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後，中美關係高開低走，可謂打破了曆任總統“低開高走”的慣例。
2009年1月，小布什這位號稱曆史上最差的總統黯然離去，從而將一個內外交困的美國交給了奧巴馬。此時的美國處於冷戰後的最低穀中：對內是深不見底的經濟危機，對外則由於其單邊主義和拖累全球的危機，成為世人辛辣譏諷、抨擊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不得不放低身段，公開宣稱重走多邊主義，頻頻對伊斯蘭世界示好。對中國更是表現出罕有的熱情與謙恭，大有“量美利堅語言之華麗，結中國之歡心”之勢。甚至希拉莉訪華之時先宣布人權與貿易、國際事務脫購。奧巴馬一年間更是連番發表“出位”講話： 7月份公開表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將左右整個21世紀的命運。”與此同是他還極力讚美中國的成就：中國使得億萬人民脫貧，而這種成就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而中國在全球問題中也發揮更大的作用。訪華前他在日本聲明不謀求遏製中國，來到中國後又聲明“世界上除非美中兩國一致，不然能夠解決全球的挑戰是極少的”。而他希望和中國領導人會晤的成果，就是他和胡主席能夠就美中兩國怎麽共同發揮領導作用而達成一致。在上海與大學生對話時，少有的以“中式邏輯”表達“我們不尋求把任何政治體製強製給任何國家”。
然而一進入2010年，美國立即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先是圍繞穀哥退出中國大打人權牌（而且最為積極的是已聲稱放棄人權標準的希拉莉），隨後又不顧中國反對公然在春節期間（正月初五）會見達賴，進而再接再厲對台售武。一波未平，美國又在人民幣匯率、伊朗核問題向中國施壓，侵害中國的經濟和外交主權。這些“文”牌打完之後，則又訴之於武：宣布南海是美國的利益，與越南進行聯合軍演。在黃海則派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參加演習。
美國從“軟”到“硬”原因很多。比如經濟危機進入尾聲，內政需要（中期選舉、醫療改革投票），“軟”的策略沒能達到目的。但更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美國崛起之後，對之形成威脅的國家有日本、德國和蘇聯。日本和德國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自然與英美矛盾不可調和，雙方大打出手，血腥廝殺。這就是造成全球性災難、五千萬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日本的二戰觀承認對中國和韓國是侵略，其它國家隻不過是西方爭奪殖民地而已，而且二戰結束後，西方又重新恢複了對這些國家的殖民統治）。蘇聯則是全球輸出價值觀，試圖取代、顛覆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社會。於是美國組織“冷戰”聯盟，最終將蘇聯拖垮。然而，中國的崛起既沒有象當年的日本和德國一樣要重新劃分世界，更沒有象蘇聯一樣輸出革命。何以就成了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了呢？如果我們放眼一百年，或許就能明白個中道理：當中華民國陷入內亂、外患之際，美國成了中國的朋友。當中國深陷文革災難之中時，美國又不遠萬裏成了中國的盟友。唯有當今天，中國迅速發展的時候，美國卻成了中國的對手。何也？中國的“罪過”和日本、德國、蘇聯不同，我們的“罪過”就是竟然沒有用西方的方式發展起來了！如果中國重回中華民國時的混亂、文革時的災難，美國就又會成為中國的“諍友”。
中國的成功，不僅威脅到美國模式“一元化”在全球的統治地位和話語權，而且還威脅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如果沒有這兩樣“法寶”，經濟危機中的美國早就象冰島一樣破產甚至崩潰了。雖然中美之間仍然有相當多的共同利益，但這些利益的重要性卻遠遠無法和美國的話語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相比。麵對這樣的生死威脅，美國豈能對中國不軟硬兼施？ 另外對於美國這樣年青的移民國家，其凝聚力就在它的強大、富足以及眾多的發展機會（美國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資源。一個美國孩子的消費是印度的125倍）。如果美國喪失這一切，這個國家將很快分崩離析。不象中國，雖曆經磨難，但畢竟有“大一統”、民族和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分也能再聚。
