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早有思想準備，看完馮小剛導演的《唐山大地震》仍然淚流滿麵。這部電影雖然名為《唐山大地震》，但卻串聯了新中國曆史上兩起罕見的自然災害：唐山和汶川，實際時空維度跨越改革開放三十年。這裏麵，既讓我們再次回顧了中國的大轉型，感受傳統的改變，也同樣看到了雖然前後三十年非常不同，但政府（軍隊）的角色仍然有效傳承。
在好萊塢的特技轟炸下，災難片早已泛濫成災而令人麻木。然而一部《唐山大地震》卻令無數觀眾潸然淚下。這根本的原因應該是劇中突出表現出來的“情”。在一場突如來的災難下，親情麵臨的特殊考驗以及特殊的表現形式。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元，而所謂國家不過是放大的家庭而已。儒家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就是表達的這種社會關係親情化的傳統。以我們在海外生活的人看來，這是中國社會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也是麵對二十一世紀挑戰，中國可能給世界的最大貢獻。流亡在海外的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就持此論。
和東方相比，西方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個契約社會。政府是我選出來的，你要按我們之間的契約行事。其性質和商業合同無根本差異，雖然規範卻缺少了濃濃的“情”。而中國則相反，一切以“情”為基礎。家庭是父子關係，政府與百姓也如此。我們的治理更像一個家庭，是倫理、親情，而不是一切以利益、規則為標準的契約。所以在西方，老人的境地是很淒慘的----雖有物質保障，但卻孤獨、寂寞，甚至死在家中也無人知。因為孩子成年後就很少再和老人來往，許多老人臨終也未必能讓孩子隨伺在側。當然在這種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對此已經習以為常的西方民眾可能並沒有我們所感到的“淒慘”。如果是西方拍大地震這樣的題材，恐怕視角反映的就是正義，人在自然下的渺小，而不會訴諸於情。應該說，東西方社會雖然不同，都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在全球化時代，如何交融，取長補短，盡量避免文化的排異現象，是一個時代難題。
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細節表現了東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麵的差異。當地震把女主角李元妮的兩個孩子埋入廢墟之中時，悲痛欲絕的她仰天大喊：“老天爺，你王八蛋”。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上帝及其子耶穌是完美的，絕不可指責的。任何災難都是由於我們的原罪或次罪帶來的，是上帝的懲戒、點悟。這種冒犯神靈的語言是絕不可能出現在西方的宗教話語中。當然更重要的是，死後能夠上天堂與上帝生活在一起，主導著西方的信仰。但在中國，一方麵注重的是現世的幸福，另一方麵心理中認為神和人實質是一樣的：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兄（洪秀全自稱為耶穌的兄弟，令西方無不駭倒）。有玉帝，自有王母娘娘之類，是多神論（頗類似於古希臘羅馬時期），仍不過是一個放大的世俗（家庭）社會而已。神與人的關係也是受一定規則製約的—即許願還願。隻有當人的願望滿足了，才會還願感謝。而當神作孽的時候，更會被怒罵斥責（不妨理解為我們的實用理性在宗教中的表現）。都說西方的製度演變宗教的力量功不可末，僅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也演繹不出西方的製度的。
《唐山大地震》讓我們再次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想想今天，我們不得不驚歎鄧小平的偉大：他竟然能夠平和的讓中國完成如此巨大的轉型。兩場地震表現出來的中國是不一樣的。麵對災難，物質財富的多寡和作用對比鮮明。唐山地震，完全是政府主導的下的軍隊救援，而到了汶川地震，公民社會、民間社會與政府同時發揮作用，軍隊雖仍然擔當重任，但專業救援隊也同樣突出。當然，這三十年的變革中也有不變的內容：負責任的政府、軍隊的核心角色。東西方都號稱是人民政府，哪麽檢驗的標準就隻能是實踐。至少從二十一世紀這幾場災難來看，西方（或它的追隨者）都遠遠落後於中國（美國的颶風、法國的高溫、台灣的八八水災）。原因恐怕在於，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在於其執政的有效性。而西方製度下產生的政府其合法性來自於選票。哪怕不作為，並不影響其合法性。法國的希拉克和美國的小布什雖然應對自然災害堪比災難本身，但都沒有影響到他們連選連任。馬英九恐怕也同樣會創造法、美式連任奇跡。這根源還是要追溯到西方合法性與執政有效性分離的製度本身。這種分離不僅表現在執政的不好照樣連任，也表現在即使執政的好，也同樣保證不了本黨、本人的勝選。克林頓時代，美國經濟堪稱黃金時期，但同黨的戈爾照樣敗選。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治理國家十幾年，表現極佳，無可挑剔，就因為執政時間長，照樣敗選。請問：“執政時間長”算什麽更換政府的理由？其實西方的許多問題都源於執政與否和執政有效性的脫節。
