改”試點的話，就不僅僅隻限於政府內部，我相信黨政係統將是一個全麵的大變動過程，涉及到的矛盾將是前所未有的，矛盾出現後如何泄洪？今天，我先預測一下：為了保證深圳的成功，廣東省和中央會將深圳的洪水泄到廣東其它地方，從而顯示“政治特區”的偉大勝利，但是，這種“泄洪式的改革”遲早都是要害人的，不害這邊就害那邊，總要有人承擔，一種不具有可推廣性的“政改”是浪費時間和精力，隻有當全國大範圍同時展開“非泄洪式政改”，才能在改革過程中發現更多問題，做出更多合理方案，所有地方的政改必須自行消化陣痛和難題。政治改革也是一項政治競爭，也是考驗不同地區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我認為，在保證國家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全國絕大部分地區都要同時開展同級別“政改”，決不要隨意搞“特區”，盡可能不要留盲區。
今天我隻是就有關問題寫個簡單提綱，如果官方和朋友們有興趣，還可以私下交流研究成果。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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