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六四”事件其實很簡單，學生要求反腐敗、深化改革，但政府用坦克、機關槍來解決問題。殺人就是殺人，不管用什麽理由，不管是李鵬日記，或者鄧小平日記（假設有），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原準備於6月底出版《李鵬六四日記》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由於版權問題臨時叫停，不過香港與美國洛杉磯近日出現書名分別為《李鵬六四日記真相》與《李鵬六四日記》的出版品，讓“六四”話題持續延燒。曾經曆過“六四”事件的中國前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在接受明鏡網採訪時指出，整部日記反映了李鵬的性格，因此日記應出自李鵬之手；至於“六四”事件，萬潤南認為是鄧小平犯下的大錯，不管誰用什麽理由，都無法改變事實。
1946年出生的萬潤南，曾任北京四通公司總裁，1989年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後，政府與學生對峙的危機不斷加劇，萬潤南曾試圖緩和情勢，一方麵規勸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一方麵呼籲人大召開緊急會議，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但由於被中共當局認為鼓動與支持學生運動，“六四”後萬潤南開始流亡海外，目前定居美國舊金山。
明鏡：您覺得《李鵬六四日記》的真實性如何？
萬潤南：這部日記看來是真的，因為日記“很李鵬”。為什麽說“很李鵬”？因為某個人的作為在公眾心裡形成了某種印象，用他的名字來形容某件事情，就一目了然。比如“六四”時有一個人叫袁木，是保守陣營的人。當時他出來發言，經常睜著眼睛說瞎話。所以後來小孩子吵架，如果對方撒謊，就會說：“你袁木！”人們把“袁木”當成一個說瞎話的代名詞。我說這個日記“很李鵬”，是因為李鵬給大家的形象，一直是保守、頑固、強硬，還有……弱智。
說他“弱智”，可能有人身攻擊之嫌。準確地說，是缺心眼。比如他在日記裡提到與趙紫陽的權力之爭；他是在總書記領導下工作的，趙紫陽要跟他有什麽權力之爭？難道趙紫陽要爭李鵬的權？
李鵬的缺心眼，我是有切身體會的。當年體改委召開國家“三、五、八發展規劃”的研討會，由高尚全主持。那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由體改委、體改所、社科院、中央黨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別提出的七套方案。參加討論的主要是這七個提案單位的人，另外還特別邀請了兩個企業界的人參加，國企的首鋼和民企的四通，所以我有機會參與。研討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鵬總理匯報這七個方案的要點。七個方案的作者在前排匯報，我們在後排旁聽。講解北大方案的是厲以寧教授，他在談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時，建議在繳納一定的城市基本設施使用費後給予居留權。這時候李鵬插話了：“這不是報紙上批評過的買賣戶口嗎？”厲教授沒料想到我們總理的理解能力僅限於讀報水平，一時給悶在那裏，半天沒緩過氣來。
還有一次是“六四”之後，李鵬接見記者，當時很多記者問李鵬許多與“六四”有關的問題，弄得李鵬很緊張，人民日報一個記者站出來想給李鵬解圍，引一個新話題，說：“李鵬總理，我問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問題，最近亞運會要舉辦了，請問籌備得怎麽樣了？”李鵬當時表現得也“很李鵬”，說：“你這個問題一點也不輕鬆。”
所以說，李鵬的日記，一言以蔽之：“很李鵬”。對李鵬來講，他永遠理解不了趙紫陽當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改革遠見、不顧自己的政治前程也不做一個鎮壓人民的總書記的勇氣，從這點來看，李鵬和趙紫陽差距太遠了。
但你別看他缺心眼，他還是有一些小心眼。隻要看他在日記裡提哪些人、不提哪些人就知道他很有算計，當時陳希同是個關鍵人物，但在他的日記裡頭不存在；現在還掌權的人，或他認為以後會掌權的人，比如溫家寶，他就拉著他們一起來承擔責任。
明鏡：您過去受訪時曾說過，以李鵬、陳希同為首的中共保守派，處心積慮激化矛盾，激怒了鄧小平。但以趙紫陽為首同情學生的中共改革派，仍然有時間讓鄧小平了解真相，使得局勢向有利於學生和改革派的方向發展。您在看過《李鵬六四日記》後，想法是否有改變呢？
萬潤南：是不是李鵬他們謊報軍情、激怒了鄧小平，使得趙紫陽的方案沒得到貫徹，當然這是一種分析，不過從李鵬日記來看，鄧小平自始至終，從“4·26社論”一直到最後都保持強硬態度。所以李鵬隻是鄧小平路線的執行者，而不是主導者，李鵬也沒這個能力。
