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澤東（八）

晚年毛澤東（八）

付明泉
2010年8月

文革開始後，全國的暴烈程度是難以描述的，這個，連最大的左派也無法否定，而這個文革運動引發的社會動蕩和激烈程度是超過毛澤東的想像的。盡管很多後來的評價認為毛澤東是刻意發動這場運動，並推波助瀾，甚至有評論說他就是想殘酷批鬥這些昔日的戰友，但是顯然，這樣一個評價是有點偏頗的。首先，如果是想清洗這些他昔日的戰友，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甚至以前的運動中完全可以做到這點，在延安整風時他覺得他的政治對手王明不能可能當選，還十分不安，甚至要等到王明當選委員出結果後才離開。毛澤東在很多政治運動和他的曆史上可以看出他希望對方能反思，檢討，達到批評教育的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多次講到要文鬥不要武鬥，對於很多地方的衝擊和殘酷的械鬥，他是不甚清楚甚至被蒙蔽的。他提出文化大革命，而沒有提出和過去一樣的整肅，清理反革命，或者鎮壓資產階級，本身也說明他的根本出發點還是團結大多數，教育少數人的目的，如我在第七部分闡述的那樣，他試圖教育（或者叫清理改變）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存在的（這個實際存在很大爭論和疑問，這有帝王式的霸王式的改造思想的出發點），但是他並不是要置知識分子於死地。對於曆史學家翦伯讚夫婦的自殺，他是很沉重的。同時，對於很多殘酷的批鬥，在他了解情況後，他表達了憤怒和反對，對於戴高帽子的問題，他態度是曖昧和模糊的，但是他依然表達了對這個的不讚同，他說，“這是康生（在土地改革中對地主）的發明”，說話表達了不屑和對此種方式的反感。（也因為康生的暴烈運動方式，在土改中，他曾將製造紅色恐怖的康生閑置了很久）。

但是有三個高級領導人確實是不可否定的在這文鬥之外的，其中之一是彭德懷，其二是劉少奇，其三是賀龍。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感情比較複雜，這個被毛澤東稱為“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大元帥，實際曾是曆史上毛澤東最堅定的支持者，他也被委以重任，曾在國共合作中任“八路軍副司令員“（總司令是朱德），而眾所周知，第八路軍在那時是幾乎全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其他僅有新四軍，前身紅軍，後來的解放軍）加國民黨軍中番號而已。而在國共內戰期間，彭德懷更是第一方麵軍的司令員和總指揮，後來又是抗美援朝的誌願軍總司令。之後，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可見毛澤東對他的任用和器重，以及彭德懷在中共黨內和軍內的功勞和威望。彭德懷的個人是因為他忠城則高度擁護，有意見則罵娘的性格，但對於很了解彭德懷的毛澤東來說，這個還不足以讓彭德懷徹底被打倒。但彭德懷的這個性格和他在廬山會議的牢騷在後來成了嫉妒痛恨他的黨內其他將帥和政治委員（如劉少奇等）的把柄，並在廬山成功的利用毛澤東的對彭德懷的反感而打倒。但是毛澤東對其依然是批評，教育，閑置的方式，而不是徹底打倒，但是在1966年後，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態度似乎有大的改變，這到底是什麽造成的，還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是把局勢估計的嚴重了，而把彭德懷算作了可能會搞資產階級複辟和特權集團的人物中。

第二個人物是劉少奇，我覺得不論後人如何評說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關心和教育，我讀曆史資料，始終認為毛澤東最後是要徹底想要將劉少奇置於死地的。後人搬出憲法和感情因素來陳述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是如何沒有被人道對待，這也成了毛澤東文革最大的罪狀。實際上，在中國的政治環境，和西方法律框架內是不同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實際上當時是生死之戰，如果劉少奇真的上來，毛澤東也未必不會死的淒涼，隻是曆史沒有假設而已。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和憤怒，絕對不是曆史上的問題，那些都是借口而已，實際存在兩個原因，第一是劉少奇確實在50年代末到1966年前對毛澤東采取了反對的態度，這絕對不是後人說的劉少奇要為了全國人民搞經濟建設那麽簡單，實際上，劉少奇是想通過一些意見擴大化，進入一把手的位置。第二個原因是劉少奇被毛澤東看成了既有理論，又有權力的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特權和私有化利益集團路線的最高統帥，這樣一來，毛澤東一定會用盡全部的力量將其打倒，並不會給他卷土重來的機會。

毛澤東和劉少奇從分歧到爭執，從爭執到直接的白熱化鬥爭，到最後劉少奇失利，對毛澤東說自己要回湖南老家種地，這對毛澤東是不能給他的選擇，那就意味著放虎歸山，毛澤東是不會答應的。從這點看，劉少奇該是毛澤東一定要打倒並徹底打倒的人。而對其他人，如鄧小平，毛澤東是絕對沒有想徹底打倒，覺得依然可以通過教育，團結，回歸到自己的路線上來。

第三個人物是賀龍。賀龍的被打倒，資料記錄很少，說他有機會奪權，我覺得很不可能。因為賀龍雖然是元帥，建國後卻隻是管理體育等事務，他沒有太多的政治謀略，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毛澤東在軍隊對老幹部和將帥很少衝擊，唯獨對”二方麵軍的旗幟“賀龍反而很極端，確實是很讓人費解的。而一起領導過南昌起義的周恩來試圖保護這位就軍閥出身的紅軍高級將領，沒有保護住，也說明毛澤東對賀龍的打倒的決定和態度。那麽是什麽原因呢？從一個對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就是在賀龍冤死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對話，周恩來提出賀龍不會反對黨，毛澤東說，’但是他（賀龍）經常帶著一把小手槍”。 毛澤東是不是把經常喜歡玩弄手槍的賀龍看作是隱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和不安全因素，是不是毛澤東把他想成，在關鍵時刻就如忽然拔出搶對準自己（如蘇聯對準朱可夫元帥要求下台一樣的赫魯曉夫安排的蘇維埃委員那樣）？

實際上，毛澤東的文革，對大部分將帥，如劉伯承元帥，粟裕元帥，羅瑞卿大將，甚至後來的將軍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政治委員，如鄧小平，政治人物如陳伯達等，都沒有采取打倒，而是批評教育暫停工作的方式，甚至很少開除黨籍。從這點看，毛澤東的文革並不是如後人評價斯大林肅反一樣的政治運動。但是這場運動波及民間，就造成了巨大的禍患，而衝擊寺廟，批鬥和尚，逼死教師，這些應該都是文革執行中的變形，而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悲劇在於，他領導了一個被人推波助瀾，而自己根本不了解太多下麵情況的運動，他能估計出中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但是他沒有預料到中國各級官吏執行他的政策依然可以形成”八仙過海的神通“，在一個口號，千奇百怪的解釋中，中國陷入了空前的混亂。這也是毛澤東晚年最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