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再討論、再反思

　　搭乘飛機的旅客，在登機前不但身體必須通過安全檢查，而且隨身攜帶的行李也必須從安檢機通過。如果安檢人員對已經通過檢查合格的旅客提出要進行再次檢查的要求，這很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判斷，要麽是安檢人員發現自己在前麵的檢查中有疏忽，要麽就是旅客認為安檢人員有意刁難。如果都不是的話，應該說，同樣的物品經過同樣的檢測手段，隻能得出同樣的結果。否則隻有使用不同識別功能的安檢機進行再檢查，再檢查才有意義。

　　什麽是真理？

　　馬克思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隻是思維過程中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真理就是人的頭腦對於客觀存在的正確反映。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內在規律性的正確認識。顯然，真理可以是真事，也可以是真律，即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而這樣的正確認識，尤其是“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係的”論理的認識，是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反複進行，才能達到。此外，在人類的知識中，有一部分並沒有直接涉及到客觀世界實在的存在，例如數學物理公理化係統，它從一開始就是隻是假設，因而也就不存在客觀物質現實事物實踐檢驗的問題。在一個公理化的體係中，命題如果是按照公認的邏輯規則推導出來的，它就是正確的。實際上，實踐驗證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是否真理”的問題，是要檢查假說能不能得到證明的問題。一旦“是否真理”的問題解決了，真理才能出來。

　　關於“是否真理”與真理

　　“是否真理”與真理，就像假說與真理的關係一樣，完全不是一回事。驗證“是否真理”或者說假說在先，得出真理結論在後，是實踐驗證在此階段的目的。而真理是指已經通過某種實踐驗證，被證明為正確的理論和學說。就像精神也能變成物質一樣，真理反映的是客觀實在及其規律本身，依循真理就能獲取成功的果實。

　　關於真理再檢驗

　　真理當然也有一個再檢驗的問題。就如前麵提到的機場安檢的例子一樣，再檢驗必須有具體原因，即檢測手段的改進。發現真理和驗證真理，都是科學中的大事。在科學實驗中存在不同性質的檢驗，是檢驗假說，還是檢驗真理，答案從來是肯定的。這裏涉及到兩個不能互相混淆的問題：一個是有沒有客觀真理？另一個是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係問題。真理的再檢驗所涉及到的是後麵的一個問題。

　　如果人們對上麵的分析多少覺得還有些道理的話，那末，人們立即就會發現，“唯標”作者在文章中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小把戲，他們把“是否真理”換成了 “真理”。這樣一來，他們就好像變了一個認識論上的戲法，誰要是認為可以用真理做為標準去檢驗各種假說，去判斷人的認識是否正確，便被認為“陷入了‘真理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同義反複”。其實，正好相反，真正陷入同義反複的正是“唯標”的作者。既然，真理是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和學說，那末“唯標” 一文的標題就應該寫成“實踐是檢驗‘已經被實踐檢驗為正確的理論和學說’的唯一標準”。這不就變得莫明其妙，荒唐背理，同義反複了麽？對於他們來說，實踐實際上檢驗的還是實踐，根本與真理無關，與真理標準也無關。在他們那裏，真理根本就沒有標準，實踐就更不需要標準，那末，人類也就永遠不會有真理，而隻有永遠的盲目實踐。

　　因此，尚若要想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標題有某種意義，那就應該改為“實踐是檢驗假說的標準”或者改為“實踐是檢驗未經驗證的‘真理’的標準”。事實上，“唯標”一文中引的那些例證，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例如，他們提到的門捷列夫化學元素周期表，這個周期表一開始隻是假說，因而爭論不休，後來根據元素周期表的預測發現了幾種新元素，因而周期表被證實為是真理。哥伯尼的太陽中心說在三百年裏一直是一種假說，後來通過勒維烈和加勒的工作所證實，才成了公認的真理。

　　“唯標”的作者們顯然不是要論說清楚認識論中的問題，而是要製造一篇有轟動性效應、能達到政治目的的奇文。然而，這篇奇文一但出籠立刻就會遇到論證的困難。為此，他們不得不開動切割機和閹割機，隨意剪裁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話語，似乎想輕而易舉地完成他們的事業。但它終於隻能成為曆史笑話，經受不起曆史的檢驗。

　　關於“實踐標準”

　　由於“實踐標準”並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它受到理論的製約，立場的製約，實驗條件和社會條件的製約，因而“實踐標準”的製定是因人而異的，檢驗結果的製定也是因人而異的。於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真的實行起來，不僅無法操作，而且會把那些已經被證明為正確的真理重新放置到被檢驗的地位上去，以至真理廢棄，謬論橫行，最後變成為權力就是真理，金錢就是真理。三十年中國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實踐，已經把這幾個為鄧小平路線開路的理論打手的真麵目暴露出來了。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有必要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作一個簡單地說明。

　　馬克思在1845年說過：“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這段話包含著馬克思對哲學基本問題中其中的一個問題的回答。

　　恩格斯在寫論費爾巴哈的文章時，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並作為附錄發表在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恩格斯根據這個基本問題把哲學家劃分為“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質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創世說的人……，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他接著強調：“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裏也不能在別的意義上被使用。”否則就會造成嚴重的“混亂”。

　　恩格斯緊接著說：“但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麵：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舉例說，黑格爾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要證明的東西已經默默地包含在前提裏麵了。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認識的，正是這個世界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那種使世界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漸實現的東西，這個絕對觀念是從來就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世界並且先於世界而在某處存在的；但是思維能夠認識那一開始就已經是思想內容的內容，這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在近代哲學家中，否認認識世界或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包括像休謨和康德這樣在哲學的發展上起過很重要作用的人。為了反駁哲學上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恩格斯指出：“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自己能夠製造出某一自然過程，使它按照它的條件產生出來，並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麽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動植物體內所產生的化學性質，在有機化學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以前，一直是這種‘自在之物’；當有機化學開始把它們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們已經不再從田地裏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裏提煉出來了。哥伯尼的太陽係學說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種假說，這個假說盡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可靠性，但畢竟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係的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一定還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後來加勒確實發現了這顆行星的時候，哥伯尼的學說就被證實了。”

　　無庸置疑，恩格斯的這些話，是對馬克思前述思想的正確解釋。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幾個認識論的結論：

　　1、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回答是肯定的，人能夠正確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並能夠製造出某一自然過程來為人的目的服務

　　2、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逐步得到解決的。

　　3、實驗和工業證明，康德的“自在之物”可以轉變成為我之物，昨天的不知可以變成今天的已知。

　　4、假說可以通過實踐得到證明。

　　5、真理是在解決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中得出證明。此真理與未被驗證的假說並不全等，它反映的是一定曆史條件下人對客觀世界之其規律的認識。真理當然是可懲罰，可檢驗的。另一方麵，人們又必須尊重真理，尊重客觀規律。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馬克思並沒有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而且，也不能把“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輕率地解釋成“唯一標準”。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清楚的：“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假如把 “是否真理”改換成“真理”，上麵那句話就不通了。

　　列寧認為，對唯物主義者來說，“對客觀真理的承認是最要緊的”。他自己是一個信奉和堅持真理的典範。請看他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說過的幾段話。“自然科學關於地球存在於人類之前的論斷是真理，對於這一點，自然科學不允許有絲毫的懷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裏說到“拿破侖死於 1821年5月5日”。可是，波格丹諾夫認為這句話不是真理。列寧反駁說：“如果你不能斷定‘拿破侖死於1821年5月5日’這個命題是錯誤的或是不確切的，那末你就得承認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斷定它在將來會被推翻，那末你就得承認這個真理是永恒的。”“恩格斯所舉的這個例子是非常淺顯的，……象恩格斯在舉‘巴黎在法國’這個例子時所說的那種隻有瘋子才會懷疑的真理的例子，任何人都能夠輕而易舉地想出幾十個。”