李鵬做出惡化事態的事情，我們拋開“陰謀論”，可以理解是他的本性使然。他在共產黨教育下，認為他做了必須做的事情。他的日記表麵上看起來站在鎮壓必要的強硬立場上，但實際上又透露出內心的空虛，他在2004年就想出這本日記，但中央不讓他出，最後依靠某種渠道達到目的了，就是要給自己推卸責任。比如日記中那幾句關鍵的話：鄧小平說，如果這件事他做錯了，將來所有曆史責任由他來承擔。李鵬透露這些話的目的，也是想為自己開脫。但他的認知水平之低，辯解水平之拙劣，是如此的“李鵬”，我相信，隻會加深大眾對他的負麵印象。
明鏡：您覺得《李鵬六四日記》的價值何在？
萬潤南：這部日記有相當的參考和對照價值。關於“六四”，各方麵的當事人，比如參與“六四”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都已經寫過大量的文章，當時政府裡頭比較主張民主法治的趙紫陽，也出了他的回憶錄，但這都是一麵之詞，李鵬所代表的保守陣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披露，有李鵬來講這事，就多了一個瞭解事情全貌的根據，所以這個日記有相當的意義。
明鏡：您在離開中國後曾發表一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引起一些討論。曹長青先生認為，您的文章是對他《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的回應，他表示，您在文章裡非常推崇鄧小平，他質疑您當初為何那麽深地卷入八九民運，是否對當年走的那一步後悔了。您對這番話的解釋是？
萬潤南：這種說法也非常“曹長青”，他是比較偏激的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世界不是這樣。鄧小平改革開放，當然是對的，我現在都讚成，中國不改革不開放，不會有今天的發展；但鄧小平鎮壓六四絕對是錯的，是犯罪，不能說鄧小平做了這件事，改革開放也做錯了。毛澤東當年快死的時候，跟葉劍英說，他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老蔣打敗了，建立了新中國，這件事反對的人不多，二是文革，這件事他自己清楚，反對的人很多；毛澤東到晚年最怕別人翻文革的案，所以鄧小平出來，要保證“永不翻案”，毛還要鄧小平做一個決議，要他親口肯定文革，當然鄧小平借說“自己是桃花源人”，避開了這件事。現在鄧小平也一樣，可以說他這輩子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改革開放，一件是“六四”屠殺。對第一件事，我什麽時候都肯定；對第二件事，我什麽時候都反對。
明鏡：您是對事不對人？
萬潤南：是，必須實事求是。因為鄧小平是從毛澤東閉關鎖國、文革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曆史上，功莫大焉。鄧小平錯的地方，就是經濟改革了，政治本該相應改革，但卻因為他主導的“六四”屠殺而嚴重滯後。我認為一個曆史人物，有他的作用，也有他的局限。鄧小平也很清楚，“六四”這件事早晚有人要出來講，所以他說由他來承擔曆史責任，這說明他明白將來有人要出來追究責任。鄧小平“六四”過後還說“不爭論”，背後的意思就是爭論不過、怕爭論，毛澤東時代是要大鳴大放，要大辯論，自信通過辯論自己能取勝，但鄧小平就很清楚自己辯不過人家。
明鏡：您當初曾勸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最後事情的演變並非如此。您是否對當年的民運組織跟參與者失望過呢？
萬潤南：這是一個過程，我們難免犯錯誤，難免要付出代價，但我們當年錯過一個曆史機會，如果以後再發生類似的事情，我們能不能夠採取正確的對策？會不會還犯同樣的錯誤？能不能進步、從中學習？我個人看法是，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所以這個問題才是更值得討論跟關心的。
明鏡：“六四”已經過去21年，您認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現狀在這21年是否有了變化？
萬潤南：中國社會有很大的變化，但不是改進，雖然經濟更發達，但問題更嚴重，貧富差距更大，官員更腐敗、官民對立更深化，許多問題都比89年更嚴重。因為“六四”拖延了政治改革的進程，所以將來要解決這些問題也變得更困難。
明鏡：胡錦濤總書記曾是您清華大學的學長，您和他曾有過深厚的交情，您覺得他能不能為中國帶來一些改變呢？
萬潤南：我覺得他改變不了什麽。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學生是要聽話，要做黨機器中的一個齒輪，雖然胡錦濤是總書記，但還是整個官僚體製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如果他不能跳出這個思路來做事情，就改變不了什麽。他也不是一個積極、有創新精神的人，所以很難有作為——他可能也不想有作為。
明鏡：雖然《李鵬六四日記》原本的出版計畫中斷，但目前洛杉磯跟香港仍出現了坊間印製的版本，您認為這部日記會如何影響國際間對六四的觀感？
