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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孚
中國經濟走上私有化的道路有複雜的原因，但在經濟理論上有三個重要人物發揮了“領頭羊”和吹鼓手的作用，而且長期左右主流輿論，成為改革開放時期精英主導的奇特現象。這三個經濟學家是：吳敬璉、厲以寧、茅於軾。
吳敬璉：追求“好的市場經濟”
吳敬璉在中國最早提出並倡導市場經濟理論，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市場經濟論”和“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堅持市場化改革而被稱為“吳市場”。他在不同時期提出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建議，如建設市場經濟、建立現代公司製度、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等，對中國改革發揮了推動作用。
2009年5月4日，吳敬璉在《北京日報》上撰文指出，“改革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他還說，整個改革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互動的過程。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後，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麵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製後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中國和世界的曆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
吳敬璉用“學術語言”概括了當前中國的嚴峻狀況、社會主要勢力的博弈格局和三種前途的可能。他對“三種前途”是分開表述的，第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第二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種是極端勢力把中國引向極“左”路線。他所說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其實就是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資本主義道路。他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權力與資本合謀，以霸占和壟斷社會的財富，斷掉非權貴通過勤勞與智慧公平獲得財富的道路。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指的是“因血親、姻親和密友關係而獲得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的庇護、提拔和獎賞”。權貴階層貪汙腐敗、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任人唯親、官黑一家等，都是官僚資本主義的表現。他所說的“極端勢力把中國引向極‘左’路線”，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勢力將中國引向“計劃經濟回頭路”。他一貫認為，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歧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另一條歧路，並將消滅私有製、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道路視為極“左”路線。
究竟誰是“極端勢力”？誰在把中國引向“歧路”？
事實告訴我們，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是巨大的，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也有明顯的不足和弊端。公有資產早已被私有化和權貴資本化了，兩極分化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大大超過國際標準的警戒線，“共同富裕”成為笑柄……這難道還不是走“歧路”？而引導中國走邪路的，不正是那股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推行全盤西化，極力把中國推向資本主義道路的極右勢力嗎？吳敬璉也在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被視為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傑出人物”。盡管人們最忌諱講“複辟資本主義”，但事實上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此前，中國沒有經曆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現在這一課終於補上了。“補課論”終於從觀念變成了現實。
吳敬璉為什麽不顧本人就是極右勢力的事實，膽敢挑戰憲法、公理和民意，肆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當前，中國社會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及其相互之間的博弈，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吳敬璉憑著職業敏感，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變數，內心充滿焦慮。他不希望中國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更害怕左派力量喚起民眾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來。對此，吳敬璉撕破臉皮，用妖魔化的語言，攻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是“極端勢力”，汙蔑消滅私有製、消滅剝削的主張是“極左路線”，恐嚇民眾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另一條歧路”。
吳敬璉一直在追求“好的市場經濟”，即所謂私有化、自由化和依法治理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但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並沒有完全按照吳敬璉的設想去發展，而是以反對“全盤西化”的名義拒絕政治改革，打著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采用“經濟上搞資本主義、政治上維持一黨專政”的模式，走了一條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結果不是吳敬璉所追求的目標，恰恰是他認為的“壞的市場經濟”。但是，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畢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這個事實，連“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的吳敬璉也不想再隱瞞了。
既然改革改出了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那麽中國社會就勢必要分裂為官員、資本家和勞動者三個群體。而由官僚主導的資本主義改革路徑，又必然使資本家群體分化為官僚資本利益集團和私人資本利益群體。所以，目前中國已經形成官員、私人資本家、官僚資本家和勞動者四大社會勢力並存的社會格局，這是30多年“利益結構的大調整”的必然結果，是利益的掠奪與被掠奪、瓜分與平衡的結果。由此引發了四大利益群體對改革開放的態度產生嚴重的分歧和對立。
初期，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擁護改革開放的。但是，圍繞究竟怎麽改的問題，很快就分化出三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主張在堅持公有製、按勞分配的前提下，改革計劃經濟的各種弊端，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是以公有製、按勞分配為主體，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兼顧公平與效率，克服計劃經濟的弊端，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第三種是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全麵推進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化，強調效率優先，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爭論中，前者一再警告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必然會瓦解公有製、恢複剝削製度、複辟資本主義。而第三者卻認為市場經濟隻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是中性的，沒有社會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而且比計劃經濟要優越得多，應該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全麵實行市場化。吳敬璉就是持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為此他獲得了“吳市場”的美名。前者曾被指責為“保守派”，現在吳敬璉把它升級為推行“極左”路線的“極端勢力”。最後，最高權力武斷地宣布“不爭論”，用“解放思想”的名義，封殺前者的言論，讓第三種人獨霸話語權，成為主流派。主流派自稱是“改革派”，準確的表達應該稱為“資改派”。他們利用假馬克思主義的“初級階段”謊言，用“開左燈往右拐”的方式，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名，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竭盡全力販賣那套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終於把改革一步步引向邪路。
客觀地講，我們在理論上選擇了第二種觀點，也就是中性的觀點，但在實踐上並沒有真正堅持“兩個主體”，實際上比資本主義國家走得還遠。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將社會主義福利製度引入了社會領域，公民幸福指數是比較高的；而我們卻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認為社會福利是“包袱”，應該“甩包袱”，給政府“減負”，不僅否定福利製度，而且當成“極左”和平均主義加以否定和排斥。
集體企業和國營企業改製，以流失2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的代價，快速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富翁階層，其中一部分人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大富豪。所以，這場改革，在民眾的眼裏，就是一場荒唐的曆史鬧劇。有幾個人是靠炒瓜子、做小買賣“先富起來”的？大部分富翁的致富之路大同小異：攀附權勢、官商勾結，炮製假材料、偽造假帳，然後騙取銀行貸款、偷稅漏稅、盜取公有資產、霸占礦產資源、上市圈錢……“合法”地把偷來搶來盜來騙來的巨額財富據為己有。現在，他們又在啃最後的一塊肥肉——農民的土地。然而，這種“資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還受法律保護。這樣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怎麽能讓老百姓服氣？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於怎麽搞改革存在意見分歧，還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那麽今天這種分歧早已超越理論的圈子，現實的利益已經把中國社會分裂成四大群體，主宰中國的“資改派”親手製造了自己的對立麵。
真正擁護改革開放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即官僚和資本及其附庸。普通民眾雖然隨著“水漲船高”也分得了一點殘羹剩飯，但總體上是改革的犧牲品。事實越來越證明，“利益結構的大調整”就是一場“零和遊戲”。
