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來，“普世價值派”——“精英”們為什麽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異口同聲地鼓吹不進行政治改革就會葬送“經濟改革成果”，而且會死路一條呢？站在“精英”們的立場，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三十年“經濟改革成果”已經基本完成與美式資本主義接軌，“精英”集團巨大的非法利益已經完全到手了，而政治體製卻還穿著特色社會主義的外衣，還是共產黨國家旗號，人民解放軍主體靈魂還是毛澤東軍魂。這一切隨時都可能葬送“精英”們的“偉大改革成果”——已經非法獲得的老爺地位與巨額財富。
“精英”們頂禮膜拜的美式資本主義製度的治國路線實質
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資本主義民主製度，不管是什麽“多黨製”，“司法獨立”，“三權分立”，什麽“聯邦製”，“君主立憲製”，或“議會立憲製”，什麽“憲政民主”，“法人國家”，“嶄新的國家體係”，“政治民主化”等等，實質都是“精英”民主，其政治路線都是“精英”治國路線。這個所謂的民主製度，不過是以資本家為核心的整個“精英”階級，統治剝削廣大勞動人民和分贓製度的代名詞。在這個製度下，資本依靠對外擴張、血腥侵略和掠奪，“興旺”了近二百年。他們所走的這條路線——“精英”治國路線，是以資本統治為基礎的，與西方叢林文化傳統完全一致的。被當代中國“精英”崇拜得五體投地並極力主張效法的美式資本主義，實質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政治上的陰謀家、經濟詐騙犯和文化流氓聯合操縱國家機器，壓迫和剝奪人民，擴張和搶劫弱小民族，發展到今天，他們也不得不靠欺騙和借貸、訛詐和掠奪，繼續過著寄生的腐朽生活。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帝國主義真麵目已經徹底暴露，全世界人民已經覺醒，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逐漸興起的現代時期，美國及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大衰退之勢已經充分顯露出來了。他們從大戰退到冷戰，將冷戰又變為局部戰爭、顏色革命、政治訛詐、戰爭威脅和金融詐騙來維持生存，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和希臘的破產，以及這些國家永遠也還不清的債務等等，是他們急劇大衰退的證明。在《果斷開火，擊毀喬治.華盛頓號航母之後》一文中已經說過， 美國已無力再發動一場世界大戰，甚至無力對於一個大國開戰，否則，他們必將迅速徹底埋葬自己。其實，這一點，幾十年前毛主席就已經英明地洞察到了——美國是紙老虎。美國自己更是心知肚明。早在1971年9月，美國財長康納利就已經向其盟國秘密宣布美國已經破產了。美國繼續得以苟延殘喘，不過是由於近三十年來大國（包括前蘇聯）的蠢驢們用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已經躺在病榻上的他們輸送著血液。
現實表明，即使是新帝國主義，依靠以資本家及其走狗為核心的“精英”治國路線，也已經日暮途窮，奄奄一息，需要徹底改弦更張另尋出路了。
但是，我國當代“精英“們卻沒有智慧看清這個大趨勢（或者根本就是陰謀徹底複辟）。三十多年來，仍在那裏盲目鼓吹中國要向西方，尤其要向美國學習“精英”治國的民主製度，毫不動搖地堅持要把新中國先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製度“改革”進行到底，變成西方那種已經被證明是過時的、腐朽落後的“精英”階級奴役和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血腥的罪惡製度。並堅持認為這也是一條中華民族的成功之路，崛起之路，強國之路。甚至在一部分有文化、有知識、有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和民族的先進分子中間，也存在這種極其糊塗的認識。他們完全忘記了中國實際上是“精英”治國的老祖宗（也是搞市場的老祖宗，兩千多年前的呂不韋就是大商人，我們的祖先搞市場時，開創絲綢之路時，美國還不知在天國的哪個角落裏飄蕩呢；馬科斯.韋伯的科層理論，又哪裏堪輿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精英”等級製理論媲美呢），依靠“精英”治國維係了近兩千年。但這條路已經使舊中國徹底滅亡了，才有了近代一百多年艱難曲折的探索，終於找到了一條能夠使中國真正富強的崛起之路——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即毛澤東之路，一條能夠真正引領人類通向文明世界的光明之路。
什麽是“精英”治國？
精英，一般地說，他們是人群中能夠擔負起引領民族和人民前進曆史使命的極少數先進分子。人類社會發展史證明，這樣的精英，隻有那些偉大的民族英雄、思想家、哲學家、仁人誌士、人民中的先進分子、革命先烈、人民藝術家和科學家們才名副其實。而絕大多數所謂的精英，不過是一群自私自利、欺世盜名、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壟斷著文化知識的知識分子、壟斷著權力的官僚和壟斷者資本的富豪，是當代那些“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所謂有“理性”的經濟人。這些人，我們統稱為加有引號的“精英”。也即今天的“普世價值派”。
在中國，都知道“精英”——知識分子和官僚是最惹不起的。人們隻能對他們唱讚歌，順著他們，由著他們，尊敬他們，而不許批評他們。他們就象老虎的屁股是摸不得的。幾千年來，隻有古代有膽有識的大革命家秦始皇把他們的“屁股”摸了一次，結果被他們罵了幾千年，直到毛澤東這位古今無雙的人民領袖誕生，才給秦始皇徹底平了反，並在短暫的二十多年裏又把“老虎的屁股”好好地摸了幾次。所以，在他逝世三十多年之後，至今還在被這幫“精英”顛倒黑白，造謠誣蔑，謾罵攻擊不已。
“精英”們完全是一群精神騙子和貪欲狂，口裏念念有詞地宣揚什麽“修身養性”“仁義道德”“禮義廉恥”，“人權民主自由”之類，實際上陽奉陰違，男盜女娼，殺人越貨，欺世盜名，無惡不作。
