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被全球視為奇跡。這也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這樣超大規模、有著悠久曆史傳統重負的國家，同時進行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並取得輝煌成功的個案。
與曆史上其它崛起的國家相比，中國至少創造了兩個奇跡：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經濟奇跡。中國沒有進行殖民擴張，沒有進行貿易戰爭，沒有種族滅絕，更沒有導致全球的經濟危機。圖圖大主教說，過去我們有黃金，西方有《聖經》，但現在西方有黃金，用《聖經》把我們手裏的黃金騙走了。英國首相卡梅倫近日在印度訪問，有記者要求其歸還殖民時代掠奪的、已經鑲嵌在英國女王皇冠之上的、人類曆史最為古老的、名為“光明之山”的巨大鑽石。不料這位首相如此回答：“我恐怕要讓你們的觀眾都失望了…… 這可能引發的問題是，如果都這樣做，那英國的博物館很快就會空空如也！”真是一語道破英國崛起真相和造成的後果。日本和德國崛起後則立即挑戰全球秩序，引發兩次世界大戰。但中國的崛起既沒有效仿西方，也沒有效仿日、德，完全是靠自己實現積累，和平發展。
二是在轉型過程中整體上保持了穩定。我們不必說西方國家轉型期的問題，僅就同為亞洲國家、統稱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前十年，由於轉型過於劇烈，竟然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起義，而且還發生一起內戰（史稱西南戰爭），數萬人死亡。
對於中國經濟成功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於中國何以能夠在普世性的矛盾尖銳的轉型期保持穩定卻鮮有分析。不錯，從文化上講，中國向來注重秩序和穩定；從宏觀上講，中共高超的執政能力以及經濟發展普遍惠及社會各個群體。從國民性上講，中國是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缺乏宗教感，也不會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訴諸暴力（不妨看看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仇殺和分離主義運動）。這仍然無法解釋何以麵對“貧富差距”、“腐敗”等嚴重問題，中國依然保持穩定而且沒有出現有組織的反對勢力的原因。
縱觀中國曆史，會發現，中國沒有真正的界限分明的階級劃分，更沒有西方貴族與平民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階層。從國家政治傳統上講，我們是家國一體，相互之間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類似於家庭的父子關係。在吸納統治精英上，則采取跨越各個階層的科舉製。這個傳統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以今日的公務員考試為例，動轍萬裏取一，完全將所謂官二代的紈絝子弟淘汰出局。凡是能夠入圍的，自然是真正的適選之才（不管哪個階層）。
其次，中國是一個“關係”、“人情”社會，能夠使社會不同群體聚合在一起的是鄉情、家族血緣關係。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各種同鄉會、校友會等類似的組織遍及各地。這一方麵導致使不同群體集合在一起的是地域、宗族（而不是共同的政治信仰、意識形態），另一方麵導致各階層相容一體的格局。
以上兩個方麵使得中國很難出現類似於西方的以意識形態信仰為基礎的政治性反對派組織。
當然以上兩個因素僅僅是解決了政治層麵的挑戰者問題，卻仍然無法解釋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調整的時候，何以照樣能夠保持穩定的問題。說來詭異，竟然是曆來被外界所詬病的城鄉二元體製。
中國實行城鄉二元體製，在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製。這可以確保任何一個農民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當中國經濟擴張的時候，農民進城打工，當經濟收縮的時候，農民可以返鄉。至少居有所，生活有所依。這種兩元結構實際成為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天然緩衝池。從而可以使得中國的城市化保持一個有序的進程。