改革的性質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資本革命，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官僚資本階層。對於資本利益群體來說，這場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因而得到了國內外權力和資本擁有者的讚賞，尤其是從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第四代進行“和平演變”的美國，更是為夢想成真倍感歡欣鼓舞。他們由衷地歡迎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竭力捧殺中國，威脅利誘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債券，維持美國人的高消費。
私人資本與官僚資本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區別。官僚資本集團是私有化改革的始作俑者，也是改革的最大的得利者，因而打心眼裏讚頌改革，不遺餘力地推動改革。私人資本階層也是因為改革開放而成為富翁的，所以也擁護改革開放；在剝削工人，追逐利潤最大化上，私人資本家階層與官僚資本集團也是一致的。但是，由於他們主要是靠自我創業發展起來的，而且在發展中深受官僚體製之害，對貪汙受賄、敲詐勒索等腐敗現象是深惡痛絕的。他們一方麵依附於官僚，極力收買和利用官僚的權力為自己服務，又將他們視如寇仇。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普通民眾所能享受到的改革開放的成果越來越少，勞動者下崗、失業，在經濟上陷入相對貧困化，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政治上喪失了話語權和“主人翁”地位，淪為雇傭勞動者，沒有社會地位，受盡官霸、商霸、學霸、惡霸的欺淩而無處申冤，而且冒出了村霸，欺淩鄉親鄰裏；黑社會公開活動，不僅欺壓百姓，而且公開通緝刑警隊長。所以，勞動者對改革的態度，從最初的雙手讚成，逐步變為看不慣、懷疑、不滿，最後憤懣、否定、反對。根源就在改革開放脫離了社會主義的軌道。
現在，一些人肆無忌憚地為舊社會的剝削者翻案，評功擺好，“劉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黃世仁”等竟然成了“行善積德”的大好人，甚至成了靚女要嫁的對象。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人戲說、惡搞，甚至懷疑、醜化或否定革命先烈和英雄模範。《閃閃的紅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竟然變成了整日做夢掙大錢的地產巨商之子；《鐵道遊擊隊》大隊長劉洪竟然成了“誰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之類的低俗之人；《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沙家浜》中的阿慶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惡搞。劉胡蘭也成了惡搞的對象，說她是被農民鍘死的。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雷鋒、金訓華等，都有人表示懷疑，或者認為死得不值。這是在懷疑英雄，還是在懷疑英雄的時代？
2005年3月24日，央視直播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所宣讀的頒獎詞，是這樣表彰吳敬璉的：“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些關鍵時刻，對於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以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等重要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人們沒有忘記吳敬璉曾經獲得“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也沒有忘記對他的評價。
吳敬璉曾經提出中國股市“賭場論”，主張維護市場規則，保護草根階層生計，因而他的言論很能迷惑人；多次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抨擊官僚腐敗和政府壟斷，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其實，這隻是他的一麵。他對權貴資本、腐敗、壟斷的批判，與民眾的批判是有本質區別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出發點不同。民眾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從根子上批判資本剝削，不管權貴資本，還是私人資本，都是批判的對象。而吳敬璉則是在讚同資本剝削的前提下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他一邊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一邊讚賞自由資本主義。所以，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為了替私人資本利益集團說話，站在私人資本的立場上，為他們能夠“公平”地從權貴資本手中爭得更多的資源和利益，以壯大私人資本的力量。如果把他這種對權貴資本的批判，當作“良知”、“為民請命”，那就完全誤讀了這位“吳市場”。
二是批判的實質內容不同。吳敬璉批判權貴資本主義，其實並沒有擊中要害。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主要是批判權力的腐敗和壟斷的不公平現象，這種批判雖然沒錯，但他不深挖腐敗和壟斷的根源，隻做表麵文章，根本不敢觸及問題的本質。腐敗和壟斷隻是兩種“病症”，如果隻談“病症”而不找“病根”，那就是治表不治本，避重就輕。腐敗與壟斷，固然有著深刻的政治體製的原因，但作為經濟學家，完全有責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找原因。而吳敬璉隻談權力尋租、腐敗、壟斷的表麵現象，回避其經濟根源。他之所以回避挖掘經濟上的“病根”，是因為一旦挖經濟“病根”，就挖到他自己頭上了。吳敬璉反複批判腐敗和壟斷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員的權力過大。其實這並不是腐敗和壟斷的根源，而是造成腐敗和壟斷的直接原因。權貴資本搞尋租、腐敗、壟斷的根源並不是權力過大，而是權力、資源被私有化和資本化。當權力、資源變成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時，權力和資本必然變得貪婪。因此，握有權力與資源的權貴們必然會腐敗。而權力與資源之所以能夠被私有化和資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場化改革。權錢交易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行為。可見，不從市場化改革本身找原因，所謂反腐敗、反壟斷，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壟斷，再搞市場壟斷，用市場壟斷取代行政壟斷。這種忽悠的伎倆，不僅是沽名釣譽、嘩眾取寵，而且是在利用民眾對腐敗和壟斷的不滿，與權貴資本討價還價，為私人資本獻媚的“請命”。他滿腦子想的是如何為私人資本階層排除發展的障礙，這是哪門子的“良知”？
三是批判的目的不同。民眾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是為了反對改革走邪路，但吳敬璉正相反，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繼續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更遠。他反反複複強調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因為“改革不徹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權貴資本主義的“舊體製”帶來的。事實上，公有製經濟蛻變成權貴資本主義以後，本身已經是一種新體製了。但吳敬璉認為這種權貴資本的新體製還是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潛台詞就是還沒有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他所說的“舊體製”的問題，除了權力過大、壟斷以外，就是指政府的行政手段和國家幹預的宏觀調控。在他心目中“好的市場經濟”是完全自由競爭，不需要行政手段和國家幹預的，一切都交給市場，由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因此，他貶斥權貴資本還在使用“舊體製”的行政幹預，有一石二烏的目的：一是通過貶斥“舊體製”來醜化計劃經濟，“舊體製”是他表述計劃經濟的代名詞，醜化計劃經濟就是否定社會主義。二是通過貶斥“舊體製”來醜化行政手段、排除國家幹預，以強調經濟手段(即市場手段)之名，行排斥宏觀調控之實。“主流派”的名將張維迎、許小年則以打倒、埋葬凱恩斯主義的名義，赤裸裸反對國家幹預的宏觀調控。所以，說來說去，萬變不離其宗，吳敬璉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兜售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如果不是外匯管理體製還保留著“舊體製”的框架、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中國能躲過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嗎？如果沒有這道“防火牆”，中國在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中能僅僅隻受這點損失嗎？如果改革真的按吳敬璉販賣的那套新自由主義垃圾徹底到位，今天的中國可能早已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媒體吹噓吳敬璉有“良知”，有阿諛奉承的嫌疑。
吳敬璉說，在市場經濟體製初步建立以後，中國社會始終存在一個“向哪裏去”的選擇問題，或者是確立憲政，限製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製度，或者是沿著重商主義的道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他強調：“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築保證。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個年頭。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製並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製的改革。”
由此可見，吳敬璉將憲政、民主、法治視為深化經濟改革的主攻方向。不僅主張經濟市場化，而且主張全盤西化。在吳敬璉等人聲嘶力竭的叫喊下，教育、醫療、住房、文化、體育等與經濟較遠、而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也實現了產業化、市場化。這樣做的效果很不好，怨聲載道。現在他們又主張權力地方化、市場化，目的顯然是將中央的權力分光，讓中央成為一個擺設。
吳敬璉認為，某些能夠從尋租活動中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他們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義擴大權力的幹預，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空間。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造成的主要不良後果，則是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由於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和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
既得利益集團不僅不害怕“市場化改革”，而且希望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否則他們的既得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天喪失。他們害怕的是中國的改革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吳敬璉借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敗猖獗說事，實則是虛晃一槍，混淆視聽，欺騙民眾。
在1978年前，新中國不僅沒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團，而且基本上沒有腐敗。中國台灣早就實行了完全市場化，而且“總統”是民選的，也有數不清的法律，可是陳水扁卻是一個大貪汙犯，一家五口都參與洗錢。日本也是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製的國家，可民選的首相卻像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由此看來，吳敬璉頂禮膜拜的憲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體的政治體製也不是最好的，並不能保證不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敗。