古今中外，曆史以來的“精英”，是從統治階級中直接產生、或由統治階級直接豢養、或個別從勞動人民中分化出來，上升為社會上流的、毫無創造力的、一個脫離勞動人民、與勞動人民完全對立的群體。他們一旦掌握一點知識，就隻能被他人尊重，跪拜，而視一切人為下等人。即便封建皇帝們也要按照他們造出來的一套去做，也要把他們當做“帝王師”來尊重。勞動人民則更是被視若草芥。否則，他們就要對於擋住自己“前途”的人，口誅筆伐了。當代李銳、季羨林、茅於軾、厲以寧、張五常、馬立誠們就是這類“精英”的代表人物。
“精英”們有奶就是娘，具有極大的人身依附性，沒有人格，專為統治階級服務；具有鮮明的階級立場——站在統治階級，即壓迫剝削階級一邊；具有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寄生性、頑固守舊的落後性和極其奢華糜爛的腐朽性；毫無創造力。所以，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古代以來，有數以萬計的進士，但真正有大作為的少得可憐。為什麽呢？其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由於“精英”們大多都是自私自利的一群小人，而智慧是不能蒙有一絲塵埃的。“精英”們的祖師爺就啟發過他們：“學者，祿在其中也。”因此，他們學習掌握一點知識，隻是他們自身進取晉身為社會上層的“敲門磚”，一旦登上仕途，在知識方麵就不思進取，而是察言觀色，千方百計地算計著如何走門子依附於朝廷（中央）的某一集團勢力，謀求升官發財。“千裏做官隻為財”，這是自古以來精蠅們的真實寫照。他們也崇尚“三立”——立德、立言、立功，把滿門心思都用在個人謀取權力、名譽和利益上，對於什麽民族和勞動人民利益與科學就無心顧及，也就談不上有什麽創造力了。另一原因是他們迷信書本，輕視實踐知識；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脫離人民，脫離實際；而且，由於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入侵，致使中國“精英”產生嚴重“崇洋媚外”心理，完全喪失文化自信，看見洋人就發抖，成為既依附於國內統治剝削階級的寄生蟲，又依附於洋人的洋奴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走狗。
中國曆史上的“精英”，通常指封建時代的“士”。這些人不是歐洲中世紀的騎士，而是中國曆史以來掌握和霸占著文化知識的一群人物，即所謂的“知識分子”——“儒生”們。在曆史上，特別是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演進中，“士”——“精英”們形成了一個以“相權”為核心的龐大的官僚集團。這個官僚集團客觀上對於皇帝的封建統治起過穩定作用，這種穩定作用是通過“精英”們製造的種種理論，比如“禮”——“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原則”來統治人們的意識，以森嚴的等級製度來控製人們的言行，用虛偽的“仁義道德”在精神上麻醉和欺騙勞動人民，用官吏、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與地主豪強及其武裝力量等工具，在政治上統治壓迫人民，在經濟上剝削人民。
中國曆史以來的“精英”本質上都是反人民、甚至是反人類的，極其專製的、吃人沒商量的一群惡魔，是用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的一群最凶狠的劊子手，是統治階級最陰險、最殘忍的幫凶和走狗。他們的突出特征：當麵是人，背後是鬼；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在中國，封建時代以來至今，除了毛澤東時代將近三十年之外，那些曆來一麵用軟刀子殺人和“吃人”，一麵在口裏高喊著“仁義道德”“民主人權”，一麵不讓人民講話，隻叫人民當牛做馬的，正是這些所謂的“精英”。他們的共同特點：一是有鮮明的等級意識。對勞動人民視若草芥，凶狠殘忍；對資本俯首稱臣，甘當資本家的乏走狗；對於外部敵人怯懦軟弱，畏敵如虎，舉手投降，出賣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一旦遭遇外敵入侵的戰爭，這些“精英”往往主和的多，應戰的少。這些年的所謂“韜光養晦”是最近最好的證據；二是唯心論，主觀獨裁，毫無創新。不深入研究國情，或淺嚐則止，不從實際出發，囿於書本知識和“先例”、“慣例”，主觀主義，坐而論道；教條主義，照搬照套。三是自私自利，貪婪成性，不擇手段隻圖個人“成果”和名利，所以，當代盜竊和剽竊已成時尚。
精英治國，本意是靠少數先進分子管理國家。但實際上，在封建時代，就是皇親國戚和士大夫官僚集團統治人民；在資本主義時代，就是所謂的“代議製”，“三權分立”，由極少數能夠進入上層的知識分子和富豪代表（實際上是一群盜竊犯和詐騙犯）統治國家；在當代中國，就是依靠所謂的“人才”治理國家和“法治”。這樣，精英治國，就變成了“精英”治國——“精英”統治。
“精英”治國，共同的根本特征：極少數人統治壓迫絕大多數人。極少數人對於多數人的統治壓迫，必須依靠國家暴力機器鎮壓人民，否則，他們就無法壓迫和剝削人民。這種統治，是極少數人當老爺，絕大多數人當牛做馬做奴隸。“精英”治國，實質是極少數統治者階級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路線。這條路線，是極少數人的天堂，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地獄。
極少數人統治和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治國路線，其性質毛主席早就說過：“對廣大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以毛主席指出的這一根本性質，來衡量當代“精英”們鼓吹的“舉世矚目”的“成功”，看看青壯年勞動人民成批無辜死亡，童工，黑窯奴，工人自費開胸驗肺，知識青年工人不得不連連跳樓，廣大勞動婦女不得不賣淫……不斷向美國輸送利益，向新帝國主義俯首稱臣……。到底是誰“成功”了？這一切事實恰恰證明，不是新中國的勞動人民成功了，而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複辟成功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而是“精英”專政——資產階級專政成功了；不是熱愛祖國的人民成功了，而是漢奸賣國成功了，而且舉世矚目。