　　“唯標”的作者們，不說檢驗“假說”，妄說檢驗真理，顯然對什麽是真理一竅不通，不知道檢驗真理其實並不容易。比如說，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和哥伯尼的太陽中心說，“唯標”的作者們又想要用什麽樣的實踐去檢驗呢？又比如說，狹義相對論有兩個基本假說：1、在所有的相互作勻速直線運動的坐標係中，光在真空中的速度都是相同的；2、在所有的相互作勻速直線運動的坐標係中，自然定律都是相同的。親愛的先生們又想用什麽樣的實踐去檢驗呢？

　　四、真理標準的重要性

　　四川汶川大地震，損失最慘重的是中小學的學生。這是最為荒唐、最不可思議的怪事。因為，學校都有操場，從校舍奔跑到操場，隻須瞬間。為何那些遇難的幼小冤魂連這點時間也沒有？以下便是人人都可以想到的原因：第一、地震前一定有種種預兆，但是這種預兆並沒有變成預報，使得師生們預先有所準備；第二、校舍沒有考慮防震；第三、即使考慮了防震，但工程質量沒有得到保證，其中有“豆腐渣”工程。人們也許會因此而聯想起目前中國存在著的嚴重腐敗問題。“十億多 ‘子善’，赤縣遍‘青天’。”為什麽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會出現曆朝曆代最大的貪官集團？我們在這裏隻談認識論的問題。

　　真理是檢驗人的思想是否正確的重要標準。如果隻知道談論實踐標準，忘記了真理本身就是標準，就會出現上麵提到的悲慘景象。本來建房有房標，製藥有藥標，造船有船標，各式各樣的國家標準都是根據各門科學的要求製定出來的。如果不嚴格遵守，就會出現災難，最後被災難逼迫去遵守。否則的話，人類就不需要追求真理，也不需要根據真理製定規章。

　　恩格斯在《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一文中，有一段名言：“的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麽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係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係都無法了解。在這裏唯一的問題是思維的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的，因而是不正確地思維的最確實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老早就為大家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一旦貫徹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發點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經驗主義輕視辯證法便受到這樣的懲罰：連某些最清醒的經驗主義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現代降神術中去了。”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單憑經驗是對付不了降神術士的”。

　　當年，在“唯標”浪潮的熏陶下，中國出現了一股特異功能熱，迷信實踐經驗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什麽“耳朵識字”、“眼穿皮肉”、“意誌移物”、“意誌折物”，風風火火，轟轟烈烈，到頭來，連有的名科學家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現代降神術中去了”。我們這樣說，絕不否定特異功能中也可能有某些值得重視的新現象，更不是認為現代科學已經能全部解釋有關現象，而是說科學上的重複律是必須遵循的，科學精神要求現象應該是可重複，可檢驗的。

　　“單憑經驗是對付不了降神術的”，不僅如此，單憑實踐經驗也常常對付不了科學中出現的許多錯誤理論，如燃素說、熱質論。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對於認識論，講了許多深邃的、精彩的，常人不大容易想到的話。例如，他在為伽利略的名著英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說：“常聽人說，伽利略之所以成為近代科學之父，是由於他以經驗的、實驗的方法來代替思辨的、演繹的方法。但我認為，這種理解是經不起嚴格審查的。任何一種思辨思維，它的概念經過比較仔細的考察之後，都會顯露出它們所由產生的經驗材料。把經驗的態度同演繹的態度截然對立起來，那是錯誤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的思想。實際上，直到十九世紀，結構完全脫離經驗內容的邏輯（數學）體係才完全抽取出來。況且，伽利略所掌握的實驗方法是很不完備的，隻有最大膽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經驗材料之間的空隙彌補起來。”從愛因斯坦的這段話中，人們看出辨證的思維和機械的思維究竟有什麽不同。“唯標”的作者們抄錄了一些話，就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其實，他們隻是把經驗論發揮到極致而已。“實踐是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個經驗論的，實用主義的命題。他們斷言，“堅持實踐的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好大的口氣，好不知羞恥，你們難道不是認識論上的幾個呆子和瘋子嗎？

　　我們已經說過，實踐標準所要解決的是“是否真理”的問題，換句話說，沒有經過實踐驗證的理論都處在假說的地位，假說在經過實踐經驗驗證之後才可能變成真理。這本來是科學上的常識，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科學中早已通行這樣的觀念。科學家的思維不是僅僅為了解釋現象，他希望洞穿現象之外的本質和規律。因此通過實踐的檢驗雖然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映照的，卻又是最容易做到的。科學中不難找到這樣的例證，好幾個理論都能解釋觀察材料。從這個角度理解科學，科學的要求比通過實踐經驗的驗證要高。有些朋友喜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但要記住，科學要求的是更高，而不是更少。

　　認識的任務是要求真知。然後，才能用求得的真知去改造主觀和客觀世界。毛主席在他的《實踐論》中，對於理性認識的重要性，作了相當精辟的論述：“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係，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麵的、現象的、外部聯係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係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麵的聯係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為什麽毛主席在他領導革命的長期鬥爭中，特別是在他的晚年，總能高屋建瓴，總能見微而知著，總能看到他人看不見的東西，總能把革命不斷推向前進，就是因為毛主席絕不淺嚐即止，絕不滿足於一知半解，絕不背叛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絕不停止追求真理。

　　“人的天職在於追求真理”。哥伯尼的這句名言，不知激發了多少個世代的探索者為追求真理而奮鬥。追求真理不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氣。曆史上那些誌士仁人，為了追求真理而獻出自己最可寶貴的生命，毫不猶豫。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因為支持日心說而受到教會的嚴厲製裁。但是，他的“地球仍在運轉”變成為當時的最強音。另一位意大利人布魯諾，為捍衛和宣傳哥伯尼的學說，遭致教會的長期迫害，最後在1600年被燒死在羅馬火刑柱上。布魯諾珍惜自己的見解，勝過珍惜自己的生命。當宗教裁判團宣布判處他的死刑時，他回答說：“你們宣讀判詞，比我聽判詞還要感到畏懼。”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切革命者，其中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最可寶貴的傳統。否則，人人都苟安爭利，社會就會是另外一種情況。

　　追求真理的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發現和驗證真理；學習和運用真理；探索和發展真理。

　　為什麽說，真理是檢驗人的思想是否正確的基本標準？因為真理反映的是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隻要在真理限定的條件下去運用它，它都能重複出現。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並沒有限定時間和地點，隻要引力存在的地方，它都是有效的。據說，牛頓是因為蘋果落地啟動了他的靈感，把地上天上的引力統一在一起，最終導致了他的引力理論。它涵蓋著無限時間中的無限個事例。當年鬧特異功能的時候，其中一種叫“輕功”，似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受到了挑戰。可是，如果檢驗者相信科學，讓試驗者到磅秤上一稱，就會有結果。鄧小平也是一個特異功能的人，他隻讀過馬克思主義的ABC，就能玩出一個有鄧小平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當代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