吳敬璉說：“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製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
在吳敬璉看來，農村的土地也要私有化、市場化。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事實上，對於集體經濟來說，土地是唯一的、最後的資產了。吳敬璉所要解決的“土地產權問題”，就是要把集體經濟完全消滅掉。如果我們真的按照吳敬璉的說教將土地私有化、市場化，那麽就會有許多農民在10年之內完全失去土地，變成赤貧，成為雇農。最後我們還得重新來一次土地革命。
吳敬璉說，當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占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
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這是一項基本國策，寫進了黨章和憲法，任何一種反對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言行，都是違反黨章規定的，都是違憲言行。在某些領域中出現“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現象本來是正確的、正常的，他卻認為這是“開倒車的現象”。在吳敬璉的心中，隻要你不按照我說的去做，就是錯誤的；隻要你不搞私有化、市場化，就是倒退。
吳敬璉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製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範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製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可尋。”
當今的世界潮流是什麽？難道是“建立憲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製”嗎？難道是實行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嗎？難道是實行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嗎？
我看不是。
厲以寧：以股份製推動私有化
厲以寧是中國改革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經濟學元老。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製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包括用股份製改造國營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它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因此理論界與政策製定者廣泛接受，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被稱為“厲股份”。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他認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不均衡，並且現在還處在不均衡之中。
厲以寧一直極力倡導股份製，認為“股份製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回頭看，國營企業的股份製改造並不是最優選擇，而且結果是非良性的，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人民幾十年的血汗積累在一夜之間裝入了私人腰包。這種製度的倡導和設計者，是為官僚資本集團的產生立了很大功勞的。
2007年11月13日，厲以寧教授做客強國論壇，在回答網民質疑張維迎在《小康》雜誌訪談時提出的“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的問題時，提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創新性理論”，即中國的窮人不應叫窮人而應稱為“待富者”。
厲以寧認為，大家對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確的理解。你現在是窮人沒有受益沒關係，但你將來有可能成為富人，因為改革還沒完，並不是說改革到現在為止了。所以窮人就是“待富者”。照厲以寧的說法，晚上可以稱為“待白天”。
2008年7月7日，厲以寧在《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看法》一文中說，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四個條件：資本、市場、技術、管理。
我認為，資本、市場、技術、管理是經濟增長的四個條件，但不是經濟增長的全部條件。馬克思指出，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發展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如果沒有勞動要素，生產就無法進行；如果沒有勞動者，資本、市場、技術、管理等都是擺設，根本無法產生作用。換句話說，隻有勞動要素才是活要素，沒有勞動要素，其它要素都是死要素，生產根本就無法進行。對這個道理，厲以寧不會不懂，但他把“勞動”從經濟要素中剔除了。這是故意抹煞勞動者和勞動要素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隻有“資本”以及與資本有關的因素是重要的，根本就看不起勞動者和勞動要素。對勞動者和勞動要素的輕視，反映出他的屁股坐在資本家一邊。厲以寧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資改派”的專家、學者。
我是讚成股份製的。但必須指出的是，實際上有兩種性質不同的股份製，一種是私有化的股份製，另一種是公有化的股份製。所謂私有化的股份製，就是將國有企業的一部分股權賤賣給私人，或者以各種名目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資本，官僚與商人聯手侵吞全民財富，化公為私。這一種又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國家控股，另一種是私人控股。其實不管國家控股，還是私人控股，企業都是私人的，因為企業主管早已資本化，是私人資本的代理人。他們在利益分配上想方設法向私人傾斜，掏空國家，受損的是國家利益和全民利益。
所謂公有化的股份製，是國家和私人共同投資創辦股份製企業，其中國家投資占多數，私人資本占少數，企業主管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權，私人資本一方可以參與管理，但不起決定作用。
這種公有化的股份製有三個要素：一是零起點，也就是說企業是新創辦的，不占有勞動者的成果。而私有化的股份製則是將勞動者幾十年的勞動創造積累下來的財富據為己有，是半道搶掠。二是國家的股份占多數，私人的股份占少數，在利益分配上，必須確保國家得大頭，私人得小頭。而私有化的股份製則是無論誰控股，在利益分配上，私人永遠得大頭，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擇手段，會把企業賬目做成微利或虧損。三是企業主管代表全民，最初由國家選派，其後由工人選舉產生，工人、技術人員也參與管理，管理人員必須參加勞動。而私有化的股份製則是企業主管由私人資本方擔任，管理者是企業的總裁，工人成了雇傭勞動者。
我們擁護的股份製是公有化的股份製。
雖然中國在少數人的引導下走上了“壞的市場經濟”之路，進入了一個以資本賺錢的時代，勞動者再一次淪為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但是今天的勞動者與舊社會的勞動者相比，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如果有人欲將勞動者置於生產要素之外，是決不能允許的。不管你是什麽理論，隻要你輕視廣大勞動者的作用，你的理論就沒有“市場”；不管你是什麽人，隻要你站在廣大勞動者的對立麵，你遲早都會被曆史拋棄。
2005年，中國政府多部委聯合出台“非公經濟36條”，在這份被一些人視為“民營經濟憲法”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麵“非禁即入”的原則，即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民營資本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以進入，相關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設置障礙。
所謂“玻璃門”，即是看得見，沒有顯性障礙，卻無法進入，問題出現在隱性障礙方麵；而所謂“彈簧門”，則是雖然允許私人資本進入，也確實進入了，但最終由於種種原因，導致私人資本不得不自動退出。
2010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經濟、農業聯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第一個發言，提出避免“政府投資衝動陷入怪圈”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國有資本投入的邊界，同時解決民營資本在各個行業的“平等準入”問題。由此可見，厲以寧還在為富人說話，而且認為私人資本投資受到限製。
據了解，除了航天、軍工、石油等少數領域未對私人資本開放外，其他領域都有私人資本進入。然而，厲以寧仍然嫌不夠開放，不夠平等，限製太多。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對私人資本必須設置一道柵欄，阻止其進入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這可以說是一條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生命紅線”，是勞動者可以接受的“經濟底線”。私人資本在各個行業的“平等準入”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不可能成為現實。如果允許私人資本進入航天、軍工、石油等領域，不僅中國的經濟秩序會亂糟糟，而且社會秩序也會亂成一團。
中國可能在個別行業、個別地區存在“玻璃門”、“彈簧門”現象，但決不是普遍現象。我們知道的是，中國的省、市、縣、鄉各級政府都在招商引資，甚至一些村也在招商引資，為了引資成功，出台了很多優惠政策，可以說是挖空心思、想盡辦法。怎麽能說存在“隱性障礙”呢？的確有私人資本進入後又自動退出的現象，但是退出的原因是什麽？難道是國家法律或地方政策不允許它繼續經營下去嗎？顯然不是，因為國家允許進入，地方政府歡迎投資。私人資本自動退出的主要原因是發現投資決策失誤，在這個領域、這個項目上難以賺到大錢，甚至難以盈利，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但是他們將罪名強加在政府上。對這種強詞奪理的行為，一定要加以批評教育，決不能姑息遷就。
為私人資本鳴怨叫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就站在富人的立場上說話；但國家對私人資本的投資領域應該有一定的限製，不能任其為所欲為。私人資本“平等準入”是在限製範圍之外，而不是“各個行業”。
有人說，“轉型”才是目的。我認為，“轉型”也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種手段，達到更好地發展經濟的目的。其實，發展經濟也不是最終的目的，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才是最終的目的。“目的論”很多，但多數都是謬種流傳，害人不淺。我們千萬不能把手段當成目的，否則就會過多地把力量投入在手段上，犯本末倒置的錯誤。無論采取什麽正當的手段，隻要有利於發展經濟就行，隻要有利於達到目的就行，“轉型”隻是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手段。一定要堅持既定的“目的論”——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於物質文化的需求，始終如一地為此而努力。
與“轉型”有關的另一個話題是：這個“型”要轉到哪裏去？是轉到全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向，還是轉到計劃市場經濟、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方向？
厲以寧的主張很明白，就是要轉到自由市場經濟和全麵私有化，消滅國有企業。我們的主張與他的正好相反，就是轉到計劃市場經濟、以公有製為主體。這是根本不同的、完全對立的兩種主張。但願厲以寧遭遇“顯性障礙”。