“精英”治國，其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主觀唯心論和先驗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比如，有人就提出過“以人才立國”的唯心論命題。實際上隻要稍懂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一眼就會識破這個錯誤命題。試問，沒有廣大勞動人民，哪個國家能立起來？假如沒有廣大勞動人民，隻有幾百上千“精英”，這個國家立在哪裏？可見這些人唯心昏庸到了什麽程度。
新中國成立之初，劉少奇匆匆提出和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在政治上，實質就是走“精英”治國路線（也許他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繼續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製度，讓革命半途而廢。這就是建國之初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道揚鑣。劉少奇之子劉源和其母王光美母子二人合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劉源自己也承認說：“毛、劉矛盾並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毛、劉二人在對中國國情的基本判斷上就開始有了根本分歧。劉少奇認為……這個叫做‘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是相當長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124）。因此，新中國需要堅持補上由“精英”統治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這一課。這一路線與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行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路線是水火不相容的。這就是劉少奇同毛澤東之間的根本區別之一。前者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秩序，葬送革命。而毛澤東則是與之針鋒相對的，要繼續革命，限製和消滅地主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發展和保護公有製與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讓廣大勞動人民從封建地主和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徹底解放出來，真正成為新中國的主人。
三十多年來，極少數人置新中國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顧，赤裸裸地推行了“精英”治國路線。宣布“從此不用看群眾的臉色辦事了”，徹底拋棄真正創立了新中國的廣大勞動人民，隻依靠極少數偽精英來治理國家，走上了一條極其專製腐朽落後的半封建的殖民地道路。
三十年來執行一條“精英”治國路線，是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糟粕的繼承和資本主義文化的教條化套用，根本是一場反改革。“精英”治國，對於社會主義新中國而言，這不僅沒有絲毫創新，而完全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赤裸裸地複辟倒退。當代社會中那些與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性質不相符合的黑暗現象和種種罪惡，已經證實了選擇這樣一條政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要徹底失敗的，沒有出路的；是一條寄生的腐朽之路，一條必然滅亡之路。
為了堅持“精英”治國路線，當代“精英”們是以一種新麵目出現的。正如中美戰略研究所譚偉東同誌所分析的那樣：“……數千年來虛幻、腐朽、糜爛的統治剝削階級意識，以現代化、全球化的麵目出現，……”（毛澤東的啟示與中國及世界意義）。
無論“精英”們怎樣粉飾裝扮，最終都掩蓋不了他們的統治壓迫階級意識和本性，掩蓋不了他們那副虛偽、奢華、腐朽、糜爛、專製獨裁的醜惡嘴臉。
在中國，走“精英”治國路線行嗎？
當代“精英”，極右分子茅於軾先生回答說行。吳敬璉先生回答說不這樣不行，“倒退”沒有出路。香港那位終身隻迷信一個外國人的張五常先生也說，很行。還有大人物也說很成功，不堅持下去死路一條。這表明他們的立場和認識都是高度一致的。不過，這些人的主張，是得到美國的認可與其“喬治.華盛頓”號航母來我黃海海麵的遊弋支持的。
茅於軾先生在《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麵是什麽？》一文中說：“改革後……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隻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實行代議製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還說：“現在我們走的是保護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條路。”