　　由於“唯標”一文侈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似乎隻要堅持“唯標”，問題就解決了。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胡說。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以下四點是關鍵。第一、首先必須弄通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搞清楚，意見不統一，把假馬克思主義指鹿為馬，隻能鬧出皇帝新衣一類笑話；第二、要用理論去指導實踐。這就是“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第三、理論必須聯係實際。也就是“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係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第四、實踐過程中要時時用理論校正方向，“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把以上兩種觀點稍加比較，“唯標”的觀點不過是強詞奪理罷了。實際上，要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並不容易。中國共產黨隻是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才比較好的實現了這種統一。教條主義地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肯定行不通；修正主義者放棄馬克思主義危害猶烈。

　　五、參照愛因斯坦論物理理論的選擇

　　愛因斯坦對於科學作出的重大貢獻，使他被評選為能夠代表二十世紀的第一人。他的哲學觀點，特別是他關於認識論的大量論述，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他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革新了人類對於時間、空間和物質相互關係的觀念。討論認識論問題如果忘記了愛因斯坦，就如討論引力問題而忘記了廣義相對論，至少是一個遺憾。“唯標”作者們顯然不了解愛因斯坦，他們的標題也就顯得很盲目。

　　愛因斯坦67歲的時候，曾經對他一生的努力和探索作了一個簡潔的回顧。這篇文章發表在慶祝他七十歲生日的論文集中。

　　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家，都把古典力學看作是全部物理學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學的、牢固的和最終的基礎。在當時，隻有衝破這種占居統治地位的教條，新的理論才有可能產生。而要建立新的理論就必須懂得和擅長在於去評價各式各樣的理論。愛因斯坦寫道：“在我開始批判那個作為物理學基礎的力學以前，首先必須談談某些一般觀點，根據這些觀點，才有可能去批判各種物理理論。第一個觀點是很明顯的：理論不應當同經驗事實相矛盾。這個要求初看起來似乎很明顯，但應用起來卻非常傷腦筋。因為人們常常，甚至總是可以用人為的補充假設來使理論與事實相適應，從而堅持一種普遍的理論基礎。但是，無論如何，這第一個觀點所涉及的是用現成的經驗事實來證實理論基礎。”“第二個觀點涉及的不是關於（理論）同觀察材料的關係問題，而是關於理論本身的前提（基本概念以及這些概念之間作為基礎的關係）的‘自然性’或者‘邏輯的簡單性’。這個觀點從來都在選擇和評價各種理論時起著重大的作用，但是確切地把它表達出來卻有很大的困難。……第二個觀點可以簡要地稱為同理論本身有關的‘內在的完備’，而第一個觀點則涉及‘外部的證實’。”

　　科學精神是分析的、批評的、創新的精神。科學家，尤其是富有創新精神的科學家在選擇和評價各種理論的時候，不僅需要“外部的證實”這個實踐標準，而且還需要“內在的完備”這個理論標準，並不意味著實踐標準不重要。在愛因斯坦看來，所有的理論必須首先被實驗所證實，然後才有可能談論這些理論的取舍，否則它們可能在初始階段就被淘汰掉了。經驗驗證對於物理學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希望受到應有的信任的理論，必須建立在有普遍意義的事實之上。”但是，“人們常常，甚至總是可以用人為的補充假設來使理論同事實相適應”，這樣一來，僅憑實踐經驗來判定理論就會遇到困難。

　　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情況隻能是更糟。具體的實踐標準，是由理論製定出來的，理論不同，標準也就不同。實踐的結果更由具體的人來判定，立場不同，看法也就不同。初看起來，“唯標”的作者們也是企圖發展和補充馬克思的學說，可惜實則相反，他們卻變成了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販子。列寧在整整100年前，就好像是針對著他們這樣的哲學販子，準備了下麵的話：“政治經濟學教授雖然在實際材料的專門研究方麵能夠寫出極有價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說到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時，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政治經濟學正象認識論一樣，是一門有黨性的科學。”（黑體字是原來的）列寧還對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實用主義哲學作了批評：“實用主義既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笑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由此看來，“唯標”的作者們是有黨性的，他們是鄧派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開路先鋒，一旦當鄧派的走資麵目充分暴露出來之後，他們又何去何從呢？

　　對於與理論本身有關的“內在的完備”，愛因斯坦講了三點意見：第一、理論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邏輯的簡單性”。意思是，“不下定義的概念和推導不出的命題，要盡可能的少。”第二、在幾種類似的理論中，“那種對理論體係的可能性質限製最嚴格的理論（即含有最確定的論點的理論）被認為是比較優越的。”第三、“從邏輯觀點來看，如果一種理論並不是從那些等價的和以類似方式構造起來的理論中任意選出來的，那末我們就給予這種理論以較高的評價。”綜合起來，可以說，“內在的完備”是對理論本身的要求，它反映理論的嚴整性，或者說理論的論格。就像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一樣，理論也有它的論格。一個嚴謹的、完整的理論，與一個不嚴謹的、不完整的理論之不同之處，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並不需要高深的知識作為基礎。雖然，愛因斯坦談論的是自然科學的理論，“內在的完備” 這個基本要求也可以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理論中。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是一個榜樣。馬克思追求的是真正的知識，他總是盡可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理論含有最確定的論點。當他在 1875年寫作《哥達綱領批判》的時候，他工作太忙，已經不得不超過醫生給他規定的工作時間。但是，馬克思絕不容許自己“即使隻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來承認一個我認為極其糟糕的、會使黨墮落的綱領。”正是因為馬克思總是企圖嚴謹地、完整地表述他的看法，我們才可能讀到其中的許多精彩的論述。例如，他說：“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黑體字是原來的）今天在中國，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是走資派培植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一個重要渠道，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最具反諷意味的是“唯標”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真是事實勝於雄辯，當年氣壯如牛的發明家們，今天是不是應該現身說法了？

　　理論是否正確，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看它能否正確地預見將來。實際生活中，各種奇談怪論多的是，如果都要等到實踐去檢驗，不免會讓各種騙子大行其道。鄧小平理論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要等資本主義基本複辟了，才能去評價它，豈不上了鄧小平的當了嗎？然而，人們是聰明的，他們或者通過檢查鄧小平理論的論格，或者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照，早就看出了鄧小平理論的問題。

　　讓我們來看一個堅持理論對實踐指導的具體例證。南街村的領導人王宏斌，雖然隻上過高小，但見識非同一般。他在說明為什麽要堅持公有製時說：“小平同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核心就是五句話：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咱且不說前兩句話，前兩句按照過去的話說，沒有階級性，不管什麽主義，都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關鍵是後三句，要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展公有製經濟。發展私有製經濟，是消滅不了剝削，消滅不了兩極分化，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王宏斌從邏輯的角度，看出了鄧小平理論的反社會主義問題。

　　韓丁先生在1993年曾經告訴筆者一首四川民謠，題為“西方紅”：“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開拓。他為兒女謀幸福。他要我們各顧各。”這首民謠準確地反映了鄧小平改革的實質，從內容上看出了鄧小平理論的真相。推行鄧小平理論的必然結果，就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還值得提一提鄧小平理論中的社會主義模糊性所造成的問題。本來，社會主義的概念，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從歐文、傅立葉到蕭伯納和愛因斯坦，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和毛澤東，是大致清楚的。但是，經過鄧小平一轉手，似乎什麽是社會主義都成為問題了。學術上受害最烈的是那些奉命解說鄧小平理論的官方學者。在紐約一年一度的社會主義學者會上，常常會見到美國學者譏諷性的評論。他們會對中國的官方學者說：“誰能搞清楚你們的這一套理論？好像我們美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布什總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統，美國現在正在搞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我們看來，鄧小平理論隻不過是一個拚湊出來的大雜燴，它內部不自洽，現實不相符，言行不一致，不具備理論的嚴謹性和完整性。就像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一樣，鄧小平的理論隻能靠權力來推行，一旦資本主義複辟的危機暴發，它的死期也就到了。到那時鄧小平理論就會變成不可多得的反麵教材。