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以資源高消耗和環境高汙染為代價，過度依賴出口創匯，片麵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高速增長，犧牲勞動者的利益，所獲取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就是勞動力價值的壓低部分。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是以犧牲資源、環境和勞動者利益為代價的外向型經濟，國家廉價出賣資源，勞動者廉價出賣勞動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部分就是出賣資源的收入和勞動收入減少的部分。這種高速增長的市場經濟不僅損害勞動者的短期利益，也損害國家的長遠利益。
厲以寧還有很多“名言”：
什麽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時住另一套。
房價漲的快是好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隻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
中國窮人為什麽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
中國目前為什麽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
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中國應該持續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因為不這樣做，中國的GDP就要掉下來，就會有更多的工人失業。
中國應該用就業促進就業，因為有一批人就業了，賺了錢他馬上會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賺錢的機會，很多人失業不是壞事。
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的。
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麵吐吐沫。
中國處於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汙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
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下崗工人到農村去。
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會遭人罵的，但是我不在乎！
“經濟學家”要頂住互聯網壓力。
……
對於厲以寧的奇談怪論，我們不可能在此一一分析，相信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完全可以分辨對錯。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厲以寧至少有兩套住房，早已過上了小康生活。
茅於軾：替富人說話
茅於軾自稱50歲時才發現自己的優勢，“改做經濟”。可能是因為“半路出家”的緣故，經常發表非理性的觀點，甚至講一些過激言論，因而被追捧者稱為“經濟學界的魯迅”。
茅於軾是很推崇新自由主義的。但說來也很可悲，作為一名新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竟然連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是誰都搞不清。2009年3月，他在廣東電視台公開宣稱：要推翻勞動價值論，不批倒勞動價值論，資本剝削的罪名就去不掉。他以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的發明，殊不知，那是古典自由主義創始人亞當·斯密的專利。亞當·斯密才是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說明老眼昏花的茅於軾無知得離譜，當學生都不合格，水平實在太差。茅於軾一心要維護私有製、充當資本剝削的辯護士，真是利令智昏。
與他臭味相投、曾經受過新自由主義熏陶的“海龜”教授許小年，2009年3月18日，在《財經》雜誌發表了《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裏？》，對這次金融海嘯的成因作了分析，不僅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歸咎於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更可笑的是怪怨民眾都去炒樓、買股票，是民眾製造了經濟泡沫、引發了危機，而把金融危機的真正元凶——新自由主義的責任洗得一幹二淨。真是文過飾非、欲蓋彌彰。
還有一位“改革開放研究會”會長、號稱“改革專家”的高尚全，在2006年3月的一次“資改派”的內部座談會上竟問：“新自由主義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再有一位滿嘴噴糞的張五常，主張“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還惡狠狠地說：“馬克思就是蓋棺論定了，也還要踏一腳！”
這些經濟學界的“精英”，毫無學術上的見解，隻有一些政治偏見，其實就是幾個學術騙子、學術政客。他們的共同特長，就是敢於將學來的新自由主義的一點皮毛進行大肆兜售，而且偏激到了極端的程度。
保護耕地，不允許侵占耕地，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茅於軾卻大唱反調：“我不得不說，這個觀點是片麵的，甚至於是害多於利的。不允許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國耕地十分稀缺，為了保證糧食生產必須保護耕地，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糧食問題已經不再是製約發展的因素，不論在我國，或者在全世界，糧食和其他絕大部分商品一樣，是供過於求的，這個重大轉變發生在最近的50年中。可是老觀點還沒有轉變過來。我們需要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糧食問題，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護耕地的問題。”
中國究竟缺不缺糧食呢？從現階段的市場信息來看，中國糧食價格持續上漲，雖然與個別地方流通不暢有關，但在排除了囤積居奇外，追根究底就是糧食產量減少了。當然，現階段的糧食缺口不大。
難道糧食缺口不大就等於不缺糧食嗎？如果真到了鬧糧荒的時候，恐怕茅於軾又要振振有詞地怪怨，國家怎麽搞的，連吃飯問題也解決不了？！
茅於軾說，1959—1961年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場。糧食這麽缺，不但不進口，1959年還出口了400多萬噸，夠2000萬人吃一年。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可以用進口來解決。
這樣的思維方式好像隻有兒童水平。1959—1961年鬧饑荒的根本原因，一是天災，有的地方發生了嚴重的洪澇災害，有的地方則幹旱少雨，而我們的水利設施落後，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二是人禍，盲目躍進，刮浮誇風，有的農民也大煉鋼鐵，農作物撂在田裏都無人收割，等等。總之，是天災人禍造成糧食大量減產，從而引發饑荒。
難道說是政府不肯利用世界市場嗎？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封鎖，政府想利用世界市場，但他們不讓利用，目的就是要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至於說1959年還出口了400多萬噸，一是因為對國內糧食產量誤判。在1958年以前中國糧食產量持續上升，形勢喜人，於是自上而下盲目樂觀。在這一階段，劉少奇犯了“左”的錯誤，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澤東是一直潑冷水的。二是因為國家領導人想通過出口糧食擠進世界市場，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這正是利用世界市場的表現。
茅於軾還說，中國一般用地比耕地更為稀缺。隻保護耕地而不保護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麵的口號。保護耕地對城市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中國缺不缺耕地？按人均計算，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的耕地數量顯少；改革開放以來大建高樓、工廠，近郊的大量農田被侵占；有的開發商侵占了良田，把荒山荒坡“改造”成農田，雖然總量未減，其實不然。既然耕地短缺，怎麽能不保護呢？
馬不吃草不行，人不吃飯不行。對於中國來說，農業再過100年仍應該是毫不動搖的基礎，誰動搖了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誰就必將會成為民族的罪人。正確的東西就應該堅持，解放思想是針對錯誤的思想講的，而不能針對正確的思想。
中國一般用地比耕地更為稀缺嗎？保護耕地對城市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中國一般用地並不稀缺，因為蓋高樓、建大橋、修公路等等大型工程並未因土地短缺而受到限製，該蓋的照樣蓋，該建的照樣建，該修的照樣修。如果沒有土地，怎麽蓋、怎麽建、怎麽修呢？保護耕地不僅未對城市建設造成巨大的障礙，反而是城市建設對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嚴重破壞。
茅於軾將腐敗歸咎於“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製度”。他說，當前很大一部分的貪汙案件都和用地有關，這些貪汙犯犯錯誤固然是因為不能潔身自好，但也與占用耕地的審批製度有關，好製度可以防止人貪汙腐化，壞製度則造就貪汙腐化，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製度確實是害多利少，應該及早調整。
現行的用地審批製度固然存在弊端，易於產生腐敗，需要改革，但不能與保護耕地混為一談。保護耕地是對的，貪汙腐敗是錯的，我們決不能把用地審批中產生的腐敗現象歸罪於保護耕地，就像不能把醫生接生索要紅包的錯誤歸罪於嬰兒誕生一樣。如果我們按照茅於軾的觀點“改革”土地製度，恐怕都會被餓死。
土地私有製度的直接後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兼並土地，使大量耕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而現行的土地公有製特別是土地審批製度並不完善，存在著產生腐敗的漏洞。但是相關製度無論怎樣改，都不能實行私有製。解放思想不等於搞私有化。
糧食減少的根本原因，一是耕地大量減少，二是農民進城打工，三是政策脫離實際。我們一定要對症下藥，在這些方麵下功夫、做文章，而不是遠離實際，按照一些所謂的“新觀點”去胡來。
茅於軾極力指責“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製度”產生腐敗，卻認為“貪汙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說什麽“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汙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隻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麽一看，貪汙5000億不是大事”。茅於軾及其“資改派”精英竟然讚美腐敗是“推進改革的潤滑劑”。
2009年11月15日下午2時，80歲高齡的茅於軾冒雪來到了河南青年創業大講堂，進行了4個多小時的演講和溝通。現場有2400多人，包括領導幹部、青年企業家、青年創業者、大學生代表和社會各界人士。
茅於軾出語驚人：對大學生來講，什麽是第一位的？賺錢。不是空談大抱負，也不是隻想做大事，而是賺錢，自己先養活自己。
“一個連自己都養不活的人是沒辦法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茅於軾認為，一個人能賺錢，就是為社會創造財富。“以前大家的看法，一說賺錢，一說雇傭就是剝削，其實這個觀點已經被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所否認。姚明打籃球掙好幾千萬，唱歌的邁克爾·傑克遜死了還能掙一億美元，你能說他們創造的財富是剝削別人嗎？”有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球星、歌星等並沒有創造財富，而是參與了財富分配。無論姚明和邁克爾·傑克遜掙多少錢，其實他們並沒有參與生產勞動，並沒有創造財富。
“我不讚成不賺錢的為人民服務。”茅於軾說，“免費的為人民服務未必是好事。在市場經濟中賺錢，不是免費服務，也不是低價服務，而是按照經濟規律的服務，賺錢本身就是一種為人民服務。”比如街頭的免費理發，看起來是純粹的服務行為，但一些人不需要理發而去理了，一些人又理得不好需要重理，反而不一定達到滿意的目的，而其他的理發店也因此流失了一大批顧客。按照市場規則，消費者掏錢去理發，不僅享受到了好的服務，也可以促進消費，這就完成了交換。
茅於軾仍然不忘否定勞動價值論，說：“勞動創造財富嗎？否，是交換產生了財富。”