茅於軾所指的這些“精英”，“生活寬裕”，認為當代所走之路是“很成功的一條路”，對於他們來說，倒是一點不假。但是，他們“意識形態接近西方”就行嗎？實踐證明在中國不行。因為那是一種弱肉強食、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意識，是一種強權政治和吃人意識。新中國已經消滅了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製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現在複辟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製度，中國人民終究是要起來反抗的，通鋼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當代工人階級反抗壓迫與剝削的榜樣；美國乃至資本主義世界都已經依靠掠奪強大了，他們還能讓中國也去掠奪弱國和小國強大起來？隻有那些別有用心的蠢才們，才會認為這是可能的。
“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嗎？三十多年來，我們看見過“精英”們有過“獨立”的想法和獨立自主的氣概了嗎？他們為什麽要紛紛卷款而逃？為什麽畏敵如虎，徹底屈從於美國，成為了美國的“龜孫子”：
1999年5月7日，美軍B－2轟炸機以5枚導彈，炸毀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三天之後才發表了一紙主要意在平息國內抗議浪潮的聲明；01年4月1日，美國EP-3偵察機在中國家門口——南海偵察，美機公然撞毀我攔截飛機。對此，美方不僅拒絕道歉，還嚴厲質問中國並要求立即歸還EP-3，蠻橫地拒絕就偵察飛行權利問題談判；日本近年來則正式將釣魚島納入其主權管轄範圍；在南海，越南在已經占領24個中國島礁的基礎上，04年4月19日再次組織“長沙群島”——中國南沙群島旅遊，“宣示越南對長沙群島的主權”；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等也不甘落後，紛紛加入侵占我南海島礁的侵略隊伍……。這一幕幕，都曆曆在目，“精英”們敢於“獨立”地反擊過、甚至是大聲地斥責過侵略者和掠奪者嗎？
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說：“三國時吳國的張昭，是一個經學家，在吳國是一個讀書多、有學問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麵前的時候，就動搖，就主和。周瑜讀書比他少，呂蒙是老粗，這些人就主戰。魯肅是個讀書人，當時也主戰。可見，光是從讀書不讀書、有沒有文化來判斷問題，是不行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271）
當代“精英”比起古代這些“精英”來，沒有絲毫進步。他們見到洋人就發抖；敵人打上門來，就嚇得屁滾尿流。近期美軍反複揚言要將其華盛頓航母開進我黃海海麵參加美韓軍演，“精英”們就大喊戰爭隻對美國有利，對其他國家都是災難，中國“打不起”，生怕中國對於美國的戰爭挑釁奮起應戰，唱起了實質上是投降主義的“韜光養晦”老調。這樣的人要麽被美帝的間諜所收買成了美帝的走狗，要麽是弱智或淺薄無知。
中國三十年來在國際上所受的種種屈辱，難道不是“精英”們一手治理導致的？這一點，近代曆史學家蔣廷黻先生對於中國的“精英”們倒是看得比較透徹的：“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張五常先生大肆讚美說，中國當代“精英”治國是“天下最好的製度。”就在去年重慶唱紅打黑高潮之際，他也曾急匆匆地飛到重慶某大學還放過這一類的毒。我深信，他去放毒的目的，同茅於軾去年到河南省教唆和蒙騙青年們如何用為人民服務賺錢一樣，除了與人民為敵公開搗亂外，也還為了自己賺錢。我們完全有理由質疑，張先生去年突然到與他個人毫無關係的重慶專此一行是否被人高價所收買。
不過，當代的“精英”治國，使我們找到了三十年來為什麽“精英”們極力為賣國賊李鴻章、竊國大盜加賣國賊的袁世凱、汪精衛、蔣介石們翻案並無恥地歌頌他們的根本原因：當代所走道路實質與他們相近或相同。關於這一點，倒是上海師大的蕭功秦先生早已經證明過，讚揚過。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引證了。
當代中國所走的一條道路是所謂的“精英”治國之路，是不用置疑的。因為，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政治路線，早已被“精英”們汙蔑為“多數人暴政”和“毛澤東獨裁”而根本否決並徹底拋棄了。當代“精英”們甚至對於“人民”二字也仇恨不已，非徹底去之不能解恨。《炎黃春秋》某老不是專門撰文提出要去掉“人民”兩字，而將以“公民”兩字而代之的嗎？所以，他們主張和推行的必然是少數人暴政和真獨裁的“精英”民主——“精英”治國。
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就是這樣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是“精英”治國之路，是三十年來所堅持的由極少數人掌控的所謂“民主法治”統治之路；一條是毛澤東之路，是三十二年前新中國所走的人民民主管理國家之路，所謂“多數人暴政”的“獨裁”之路。
當然，目前的“精英”治國路線，是不是如張五常所說是最好的製度，不由“精英”們說了算，而應當由創造了新中國曆史的主人——勞動人民說了算。
中國人民給了“精英”們32年治理中國，這個時期已經夠長了，結果怎樣呢？我們就看一看在這兩條不同道路下的部分客觀事實的比較吧。
1978年全國人大代表成員來自一線的工、農代表占代表總數47%,人民直接行使著國家的最高權力（這就是“精英”們所誣蔑的“多數人暴政”和毛澤東時代的“獨裁”）。而當代十屆全國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隻有34名工農代表，占0.01%；去年全國人大增選3名農民工代表，竟成為重大新聞被炒作（可見我們的民主化程度了）。對此，政情研究專家、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曾經針對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70%的構成現狀大聲疾呼，“代表中的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應該是官員代表大會！”
1950年我國官民比是1：600。（1978年前，很多領導幹部實際上是工人農民參與管理，像陳永貴、吳桂賢、王進喜、尉鳳英等一大批工農領導幹部並不發幹部工資，隻給補貼，所以，此時官民比更小）