　　六、真理的再檢驗需要理論高度

　　毫無疑問，“唯標”的作者們對認識論並沒有下功夫去研究，他們在文中所說的，“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親自作出了用實踐去檢驗一切理論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光輝榜樣”；並文不對題地把馬克思恩格斯修改《共產黨宣言》作為例證，就證明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理論、假說、真理攪合在一起，全然不覺得應該對它們作出區別。事實上，馬恩絕對不可能把他們的《宣言》當成真理來對待。《宣言》中有真理，這有待證明；《宣言》中也有不足，這有待修改。把修改《宣言》等同於修改真理豈不滑稽可笑？

　　猶如科學中的認識論一樣，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也從不崇拜絕對權威。因此，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看來，任何學說在它剛被提出的時候都處於假說的地位。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唯標”作者們所持的雙重標準，為什麽天天在那裏大叫要用實踐標準去檢驗真理的“發明家”們，對待一個不但不是真理，而且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鄧小平理論，偏偏不吭氣了，不檢驗了，難道真的是把鄧小平理論當成真理看待了不成？

　　讓我們來看一下列寧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是怎麽對待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史觀的。

　　列寧在引用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一大段關於唯物史觀的論述之後，接著說：“社會學中這種唯物主義思想本身已經是天才的思想。當然，這在那時暫且還隻是一個假設，但是是一個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極科學地對待曆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假設。”列寧又說：“從第一方麵說，這個假設第一次把社會學提到了科學水平。”列寧還說：“這個假設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學的社會學的出現成為可能，還由於隻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曆史過程。”列寧總結說：“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這個假設之後，就著手實際地（請注意這點）研究材料。他從各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取出一個形態（即商品經濟體係）加以研究，並根據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來研究這些材料）把這個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做了極詳盡的分析。”隻是在作了這樣的分析之後，列寧才說：“現在，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曆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列寧的這些話，寫於1894年春夏，當時的他，還隻是一個20剛出頭的毛頭小夥子。這位毛頭小夥子的觀點，比起裝模作樣的《唯標》的作者們來說，真是高明得太多了。

　　“唯標”一文最後一節，談的是怎樣發展真理的問題。令人奇怪的是，他們隻是從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關係來論說，而忽略了從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關係來論說，或許這隻是一種片麵性。在這裏不值得去評論文中關於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說明，恐怕作者自己都不知所雲。關鍵在於作者根本就沒有去區分內容不同的問題。實踐標準在真理的檢驗過程中有什麽作用？實踐標準在發展真理的過程中又有什麽作用？這兩個問題說的不是一樣的事，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唯標”文中所引用的列寧的話，也就解釋不清楚了。

　　列寧說：“當然，在這裏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實，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這句話是對實踐標準在真理驗證過程中的具體作用作出的說明，即被實踐標準所證實的隻是相對真理。相對真理都是受曆史條件製約的，因而不應該把它當成惡劣的教條，或永遠不能改變的東西。但同時，相對真理中又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包含著向“絕對客觀的認識”的接近。因而，它又有確定的內容，以便同信仰主義和不可知論劃清界限。

　　由於任何思想體係都是受曆史條件製約的，所謂發展真理，隻能是從今天的相對真理出發，走向明天的較高一級的相對真理而已。這樣，就立刻會遇到一個問題：新的真理是怎樣產生出來的？這個問題包含的內容，要比“實踐標準在發展真理過程中有什麽作用”的問題更廣。在這裏順便提一下，“唯標”文中說，“任何理論必須無例外地、永遠地、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的觀點，也就是真理發展的觀點”，顯然又把上麵提到的兩個問題混到一起去了。

　　前麵說過，追求真理的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發現和驗證真理，也即假說被證明為真理；學習和運用真理，也即運用真理指導實踐；探索和發展真理，也即走向明天的較高一級的相對真理。當我們談論發展真理的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是已經在手的相對真理。既然如此，說什麽“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豈不是有幾分危言聳聽、淺薄浮躁嗎？真理得來不易，發展真理更加不容易。真理的再檢驗要受到曆史條件的製約，有時一等就要等數百年才有一遇。絕不可能像換衣服一樣，今天用一個鄧真理，明天用一個江真理，天天換個不停。而且，發展真理也不是簡單地拋棄過去的真理，往往隻能是在拓展舊真理還沒有涵蓋的領域展開，這一點在自然科學中顯得更加明顯。

　　讓我們來看，科學家是怎樣看待新理論和舊理論的關係的。

　　愛因斯坦認為，如果說，“新理論毀滅了舊理論的成就，那是不公正的。新理論既指出了舊理論的優點也指出它的局限性，而且使我們能在更高理論水平上重新得到自己的舊概念。”他不認為廣義相對論顛覆了牛頓的引力論，他評論說：“舊理論是新理論的一種特殊極限情況。假如引力比較弱，則舊的牛頓定律所得結果便會十分接近於新的引力定律的結果。因此所有支持舊理論的一切觀察，也支持廣義相對論。我們從新理論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回到了舊理論。”他在指出牛頓力學弱點的同時，謙虛地說：“牛頓嗬，請原諒我；你所發現的道路，在你那個時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維能力和創造力的人所能發現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創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導著我們的物理學思想，雖然我們現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種聯係，那就必須用另外一些離直接經驗領域較遠的概念來代替這些概念。”這裏展現出一種思想境界，能夠創造新理論的人，恰好是最能恰當地欣賞舊理論的人。

　　那末，在什麽時候，理論家應該放棄舊理論，而專注創立新的理論呢？愛因斯坦說過下麵的話：“理論觀念（在這例子裏是原子論）的產生，不是離開經驗而獨立的；它也不能通過純粹邏輯的程序從經驗中推導出來。它是由創造性的行為產生出來的。一個理論觀念一旦獲得了，人們就不妨抓緊它，一直到了它導致一個站不住腳的結論為止。”這就好比“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樣，一個舊理論可能被新理論代替，那是因為舊理論碰到了它所不能解釋的現象，它的局限性已經顯現出來了。

　　但是，究竟是什麽迫使我們去設計一個又一個理論呢？我們究竟為什麽要設計理論呢？

　　愛因斯坦是這樣回答的：“後一問題的答案簡單地說來是：因為我們愛好‘理解’，假說愛好通過邏輯過程把現象歸結為某種已知的或者（看來是）明顯的東西。當我們碰到不能用現有的理論去‘解釋’的新事實時，首先必需的是新理論。但是這種建立新理論的動機，可以說是平凡的，是從外麵強加上去的。另外還有一種重要性並不更小些的比較微妙的動機。這就是力求整個理論前提的統一和簡化”。愛因斯坦的話大大開闊了我們的眼界，講出了許多經驗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不能理解的東西。人們創造新理論，並不是總是被經驗所逼迫，並不是不得不去創造，以便解釋當時還不能解釋的現象。人們創造新理論，還可能從不同於經驗的途徑出發，其中包括對舊理論的某種不滿意，認為舊理論的前提還不夠“統一和簡化”。事實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它一旦產生出來，就立刻看到了舊理論的缺陷，並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視野。

　　在一場具體的理論創新過程中，既可能是新的事實，新的發現，把舊理論逼入困境，迫使理論家去建立新的理論；也可能是理論家看出了舊理論的論格還不夠完備，從而企圖另辟新徑。科學理論的發展，經驗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但不是唯一的途徑。