青年人該如何賺錢？
茅於軾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你有100個香蕉，我有100個蘋果。我們倆互相交換了一個，總數沒有變化，但是財富增加了。再比如香蕉在廣東，也許隻值幾毛錢，但到了北京，肯定就要價值上升。中國的洞洞鞋，運到美國就身價翻幾倍。勞動隻是產生創造了物，提供了財富的源泉，真要產生財富，還得靠交換。”
“找到最佳的交換機會，發現一個需求，滿足它，就是你最大的本事。”茅於軾說，青年人要想賺到錢，最關鍵的是找到交換的機會，發現市場的需求。
“不同收入的人，需求是不同的，收入不一樣想法也不一樣，富人需要1000萬元一輛的汽車，工薪族可能會覺得不理解，但是你發現並滿足了這個需求，就能賺到錢。”他說。
在茅於軾看來，交換的機會就是賺錢的機會。一個香蕉與一個蘋果互相交換後財富真的增加嗎？沒有。因為倆個人的財富總量沒有變化。香蕉在廣東隻值幾毛錢，但到了北京價格上升，是因為增加了運輸、儲存成本和損耗。中國的洞洞鞋，運到美國就身價翻幾倍。道理也是一樣的。盡管價格與需求量有關，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勞動形成的價值量。勞動創造了財富，是“財富的源泉”，交換隻是使商品價值得到實現。
“賺錢就是為人民服務”與“發展是硬道理”可謂有異曲同工之處。“賺錢”的前提是，賺錢的手段要合理合法，要憑借自己的勤勞與智慧，以損害他人利益、靠不正當手段斂財顯然與為人民服務背道而馳。關於“發展”涉及到如何發展和發展後利益如何分配等重大問題，我們不能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這樣的發展得不償失；我們也不能以長期壓低勞動報酬為手段，這樣的發展對廣大勞動者沒有意義。
等價交換是市場經濟的法則之一。我們崇尚無償服務，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償服務體現了勞動的價值，應該將為人民服務與獲得合理報酬有機結合起來。在服務業中就應該是這樣。但是，有償服務原則不能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不是絕對的、普遍的原則。一個生命垂危的人，需要你把他送往醫院，難道也要收費嗎？不付費就不送嗎？長江大學的三名大學生救人時遇險，附近的船員不積極施救，而是等著索要撈屍費，難道是合理的嗎？
那些靠剝削、欺騙、搶劫得來的錢財永遠不會被這個世界認同，因為勞動人民不答應。
茅於軾有很多“驚人之語”：
經濟適用房是席卷全國的最大的腐敗。
房價是被買房者自己抬高的。
我主張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隻有公共廁所。
現在一個服務員給布什總統倒一杯咖啡，總統也得說一句“謝謝”，但當年慈禧太後絕對不會對李蓮英說“謝謝”。
現在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麵，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我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
降低學費是讓不窮的人搭了便車。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處，我的長處是做研究而不是辦企業，我辦天則所是很失敗的。所以我奉勸每個人要給自己定位，如果你適合做企業家，你就幹企業。
……
錯誤的連鎖反應
改革一方麵造就了一批富翁，其中擁有億萬以上財產的富翁，有權力背景的就占了80％；另一方麵又製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不僅沒有工作的流浪者是弱勢群體，農民工是弱勢群體，而且工人也成了弱勢群體，現在大學生接近弱勢群體，或者說好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已經加入了弱勢群體的行列。廣大勞動者深陷弱勢處境，隻能忍受痛苦的煎熬。
以富士康科技集團為例，2010年5月25日淩晨，富士康科技集團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又一名員工墜樓死亡。不到半年就先後有11名員工墜樓，造成9死2重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野蠻粗暴，隨意毆打員工，有的是被用器械打死後扔下樓的。基層員工是12小時一個輪班，每天工作10時以上，導致一些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影響。企業文化出現了恐怖化趨勢。國家和政府提出讓人民體麵地勞動，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幸福，在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勞動者哪裏有“體麵”、“尊嚴”和“幸福”？最可悲的是“11連跳”隻跳出深圳工會一個不痛不癢的關注，要多少跳才能讓工會真正站到工人一邊？
中國的不少企業成了“黑色王國”，黑煤窯、黑磚廠是黑色典型，富士康也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在同一個企業，半年內有一個人跳樓能自圓其說，二個人跳樓能自圓其說，三個人跳樓能自圓其說，11個人跳樓也能自圓其說？恐怕黑社會也自愧弗如。難道還要讓第12名、第N名的自殺出現才會引起重視？如果“11連跳”後跳樓現象還會繼續重演，那麽這樣的社會就很危險了。
請聽聽來自民眾的心聲：
我跳的不是樓是對富士康的恨。
跳，是永久性的罷工！回鄉吧，也是罷工。你越想多賺錢，你的命就越賤！
富士康發生的“11連跳”，跳下的不隻是活生生的生命，更是對血汗工廠和有關方麵失望的控訴！
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一些迫切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打工者的社會權益、生活權益保障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每年數千萬人口遷移，卻沒有配套的社會管理機製和服務體係，戶籍製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
一些富人在校園內公開招聘“二奶”，明目張膽地向社會良知和倫理道德發起挑戰。
從20世紀90年代初始，收費在中國成了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馬路旁丟個煙頭，如果讓戴紅袖標的老頭、老太太發現，要收5元罰款。上海的老頭、老太太最“認真”，發現有人抽煙，就偷偷地跟在後麵，像地下工作者盯梢一樣，直到你找不到垃圾筒，將煙頭扔在地上，他們會突然出現在你麵前，撕下一張早已填好的罰款單，逼迫你交罰款，否則你就甭想走。那個時候，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街道兩旁還很少有垃圾筒。
上一次廁所，一人要收5角錢。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廁所每人次要收1元錢，順便還賣手紙。即使你內急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那也得先交錢，不交錢是堅決不行的。
過橋要收過橋費，走路要收養路費，辦證要收辦證費……名目繁多，隻要編個名目就可以收費，多得數不過來，而且理直氣壯，冠冕堂皇。這一現象前所未有，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盡管連廁所都市場化了，可是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教授還在那裏叫嚷“市場化程度不夠”。
以廁所收費為代表的亂收費現象的泛濫成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不良影響，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價值觀明顯劣化、社會體製扭曲變形。使人們產生了一種錯覺，搞市場經濟就是什麽都收費。於是有權力背景的人就想方設法收費，在路上隨便設一個關卡，就開始收過路費。外商來投資辦廠，汽車壓壞了草場，牧民就躺在車輪下，向業主索要草場損害賠償費。有人到呼市農村辦農牧場，村民說地是她家的，到地裏阻攔員工幹活，強要地皮費。
各種錯誤觀點和時髦理論打扮得漂漂亮亮，粉墨登場，成為“新思想”、“新理念”。特別是實用主義猖獗，將社會主義思想擠逼到角落裏。
思想的混亂導致了行為的無序，對內搞活實則變成了對內搞亂，出現了“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局。這種局麵也是空前的。
為了適應市場化的要求，社會體製不斷轉型，名為新舉措，實則是複舊。一些被社會實踐早已證明是落後的、錯誤的、反動的東西，被一些人當新事物抬出來加以標榜、推廣。舊社會，一直是以土地私有製為基礎的、一家一戶單幹的小農經濟，事實證明這種生產方式隻能解決溫飽，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而且一部分農民會因天災人禍返貧。我們卻把這種落後的生產方式看成救命稻草，拾起來重新利用，所不同的是土地仍然歸集體所有。有人甚至認為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化是救世良方，無論解決什麽問題，都開同一個藥方：私有化＋市場化。
在錯誤的時期，在錯誤的理論引導下，錯誤行為形成了連鎖反應。既然上廁所都收費，上學、看病、住房能不收費？能不高收費？於是就出現了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現象，個別人被逼得投河、上吊、服毒。從而，一個被金錢化的、無情的、隻重效率不講公平的社會體製就形成了。少數人的錯誤行為構建的社會體製，反過來又成為奴役大多數人的工具。
上廁所都收費，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裏呢？市場經濟不是收費經濟。上廁所收費應該取締，類似的收費也應該取締。而且馬路兩邊的廁所太少，有時內急，半天都找不到，應該多增加一些，要為老百姓提供最起碼的方麵條件。
勤勞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然後實現共同富裕”的謊言。結果卻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基尼係數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更令人悲哀的是，靠誠實勞動致富成為根本不可能。要致富，就得走歪門邪道、投機鑽營、強取豪奪，就得攀附權勢、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就得鋌而走險、敢打擦邊球、會詐騙會造假……總之，隻有抹著良心才能致富，越無恥則越富。
天真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發展是硬道理”，隻要發展起來了，就可以實現民富國強的謊言。結果發現國內生產總值（GDP）才是硬道理，官員的烏紗帽才是硬道理，資本權力才是硬道理，極少數人富了，而廣大民眾卻窮了。經濟發展了，不等於每個人都能富起來；分配問題也是一個重大問題，不能公平分配社會財富，那就等於沒有財富。國內生產總值並不是老百姓生活好壞的標誌，而是權貴爭權奪利的工具。官員追求國內生產總值高增長的熱情經久不衰，動力十足，就是為了戴上更大的烏紗帽。這種錯誤的經濟設計和安排，不僅吞噬了窮人的福利，而且綁架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遺禍後代。
誠實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市場萬能，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先效率後公平的謊言。原以為市場能夠解決“計劃”不能解決的所有問題，結果發現市場經濟不僅不可能實現“後公平”，而且連“先效率”都不存在。統計數據充分證明，市場經濟隻有速度，沒有效率，投入產出比還不如以前的計劃經濟。“看不見的手”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勞動力貶值和新“三座大山”，產生了泡沫經濟、通脹等惡性經濟現象，降低了經濟質量，壓得窮人喘不過氣來。
善良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私有化，而是“中國特色”的謊言。結果發現市場經濟必須要以私有製為前提，因為沒有眾多的市場主體就無法市場化，公有製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私有化。要麽以“抓大放小”、破產重組等形式賤賣公有資產，明著搞私有化；要麽通過股份製改造、“輪流坐莊”等隱蔽的形式化公為私，使公有企業蛻變為權貴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利用擁有的國營企業及其控股的股份製企業的使用權、支配權、分配權、處置權等，使企業在任職期間變成“自己”的企業。改革後國有企業的生產關係喪失了所有的社會主義元素：(1)國營企業6000多萬職工下崗，被趕出企業大門，職工由“主人翁”變成雇傭勞動力。(2)權貴管理層直接參與瓜分企業利潤，除了用公款進行各種高消費的方式侵占企業收入外，即使不算灰色收入，僅是合法的薪水收入，也大大高於普通職工，有的企業管理者年薪高大字幾百萬、幾千萬。這種高薪收入早已超出高管自身的勞動力價值。(3)按勞分配被按資分配取代，國企的出資人是國家，但這個出資人沒有把利潤拿出來讓民眾分享，而是隻給企業管理層、公務員和官員等大幅加新、提高各種福利待遇，以及用於公款吃喝嫖賭、公款旅遊、公車私用等消費，剩下的繼續進行投資，形成新一輪的權貴資本剝削。要說“中國特色”，這是最大的中國特色。