我們不妨看看印度。印度實行土地私有製，40%的農民沒有土地，隻能進入城市。當城市無法容納之時，他們也無法回到農村，隻能成為城市中的難民。這就是印度大麵積貧民窟的根源。大量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的貧民窟的存在，自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當然，有不少自由派學者讚揚、肯定印度的貧民窟，認為體現了平等，這又另當別論。
當然，保持穩定的最根本因素還是中國的快速發展。隻有蛋糕做大，才有如何合理分配的可能性。如果說前二十年是做大蛋糕的階段，之後就開始進入如何更為合理的分配蛋糕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這十年才取消了農業稅，建立了新農合，取消了學雜費，進行醫保改革等等。不過，這裏是需要思考一個問題，何以自1840年以來，如此之多的嚐試，如康梁的戊戌變法、慈禧的清末新政、孫中山的民國、袁世凱的帝製都歸於失敗，而唯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功。
中國近代史以來的變革者，有兩類。一類是體製外的政治精英，如康、梁，孫中山。這類政治精英優點是易於接受不同的政治思想。缺點是對體製運做毫不了解，在體製內沒有根基，沒有進行變革的威望。康有為主導變革時，竟然提出過這樣的建議：要求上至百官下至百姓皆著西服，其理由是隻要穿了西服，思想自然改變。其幼稚荒唐可見一斑。變法不變成災難才怪。孫中山在得知辛亥革命勝利後，竟宣稱是上帝保佑的結果。他第一次見袁世凱，居然提出建三十萬公裏鐵路！要知道就是今日美國才不過27萬公裏，中國還不到8萬公裏（電氣化全球第二，僅次於俄羅斯），其對國情之不了解可見於此。應該說這類政治精英更適合思想啟蒙而不適政治運作。另一類政治精英則來自體製內。其優點是對體製了如指掌，有足夠的威望進行變革。但缺點是囿於既得利益，保守、墨守成規，對變革缺乏動力。慈禧和袁世凱都是此類政治人物。所以一個改革太晚，不徹底，另一個雖號稱舊體製最新之人，卻麵對民國的混亂，迅速倒退稱帝。
鄧小平則由於特殊的經曆，兼具這兩類政治人物之長。他早年留學法國，睜眼看世界。回國後更是第一代中共核心領導人，是體製的製造者之一，其政治威望在文革後無人可比。另一方麵文革時被清洗出領導層，這又給了他體製外的思考空間。等到他第三次複出時，已經具備所有的改革條件。由這樣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領導人推行改革，其成功是必然的。而這種成功，又自然成為轉型期中國保持穩定的條件。
與曆史上其它崛起的國家相比，中國至少創造了兩個奇跡：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經濟奇跡。中國沒有進行殖民擴張，沒有進行貿易戰爭，沒有種族滅絕，更沒有導致全球的經濟危機。圖圖大主教說，過去我們有黃金，西方有《聖經》，但現在西方有黃金，用《聖經》把我們手裏的黃金騙走了。英國首相卡梅倫近日在印度訪問，有記者要求其歸還殖民時代掠奪的、已經鑲嵌在英國女王皇冠之上的、人類曆史最為古老的、名為“光明之山”的巨大鑽石。不料這位首相如此回答：“我恐怕要讓你們的觀眾都失望了…… 這可能引發的問題是，如果都這樣做，那英國的博物館很快就會空空如也！”真是一語道破英國崛起真相和造成的後果。日本和德國崛起後則立即挑戰全球秩序，引發兩次世界大戰。但中國的崛起既沒有效仿西方，也沒有效仿日、德，完全是靠自己實現積累，和平發展。
二是在轉型過程中整體上保持了穩定。我們不必說西方國家轉型期的問題，僅就同為亞洲國家、統稱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前十年，由於轉型過於劇烈，竟然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起義，而且還發生一起內戰（史稱西南戰爭），數萬人死亡。
對於中國經濟成功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於中國何以能夠在普世性的矛盾尖銳的轉型期保持穩定卻鮮有分析。不錯，從文化上講，中國向來注重秩序和穩定；從宏觀上講，中共高超的執政能力以及經濟發展普遍惠及社會各個群體。從國民性上講，中國是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缺乏宗教感，也不會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訴諸暴力（不妨看看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仇殺和分離主義運動）。這仍然無法解釋何以麵對“貧富差距”、“腐敗”等嚴重問題，中國依然保持穩定而且沒有出現有組織的反對勢力的原因。
