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西藏新疆動亂之源

胡耀邦是西藏新疆動亂之源

作者:鄧力群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 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 “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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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誌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隻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誌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誌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誌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誌反對,才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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