愚蠢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實行開放政策，是為了引進外資、引進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的謊言。結果發現以優惠政策引進來的外資，形成了一個跨國特殊利益集團，將中國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本國，像無數台抽血機一樣吸著中國和勞動者的血。引進外資所付出的代價，除了長期減免稅收、少收甚至不收土地使用費，更慘的是資源被破壞、環境被汙染。引進的設備大部分是過時的落後設備，甚至是發達國家淘汰的設備，花高價買回一堆垃圾。先進技術屬於企業和國家機密，有特殊保護，開多高的價都買不到，美其名曰“知識產權”。日本工業發達，又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就去日體取經吧，可人家說我們實行的就是你們的鞍鋼憲法。結果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沒學到，卻製造了罄竹難書的野蠻殘酷的“血汗工廠”經驗。外向型出口企業使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但中國除了賺取少得可憐的一點加工費外，根本就是得不償失的買賣。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產品依賴出口，外貿順差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又去購買低利率的美國債券，等於低利借錢給美國，美國人就用這些錢去侵略別的國家，或用來再投資，進行新一輪的剝削、汙染和破壞。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其實就是消耗中國的資源、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維持發達國家高消費水平和滿足國際資本剝削的殖民經濟。這種開放政策，本質上就是賣國政策。更為嚴重的是，國際資本通過企業重組、兼並，在中國28個行業中已經獲得22個行業的實際控製權；並以“戰略投資者”身份浸透到金融領域，試圖控製中國的金融命脈，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在30多年經濟殖民化的過程中，國際資本培植了一大批漢奸、走狗、買辦、間諜和賣國賊。他們用“雙蠃”、“共嬴”的時髦語言忽悠民眾，絞盡腦汁為國際資本輸送利益，爾後去主子那裏領賞，中飽私囊。國際資本在60年前曾用槍炮一直想得到卻未能如願的利益，如今不費一槍一彈都一一實現。
可悲的中國人初期輕信了“依法辦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的謊言。結果發現法律是專門維護權力、資本利益的，是為權貴服務的，為民維權的律師是很難生存的，民告官很難勝訴，“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隻是一句空話。所謂“依法辦事”，原來是非法為富人辦事。所謂“以法治國”，原來是“惡法治國”。一個個不公平的案件的曝光，撕下了法律“公正”的偽裝，揭露了惡法對付百姓的猙獰麵目。
令人鄙夷的是，共產黨員熱衷於私有化、推崇資本剝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然改變了信仰，卻又不退出共產黨，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迷惑大眾。幹的是新自由主義，卻用共產黨的牌子招搖撞騙。
雖然吳敬璉、厲以寧、茅於軾等“資改派”專家的言論沒有多少學術含量，但他們不會赤膊上陣，而是很善於利用民眾的情緒，用“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販賣新自由主義。因此，他們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民眾的覺悟亟待進一步提高，盡快從迷惘、困惑中走出來。如果身受剝削壓迫而不感到痛苦，自甘認命，那就是沒覺悟；如果別人一再揭露社會真相，指出發展方向，仍然執迷不悟，那就是不覺醒。勞動者必須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認清自己的地位和曆史使命。否則，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不采取行動，光憑對現實的不滿是不可能改變現狀的。
窮怕了的中國人，在“管它什麽主義不主義，誰能讓百姓過好日子就擁護誰”的心態下，盲目擁護改革，讚成“貓論”。事實證明，沒有原則的實用主義，沒有正確目標的“摸著石頭過河”，會在物質利誘麵前迷失方向，最終成為犧牲品。最令人擔憂的是，許多人對改變不公平的現實不抱希望，認為現實積重難返，無法改變，唯一的出路是尋找同流合汙的機會，一起參與肮髒的遊戲，希望能夠勝過別人，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市儈哲學、犬儒主義十分流行，千方百計攀附權貴，一旦“成功”，又反過來壓榨自己的同胞……這種惡性社會循環，正說明提高民眾覺悟的任務還很重。
為了中國的解放，為了建設新中國，無數仁人誌士、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不惜流血犧牲，他們的理想是要建設一個比舊中國更美好的社會，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2009年國慶節，黨中央舉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活動，重慶等地也舉行類似活動，表明了共產黨人的信仰、立場和態度。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說，今天的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並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國。但我們不能忘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奠定了國家和民族發展進步的政治基礎，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毛主席曾深情地說：“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中國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都無從談起。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要永遠記住前輩的理想和熱血；“如果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絕不能生活好了，時間長了，對曆史就淡漠了。
中國決不能成為西方國家的追隨者，應該繼承革命先烈和前輩的遺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六、結 論
中國正在崛起，世界仍在前行。但我們的思想該在止停歇。
所有的思考都以果實的形態掛滿枝頭，如同金鍾在風中鳴響，告訴人們的不僅是曆史演進的趨勢，更多的是對現實的關切和對未來的展望。
也許是世界潮流的衝擊波在心中激蕩的緣故吧，我們在心血耗盡時仍想多說幾句。
1．五對化律是世界發展的基本規律。
政治單極化與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文化趨同化與民族化、社會一體化與多樣化、思想一元化與多元化及其相互關係原理，全麵地、係統地、生動地揭示了世界發展趨勢。世界正是按照這樣的規律發展的。我們稱之為“五對化律”。
需要強調的是，對世界呈現出的成雙成對的並存趨勢，不能機械地理解，而要辯證地看待。單極化與多極化、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同化與民族化、一體化與多樣化、一元化與多元化是相互區別的，是五種不同的並行趨勢，不能互相取代，誰也取代不了誰。這是由它們的質的規定性決定的，也就是由自主性決定的。如果想用前一種趨勢消滅後一種趨勢，或用後一種趨勢取代前一種趨勢，都是違背世界潮流的，都必然會失敗。
但是，它們又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並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單極化與多極化、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同化與民族化、一體化與多樣化、一元化與多元化組成了世界趨勢的共生格局，它們在世界舞台上翩翩起舞，像五對戀人，動作優美，配合默契。它們不停地旋動，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著姿態。這是由它們的自變量決定的。
事物都是由自主性和自變量決定的。
透過紛繁複雜的世界景象，我們將亂麻一樣的思想梳理成脈絡清晰的理論，終於發現：世界趨勢就是這樣的，就是按照五對化律發展的。
五對化律不是臆造出來的，而是世界客觀存在的大趨勢。我們發現了有關規律，並將苦苦求索的結果告訴世界。
2．民主是人民改變世界的一麵旗幟。
民主是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催化劑，是產生偉大思想和偉大人物的沃土。它曾經使西方國家走向發達，也使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是，現在帝國主義國家正在用一切手段消滅民主，控製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企圖建立單一世界政府。他們策劃已久，就是要建立基督教封建合一的“文明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後階段，資本主義是最優越的文明，所以要把人類社會推回到中世紀再起步，他們稱之為“文明的中世紀”。
民主屬於人民，不屬於統治者。統治者是不講民主的，民主隻是他們自欺欺人的標榜，是政治作秀。他們實行統治的靠山，一個是財團，任何一個民主選舉的總統後麵都站著財團。總統是按屆輪換的，政府官員也是流動的，但站在總統背後的財團始終不變。實際上是少數的幾個私人大財團、基金會和智庫統治著國家，而不是總統。沒有財團的支持，耶穌也當不了總統。洛克菲勒財團才是美國最大的統治者。他們是西方世界的影子政府。他們想讓世界什麽樣，世界隻能什麽樣。
另一個是軍事，用武裝力量壓製國內民從，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他們把戰爭作為對內拉動經濟，化解社會矛盾，對外掠奪資源，輸出政治製度的最有效的手段。隻要黔驢技窮，就製造借口，發動戰爭。
也就是說，經濟和軍事是國家的兩大支柱。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就必須確保經濟和軍事不出問題，特別是金融和軍隊不能出問題。中國的經濟支柱被風化掉了，已經變得非常脆弱，亟待采取措施加以鞏固和強化。特別是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遲早要破裂。美國最害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軍隊，但軍隊的現狀令人不安。
民主是人類創造的一個好東西，它不是西方統治者用來騙人的“專利”，勞動人民比統治者更需要民主、更歡迎民主。人民民主與精英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後者是極少數人的民主。我們要建立和健全大眾民主製度，讓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權利，真正當家作主，而不是搞假民主。
人民代表中不應該有官員和企業家，至少要讓普通公民占絕大多數。政協委員要讓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擔任，不應該成為名星俱樂部。人民代表大會是議決國家大事、表達人民心聲的國家權力機關，不是官員聚餐會，更不是官商聯誼會；政治協商會議是商討國家重大問題的政治機關，不是演出團體，更不是舞台。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玷汙民主。我們要高揚民主的旗幟，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開創人民民主的新時代。
3．自由是人民服務自己的另一麵旗幟。
自由主義產生於西方，但新自由主義已經遠離自由。新自由主義就是保守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倒退的自由主義。在某些發達國家，人民沒有自由，長期存在著兩個世界、兩部曆史：一個世界是統治者的世界，一部曆史是統治者的曆史；另一個世界是勞動人民的世界，另一部曆史是勞動人民的曆史。
發達國家正在一點點地剝奪本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自由。他們發動侵略戰爭，扶植傀儡政府，駐紮軍隊，對失敗國家的人民實行殘酷統治。
自由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不是哪個統治者發明的，自由不屬於統治者，而是屬於人民。要讓自由回歸人民、服務人民，它不應該成為統治者獨享的人權。因為統治者有了自由，就不會給人民自由，人民就沒有自由了。