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也有1:19之說）。50多年，增長了27倍！有的縣副縣長多達十名；鄭州市市政執法局，居然有29位“局領導”，有的地方如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官民之比達到空前的1:9。
1978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4.71%(當時世界學習的模範)。2000年上升到25.7%。2008年仍為20%(還不包括9000億三公消費)!橫向比較，世界各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數據顯示:
德 國（1998年） 2.7%
埃 及（1997年） 3.1%
英 國（1999年） 4.2%
韓 國（1997年） 5.1%
泰 國（2000年） 5.2%
印 度（2000年） 6.3%
加拿大（2000年） 7.1%
俄羅斯（2000年） 7.6%
美 國（2000年） 9.9%
事實證明，中國走“精英”治國之路，必然恢複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封建官僚文化，成為當代世界最落後、最腐朽、最黑暗的政治製度；而且，由於帝國主義的存在，就必然導致民族分裂與軍閥割據。近代以來已經屢試不爽。近年來的藏獨與疆獨暴亂，已經反映出在中國實行“精英”治國導致投降分裂結果的必然性。
我們繼續看看中國走兩條不同道路的不同結果在其他方麵的對比：
1978年以前，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新中國已經杜絕了妓女、嫖客、吸毒、賭博、童工現象，更無成批工人工傷死亡、黑惡勢力橫行、貪汙腐敗遍地、包身工、黑窯奴等等現象。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以前，有所謂“豆腐渣”工程嗎？有所謂“嫖宿幼女”罪嗎？（這是全世界首創）有關於提出取消貪官死刑罪名和廢除75歲以上老人的死刑的人嗎？（又是世界首創）有畏敵如虎漢奸橫行的現象嗎？有那個“官員”象龍永圖等那樣敢公開罵老百姓為“刁民”、“屁民”嗎？
至於高科技方麵，就更經不起比較了。（兩個不同時代差別可以通過網上查證，略）
兩個不同時代，意識形態和道德方麵，情況又怎樣呢？
看看北大孔慶東老師舉的兩個例子（其實，類似的例子太多）。一個是：“7月14日，一名河北醫科大學畢業生在江蘇儀征持刀劫持人質搶錢，被警方製服。孔和尚不想譴責這名可憐的青年人，而是油然想起，30年前，曾有一名叫張華的醫科大學生，為搶救落水農民，光榮犧牲。當時的媒體卻發起討論，說大學生不該救一個農民，因為大學生的命比農民的命值錢。從那時起，中國的媒體就一步步走向墮落、走向無恥，他們不僅害死了千千萬萬的農民，今天也終於把大學生害成了搶劫犯。今天的中國，隻要出現好人好事，就必然要爭論、懷疑、誣陷、謾罵。而壞人壞事，卻公然橫行，比太陽還要光輝。”（我就是章魚保羅）
“孔和尚再舉個例子，1969年開九大的籌備會，毛澤東看上海代表王洪文很有出息，4月13日就說，明天請王洪文同誌發個言吧。王洪文那時30多歲，比較愛慕虛榮，覺得自己的衣服不好看，但是兜裏沒多少錢，就向上海書記徐景賢借了15塊錢，跑到人民大會堂的小賣部，買了一條黑色‘的確良’長褲。王洪文這人水平確實不高，也有利用職權搞特殊化的事情，但在那種整體清廉的體製和氛圍之下，他又能腐敗到哪裏去呢？今天的幹部，絕大多數才幹還不如王洪文，廉潔就更不如王洪文，這是左派右派都應該承認的吧。王洪文當過工農兵，見多識廣，有文化有情趣有魄力，還能夠領導幾百萬上海工人造政府的反，抗拒中央命令，武裝臥軌，威風凜凜，今天的幹部多數不都是比薄熙來同誌所批評的還要無能加無恥嗎？很多無處伸冤的老百姓盼望毛主席，其實用不著毛主席周總理那樣的偉人，來一個平平庸庸的王洪文，團結起幾百萬80後90後的工人，咱們黨中央就省心多了，胡主席溫總理帶領咱全國人民，做夢都會笑出來的。”（ 人間七月好風光）
上千萬勞動婦女被迫賣淫度日，“精英”們嫖娼養“二奶”成風，教授博導抄襲剽竊醜聞頻傳，律師明目張膽天價“撈黑”，醫生理直氣壯縫剖腹產婦女肛門，知識青年工人不得不連連跳樓的這樣一個時代裏的每一種罪惡現象，帶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每一場深重災難，有哪一件那一項能與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文化聯係起來？又有哪一件哪一項與“精英”專政能分得開？
進一步討論中國為什麽不能走“精英”治國路線。
在《中國為什麽隻有一種光明前途——走毛澤東之路？》一文中已經說過，當前，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都在高度關注和探索中國當前的前途問題，而且已經形成了近代以來第二個新的探索高潮。
浙大教授羅小朋的《中國改革新思路》（2008製度經濟學年會征文，今年5月發表）這篇5萬字的長文，研究了當前如何治理中國的課題。提出了包括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在內的“改革新思路”。提出由中央向全國直派300名縣級行政主要官員的建議。縣級行政主要官員，由中央直派，省任命和直選三種形式；“建立現代社會保障係統”，建立全國統一的社保賬戶——“金保工程”，給每個學齡兒童發教育券（弗裏德曼），主張“土地私有化”與司法改革一致起來；……並且認為，在城市化過程中，“中國完全有能力找到比發展貧民窟更好的辦法。”等等。
他的建議有獨到之處，但也存在致命缺陷。這個探索仍然貫穿著“精英”治國這一陳腐落後的理念。他說：“中國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自覺地把建設理性的精英溝通機製和共識機製貫穿於改革的探索之中……。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製度，從來就不是某個人設計出來的，而是精英階層理性交往的產物，因此，隻要中國精英能夠不斷提高集體理性，不斷改進溝通機製和共識機製，中國精英就完全能夠創造出既適合中國國情又體現現代文明精神的政治製度”。