唐山大地震由於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國外的援助，而一直飽受批評。應該說，拒絕接受外援是當時中國封閉、落伍於時代的寫照。但拒絕接受外援和災難的後果沒有關係。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時，鳳凰大視野拍攝過一個紀錄片，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地震後二十四小時，通過自救和他人幫助，二十萬人獲救。當時死亡的二十多萬人，是用什麽辦法也無法救援的。僅就救人這一層麵來說，後續馬上趕到的救援隊也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更別說來自外國的救援隊。對於政府來說，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維持災區社會秩序、安置災區人員、救助傷員、衛生防疫。99年台灣“9.21”南投7.3級大地震，死二千餘人，傷近萬眾，主要靠島內軍民自救。而境外救援隊共十五支計558人、搜索犬69條，僅救生4人，其中日本145人加19犬救2人；俄羅斯73人加3犬救1人；瑞士40人救1人；美國93人加4犬一無所獲。另外，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神戶大地震、本世紀美國颶風，政府都拒絕外援，特別是美國州政府在自己救災演變成災難之際，出於選舉的原因仍然堅決拒絕聯邦軍隊的進入。這可都是唐山地震二、三十年之後的事情。那個時候中國是封閉、落伍於時代，哪麽現在這些擁有“普世價值”的國家又算什麽呢？特別是汶川地震，舉國同悲，眾誌誠城、義務反顧的投入救災之時，自由派立場的《南方周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勝利，請問，美國和日本就是這樣普世價值的嗎？如果真是什麽普世價值的話，恐怕也不是來自西方吧，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以人為本”、“人命關天”吧。
《唐山大地震》還有一個感人的細節，女主角李元妮在失去丈夫之後，三十多年未婚，為了能讓死去的丈夫亡靈能夠找到回家的路，堅守不遷。我們不妨認為是封建社會的“從一而終”，在當代已經以“人性”為名將之否定。但對於觀眾依然有一種淒美的崇高感和打動人心弦的衝擊力。我相信也沒有人會指責她如此“封建”、違反人性。當然，在汶川大地震後，許多破碎的家庭重新組合，也同樣為社會視為當然（最為著名的背亡妻歸鄉的男主角，很快再度步入婚姻）。李元妮的女兒也是駭人世俗：未婚先育，獨立撫育成人。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令人五味陣雜。也許一個更接近人性的社會，就是如此。
在好萊塢的特技轟炸下，災難片早已泛濫成災而令人麻木。然而一部《唐山大地震》卻令無數觀眾潸然淚下。這根本的原因應該是劇中突出表現出來的“情”。在一場突如來的災難下，親情麵臨的特殊考驗以及特殊的表現形式。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元，而所謂國家不過是放大的家庭而已。儒家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就是表達的這種社會關係親情化的傳統。以我們在海外生活的人看來，這是中國社會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也是麵對二十一世紀挑戰，中國可能給世界的最大貢獻。流亡在海外的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就持此論。
和東方相比，西方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個契約社會。政府是我選出來的，你要按我們之間的契約行事。其性質和商業合同無根本差異，雖然規範卻缺少了濃濃的“情”。而中國則相反，一切以“情”為基礎。家庭是父子關係，政府與百姓也如此。我們的治理更像一個家庭，是倫理、親情，而不是一切以利益、規則為標準的契約。所以在西方，老人的境地是很淒慘的----雖有物質保障，但卻孤獨、寂寞，甚至死在家中也無人知。因為孩子成年後就很少再和老人來往，許多老人臨終也未必能讓孩子隨伺在側。當然在這種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對此已經習以為常的西方民眾可能並沒有我們所感到的“淒慘”。如果是西方拍大地震這樣的題材，恐怕視角反映的就是正義，人在自然下的渺小，而不會訴諸於情。應該說，東西方社會雖然不同，都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在全球化時代，如何交融，取長補短，盡量避免文化的排異現象，是一個時代難題。