自由是每個人都渴望的，誰限製人民的自由，誰就是人民的敵人。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自由而傷害別人的自由。如果你尊重他，那麽就給予他最大的自由，決不能限製他的自由。
自由不是統治者恩賜的，而是人民爭取來的。自由裏流淌著人民的鮮血。
自由是最可貴的，與我們的生命一樣寶貴。
目前，世界危在旦夕，信仰自由麵臨毀滅。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褻瀆自由。我們要高揚自由的旗幟，讓自由與人民同在，與人類同在。
4．平等是人類的終極理想之一。
我們渴望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麵享有相同的待遇。但是，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把公民劃分成不同的等級，高高在上的是統治者，過著奢侈的生活。統治者的目的是製造貴族。他們認為，貴族代表文明，勞動者就應該處在社會最低層，為他們服務；叢林法則是必須遵循的社會法則，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如果你想過上好日子，那麽你就必須成為強者。羊要麽變成狼，要麽被狼吃掉。
現代社會的進步，就是人和人之間從不平等走向平等的過程，是平等逐漸實現的過程。奴隸製度在世界範圍內的消亡就證明了這一點。沒有人是天生的奴隸，生來就低人一等；沒有人任由他人指使，生來就沒有自己的主張。
奴隸製度滅亡了，但現在還存在著種族、階層、性別和城鄉等差別。共同的原則隻能是平等原則，隻有平等才能消解人與人之間的歧視、輕蔑和敵意，隻有平等才能實現相互理解和共同合作。
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法律就會成為強權的借口，法律的存在就會失去神聖性，成為被強權利用的工具。
現實中到處都存在著不平等，弱勢群體時刻都遭受著強勢群體的不公平待遇，事實上的不平等如影隨形。我們經常見到平等原則被權力踐踏，我們也經常遇到平等原則被資本蹂躪。高高在上的是權力和資本，他們相互勾結剝奪人民的平等權利和地位。
權力失去製約就會變成傷害人民的猛虎，資本多到一定數量時就會變成吸血的工具，如果權力和資本聯姻就會變成無所不能的罪惡機器。
互相利用是權力和資本的共性，隻有利用才能使二者形成平等。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平等，就像沒有絕對平的水麵。我們主張的是公平，而不是平均主義。
平等地對待平等是一種平等，不平等地對待不平等也是一種平等。
人類隻有更好地理解平等，才能更好地實踐平等。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極力維護不平等。我們要高揚平等的旗幟，采取實際行動，為建立平等社會而奮鬥。
5．正義是區別良法和惡法的標準。
公平正義是古往今來衡量理想社會的標準之一，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
正義與邪惡相伴生。是正義戰勝邪惡，還是邪惡壓製正義？
人是正義反映的主體，也是評價正義的主體。
如果大多數人得不到平等的待遇，說明這是一個不公正的社會。
與人直接相關的事物，主導著人們的評價。例如，地位高低、收入多寡、待遇優劣等。
公平、公正、公道、正直、正當等，是正義的注解和表達。沒有公平，就沒有公正；沒有公正，就沒有正義。
公平指的是一種合理的社會狀態，包括社會成員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
公民的權利不應該因職業和職位的差別而有所不同，他們合法的生存、居住、遷移、教育、就業等權利必須得到同等的保障與尊重。
公民能普遍地參與社會發展，並分享由此帶來的成果。
公民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項活動的過程公開透明，不允許某些人通過對過程的控製而謀取不當利益。
在分配上兼顧全體公民的利益，防止過於懸殊的兩極分化，以利於共同富裕的實現。
正義的力量呼喚社會正氣，譴責歪風邪氣，與各種社會醜惡現象水火不容。
主張正義、追求正義，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實現正義、維護正義，就需要公民和國家共同行動。每一個人都可以主張正義，都可以追求正義，這是最基本的權利；但是，要實現正義、維護正義，光有公民的行動是遠遠不夠的。沒有國家層次的行動，就不可能實現正義、維護正義。如果國家權力掌握在非正義者手裏，公民的正義行動就會被鎮壓。
在法律層麵，正義分為製度正義、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正義是法律進步的精神驅動力，法律是實現正義的重要手段，正義的最低要求是限製任意暴力。法律運用國家強製性，保護社會主體的合法利益，通過裁決糾紛，懲治非正義的違法行為，實現社會正義。
正義是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標，是區別良法和惡法的標準，也是評價法律和審判是否公正的標準之一。隻有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給予正確的人，才是真正的正義。法律是獲得和保障正義的一種重要手段。但法律有良法與惡法之分，惡法越完備，距離正義越遠。
依法治國是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但法律不是萬能的，不要迷信法律。
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也是實現正義的有效手段。
沒有公平正義，社會誠信、團結友愛、安定有序、充滿活力等等也都無法實現。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破壞正義。我們要，高揚公平正義的旗幟，走出正義困境，從各個層麵實現和推進公平正義的理念，構建文明社會。
邪不壓正，正義必將戰勝一切邪惡。
6．民族獨立是世界文明多樣性的保障。
世界文明多樣性是由民族文化多樣性決定的，沒有千姿百態的民族文化，就不會有多種世界文明。民族獨立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保險櫃”，一旦失去保障機製，民族文化就會被強勢文化消解。強勢文化一統天下，是人類的不幸，而不是福音。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是各國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獨立存在的權利，盡管民族融合時刻都在威脅著民族存在。美國統治者企圖消滅阿拉伯人、猶太人，但可以斷定誰都無法消滅任何一個主要的民族。當民族的敵人到來時，全民族會奮起反擊，絕不會袖手旁觀，更不會奉上美酒佳肴。
迄今為止，有一些民族還處在未獨立或半獨立狀態，但是世界各民族遲早會走向獨立。民族壓迫必將成為曆史。但民族獨立是指國家獨立，而不是指所有的民族都鬧獨立。例如，中國有56個民族，所謂民族獨立是指中華民族獨立，而不是說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都搞獨立，更不是說56個民族全部獨立。台灣問題是曆史遺留問題，決不允許再製造新的分裂。我們要堅決反對極端民族主義。
民族獨立是彰顯民族精神的需要，是民族走向強大的必由之路。
隻有實現民族解放，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獨立。解放是實現獨立的第一步，也是關鍵一步。
民族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但民族隔閡、民族對立和民族衝突是必須化解的，因為它們不可能讓民族興旺起來，在民族仇殺中必然會兩敗俱傷。
美國統治精英利用資本輸出、外貿和金融手段，控製其他國家的經濟命脈；他們輸出文化，輸出製度，發動戰爭，企圖把其他國家變成新的殖民地。
跨國資本不僅是資本輸出的主要形式，而且是政治輸出的主要手段，龐大的跨國財團建立的是跨國統治。一方麵，他們將掠奪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本國，太平洋上晝夜航行著裝滿物資的巨輪，而這些貨輪都是從中國啟航的。跨國資本就像不停運轉的水泵一樣抽取著中國的財富；另一方麵，他們控製主導產業和關係民生的咽喉行業，進而達到對政府的控製。在美國，自來水行業是由國防部管製的；跨國資本搶灘中國後，控製了大中城市的自來水公司，推動水價一波又一波上漲。美國威逼利誘中國購買美國債券，借錢維持美國人富裕的生活，支付戰爭費用。
中國正在成為美國的財富基地，有可能淪為經濟殖民地。一旦中國成為美國的廚房，中國勞動者就成了為美國種菜的菜農，中國官員就成了為美國烹調佳肴的廚師。1949年站起來的中國人，麵臨著再次趴下的危險。
美國企圖霸占月球和火星。2010年5月26日，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召開的聽證會上，宇航員賽南稱，“我們要重返月球的目的，就是要在月球上插上美國國旗，而不能讓別國插上他們的紅旗”。美航空航天局局長查爾斯·博爾登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實現人類登陸火星，這與奧巴馬的“火星計劃”不謀而合。令他們擔憂的是中國航天的發展會使美國的霸主地位不保。一名眾議員說，美國一旦取消“星戰計劃”，中國的火箭技術就會超過美國。博爾登則意味深長地提醒說，更令人擔心的是美國的年輕一代，因為中國的航天工程畢業生是美國的７倍。
黑格爾說：“一個民族隻有那些關注天空的人，這個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個民族隻是關心眼下腳下的事情，這個民族是沒有未來的。”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踐踏民族。我們要高揚民族獨立的旗幟，促進民族和解，推動民族解放，捍衛民族獨立。
7．愛國主義是人民的良心。
國家主權是國家的固有權利，一個國家擁有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最高權力。
國家主權是不允許侵犯的，即使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也不能侵犯一個非常弱小的國家。
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對國家主權形成的挑戰，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受到日益嚴重的侵蝕。
國家主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它屬於這個國家的所有公民。
每一個人都是有祖國的，你的家在祖國，你的根在祖國。
一個人可以移居國外，但不能忘本。
你不能吃著母親的奶水，卻辱罵母親；祖國養育了你，你不能出賣國家利益；你不能因為政治上的分歧或背叛，反國家、反政府、反人民。
愛國主義是綠葉對根的眷戀，是兒女對母親的愛戀，是遊子對家的思戀。
愛國主義是人民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是國家的靈魂。
叛國者是民族的敵人，也是國家的敵人。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叛徒都沒有好下場。我們要嚴懲漢奸賣國賊。
作為專家一定要愛國，要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上。一個人如果不愛國，能力再強，對國家也是沒有用的，甚至還會起破壞作用。我們決不能像一些經濟學家那樣去忽悠。專家不能成為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更不能成為帝國主義的代表，不能幫著美國來忽悠中國。
軍人更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心中時刻裝著祖國。
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毀滅國家。我們要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建設強大的祖國，為保衛祖國奉獻一切。
8．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變的。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呈現出許多新特征，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變，而且資本主義固有的屬性在某些方麵得到進一步強化；在帝國主義國家，不管是誰當總統，帝國主義的本質是絕對不會變的，隻是為了國家利益所采取的手法不同而已。美國總統，無論是小布什，還是奧巴馬，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美國統治集團，維護美國利益。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今天，壟斷已經不是一般的壟斷，而是高度集中的國際壟斷；壟斷組織也不再是最初的“國際托拉斯”，而是龐大的跨國公司以及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的子公司。金融資本在經濟全球化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推動資本和財富迅速向發達國家和少數人集中，在世界上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財團和富豪。寡頭統治趨向代替了自由趨向，極少數最發達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發展中國家，靠發行債券維持國民高消費，已經成為“食利國”；這種資本主義國家愈來愈依靠輸出資本賺取高額利潤，因而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根據對帝國主義經濟實質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寄生性或腐朽性、垂死性這些特征，並沒有改變。美國不會讓中國和平崛起，他們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封鎖和圍堵，企圖遏製中國發展，維護美國霸權。