看來羅教授對於中國“精英”寄予了無限厚望。姑且不說羅教授寄予厚望的什麽中國“精英理性”——因為三十年來我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什麽“精英理性”，他們看見勞動人民深受苦難甚至成批無辜死亡的時候，從來就沒有理直氣壯為勞動人民呐喊過，相反，他們總是以種種理由為種種罪惡現象百般掩飾和開脫——其以小崗村為例，作為當代“精英”理性交往成功，引為農村改革成功的證據，他的研究“就輸了”。因為小崗村是當代一個彌天大謊不說，小崗村的“精英”們，三十年來仍然是徹底失敗的，這就毀掉了教授先生的立論基礎。因為小崗村的“精英”在三十年裏，主要依靠下派“精英”和各種外來支援，才勉強改變了一下麵貌，但是，仍然遠不能同人民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的南街村相提並論，他們不得不主動提出要“向南街村學習”。
“精英”治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陳腐、落後的理念。在高速發展的現代化背景下，這種治國理念確實是應該徹底淘汰了。我深為生活在現代條件下的羅教授還具有如此深厚的“精英”治理理念而惋惜。一部“精英”治國史，是新中國成立前，幾千年舊中國人吃人曆史的惡性循環史。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上，大大小小上百次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總是必須通過極其血腥暴力的戰爭解決問題的事實證明，“精英”治國，是一條極其專製腐朽的黑暗之路。一次次農民起義鬥爭，推翻了前代的統治“精英”，然後，又開始新一代“精英”統治。這就是中國幾千年來一部真實的封建社會和近代史。
曆史證明，由“精英”們操縱改革，其結果必然是反改革，搞複辟倒退。這一點，中國當代改革開放過程，又一次明顯不過地體現了出來。“精英”們口口聲聲叫喊著要實行改革開放，堅持政治經濟製度改革，而實際上處處搞複辟倒退，欺騙、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分裂投降，公開賣國。
“精英”治國，是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文化的糟粕。因此，中國幾千年來至今（除毛澤東時代三十年外）是世界上擁有最大官僚集團的國家（當代官民比：1:26）。它形成了製度最完備、統治壓迫最嚴密、剝削最殘酷的封建官僚主義文化。這個以“相權”為核心的最險惡、最陰狠、最殘忍的“精英”集團，欺騙你壓迫你剝削你出賣你用軟刀子宰割你，甚至公開排著筵席吃你沒商量。它甚至是排斥皇權的。朱元璋為什麽取消宰相一職？毛澤東後來為什麽旗幟鮮明地反對專設國家主席一職，不值得我們深思嗎？當代的“中國形象”代言人厲以寧們，在某個大人物的支持下，則更是徹底拋棄了一切偽裝，公開露骨地將幾億農民和幾千萬下崗工人，視為極少數人財富和享樂的源泉。他們有一整套吃人的“理論”，這個“理論”就是“精英”們宣揚了幾千年的虛偽的“仁義道德”和今天的所謂“人權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他們在中國最大的主流媒體之一——中央電視台上，厚顏無恥地公開宣揚中國自古以來最落後、最腐朽不堪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所謂“理性”經濟人的反動謬論，以此欺騙和毒害人民，誤導改革開放，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極其的深重災難。
曆史反複證明，“精英”治國，在中國總是使全社會變得最腐朽、最落後、最黑暗！總是寄生的，腐朽的，虛偽的！社會的一切最卑鄙、最齷齪、最下流的東西都被激發出來！
中國近代以來幾次“精英”統治時期，最終都落入了政治、經濟與文化漢奸當道，國家分裂割據和投降賣國的結局。一部近代史已經很分明。李鴻章、袁世凱到蔣介石時期，外敵入侵，祖國山河支離破碎，一片狼籍，軍閥混戰，地方割據，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的破敗和悲慘景象，至今曆曆在目。中國當代繼續堅持“精英”治理，最終也不可能逃出漢奸當道、投降賣國、分裂割據直至徹底滅亡的結局。
為什麽中國會反複出現這樣一種幾乎是必然的結果呢？因為中國不僅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的國家，使得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僅毫無造反精神，更無擴張意識；而且，近代中國社會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在中國造就了龐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漢奸隊伍。這種社會基礎並不會因為新中國的頭三十年的革命和改造就能徹底根除。一旦有適宜氣候，各種腐朽落後意識，各類漢奸們的沉渣又會泛濫起來並爭奪和竊取國家的各項權力。現在，有許多事實一再證明，主要是由那些漢奸“精英”們，比如受過什麽民主基金會的讚助，或接受過美日等國的培訓、邀請當過訪問學者和演講之類的，混跡於“炎黃”係和“南方”係的人們把持輿論、出謀劃策、操縱“改革開放”往邪路上走，肆無忌憚地公開投降賣國。
封建時代，科學文化與技術還很落後，科學文化知識掌握在極少數精英手裏，勞動人民獲取文化與科學知識的能力和手段都極其有限，極少數人同廣大勞動人民文化信息是極不對稱的。同時，信息傳遞手段和途徑也非常有限，比如以竹簡為書，就是一個例證。這種曆史條件下堅持精英治國是曆史條件造成的。即便如此，千百年來，由於精英們利用這個條件，愚弄勞動人民，欺壓和剝削勞動人民，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此，也引起了廣大勞動人民一次次的反抗和起義鬥爭。封建時代和近代人民的一次次反抗和革命鬥爭表明，這種“精英”治國路線對於社會發展和進步是巨大障礙。高速發展的現代化背景下，“精英”治國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了。