中國崛起過程中，美國曾數度對中國下手，試圖幹擾、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現在隻不過是最新的一次罷了。中美衝突既然不可避免，已經處於崛起後半程的中國如何應對？
首先，現在仍不是和美國攤牌的最佳時機，中國仍須韜光養晦，培養根基。就如同當年國共內戰，雖然國民黨一直想和中共決戰，但中共隻有在具有戰略優勢之時才與之開展正麵的大決戰。中國對美可以有限度的反擊，但要適可而止。更何況，美國對華挑釁、遏製，反而有利於處於轉型期、矛盾多而尖銳的中國形成共識和增強團結。特別重要的是，美國再度把中國做為頭號戰略競爭者，這也恰恰從反麵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功。如果這是一個失敗的模式，還值的美國如此大動幹戈嗎？
其次，要以各種形式支持美國的對手（這一點要以美國為師。美國都可以和越戰的死對手、意識形態相佐的越南聯手。）。比如繼續支持阿拉伯世界反以、反美的正義立場。在南美----美國的後院支持巴西為核心的南美自立運動（南美第一次聯合會議就沒有邀請美國參加）。支持伊朗包括它宣布放棄美元實行歐元結算。當俄羅斯麵對西方的打壓時要施以援手，鞏固現階段的中俄聯盟。國際事務上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第三，當美國再麵臨經濟困境之時，不要再施以援手。現在美國的債務繼續急劇攀升，所謂救市的資金也多是來自借債。在現在的製度體係下，美國很難改變寅吃卯糧的現狀。現在的危機緩解隻是暫時的。2008年美國經濟最危機的時刻，俄羅斯與中國舉行最高層會晤，要求共同拋售美國國債。由於中國和美國的共同經濟利益過大，中國拒絕了（見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的回憶錄《峭壁邊緣》on the brink）。但俄羅斯的思路值得借鑒。
總之，隻要中國再贏得十到二十年的和平時光，屆時中美力量對比將會發生質變，到了哪個時候，中美衝突不是不可避免而是不複存在。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在亞洲新上演的這場外交較量中，中國仍在很大程度上擁有“後勁”。美國麵臨債務和赤字，而中國經濟可在未來一、二十年內輕鬆實現8%的年增長，它的海軍力量也將不可避免的加強。時間，在中國一邊。
2009年1月，小布什這位號稱曆史上最差的總統黯然離去，從而將一個內外交困的美國交給了奧巴馬。此時的美國處於冷戰後的最低穀中：對內是深不見底的經濟危機，對外則由於其單邊主義和拖累全球的危機，成為世人辛辣譏諷、抨擊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不得不放低身段，公開宣稱重走多邊主義，頻頻對伊斯蘭世界示好。對中國更是表現出罕有的熱情與謙恭，大有“量美利堅語言之華麗，結中國之歡心”之勢。甚至希拉莉訪華之時先宣布人權與貿易、國際事務脫購。奧巴馬一年間更是連番發表“出位”講話： 7月份公開表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將左右整個21世紀的命運。”與此同是他還極力讚美中國的成就：中國使得億萬人民脫貧，而這種成就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而中國在全球問題中也發揮更大的作用。訪華前他在日本聲明不謀求遏製中國，來到中國後又聲明“世界上除非美中兩國一致，不然能夠解決全球的挑戰是極少的”。而他希望和中國領導人會晤的成果，就是他和胡主席能夠就美中兩國怎麽共同發揮領導作用而達成一致。在上海與大學生對話時，少有的以“中式邏輯”表達“我們不尋求把任何政治體製強製給任何國家”。
然而一進入2010年，美國立即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先是圍繞穀哥退出中國大打人權牌（而且最為積極的是已聲稱放棄人權標準的希拉莉），隨後又不顧中國反對公然在春節期間（正月初五）會見達賴，進而再接再厲對台售武。一波未平，美國又在人民幣匯率、伊朗核問題向中國施壓，侵害中國的經濟和外交主權。這些“文”牌打完之後，則又訴之於武：宣布南海是美國的利益，與越南進行聯合軍演。在黃海則派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參加演習。