萬潤南：應該不會有影響。李鵬雖然披露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細節，但大體上和趙紫陽、其他學生的講法沒有太衝突或顛覆性的地方，隻是一些細節上的補充。而且整個“六四”事件其實很簡單，學生要求反腐敗、深化改革，但政府用坦克、機關槍來解決問題。殺人就是殺人，不管用什麽理由，不管是李鵬日記，或者鄧小平日記（假設有），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原準備於6月底出版《李鵬六四日記》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由於版權問題臨時叫停，不過香港與美國洛杉磯近日出現書名分別為《李鵬六四日記真相》與《李鵬六四日記》的出版品，讓“六四”話題持續延燒。曾經曆過“六四”事件的中國前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在接受明鏡網採訪時指出，整部日記反映了李鵬的性格，因此日記應出自李鵬之手；至於“六四”事件，萬潤南認為是鄧小平犯下的大錯，不管誰用什麽理由，都無法改變事實。
1946年出生的萬潤南，曾任北京四通公司總裁，1989年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後，政府與學生對峙的危機不斷加劇，萬潤南曾試圖緩和情勢，一方麵規勸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一方麵呼籲人大召開緊急會議，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但由於被中共當局認為鼓動與支持學生運動，“六四”後萬潤南開始流亡海外，目前定居美國舊金山。
明鏡：您覺得《李鵬六四日記》的真實性如何？
萬潤南：這部日記看來是真的，因為日記“很李鵬”。為什麽說“很李鵬”？因為某個人的作為在公眾心裡形成了某種印象，用他的名字來形容某件事情，就一目了然。比如“六四”時有一個人叫袁木，是保守陣營的人。當時他出來發言，經常睜著眼睛說瞎話。所以後來小孩子吵架，如果對方撒謊，就會說：“你袁木！”人們把“袁木”當成一個說瞎話的代名詞。我說這個日記“很李鵬”，是因為李鵬給大家的形象，一直是保守、頑固、強硬，還有……弱智。
說他“弱智”，可能有人身攻擊之嫌。準確地說，是缺心眼。比如他在日記裡提到與趙紫陽的權力之爭；他是在總書記領導下工作的，趙紫陽要跟他有什麽權力之爭？難道趙紫陽要爭李鵬的權？
李鵬的缺心眼，我是有切身體會的。當年體改委召開國家“三、五、八發展規劃”的研討會，由高尚全主持。那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由體改委、體改所、社科院、中央黨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別提出的七套方案。參加討論的主要是這七個提案單位的人，另外還特別邀請了兩個企業界的人參加，國企的首鋼和民企的四通，所以我有機會參與。研討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鵬總理匯報這七個方案的要點。七個方案的作者在前排匯報，我們在後排旁聽。講解北大方案的是厲以寧教授，他在談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時，建議在繳納一定的城市基本設施使用費後給予居留權。這時候李鵬插話了：“這不是報紙上批評過的買賣戶口嗎？”厲教授沒料想到我們總理的理解能力僅限於讀報水平，一時給悶在那裏，半天沒緩過氣來。
還有一次是“六四”之後，李鵬接見記者，當時很多記者問李鵬許多與“六四”有關的問題，弄得李鵬很緊張，人民日報一個記者站出來想給李鵬解圍，引一個新話題，說：“李鵬總理，我問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問題，最近亞運會要舉辦了，請問籌備得怎麽樣了？”李鵬當時表現得也“很李鵬”，說：“你這個問題一點也不輕鬆。”
所以說，李鵬的日記，一言以蔽之：“很李鵬”。對李鵬來講，他永遠理解不了趙紫陽當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改革遠見、不顧自己的政治前程也不做一個鎮壓人民的總書記的勇氣，從這點來看，李鵬和趙紫陽差距太遠了。
但你別看他缺心眼，他還是有一些小心眼。隻要看他在日記裡提哪些人、不提哪些人就知道他很有算計，當時陳希同是個關鍵人物，但在他的日記裡頭不存在；現在還掌權的人，或他認為以後會掌權的人，比如溫家寶，他就拉著他們一起來承擔責任。
明鏡：您過去受訪時曾說過，以李鵬、陳希同為首的中共保守派，處心積慮激化矛盾，激怒了鄧小平。但以趙紫陽為首同情學生的中共改革派，仍然有時間讓鄧小平了解真相，使得局勢向有利於學生和改革派的方向發展。您在看過《李鵬六四日記》後，想法是否有改變呢？
萬潤南：是不是李鵬他們謊報軍情、激怒了鄧小平，使得趙紫陽的方案沒得到貫徹，當然這是一種分析，不過從李鵬日記來看，鄧小平自始至終，從“4·26社論”一直到最後都保持強硬態度。所以李鵬隻是鄧小平路線的執行者，而不是主導者，李鵬也沒這個能力。
李鵬做出惡化事態的事情，我們拋開“陰謀論”，可以理解是他的本性使然。他在共產黨教育下，認為他做了必須做的事情。他的日記表麵上看起來站在鎮壓必要的強硬立場上，但實際上又透露出內心的空虛，他在2004年就想出這本日記，但中央不讓他出，最後依靠某種渠道達到目的了，就是要給自己推卸責任。比如日記中那幾句關鍵的話：鄧小平說，如果這件事他做錯了，將來所有曆史責任由他來承擔。李鵬透露這些話的目的，也是想為自己開脫。但他的認知水平之低，辯解水平之拙劣，是如此的“李鵬”，我相信，隻會加深大眾對他的負麵印象。
