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焦慮 中產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
當CPI突破3%的通脹警戒線時，中產們也許感受不到這一數字帶來的生活壓力。
豬肉漲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漲了，可以買麵粉；咖啡館提價了，可以在家裏喝；房價漲了，可以先租房。這些不過是“中產階級的幻覺”，以自身生活體驗，認為通脹無所謂。
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穩定後也開始躥升，根據媒體報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漲幅超過了20%，這個時候，中產們似乎一下陷入無處可避的境地。於是，曾經還可“隔岸觀火”的中產們發現，這一輪通脹，火已經燒向了自己，CPI的上漲讓一向對價格不夠敏感的中產們開始覺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如果像有的經濟學者說的那樣，未來十年，世界都將在通貨膨脹中度過。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的資產不縮水？況且如今，錯綜複雜、內憂外患的經濟形勢下，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麵，通縮的聲音也在耳邊響起。為此，我們希望從七位知名經濟學人的分析中，勾勒出中國未來經濟的脈象，通過梳理這一焦慮，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中產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
中產階層的焦慮或許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產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南都周刊記者_秦旺
就像本屆世界杯決賽，西班牙對決荷蘭一般，沒有到加時賽的最後一刻，誰都不知道冠軍的歸屬。而如今中國經濟麵臨的局勢，同樣也是複雜得令人難以猜透，本來今年一季度中國創出了11.9%的GDP增速，人們還在擔心中國的通脹壓力，但隨著歐元債務危機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們擔憂的焦點又開始轉變成了通貨緊縮。
通脹壓力不難理解，從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開始，全球經濟都處於一個破產和債務上升的過程，這也導致了發達國家消費欲望的下降，從而對嚴重依賴出口高速增長的中國造成了致命威脅。
於是，我們在2008年，發出令全球歎為觀止的 “四萬億救市”計劃，2009年開始，取消了信貸規模控製，讓商業銀行多出了9萬億新增貸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萬億的新增貸款發放。
毋庸置疑，投資保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速，2009年，中國GDP投資拉動率高達92%，比2008年上升了45個百分點，結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經濟中獨樹一幟。
不過，這造成的另一個後果是，中國貨幣數量增長，高於GDP增長20到30個百分點，這使得中國廣義貨幣M2比GDP，在2009年年底達到創紀錄的180%左右，這個數據遠遠超過美國的65%以及日本的110%。換句話說，中國用接近10萬億美元的貨幣，生產著5萬億美元的GDP，而美國隻用 8.3萬億美元，就生產了14萬億美元的GDP。
如此說明一個事實，中國發行了非常多的貨幣。而貨幣發多了，同掙了更多的錢，完全是兩回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所說：“貨幣數量的急劇增加，隻會引發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則會使物價上漲，中低階層財富減少，導致人心不安。
兩次惡性通脹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共發生過兩次惡性通貨膨脹。第一次是1988年。由於此前實行的財政“包幹”體製，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貨幣連年超發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量為2134億元，比上年同期上漲46.7%。
加之當年又宣布實施物價改革，等於讓此前中國壓抑了幾十年的消費需求，一下子敞開。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著比原來多50%的鈔票，同時還能自由購買原本需要憑票證供應的商品，你會怎麽做？自然，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全麵搶購潮誕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漲到200元，人們紛紛搶購能買到的任何商品，連火柴和廁紙都供不應求。
第二次則發生在1993年。當時，全國金融業一片混亂，一些銀行把貸款額度全部發光，就倒逼央行要錢， 銀行間也大舉拆借資金，當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31%，到1994年中國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率)竟達到了驚人的24.1%。
今年5月，中國的CPI同比上漲3.1%，又一次超過3%的通脹警戒線。自2007年開始，中國結束了長達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局麵，CPI以每年約5%的速度在上漲，那一年也是次貸危機發力的開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現了大手筆刺激計劃。
這些多發出來的貨幣，大部分流入了基礎設施、房地產以及汽車行業，通過拉升地產價格，加大石油消費，使得高企的房價和油價，成為增發貨幣的高能回收器，好處不一而足。
從地方政府而言，此舉無異於過新年拿“利是”。不僅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政績工程名正言順。進而讓地方擺脫了實業不振、GDP捉襟見肘的局麵，讓土地財政這一“公私皆宜”的模式，正式登堂入室。