　　要想檢驗真理，並不容易，而且，並不總能操作，因為，真理中的不真的那一部分並不容易顯現出來。真理的再檢驗需要高度，不僅是新的理論高度，還包括必要的外部曆史實踐條件。真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反映的是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正確認識，隻有在新的曆史條件成熟的時候，真理中的不真的那一部分才會顯現出來。

　　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察看一個真理再檢驗的著名實例。1911年，愛因斯坦曾經計算出，光在太陽引力場的影響下，會發生0.85弧度秒的偏轉，正好和牛頓的光發射論得出的結果一樣。1915年，他的廣義相對論建立起來後，他根據場方程，算出光在太陽附近的偏折為1.7弧度秒。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愛因斯坦在柏林，想象不到他的設想會被英國科學家所證實。

　　英國劍橋天文台的主任艾丁頓，在1916年得到了愛因斯坦關於廣義相對論的文章，他不僅著迷於研究相對論，而且還向英國的學者介紹相對論。在皇家天文學家代遜的支持下，艾丁頓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要組織一個由英國科學家組成的運征隊，去證明一個德國科學家的理論。盡管當時他們尚不知道戰爭何時才能結束，但是，代遜認為，1919年5月29日將會發生的日全食，那將是一次極好的機會。

　　幸運的是，遠征隊在1919年3月初從利物浦出發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了。遠征隊分為兩組，一組去了巴西北郊的小城索布拉爾，另一組由艾丁頓親自帶隊去了非洲西海岸邊靠近赤道的普林西比小島。直到是年9月，兩支遠征隊拍得的照片，經過仔細的比較、分析、計算，終於得出了結果。艾丁頓認為實驗結果比 1.7弧度秒略大，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可測試的預計很吻合。

　　1919年11月6日下午，英國皇家學會的傑出會員和皇家天文學會的成員正式集會，議題隻有一項，報告日食的觀測結果。與會者都明白，報告可能是一次重要的曆史事件。會議由學界泰鬥之一的皇家學會的會長、電子的發現者湯姆遜主持，在他背後，牛頓的大幅畫像正凝視著整個會場。會場莊重的氣氛就像一幕古希臘的戲劇。人們感受到，牛頓所創立的偉大科學概念，兩百年之後，也許要接受第一次修改。

　　皇家天文學家代遜詳細地報告了天文觀測的具體發現。然而，結論非常簡潔：“在對底片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後，我有把握地說，它們證實了愛因斯坦的預見是不必懷疑的。”會場中當然會有持懷疑態度的人。但是，湯姆遜這位大人物定了調子，他宣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人類思想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什麽才算是檢驗真理的科學實驗？為什麽引力場所引起的光線彎曲這個試驗，竟然使得湯姆遜、代遜這樣的科學家接受了相對論？不懂得理論的邏輯力量的人，很難理解這一點。其中包括“唯標”的作者們。大講實踐標準的重要性，不等於就能夠發展真理。廣義相對論雖然不是因為經驗的壓力而產生的，而它的理論預見，卻為檢驗牛頓的理論提供了可能性。反過來說，如果廣義相對論沒有產生，艾丁頓即使拍得日食照片，也會猶如墜入五裏雲霧之中，不知道怎樣去解讀。

　　這個科學史上的著名例證，給“唯標”的發明家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如果以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觀點，就是堅持真理發展的觀點，那末，廣義相對論就不會產生出來了。他們以高貴者自居，以為真理可以任由他們解釋，既霸道又愚蠢，自己坐井觀天，還不允許別人批評。以至三十年之後，仍有人拿著雞毛當令箭，把“唯標”當成聖旨到處去傳播。

　　七、科學精神的一把尺子

　　以上分析隻是針對“唯標”文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質疑。科學的精神，是分析的、批判的、創新的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它和辯證法是一致的，絕不崇拜任何權威，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精神是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所不可或缺的。但是，這種科學精神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實際上被打入了冷宮，與中國的大地久違了。其最明顯的原因之一，就是豐富的、全麵的、充滿生氣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被經驗論的、實用主義的認識論所代替。實用主義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行得通的就是真理。以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變成了神聖不可反對的旗幟，變成了走資派呼朋喚友的專利。鄧小平幫派正是通過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進而把中共的指導思想，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轉換成為假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必然是假社會主義的實踐，推行這種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的共產黨也就必然被轉化成為假共產黨、修正主義黨。

　　列寧對於認識論上不同派別爭論的實質，有非常敏銳的觀察。他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結論中說：“在經驗批判主義認識論的煩瑣語句後麵，不能不看到哲學上的黨派鬥爭，這種鬥爭歸根到底表現著現代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傾向和思想體係。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

　　當三十年前“唯標”一文正在修改之中時，“唯標”的作者們一定想在列寧的書中去找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可是他們無論如何是找不到。列寧的確在書裏提到過“真理的標準”，“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還有“唯標”文中引用的一段關於實踐標準作用的說明。但這些並不是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因為，列寧深知認識論的複雜性，對於什麽是“真理”，“真理的標準”，“實踐標準”等等問題，列寧就指出，不同的哲學派別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而且列寧對待真理的態度幾乎與“唯標”的作者們截然相反。就在上麵提到的那段引文之後，列寧緊接著說：“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但是，實踐標準，即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來的發展進程所證明是客觀真理的，乃是馬克思的整個社會經濟理論，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從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真理這一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同意的見解出發，所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遵循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越來越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遵循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麽也得不到。”

　　列寧的結論清楚明瞭，這個結論閃耀著理性的光輝。既然真理是通過實踐證實得出的結果，既然資本主義國家幾十年來的發展進程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真理，那末，隻有沿著真理所指引的道路前進，也就是沿著馬克思主義所指引的道路前進，我們才有可能逐漸地向客觀真理接近；而沿著任何其他的理論指引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唯標”一文與列寧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們不是要沿著真理的方向前進，而是要沿著不斷地檢驗真理的方向前進，沿著他們沒有標準的實踐指引的方向前進。他們在這裏再次玩弄偷換概念的小把戲，是把應不應該沿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前進的命題，更換成為馬克思主義應不應該接受實踐檢驗的命題。

　　不僅如此，作者們還有更多與列寧正麵衝突的地方。列寧顯然不會讚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他在書中順便指出了美國流行的最新的實用主義哲學的荒唐，因為“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指出實用主義依據一般實證論思潮，並且“極其順利地從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這是為了實踐的目的，而且僅僅為了實踐”。事實上，從“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出發，實用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中推演出上帝來，就像今天可以從中“創新”出有鄧小平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樣。

　　然而，這一切與列寧的衝突仍然阻擋不住“唯標”的作者們炮製他們的反科學理性的文章。他們在認識論上的瘋狂，隻能用政治上的瘋狂來解釋。他們在政治上反對的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點不難理解。然而，他們為達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在哲學領域宣揚他們自己都不一定認為正確的觀點，那是絕不能原諒的。