明鏡：您覺得《李鵬六四日記》的價值何在？
萬潤南：這部日記有相當的參考和對照價值。關於“六四”，各方麵的當事人，比如參與“六四”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都已經寫過大量的文章，當時政府裡頭比較主張民主法治的趙紫陽，也出了他的回憶錄，但這都是一麵之詞，李鵬所代表的保守陣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披露，有李鵬來講這事，就多了一個瞭解事情全貌的根據，所以這個日記有相當的意義。
明鏡：您在離開中國後曾發表一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引起一些討論。曹長青先生認為，您的文章是對他《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的回應，他表示，您在文章裡非常推崇鄧小平，他質疑您當初為何那麽深地卷入八九民運，是否對當年走的那一步後悔了。您對這番話的解釋是？
萬潤南：這種說法也非常“曹長青”，他是比較偏激的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世界不是這樣。鄧小平改革開放，當然是對的，我現在都讚成，中國不改革不開放，不會有今天的發展；但鄧小平鎮壓六四絕對是錯的，是犯罪，不能說鄧小平做了這件事，改革開放也做錯了。毛澤東當年快死的時候，跟葉劍英說，他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老蔣打敗了，建立了新中國，這件事反對的人不多，二是文革，這件事他自己清楚，反對的人很多；毛澤東到晚年最怕別人翻文革的案，所以鄧小平出來，要保證“永不翻案”，毛還要鄧小平做一個決議，要他親口肯定文革，當然鄧小平借說“自己是桃花源人”，避開了這件事。現在鄧小平也一樣，可以說他這輩子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改革開放，一件是“六四”屠殺。對第一件事，我什麽時候都肯定；對第二件事，我什麽時候都反對。
明鏡：您是對事不對人？
萬潤南：是，必須實事求是。因為鄧小平是從毛澤東閉關鎖國、文革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曆史上，功莫大焉。鄧小平錯的地方，就是經濟改革了，政治本該相應改革，但卻因為他主導的“六四”屠殺而嚴重滯後。我認為一個曆史人物，有他的作用，也有他的局限。鄧小平也很清楚，“六四”這件事早晚有人要出來講，所以他說由他來承擔曆史責任，這說明他明白將來有人要出來追究責任。鄧小平“六四”過後還說“不爭論”，背後的意思就是爭論不過、怕爭論，毛澤東時代是要大鳴大放，要大辯論，自信通過辯論自己能取勝，但鄧小平就很清楚自己辯不過人家。
明鏡：您當初曾勸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最後事情的演變並非如此。您是否對當年的民運組織跟參與者失望過呢？
萬潤南：這是一個過程，我們難免犯錯誤，難免要付出代價，但我們當年錯過一個曆史機會，如果以後再發生類似的事情，我們能不能夠採取正確的對策？會不會還犯同樣的錯誤？能不能進步、從中學習？我個人看法是，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所以這個問題才是更值得討論跟關心的。
明鏡：“六四”已經過去21年，您認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現狀在這21年是否有了變化？
萬潤南：中國社會有很大的變化，但不是改進，雖然經濟更發達，但問題更嚴重，貧富差距更大，官員更腐敗、官民對立更深化，許多問題都比89年更嚴重。因為“六四”拖延了政治改革的進程，所以將來要解決這些問題也變得更困難。
明鏡：胡錦濤總書記曾是您清華大學的學長，您和他曾有過深厚的交情，您覺得他能不能為中國帶來一些改變呢？
萬潤南：我覺得他改變不了什麽。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學生是要聽話，要做黨機器中的一個齒輪，雖然胡錦濤是總書記，但還是整個官僚體製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如果他不能跳出這個思路來做事情，就改變不了什麽。他也不是一個積極、有創新精神的人，所以很難有作為——他可能也不想有作為。
明鏡：雖然《李鵬六四日記》原本的出版計畫中斷，但目前洛杉磯跟香港仍出現了坊間印製的版本，您認為這部日記會如何影響國際間對六四的觀感？
萬潤南：應該不會有影響。李鵬雖然披露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細節，但大體上和趙紫陽、其他學生的講法沒有太衝突或顛覆性的地方，隻是一些細節上的補充。而且整個“六四”事件其實很簡單，學生要求反腐敗、深化改革，但政府用坦克、機關槍來解決問題。殺人就是殺人，不管用什麽理由，不管是李鵬日記，或者鄧小平日記（假設有），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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