人民的智慧多於和高於“精英”的智慧，人民的力量遠遠大於“精英”的力量，是客觀存在。中國自古就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古訓。千百年來，“精英”們自己就經常拿著這個古訓約束統治者。“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同古語“肉食者鄙”是一個道理。說明“精英”們養尊處優往往是愚不可及的，而人民群眾處於社會底層，始終存在著革命要求，他們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中國還有“眾人拾柴火焰高”的俗語。這些簡單的道理，告訴我們無論革命也好，建設也好，多一個人就多一份智慧，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中國可是13億多人口，如果局限於幾個“精英”統治國家，憑少數幾個人就把13億人的事搞定，豈不是過於荒唐過於冒險了嗎？
中國的許多大事，“精英”往往不能搞定，人民一起來就搞定。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家族為紐帶的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人們做事往往打不開情麵，怕得罪人，不敢得罪人。“精英”是少數人，他們念及家族親屬裙帶關係，熟人朋友，師生關係，戰友同學，老上下級關係等等，工作中往往不能按原則或依法辦事而徇私情。這還是輕微的。如果“精英”一旦貪婪腐敗，危害就更大，受苦受難的人就更多了。怎樣才能按原則和按法律辦事呢？那就是把原則和法律交給人民群眾。所有難辦的事情，人民群眾一起來，齊心協力往往很快解決。稍遠一點的證據是清除黨內叛徒內奸，批判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近期的例子是通鋼工人階級的反抗與重慶市的唱紅打黑，都是靠人民群眾起來支持解決的。
“精英”治理，往往形成專製獨裁，給民族和人民帶來無盡災難。當代許多事實就擺在我們眼前。當初如果不是“精英”獨裁決策，而是稍稍聽聽民眾的呼聲，大飛機“運十”會下馬嗎？許多重大科技項目會撤銷嗎？600噸黃金會運往美國嗎？至少投向美國的2.5萬億這樣天量的人民血汗，也不會在美國“兩房”限於絕地……。三十年來，“精英”專製獨裁決策大事，導致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深受災難的事還少嗎？傷天害理的“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秘密推廣，隻有當道的漢奸精英才做得到；陷2.5萬億人民血汗於美國兩房，也隻有當道的漢奸精英才做得到！如果有一點點人民民主氣味，中國當代都不會出現許多類似的大災難。這完全是走“精英“治國之路所導致的的罪惡現象，無一不是“精英”專政的結果。
還有，按“精英”治國路線走下去，中華民族的絕大多數子孫後代將無資源賴以生存；這一點，已經不需用文字來證明了；中國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中國的絕大多數老人將死無葬身之地。因為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無序競爭，將徹底毀壞我國所有自然資源，有限資源將為極少數人壟斷甚至為新帝國主義所占有。
“精英”治國可以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純屬自欺欺人之談。170年來，除去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中國從封建末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改革開放”的當代，都是堅持的“精英”治國路線，中國在這幾個時期複興過，偉大過麽？不是被帝國主義列強打得丟盔棄甲屁滾尿流麽？不是被列強們不斷地掠奪和瓜分麽？不是不斷地賠款割地麽？不是大使館被炸飛、巡邏飛機也被撞毀、連大聲抗議都不敢麽？170年來，不就是毛澤東時代反對精英治國，與傳統的官國徹底決裂，堅持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東方才真正頂天立地，巍然屹立，令帝國主義列強們不敢對中國蠢蠢欲動麽？美國總統在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情況下，也不得不走進毛澤東的書房拜訪和求助於毛澤東麽？
有人認為，不堅持“精英”治國是死路一條。這類人認為，遠的證據有幾千年封建時代；近的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眼下的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多少多少GDP和改革窗口的“成功”等等。
但是，他們觀察事物不是全麵的、聯係的、發展的眼光，而是片麵的、孤立的、靜止的觀點。隻看到事物的一麵，而忽視了事物的另一麵；隻看到局部，看不到整體和全局；隻見表象，看不到實質；隻看眼前，看不到長遠。這類人的觀點是由於他們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
我們不否定封建時代依靠“精英”治理，確實是穩定過；但是，還是導致了一次次的農民起義鬥爭，將這種統治路線徹底摧毀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確實是成功過，但是也不行了，他們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製度的喪鍾不是已經敲響了嗎？這些所謂的發達國家，他們中有哪一個國家不是債務纏身？他們花掉了他們多少代子孫的資源？他們難道不需要繼續依靠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來求生存嗎？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的逐步覺醒，他們的掠奪能長久支持下去嗎？