　　對於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即使是《曆史決議》最熱衷的支持者，今天恐怕也不得不歎服了。因為一個理論是否正確，主要是看它的基本概念是否有客觀依據，它的重要的預見能否得到證明。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在那些認為毛澤東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群體中，情況並不是這樣。關鍵是要看這筆賬怎麽算。有些人把毛澤東的晚年稱為悲劇。但是，在我們看來，毛澤東晚年的傑出貢獻之中那怕隻有其中之一項，就足於襯托其晚年的輝煌。就拿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來說，他領導中國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二十多年對人民共和國的圍追堵截，迫使美國不得不向中國開放。毛澤東的晚年正是他走向世界的時代，是人民共和國昂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代。毛澤東在世界上享有的崇高威望，甚至在尼克鬆、基辛格的眼神中，在他們的言談中，都可以感覺得到。在那個風雷激蕩的年代，中國對第三世界眾多國家的號召力、吸引力，盛況空前，國際威望、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外交資源形成厚勢，國際外交空間大增，在國際鬥爭中處於主動地位。

　　對美國來說，五十多萬兵敗越南是它從來沒有承受過的第一次戰敗，再加上必須放棄對中國的圍堵，從它的戰略前沿後撤，這就意味著一次戰略性的失敗，這樣的失敗對美國統治者階級社會的打擊也是不能低估的。對中國來說，越戰的勝利和與此相關的美國被迫放棄圍堵，毫無疑問是一次戰略性的勝利。不難想象，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如果能夠活到丘吉爾那樣的年歲，中國統一問題早已圓滿解決了。

　　在美國目睹這一切的華人學者龔忠武博士，從越戰的勝利中看到了文革的價值。他在寫於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批評《曆史決議》的作者，對“當時的亞洲階級形勢乃至整個世界的階級形勢”不甚了了，看不到“越戰實際上是中美繼朝鮮戰爭後的第二次戰略較量”，因而他們對文革的評價在曆史上是站不住腳的。下麵是他文中的兩段話。

　　“文革進行了十年，如果從中國和東亞反帝事業的曆史來看，毛的文革的目標是達成了，因為美帝在東亞的軍事和政治霸權基本上被打倒了。如果從國際反帝事業來看，毛的文革目標是達成了，因為越戰把美國拖得精疲力竭，美國在尼克鬆政府時代，被迫承認冷戰二元秩序一去不返，世界從此進入多元中心的時代。 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打破了美國的圍堵。蘇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獨立於其勢力範圍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我們如果說1949年中國站起來了，那麽1971年10月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和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之後，中國才算真正地、昂首挺胸地站起來；1975年5月1日，美軍撤出越南和南越解放，越南統一，更是標誌中國在東亞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從此穩固地確立。”

　　龔忠武先生是一位愛國學者，他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評價文革，很值得那些引經據典來否定文革的博學之士參考。然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和文化大革命的人們，有必要聽取和研究各種各樣的對文革的批評和反對意見，這是改進和提高自身理論水平的必經途徑之一。至於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不妥當、不正確、不人道的行為，其中包括完全錯誤的處置和決定等等，完全應該在弄明事實真相之後重新理解、重新處置。可以肯定地說，“兩個凡是”的觀點不是科學精神的產物，而是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套話。可是，“兩個凡是”中包含著道理，那就是華國鋒自認為沒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就像“漢承秦製”一樣，他隻能守護毛主席的重大決策和路線。

　　如果他真能這樣想，那末在沿著什麽理論指引的道路前進這個重大問題上，他距離真理並不遠。因為，實踐標準，即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進程，已經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裏程碑。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相當完整的體係是客觀真理，是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建設強大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指路明燈。沿著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將會沿著上升的路線前進，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就能得到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就能戰勝資本主義複辟，朝著更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登攀。

　　假若華國鋒坦率地承認“兩個凡是”的提法不妥，轉而接受吳冷西、陳永貴、汪東興等人的觀點，把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轉變成要不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討論，“唯標”作者們的真實意圖早就暴露出來了。

　　鄧小平“檢驗真理”隻是借口，他真正要檢驗的是毛澤東思想，真正要否定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和文化大革命。遺憾的是，在應該堅持真理的時候，華國鋒采取了無所作為的態度。“一爪落網，全身被縛”。他後來被迅速趕下台也就毫不奇怪了。

　　鄧小平們在歡呼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的時候，以為他們放棄的是謬誤，得到的是真理。實際上，他們拋棄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的毛澤東思想。

　　在放棄了毛澤東所探索的沿著上升路線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後，他們馬上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究竟後退到哪裏去呢？可供的選擇並不多。當時的既存模式隻有兩種，有特權階層的社會主義和有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大膽地解放思想”，堅持“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其實隻是右傾盲動路線的胡言亂語。“自然界憎恨真空”。所謂解放思想，常常隻是在現存的思想體係中作選擇而已。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共產黨隻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摸著石頭過河就會變成摸著石頭過海，其結果可想而知。

　　曆史非常公平地提供給了鄧小平一個充分表演的機會。他為中國選擇的道路，出乎大多數三中全會跟著他走的人的意料之外，但卻在毛澤東的預見之中。於是，在有特權階層的社會主義和有資本家的社會主義之外，終於出現了有鄧小平特色的讓特權階層和資本家大行其道的“社會主義”。一個美國的名記者最近對此評論道，沒有比中國更親資本家的了，如果中國是社會主義，那麽歐洲的國家早就都是社會主義的了。

　　盡管鄧小平非常聰明地采取了隻做不說的手段，避免展開姓社姓資的爭論。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對那些沒有忘記改革的初衷是要“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黨內左翼人士來說，鄧小平的改革已經失敗、已經死亡。

　　而另一些大膽的黨內官僚知識分子，站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開始公開地把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當作光明正大的大好事說了出來。他們叫囂當代人類社會隻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絕不是什麽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他們叫囂中國在將來的千年之中要建立的隻能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不但如此，他們還編造出一個恩格斯在逝世前夕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超級謊言，來為他們的反動路線背書，妄想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上根本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把沿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路線前進說成是錯誤路線。這些黨內官僚知識分子批評現中共領導層“不敢於公開承認中共的這種根本性的路線錯誤，但也不得不承認失誤的事實，悄悄地宣傳改革的勝利。”他們說，“改革就是改錯，沒有錯誤還改什麽、革什麽？”他們武斷地認為“聯係整個共運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更應該認清中共路線錯誤的必然性。結論隻能是：走胡耀邦、趙紫陽的道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眾所周知，所謂“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也是他們騙人的鬼話，徹底複辟資本主義才是他們的妄想。

　　這些共產黨內的變節者對於資本主義的盲目崇拜已經夠可笑了。然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們把恩格斯誣蔑成一個變節者，仿佛變節有革命導師帶頭就成為理所當然。

　　讓我們看看真實的恩格斯晚年。恩格斯晚年的言論相當寶貴，超塵拔俗，坦蕩自然。即使隨便摘出一段都可以看出這個人人格的偉大，以及他對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的關注。例如，他在1891年3月18日，為紀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寫下了這樣一段話：“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既是一個優秀卓越的學者，又是堅忍不拔的革命家。在馬克思在世時，他甘拉第二小提琴。正如列寧所說，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一個人繼續擔任歐洲社會主義者的顧問和領導者。……他們都從年老的恩格斯的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的寶庫中得到教益。”當然，恩格斯也會根據曆史發展的進程，修改一些看法。中共黨內那些年邁的反馬克思主義分子，製造出恩格斯背叛了馬克思的謊言，除了證明他們人格的低下外，不會得到更多。

　　如果把黨內的走資派稱為“政本家”，再把其中的官僚知識分子稱為“智本家”，人們就會看到，當今的中國正是“政本家”、“智本家”和資本家飛黃騰達的年代，是他們的流星歲月。而廣大的工農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與前者的矛盾，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尖銳。沿著這條道路去改革“攻堅”，實質上，就是要讓前者活得更為瀟灑，讓後者更為窘困。這樣的改革，必然掉入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之中。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操縱，並按既得利益集團指引的方向發展。越改革，社會越不公平，社會危機越深重，最終導致“火山”爆發，不得不重新調整。