美國肯定要發動戰爭，因為不發動戰爭，不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如果不打仗，美國的軍工企業怎麽活，銀行怎麽賺錢？沒有消耗怎麽能拉動國家發展，怎麽能促進就業？
憂患意識是現在最缺乏的。我們要準備打仗。
9．全球金融危機是一次經濟侵略。
2007年8月9日開始浮現的這次金融危機，對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波，多國中央銀行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資金，也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直到2008年，這次金融危機開始失控，並導致多家超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政府接管。從表象上看，這是因為虛擬經濟過度擴張，在次貸危機爆發後，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致使華爾街風暴襲卷全球。
如果說這場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住宅市場泡沫促成的，那麽實在是低估了華爾街精英的智商。雖然住宅市場泡沫也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但它不是故意的；重要的是這次金融危機有許多故意的因素，至少在危機爆發後，有人故意操縱危機向世界蔓延。可能是白宮與華爾街聯手策劃了這次大危機。因為危機初期，有幾家大型老子號企業連續倒閉，美國政府坐視不管，這不符合美國的慣例。其後采取的應對措施就讓人看得更明白了：美國政府讓美元持續貶值，卻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元貶值就等於從別的國家搶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而美國媒體宣稱美國永遠不會償還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嚴重縮水，外向型企業受到沉重打擊，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對於中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就是一次經濟侵略。
10．美國曆史已經終結。
美國衰落了，美國曆史已經終結，這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美國再衰落，還能維持幾十年霸主地位。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二三十年。主要是中國農村廣大，農業落後，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趕上或超過美國，但中國的人均水平還較低，無法與美國相比。中國還不是強國。
奧巴馬認為，中國現在隻是美國1910年的水平，要趕上美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並不想限製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有一些人妖魔化中國，另一些人卻在捧殺中國。美國吹捧中國的意圖很明顯，就是想讓中國多買它的債券，最後哪天掏空你，把你搞垮。美國從來都是靠忽悠的，要警惕美國對中國進行新忽悠。
中國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不能靠犧牲環境和勞動者的利益片麵追求高速度。21世界是中國世紀。中國人對此要充滿信心。
亞洲經濟持續發展，歐盟如不實施變革，將“陷入邊緣化”，變成亞洲的“西部半島”。這是一句真話。
11．要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捆在一起研究。
戰爭是政治的最高表現形式，是使用暴力手段對秩序的破壞與維護、摧毀與重建，是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
戰爭是由於參戰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國內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也有可能導致衝突，引發暴力事件，甚至會引起戰爭。世界上的戰爭，大多數是由世界多極化與單極化的矛盾激化而導致的；因宗教、文化、民族衝突引發的戰爭也時有發生，如巴以衝突。
經濟和戰爭是互動性很強的兩個因素，文化衝突成為戰爭誘因的比重與日俱增。世界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必須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捆在一起研究，決不能各自為政、各行其是。中國麵臨著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國防安全的現實威脅，經濟學家隻研究經濟，文化專家隻研究文化，軍事專家隻研究軍事，肯定是不行的。每一個專家既要有研究重點，又要對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同時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國家要組織各方麵的專家共同研究。
為了搞垮中國，帝國主義國家一直對中國進行文化輸出，包括發動網絡戰，目的是搞亂中國人的思想，甚至對中國人進行思想控製和行為控製。他們通過經濟手段，企圖將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工廠”，為他們創造財富，維持由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的局麵。他們還通過軍事手段，對中國形成U形包圍圈。他們正在用各種手段打壓中國，策劃發動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
陰謀像荊棘一樣布滿道路。在國際活動中，強國代表的笑容裏肯定暗藏著陰謀，而且笑得越燦爛掩藏的陰謀越大。我們要防止墜入他們的陰謀陷阱，要向世界揭露他們的陰謀詭計，要阻止陰謀變成現實。
12．思想爆炸的威力比核武器大一萬倍。
核武器的威力是巨大的，可以毀滅中東，可以毀滅中國，也可以毀滅地球。
但是核武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的思想萎縮，精神萎靡不振。隻要阿拉伯人、猶太人、中國人覺醒並團結起來了，隻要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了，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貌似強大的敵人。
世界上的精英正在把人類推向毀滅的邊緣。在我看來，他們就是一小撮嗡嗡亂叫的蒼蠅，已經被魔鬼裝進瓶裏，正在瓶頸處垂死掙紮。現在，我給這些瘋狂的蒼蠅指出一條逃出魔瓶的道路，那就是將魔瓶打碎，與蒼蠅告別，重新做人。
思想不是物質，但它是物質的產物，隻要用來武裝人民，就可以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
思想爆炸的威力比核武器大一萬倍。我們正在將思想庫中的智慧搬運出來。我們已經啟動了思想爆炸的按鈕。
我們的思想正在爆炸。
我們的思想是正義的思想。
後 記
我們的理論可以簡稱為“五對化論”。
“化”意為“使成為，使變成”，用在名詞或形容詞後麵，以構成動詞。這個意義的用法極其普遍，例如綠化、美化、電氣化、現代化、標準化、內化、外化等。在這本書裏，我們站在全球視角，提出了政治單極化與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文化趨同化與民族化、社會一體化與多樣化、思想一元化與多元化五對概念，係統地闡述了相對的兩種趨勢之間的關係，並采用古今中外的事例對基本原理加以論證，選擇理論相關性緊密、現實針對性較強的具體問題作了專題研究，力求既具有理論高度，又結合實際問題，突出關注了理論的實際運用。
理論是一個嚴密的體係，而概念的準確定性是進行邏輯思維的首要條件。在此之前，有關的文章和論著並不少，但普遍存在概念模糊、係統混亂、遠離實際等問題。有的人用“全球化”指代所有重大全球問題的同一性趨勢，用“多元化”指代所有重大世界問題的多樣性趨勢，不僅涵蓋麵過於寬泛，而且沒有針對性，無法形成清晰的邏輯體係，使人看了如墜雲裏霧裏。特別是由於理論混亂導致人們對同一個問題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嚴重削弱了理論的實用價值。
理論就是理論，它不是一塊抹布。它反映特定的對象，清晰地映照著事物，具有確定的生命顯象。這是心靈與認識對象的簽約。可以到處亂套的理論，肯定是無用的說教。概念是建造理論大廈的磚塊，我們要讓它的內涵固定化，把它放在該用的地方；還要讓原理清晰明白，或串聯或並聯，譜寫出讓心靈感動的交響曲。
我們還對五種相對的世界趨勢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麵的縝密研究，努力做到準確地解構它們的規律性。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引起世界格局進入大躁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看上去紛繁複雜，深入分析則會發現其中的規律，以變化的姿態延續著曆史。社會規律是在曆史的流水線上跳舞的少男少女。政治單極化與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文化趨同化與民族化、社會一體化與多樣化、思想一元化與多元化五對趨勢，按照固有的規律演進，引導著人類前行的方向，推動著社會運轉的巨輪。
這五大相對的趨勢將把人類推向什麽樣的未來？這是一個迷惘的時代，人們生活在多種困惑之中。為了解開時代困惑，我們把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揭示出來；為了避免世界發展偏離正確的軌道，我們把需要注意的規律性問題和解決方法列舉出來；為了讓人們用最少的時間了解更多的世界問題，我們把一係列研究結論簡明扼要地表達出來……在讀過本書之後，你就會對世界的未來有一個清晰的判斷。
誰掌握了真理，不在於誰的嗓門大，不在於誰掌控著媒體，不在於誰手裏拿著槍，也不在於誰的核武器大，而在於誰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由於事物都有並存的兩個對立的方麵，所以總是對它的發展方向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製約力量。盡管兩個對立的方麵在力量對比上此消彼長，但從一個較長的過程來考察，它們是基本平衡的，是互動互決的。如果消極因素的力量大於積極因素的力量，世界的航船可能會在某一個時期內偏離正常軌道；但積極因素會在較量中逐步強大起來，扭正前行的方向。兩個人在爭奪方向盤，最後獲勝者是超越個人主觀意誌的力量。
我們對世界的未來充滿信心，因為人類的願景是美好的，也是一定能夠實現的——人類戰無不勝。
前人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和走向成功的基本理念，這是我們今天登高望遠的台階。曾國藩說：“古之成大事者，胸懷遠大與綜理密微缺一不可。”我們胸懷遠大理想，並學會了縝密思維，從實際出發製定我們的路線、描繪我們的藍圖、設計我們的方案。我們可以開辟一條成功之路。
在這裏，我要特別指出，書中匯集了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也引用了一些思想家、理論家的名言，但為了表述簡潔，方便閱讀，沒有一一加以標注和指明出處。我相信這不是個問題，因為思想是金子，不是金錢，是金子放在哪裏都發光，而金錢是交易的資源，必須計賬和算賬。
我們從大山一樣的垃圾堆裏撿拾金子，費工是肯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表達自己的有意味的思想，不費一點功夫是不行的。我們需要把千辛萬苦才找到的金子擦亮，更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提煉成金子，用新的語言表達出來……我們需要不斷地努力。前麵是座高峰，不努力攀登，我們就到不了頂峰。
這就是我們的思想庫，在你看過之後，它也成了你的。思想屬於閱讀它的每一個人，屬於我們深愛著的世界。
在這裏，我要表達真誠的謝意：感謝每一個為研究世界趨勢付出心血的同仁，感謝來自家庭內外的哪怕是丁點的支持，感謝這個時代的呼喚和賦予我的使命。
舉目遠眺，世界一半是和平，一半是對峙；一麵是笑臉，一麵是怒視；一邊在握手，一邊在揮拳……誰能笑到最後？
願“五對化論”陪你走出困惑，笑到輝煌的明天。
2010年4月25日～5月27日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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