一時間，各地的建設計劃競相以天價報出，西安才推出3000億的建設規劃，重慶就漲了一倍，最後湖北直接爆出12萬億的建設規劃成為其中的翹楚。讓人懷疑經濟發展，隻需要考慮的是膽量和氣魄。
但是，資本的本質是“唯利是圖”，在出口依然疲軟、內需未見起色的情況下，房地產隻能繼續狂飆突進。其中，北京在原有均價1萬多的高價上，今年3月間，一路飆升至3萬元左右，房價遠遠超過紐約的曼哈頓和東京的銀座。
於是，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新政出台，房價過高地區停止發放第三套房貸，二套房貸首付必須超過50%。而就在業界熱議樓市拐點是否出現時，北上廣深四城市房租價格又出現大幅上升趨勢，打破了中國以往房價高漲，而房屋租金保持穩定的局麵。
硬幣的兩麵
以前買不起房，最少還可以租房，但現在城市的中產階級，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切切實實感受到生活壓力。與此同時，中國充裕的廉價勞動力，經過多年無限量供給後，終於在老年化的陰影下，看到“劉易斯拐點”的臨近。
“劉易斯拐點”在經濟學中，指的是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將直接引發勞動力成本提高，近來，富士康加薪，東南沿海大規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高等一係列事件出現，使中國又多了一道難題——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上漲也將成為通脹壓力。
屋漏偏逢雨。年初剛經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中國夏糧連續6年增長後首次產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場上，則是各種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最後，輸入性通脹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緩解。今年初，隨著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國內煤炭、鋼鐵、金屬價格上漲，一季度中國工業品價格同比漲幅達到40%。
於是，在2009年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持續上揚的住房價格，在勞動力成本變得高昂，在糧食和能源因為各種原因大幅上漲的背景下，人們加重了中國進入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如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所言：未來十年，中國都將在通貨膨脹中度過。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二季度以後，中國GDP堅挺的高增長速度突然遇到了挑戰，各項經濟指標先後出現下滑：貿易順差下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下滑、資產價格走低、發電用電量、交通運輸等等指標開始徘徊不前。
急轉直下的局勢，原因在於當前急劇惡化的全球經濟形勢，隨著希臘政府破產而引發歐洲債務危機，人們擔心全球經濟再次觸底。事實上，歐美消費實力的萎縮，已很難讓中國製造重振信心。
因此，中國經濟很可能從“過熱”變為“過冷”，也意味著中國眼前的挑戰不是通貨膨脹，而很有可能是通貨緊縮。
在如此複雜局麵下，6月底7月初，國務院9天內四度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也說明了高層對當下經濟的憂心。在G20峰會全球重申經濟低穀危險的背景下，調控政策變成了——“應重視宏觀調控的鬆緊搭配，力促總量平衡和結構轉換”這樣意味深重的語調。
事實上，中國宏觀經濟調整麵臨著很多“非此即彼”就可作出決斷的選擇題，到底是控房價還是保“支柱”，是保增長還是控通脹，是保增長還是調結構，是提高居民收入還是增加國家、企業收入，是擴大赤字還是增加稅負， 貨幣應當收緊還是寬鬆。
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答案，高層的政策也越來越審慎。這讓中產階層陷入了越來越大的焦慮中。
如果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是否寧願讓資金躺在銀行的賬戶上，也不要以高風險進入股市和理財產品市場，來博取並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應該精打細算，嚴陣以待，防止通脹通縮並存下的滯漲，那樣麵臨的很可能是大規模失業和減薪。
這類似於《等待戈多》這樣的後現代多維解構狀態。
之所以要重視中產的焦慮，乃是因為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潤滑劑，也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人群。當中產階層花費太多的錢用於食品、房屋、教育和醫療支出，喝咖啡、旅遊和消費高檔商品的需求，就將退居二線。當中產階層消費能力持續受到損害，勞動階層的儲蓄又貶值的環境下，恐怕擴大內需的政策不僅難以實行，社會矛盾也將日益尖銳。
這就是當下大家為什麽會紛紛尋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從這個角度說，中產階層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而又危險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該坐等“戈多”到來，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產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來源：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2/131020735475.shtml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當CPI突破3%的通脹警戒線時，中產們也許感受不到這一數字帶來的生活壓力。
豬肉漲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漲了，可以買麵粉；咖啡館提價了，可以在家裏喝；房價漲了，可以先租房。這些不過是“中產階級的幻覺”，以自身生活體驗，認為通脹無所謂。