美國從“軟”到“硬”原因很多。比如經濟危機進入尾聲，內政需要（中期選舉、醫療改革投票），“軟”的策略沒能達到目的。但更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美國崛起之後，對之形成威脅的國家有日本、德國和蘇聯。日本和德國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自然與英美矛盾不可調和，雙方大打出手，血腥廝殺。這就是造成全球性災難、五千萬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日本的二戰觀承認對中國和韓國是侵略，其它國家隻不過是西方爭奪殖民地而已，而且二戰結束後，西方又重新恢複了對這些國家的殖民統治）。蘇聯則是全球輸出價值觀，試圖取代、顛覆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社會。於是美國組織“冷戰”聯盟，最終將蘇聯拖垮。然而，中國的崛起既沒有象當年的日本和德國一樣要重新劃分世界，更沒有象蘇聯一樣輸出革命。何以就成了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了呢？如果我們放眼一百年，或許就能明白個中道理：當中華民國陷入內亂、外患之際，美國成了中國的朋友。當中國深陷文革災難之中時，美國又不遠萬裏成了中國的盟友。唯有當今天，中國迅速發展的時候，美國卻成了中國的對手。何也？中國的“罪過”和日本、德國、蘇聯不同，我們的“罪過”就是竟然沒有用西方的方式發展起來了！如果中國重回中華民國時的混亂、文革時的災難，美國就又會成為中國的“諍友”。
中國的成功，不僅威脅到美國模式“一元化”在全球的統治地位和話語權，而且還威脅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如果沒有這兩樣“法寶”，經濟危機中的美國早就象冰島一樣破產甚至崩潰了。雖然中美之間仍然有相當多的共同利益，但這些利益的重要性卻遠遠無法和美國的話語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相比。麵對這樣的生死威脅，美國豈能對中國不軟硬兼施？ 另外對於美國這樣年青的移民國家，其凝聚力就在它的強大、富足以及眾多的發展機會（美國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資源。一個美國孩子的消費是印度的125倍）。如果美國喪失這一切，這個國家將很快分崩離析。不象中國，雖曆經磨難，但畢竟有“大一統”、民族和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分也能再聚。
中國崛起過程中，美國曾數度對中國下手，試圖幹擾、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現在隻不過是最新的一次罷了。中美衝突既然不可避免，已經處於崛起後半程的中國如何應對？
首先，現在仍不是和美國攤牌的最佳時機，中國仍須韜光養晦，培養根基。就如同當年國共內戰，雖然國民黨一直想和中共決戰，但中共隻有在具有戰略優勢之時才與之開展正麵的大決戰。中國對美可以有限度的反擊，但要適可而止。更何況，美國對華挑釁、遏製，反而有利於處於轉型期、矛盾多而尖銳的中國形成共識和增強團結。特別重要的是，美國再度把中國做為頭號戰略競爭者，這也恰恰從反麵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功。如果這是一個失敗的模式，還值的美國如此大動幹戈嗎？
其次，要以各種形式支持美國的對手（這一點要以美國為師。美國都可以和越戰的死對手、意識形態相佐的越南聯手。）。比如繼續支持阿拉伯世界反以、反美的正義立場。在南美----美國的後院支持巴西為核心的南美自立運動（南美第一次聯合會議就沒有邀請美國參加）。支持伊朗包括它宣布放棄美元實行歐元結算。當俄羅斯麵對西方的打壓時要施以援手，鞏固現階段的中俄聯盟。國際事務上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第三，當美國再麵臨經濟困境之時，不要再施以援手。現在美國的債務繼續急劇攀升，所謂救市的資金也多是來自借債。在現在的製度體係下，美國很難改變寅吃卯糧的現狀。現在的危機緩解隻是暫時的。2008年美國經濟最危機的時刻，俄羅斯與中國舉行最高層會晤，要求共同拋售美國國債。由於中國和美國的共同經濟利益過大，中國拒絕了（見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的回憶錄《峭壁邊緣》on the brink）。但俄羅斯的思路值得借鑒。
總之，隻要中國再贏得十到二十年的和平時光，屆時中美力量對比將會發生質變，到了哪個時候，中美衝突不是不可避免而是不複存在。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在亞洲新上演的這場外交較量中，中國仍在很大程度上擁有“後勁”。美國麵臨債務和赤字，而中國經濟可在未來一、二十年內輕鬆實現8%的年增長，它的海軍力量也將不可避免的加強。時間，在中國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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