　　即便是在美國，在新自由主義得勢三十年之後，使得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社會的階級結構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前。有識之士，如象當了十八年半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都深感美國社會問題之嚴重，紛紛著書立說，指出分配之不公，已經深深地影響到資本主義製度的吸引力，最終會破壞它的穩定性，引起新的革命。

　　三十年前，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基尼係數很小。而今天，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一葉可以知秋，隻考察分析貧富差別的基尼係數，已經足以說明現在中國問題之所在。簡而言之，中國的“和諧”隻是火山口上的“和諧”，一旦危機爆發，朝中的貪腐分子的下場不會比印尼的蘇哈托和智利的皮諾切特更好。

　　在蘇聯崩潰的過程中，有一個小故事。宇航員飛上太空並遨遊數月之後，再返回地球，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蘇聯有沒有可能避免或者暫時避免覆滅的命運呢？亞曆山大.季諾維耶夫，這位被勃列日涅夫開除出黨，然後逐出國門不得不生活在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曾經隻有一個辦法來製止這場災難，那就是停止改革，把戈爾巴喬夫分子排除在政權之外，恢複政權的正常形式，這曾是唯一的一條路。”這位哲學家的希望沒能在蘇聯實現。但是，已經足以引起我們中國人的警惕。在將來的二十年之中，當改革已經進入多事之秋的時候，資本主義的複辟危機必然爆發。到那時，保衛憲法，保衛社會主義，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中華民族的共同的吼聲。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召開象曆史上的遵義會議那樣的會議，來糾正目前仍在執行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錯誤路線，那末，這條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就必然會把中國引入一場改朝換代複辟資本主義的大災難之中。沉醉於燈火酒綠美景中的走資派先生們，你們不是正在玩火麽？

　　八、結論

　　認識論的問題比常識遠為複雜，不經過反複認真的討論、爭論，不可能得出有益的結論。沒有討論、爭論的地方，不會有科學。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認識論變成了權力的奴仆，以至一個錯誤的命題，竟然招搖撞騙了大多數人，至今仍由政本家、智本家、資本家為其搖旗呐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恩格斯說得多麽好啊！“錯誤的思維一旦貫徹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發點恰恰相反的地方去。”

　　我們可以借用模仿“唯標”文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今天中國的狀況。“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工作中，‘鄧小平幫派’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理性法庭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隻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製主義。”需要對這段話稍加說明的是，我們用“鄧小平幫派”代替了原文中的“四人幫”，用“理性法庭”代替了“實踐”。

　　表麵上看起來，“唯標”的作者們也是在賭咒發誓要捍衛馬列主義。而且還有人認為，“唯標”中的“唯一”二字是胡耀邦加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因而對胡耀邦死後的評價，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尚若胡耀邦是一個真心誠意的修正主義者的話，那正好說明，這樣的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破壞，比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公開的敵人能夠起到的作用還要大。

　　馬克思主義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近幾十年來，更是在與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所做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唯標”的出現，就是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這場認識論上的論爭之中，從認識論上來說，我們可以得出什麽結論呢？

　　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經驗論的、實用主義的命題。

　　實踐與理論之間的辯證關係，認識過程的複雜性，使得離開實踐來談論理論，或者離開理論來談論實踐，都容易陷入片麵性之中。其實，過去三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唯標”是欺人之談。沒有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那樣的實踐標準隻能變成實用主義的“貓”；製定實踐標準的人也就成了有兩重人格的兩麵人：假共產黨和經濟人。

　　重視實踐和實踐標準的作用，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之一。但是，過分誇大實踐的作用，也會得出荒唐的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係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係都無法了解。”未經過驗證的“真理”，好比是一條畫龍；經過驗證的真理，才是一條真龍。這樣的真理中不但包含著實踐，而且比實踐更深刻、更正確、更全麵地反映著客觀存在。如果對這樣的真理還持懷疑態度，還要必須經過某些人的實踐檢驗才能算數的話，那末，人類就等於退回到蠻荒前科學時代。

　　第二、實踐標準是不自明的。

　　如果沒有理論，實踐標準是不清楚的東西。這一點，也是“唯標”的作者們看重的。但是，他們隻準自己拿著標準去量別人，而不讓別人拿著標準去檢驗他們自己。

　　實踐標準，實際上脫離不了理論，是理論決定著人們所觀察到的事物是什麽東西。例如，光究竟是什麽？在牛頓的光發射論中，光是光粒子。牛頓的同時代人惠更斯，認為光是波動，是能量的轉移而不是物質的轉移。麥克斯韋讓光變成了電磁波。在早期的量子論中，光變成了光量子。在量子力學之中，電磁波最後變成了幾率波。

　　不僅自然科學中的觀察事實要由理論來決定，社會科學中的現象也一樣。三十年前，老板這個稱呼在中國大陸被消滅了，那時如果問工人和資本家誰養活誰這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是工人養活資本家。而現在再問同樣的問題，已經似乎又變回老板養活工人了。可見，一個簡單的問題，離開了理論就說不清楚了。

　　第三、再多的經驗也不會足夠到能夠從中歸納出理論。

　　真理是客觀存在著的。可是，要把它發現並表述出來，卻相當不容易。因為在經驗現象和理論原理之間並沒有邏輯的橋梁。愛因斯坦說過：“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體係就能用單純的演繹法建立起來。要通向這些定律，並沒有邏輯的道路”。

　　通俗地說，再多的經驗事實也不會足夠到從中歸納出理論。理論家不是僅僅從經驗出發去建構理論，經驗隻是科學思想起源的一個重要的方麵。在鄭和下西洋的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隊，中國的勞動人民有著最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並沒有因此得出地球是圓的這樣的結論，更沒有從中發展出近代科學。其原因之一，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意識中的自然哲學相對貧乏，又加上脫離生產實際，理論思維能力被局限所至。事實證明，如果不善於理論思維，再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上升到理論科學的高度。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高水平的理論家，是中國革命的主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他麵向實際，博覽群書；目光深邃，心誌高遠；至公至剛，越難越堅；勢自山來，浪隨天去，他把自己的一切匯入到全世界為人類解放、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洪流之中。毛澤東是二十世紀繼列寧和愛因斯坦之後的又一位天才，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第一人。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指出了社會主義革命沿著上升路線不斷發展的可能性，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指明了方向。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人民，而且屬於世界人民；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的風流人物，而且是世界曆史上的風流人物。毛澤東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遠不是羅斯福、丘吉爾那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可以與之媲美的。

　　毛澤東的思維能力，胡耀邦、鄧小平等輩根本無法比翼。但是，毛澤東去世不久，胡耀邦、鄧小平就急不可待地跳了出來，借“檢驗真理”之名，對毛澤東最重要的理論貢獻發動了進攻。他們雖然暫時地得逞了，但於此同時也暴露了他們自己的真麵目。一失足成千古恨，曆史必將把這些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釘在恥辱柱上。

　　第四、要想發展理論，必先懂得理論。

　　有的科學家把他的成功歸結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實質是站在巨人的理論高度之上。隻有站在前人的理論高度之上，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理論。科學的發展是有邏輯的。非歐幾何隻能出現在歐幾裏德幾何之後，廣義相對論隻能建立在牛頓力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不能設想一個連高等數學基礎都沒有打好的人，如何可以去解歌德巴赫猜想？同樣不能設想，如象胡耀邦、鄧小平等輩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的人，如何能夠發展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學問，對它最好的尊重，就是學習它、弄懂它、運用它；同時也不應迷信它。隻有這樣，才談得到去發展它。那些對馬克思主義都並不尊重的人，又何能真正尊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有的左派宏儒至今仍對這樣的政治權威說出的戲言，刻舟求劍，他們的學術尊嚴何在耶？