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細節表現了東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麵的差異。當地震把女主角李元妮的兩個孩子埋入廢墟之中時，悲痛欲絕的她仰天大喊：“老天爺，你王八蛋”。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上帝及其子耶穌是完美的，絕不可指責的。任何災難都是由於我們的原罪或次罪帶來的，是上帝的懲戒、點悟。這種冒犯神靈的語言是絕不可能出現在西方的宗教話語中。當然更重要的是，死後能夠上天堂與上帝生活在一起，主導著西方的信仰。但在中國，一方麵注重的是現世的幸福，另一方麵心理中認為神和人實質是一樣的：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兄（洪秀全自稱為耶穌的兄弟，令西方無不駭倒）。有玉帝，自有王母娘娘之類，是多神論（頗類似於古希臘羅馬時期），仍不過是一個放大的世俗（家庭）社會而已。神與人的關係也是受一定規則製約的—即許願還願。隻有當人的願望滿足了，才會還願感謝。而當神作孽的時候，更會被怒罵斥責（不妨理解為我們的實用理性在宗教中的表現）。都說西方的製度演變宗教的力量功不可末，僅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也演繹不出西方的製度的。
《唐山大地震》讓我們再次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想想今天，我們不得不驚歎鄧小平的偉大：他竟然能夠平和的讓中國完成如此巨大的轉型。兩場地震表現出來的中國是不一樣的。麵對災難，物質財富的多寡和作用對比鮮明。唐山地震，完全是政府主導的下的軍隊救援，而到了汶川地震，公民社會、民間社會與政府同時發揮作用，軍隊雖仍然擔當重任，但專業救援隊也同樣突出。當然，這三十年的變革中也有不變的內容：負責任的政府、軍隊的核心角色。東西方都號稱是人民政府，哪麽檢驗的標準就隻能是實踐。至少從二十一世紀這幾場災難來看，西方（或它的追隨者）都遠遠落後於中國（美國的颶風、法國的高溫、台灣的八八水災）。原因恐怕在於，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在於其執政的有效性。而西方製度下產生的政府其合法性來自於選票。哪怕不作為，並不影響其合法性。法國的希拉克和美國的小布什雖然應對自然災害堪比災難本身，但都沒有影響到他們連選連任。馬英九恐怕也同樣會創造法、美式連任奇跡。這根源還是要追溯到西方合法性與執政有效性分離的製度本身。這種分離不僅表現在執政的不好照樣連任，也表現在即使執政的好，也同樣保證不了本黨、本人的勝選。克林頓時代，美國經濟堪稱黃金時期，但同黨的戈爾照樣敗選。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治理國家十幾年，表現極佳，無可挑剔，就因為執政時間長，照樣敗選。請問：“執政時間長”算什麽更換政府的理由？其實西方的許多問題都源於執政與否和執政有效性的脫節。
唐山大地震由於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國外的援助，而一直飽受批評。應該說，拒絕接受外援是當時中國封閉、落伍於時代的寫照。但拒絕接受外援和災難的後果沒有關係。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時，鳳凰大視野拍攝過一個紀錄片，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地震後二十四小時，通過自救和他人幫助，二十萬人獲救。當時死亡的二十多萬人，是用什麽辦法也無法救援的。僅就救人這一層麵來說，後續馬上趕到的救援隊也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更別說來自外國的救援隊。對於政府來說，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維持災區社會秩序、安置災區人員、救助傷員、衛生防疫。99年台灣“9.21”南投7.3級大地震，死二千餘人，傷近萬眾，主要靠島內軍民自救。而境外救援隊共十五支計558人、搜索犬69條，僅救生4人，其中日本145人加19犬救2人；俄羅斯73人加3犬救1人；瑞士40人救1人；美國93人加4犬一無所獲。另外，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神戶大地震、本世紀美國颶風，政府都拒絕外援，特別是美國州政府在自己救災演變成災難之際，出於選舉的原因仍然堅決拒絕聯邦軍隊的進入。這可都是唐山地震二、三十年之後的事情。那個時候中國是封閉、落伍於時代，哪麽現在這些擁有“普世價值”的國家又算什麽呢？特別是汶川地震，舉國同悲，眾誌誠城、義務反顧的投入救災之時，自由派立場的《南方周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勝利，請問，美國和日本就是這樣普世價值的嗎？如果真是什麽普世價值的話，恐怕也不是來自西方吧，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以人為本”、“人命關天”吧。
《唐山大地震》還有一個感人的細節，女主角李元妮在失去丈夫之後，三十多年未婚，為了能讓死去的丈夫亡靈能夠找到回家的路，堅守不遷。我們不妨認為是封建社會的“從一而終”，在當代已經以“人性”為名將之否定。但對於觀眾依然有一種淒美的崇高感和打動人心弦的衝擊力。我相信也沒有人會指責她如此“封建”、違反人性。當然，在汶川大地震後，許多破碎的家庭重新組合，也同樣為社會視為當然（最為著名的背亡妻歸鄉的男主角，很快再度步入婚姻）。李元妮的女兒也是駭人世俗：未婚先育，獨立撫育成人。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令人五味陣雜。也許一個更接近人性的社會，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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