三十年來，我們可以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知道“精英”們都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出過些什麽好主意。輿論上鼓吹“貓論”、“先富論”並且將“不爭論”作為當代“大智慧”在社會中廣泛推行；強製“分田單幹”，“市場化”、“賣資源、賣企業”，“私進公退”、“砸工人鐵飯碗，減員增效”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東西沒有一樣屬於創新，全是“精英”們這些寄生蟲的懶漢思想、剝削思想和行為的體現，全是對於美式資本主義的照搬照套。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精英”治理，已經把新中國推到了破產的境地和滅亡的邊沿，堅持下去，就是死路一條。這就是本文的結論。黎陽老師的《文匪治國國將不國》，無疑是個真理。隻要是一個有良心的、用求實的眼光全麵觀察和思考中國現狀的中國人，當代的政治、經濟、外交、教育與科技、官僚隊伍與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農村的現狀、中國金融的現狀、資源與環境的現狀乃至中國領土的現狀，無不為這一結論提供著大大小小的無數客觀證據。這表明：堅持寄希望於“精英”統治的政治體製改革，是一條必死之路。
同“精英”治國路線根本對立的另一條光明的治國路線，就是依靠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毛澤東之路。
如果說，“精英”治國在本質上是森嚴的等級專製和壓迫剝削路線，那麽，依靠人民主管理國家的毛澤東之路，根本上就是堅決反對壓迫剝削、實行人人平等、勞動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人民民主路線。
如果說“精英”治國，本質上和實際上都是寄生的、腐朽的、奢華與糜爛的黑暗之路，那麽，依靠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毛澤東之路，根本上就是新生的、健康的、先進的、充滿創造性的光明之路。
因此，中國最光明的前途，就是走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人民民主管理國家的道路。這是毛澤東之路的靈魂。讓勞動人民直接參與國家大事的管理和決策，是人民民主政治路線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生命。毛澤東一生中的許多努力，比如發動一係列群眾運動，實行“鞍鋼憲法”，實行幹部、工人、知識分子三結合，要求領導幹部與知識分子同勞動人民之間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幹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勞動鍛煉的途徑“五七”道路，“軍隊幹部下連當兵”，乃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為了徹底打破中國幾千年來的官國傳統，徹底改造和消除人們數千年來潛移默化了的等級意識與奴隸意識，縮小腦力勞動者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距而逐步打成一片，最終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目標，都是在堅持和探索著這樣一條光明之路。
走毛澤東之路——人民民主管理國家之路，到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國就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並有了可觀的各種積累。其中包括各項寶貴資源——包括人力、土地、水利等等資源——的培養、保護和積累；社會風氣煥然一新，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意氣風發，鬥誌昂揚，一個不容任何列強侵犯的巍巍大國屹立在了世界東方。我們看看一個外國記者是如何反映真實的毛澤東時代的一段話。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中的“幾百個沒有” ：
“ 沒有色情文藝，沒有誨盜的書，沒有恐怖電影，沒有黃色雜誌；沒有脫衣舞；沒有離婚醜聞；沒有妓女；沒有性病；沒有吸毒或販毒幫；沒有匪徒；沒有賭博；沒有酗酒；沒有酒吧間；沒有夜總會；沒有私人汽車；沒有公路上的謀殺案；沒有乞丐；沒有貧苦無告的人；沒有種族歧視，沒有特權階級；沒有對富人的羨慕；沒有地主；沒有無家可歸的人——雖然中國很窮，它的住房還帶有這個國家經濟落後的烙印，這點誰也不想掩蓋。幾乎沒有什麽教堂或傳統的宗教，沒有律師，沒有罰款，沒有離婚贍養費，很少有人自殺，相對說來很少有人犯罪——街道和交通警察（男女都有）都不帶武器。沒有私生子，沒有流落街頭的孩子，沒有孤兒院；沒有小學、中學或大學的學費；沒有強製教育，也沒有逃學；沒有無人照顧的老人，很少養老院——不需要；很少浪費；沒有小費；沒有髒東西；沒有處理垃圾問題；幾乎沒有蒼蠅或害蟲——極少新的汙染。現有的汙染大多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中國人對此很注意，已采取措施防止將來的汙染。”
總之，是走人民民主管理國家之路，還是走“精英”治國之路，這是真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本區別；是科學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一切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蔣介石的根本區別；是新中國能夠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真正崛起走向富強，還是必然衰落走向滅亡的分水嶺。也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為什麽取得劃時代的偉大勝利，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為什麽節節敗退乃至徹底失敗的根本原因。
此文也算是《中國為什麽隻有一種前途——走毛澤東之路》的姊妹篇吧。
撰寫本文時，心中更加懷念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謹以此文紀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
關鍵詞：毛澤東 人民民主 資本主義 “精英” 治國
2010年8月 撰寫 9月2日發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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