　　有人認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是毛主席在“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稿子中提出來的，因而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仔細推敲毛主席的話，毛主席的話是有背景條件的。隻有在共同的理論基礎之下，才有可能對社會實踐取得共同的看法，製定出大家都能同意的實踐標準，獲得大家都能同意的結論。這個共同的指導思想隻能是馬列主義。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怎麽可能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得出判定是非的共同標準來呢？辯證唯物主義和實用主義都講實踐標準，前者在實踐標準之外，還要加上理論標準。因為，沒有理論標準，實踐標準不自明，不夠用。實用主義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就是指的這個理論標準。對這句話比較合適的理解應該是，在馬列毛主義的指導下，用社會實踐檢驗各種理論。實際上，通過實踐檢驗要淘汰的是五花八門的各種胡說、妄說和虛假的學說，隻有真理才經得起檢驗，但是檢驗也隻有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才可能做到。

　　今天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一些人津津樂道的繼續“真理標準大討論”，其實質是應不應該堅持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看不清楚這一點，就會受騙上當，被人當槍使自己還不知覺，甚至自己挖坑埋自己，還自以為比毛澤東更高明。

　　第五、隻有在馬列毛主義的指導下，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沒有這個理論的指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不會取得勝利。毛主席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又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沒有這個理論的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會步入歧途，走上彎路，甚至發生資本主義複辟。

　　有了這個理論，蘇聯發生資本主義複辟這個曆史事件就不難理解了。那是因為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權落在了黨內走資派的手中，從而使得蘇共領導集團與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相脫離，與黨的階級基礎相脫離，與黨的黨內群眾基礎相脫離。美國馬薩諸賽大學的大衛.科茲教授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在與弗雷德.威爾合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中說，不是因為社會主義體製終結，黨——國精英們催生了新的資本家階級和新的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認識到，盡管知識分子的主張、經濟學家的設計、私人業主的金錢通通對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強盛做出了貢獻，但隻有黨——國精英們的立場才是最關鍵的。他們所說的黨——國精英，確切地說，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因為有走資派，才能催生新的資產階級和新的資本主義製度。反過來說，新的資產階級一旦產生出來，就說明黨內的領導權落到了走資派手中。反對黨內走資派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表現。以為通過勸說，走資派就會轉變立場，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隻有丟掉幻想，準備戰鬥，把走資派的真麵目暴露出來，把他們孤立起來，才可能戰勝他們。

　　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曾經用權力和盲從製造出一個不可爭辯的“改革”偶像。“改革已別無他途”，成為他騙人的摩咒。其實，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改革，本來可能有三種形式，可以在原有的經濟模式中作調整，也可以在可能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作轉換，也可能借改革之名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這後一種“改革”是非法的，是反社會主義、反工農大眾的。唯其如此，走資派才如履薄冰，小心謹慎，唯恐他們的鬼蜮伎倆被人識破。他們是兩麵人，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假共產黨。有人竟然正麵寫著《改革不可動搖》，背麵寫著《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範性》。這樣的無恥之徒居然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到處發號施令，可見這個的“改革”已經到了多麽危險的地步。隻有社會主義的歸根才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是不光明正大的，不得人心的。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年，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場複辟資本主義的假改革。因此，現在已經早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毛主席早在1965年就提出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並且希望人民群眾敢於奮起反抗修正主義。今天的中國，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是一個不必爭論的事實，它不僅敗壞了中國共產黨的聲譽，而且直接威脅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存。這個問題不解決，那末，也許在將來20年左右的時間內，蘇共亡黨亡國的命運就會降臨到中共的頭上。一切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命運的朋友們，讓我們來共同關心一個問題：改革的飛機開到了天上，它究竟要在哪裏降落呢？

　　最後，不得不簡單地回答一個流行的看法：“曆史證明，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人們一旦接受這個觀點，就會自然而然地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曆史的必由之路。”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中，每一次交換都隻能是有利於資本家，而不利於工人，長此以往，必然形成兩極分化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社會主義”這頂小紅帽，戴在市場經濟的頭上，在中國的曆史條件下，就必然會產生“權貴市場經濟”，而不會產生北歐富國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

　　其實，曆史根本不可能證明計劃經濟缺乏效率。在美國，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許多經濟學教科書都不認為計劃經濟缺乏效率。在上麵提到的科茲教授的書中指出：“撇開20世紀40年代的戰時和戰後複蘇期不談，蘇聯GNP的增長確實很快，比同期美國的GNP增長也確實快得多。……蘇聯在1928——1975年間的GNP增長超過美國。在外行人眼裏，蘇聯1928——1975年間GNP平均每年4.5％的增長，似乎並不比美國平均3.19％的速度快多少。可是蘇聯的速度意味著近8倍的GNP增加額，相比之下，美國的增加額隻有4倍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大約在1975年，蘇聯的GNP就接近了美國GNP水平的60％。”科茲認為，蘇聯“工業和技術上的成就，是它作為和美國在軍事實力方麵不相上下的對手而崛起的基礎。蘇聯體製把一部落後的、半發達的國家機器發動起來，使之成了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蘇聯在70年代後期出現的停滯也遠不是無法解決，而且蘇聯的計劃經濟本身也遠不是不能改進。資本主義搞了好幾百年，還不斷發生經濟危機，並且通過危機不斷改進。為什麽社會主義才僅僅幾十年，就不能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改革呢？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全局最優的事實，常常被人忽略。以中國為例，從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完成，到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真正搞社會主義僅僅20年，其間雖然經曆過各種波折，交了不少學費，但各方麵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以至，在70年代，中國的諸多發展指標，被聯合國認為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好的。那時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工業體係，而且是一個有技術力內涵的工業體係。就拿“兩彈一星”來說，都是了不起的震驚世界的成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曾經著文時談到過中國的原子彈爆炸對他產生的震動。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周總理在 1975年提出了中國在20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可以預計，如果沿著這條社會主義的道路奮鬥30年，利用工業化以後的起飛優勢，中國的有技術力內涵的工業體係，經過產業升級，一定會造出許多達到世界水平的高精尖產品，中國的天空中飛行著自己製造的大型飛機，中國的航天技術緊追美國，整體工業水平遠比現在要高。

　　可以估計，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也遠比現在高。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方法，中國在1949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大約是美國的六十四分之一，到1977年是美國的二十一分之一。按當年的美元計算，美國、中國和印度的人均國民收入分別是8,750美元、410美元和160美元。不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在同期中，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加到5倍，中國則為15倍。也就是說，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中國與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的差距從大約六十分之一降為二十分之一。如果這個趨勢不改變，又過了30年的今天，上述差距可能從二十分之一降為七分之一左右。中國在2007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就應該在6,000美元以上。而且由於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已經被打破，中國可以考慮利用外資，舉借外債，利用國外市場，設法引進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借鑒資本主義管理的某些經驗等等策略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個30年理應取得比第一個30年更大的成就。中國在第三個30年內國民收入超過美國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可惜，中國的改革開放被走資派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所誤導，走上了一條複辟資本主義的依附性發展道路，以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否順利渡過第三個30年都成為問題。

　　人們，要警惕啊！千萬不要讓走資派把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曆史機會給葬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