縱觀中國曆史，會發現，中國沒有真正的界限分明的階級劃分，更沒有西方貴族與平民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階層。從國家政治傳統上講，我們是家國一體，相互之間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類似於家庭的父子關係。在吸納統治精英上，則采取跨越各個階層的科舉製。這個傳統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以今日的公務員考試為例，動轍萬裏取一，完全將所謂官二代的紈絝子弟淘汰出局。凡是能夠入圍的，自然是真正的適選之才（不管哪個階層）。
其次，中國是一個“關係”、“人情”社會，能夠使社會不同群體聚合在一起的是鄉情、家族血緣關係。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各種同鄉會、校友會等類似的組織遍及各地。這一方麵導致使不同群體集合在一起的是地域、宗族（而不是共同的政治信仰、意識形態），另一方麵導致各階層相容一體的格局。
以上兩個方麵使得中國很難出現類似於西方的以意識形態信仰為基礎的政治性反對派組織。
當然以上兩個因素僅僅是解決了政治層麵的挑戰者問題，卻仍然無法解釋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調整的時候，何以照樣能夠保持穩定的問題。說來詭異，竟然是曆來被外界所詬病的城鄉二元體製。
中國實行城鄉二元體製，在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製。這可以確保任何一個農民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當中國經濟擴張的時候，農民進城打工，當經濟收縮的時候，農民可以返鄉。至少居有所，生活有所依。這種兩元結構實際成為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天然緩衝池。從而可以使得中國的城市化保持一個有序的進程。
我們不妨看看印度。印度實行土地私有製，40%的農民沒有土地，隻能進入城市。當城市無法容納之時，他們也無法回到農村，隻能成為城市中的難民。這就是印度大麵積貧民窟的根源。大量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的貧民窟的存在，自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當然，有不少自由派學者讚揚、肯定印度的貧民窟，認為體現了平等，這又另當別論。
當然，保持穩定的最根本因素還是中國的快速發展。隻有蛋糕做大，才有如何合理分配的可能性。如果說前二十年是做大蛋糕的階段，之後就開始進入如何更為合理的分配蛋糕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這十年才取消了農業稅，建立了新農合，取消了學雜費，進行醫保改革等等。不過，這裏是需要思考一個問題，何以自1840年以來，如此之多的嚐試，如康梁的戊戌變法、慈禧的清末新政、孫中山的民國、袁世凱的帝製都歸於失敗，而唯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功。
中國近代史以來的變革者，有兩類。一類是體製外的政治精英，如康、梁，孫中山。這類政治精英優點是易於接受不同的政治思想。缺點是對體製運做毫不了解，在體製內沒有根基，沒有進行變革的威望。康有為主導變革時，竟然提出過這樣的建議：要求上至百官下至百姓皆著西服，其理由是隻要穿了西服，思想自然改變。其幼稚荒唐可見一斑。變法不變成災難才怪。孫中山在得知辛亥革命勝利後，竟宣稱是上帝保佑的結果。他第一次見袁世凱，居然提出建三十萬公裏鐵路！要知道就是今日美國才不過27萬公裏，中國還不到8萬公裏（電氣化全球第二，僅次於俄羅斯），其對國情之不了解可見於此。應該說這類政治精英更適合思想啟蒙而不適政治運作。另一類政治精英則來自體製內。其優點是對體製了如指掌，有足夠的威望進行變革。但缺點是囿於既得利益，保守、墨守成規，對變革缺乏動力。慈禧和袁世凱都是此類政治人物。所以一個改革太晚，不徹底，另一個雖號稱舊體製最新之人，卻麵對民國的混亂，迅速倒退稱帝。
鄧小平則由於特殊的經曆，兼具這兩類政治人物之長。他早年留學法國，睜眼看世界。回國後更是第一代中共核心領導人，是體製的製造者之一，其政治威望在文革後無人可比。另一方麵文革時被清洗出領導層，這又給了他體製外的思考空間。等到他第三次複出時，已經具備所有的改革條件。由這樣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領導人推行改革，其成功是必然的。而這種成功，又自然成為轉型期中國保持穩定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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