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穩定後也開始躥升，根據媒體報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漲幅超過了20%，這個時候，中產們似乎一下陷入無處可避的境地。於是，曾經還可“隔岸觀火”的中產們發現，這一輪通脹，火已經燒向了自己，CPI的上漲讓一向對價格不夠敏感的中產們開始覺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如果像有的經濟學者說的那樣，未來十年，世界都將在通貨膨脹中度過。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的資產不縮水？況且如今，錯綜複雜、內憂外患的經濟形勢下，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麵，通縮的聲音也在耳邊響起。為此，我們希望從七位知名經濟學人的分析中，勾勒出中國未來經濟的脈象，通過梳理這一焦慮，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中產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
中產階層的焦慮或許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產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南都周刊記者_秦旺
就像本屆世界杯決賽，西班牙對決荷蘭一般，沒有到加時賽的最後一刻，誰都不知道冠軍的歸屬。而如今中國經濟麵臨的局勢，同樣也是複雜得令人難以猜透，本來今年一季度中國創出了11.9%的GDP增速，人們還在擔心中國的通脹壓力，但隨著歐元債務危機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們擔憂的焦點又開始轉變成了通貨緊縮。
通脹壓力不難理解，從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開始，全球經濟都處於一個破產和債務上升的過程，這也導致了發達國家消費欲望的下降，從而對嚴重依賴出口高速增長的中國造成了致命威脅。
於是，我們在2008年，發出令全球歎為觀止的 “四萬億救市”計劃，2009年開始，取消了信貸規模控製，讓商業銀行多出了9萬億新增貸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萬億的新增貸款發放。
毋庸置疑，投資保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速，2009年，中國GDP投資拉動率高達92%，比2008年上升了45個百分點，結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經濟中獨樹一幟。
不過，這造成的另一個後果是，中國貨幣數量增長，高於GDP增長20到30個百分點，這使得中國廣義貨幣M2比GDP，在2009年年底達到創紀錄的180%左右，這個數據遠遠超過美國的65%以及日本的110%。換句話說，中國用接近10萬億美元的貨幣，生產著5萬億美元的GDP，而美國隻用 8.3萬億美元，就生產了14萬億美元的GDP。
如此說明一個事實，中國發行了非常多的貨幣。而貨幣發多了，同掙了更多的錢，完全是兩回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所說：“貨幣數量的急劇增加，隻會引發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則會使物價上漲，中低階層財富減少，導致人心不安。
兩次惡性通脹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共發生過兩次惡性通貨膨脹。第一次是1988年。由於此前實行的財政“包幹”體製，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貨幣連年超發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量為2134億元，比上年同期上漲46.7%。
加之當年又宣布實施物價改革，等於讓此前中國壓抑了幾十年的消費需求，一下子敞開。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著比原來多50%的鈔票，同時還能自由購買原本需要憑票證供應的商品，你會怎麽做？自然，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全麵搶購潮誕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漲到200元，人們紛紛搶購能買到的任何商品，連火柴和廁紙都供不應求。
第二次則發生在1993年。當時，全國金融業一片混亂，一些銀行把貸款額度全部發光，就倒逼央行要錢， 銀行間也大舉拆借資金，當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31%，到1994年中國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率)竟達到了驚人的24.1%。
今年5月，中國的CPI同比上漲3.1%，又一次超過3%的通脹警戒線。自2007年開始，中國結束了長達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局麵，CPI以每年約5%的速度在上漲，那一年也是次貸危機發力的開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現了大手筆刺激計劃。
這些多發出來的貨幣，大部分流入了基礎設施、房地產以及汽車行業，通過拉升地產價格，加大石油消費，使得高企的房價和油價，成為增發貨幣的高能回收器，好處不一而足。
從地方政府而言，此舉無異於過新年拿“利是”。不僅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政績工程名正言順。進而讓地方擺脫了實業不振、GDP捉襟見肘的局麵，讓土地財政這一“公私皆宜”的模式，正式登堂入室。
一時間，各地的建設計劃競相以天價報出，西安才推出3000億的建設規劃，重慶就漲了一倍，最後湖北直接爆出12萬億的建設規劃成為其中的翹楚。讓人懷疑經濟發展，隻需要考慮的是膽量和氣魄。
但是，資本的本質是“唯利是圖”，在出口依然疲軟、內需未見起色的情況下，房地產隻能繼續狂飆突進。其中，北京在原有均價1萬多的高價上，今年3月間，一路飆升至3萬元左右，房價遠遠超過紐約的曼哈頓和東京的銀座。
於是，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新政出台，房價過高地區停止發放第三套房貸，二套房貸首付必須超過50%。而就在業界熱議樓市拐點是否出現時，北上廣深四城市房租價格又出現大幅上升趨勢，打破了中國以往房價高漲，而房屋租金保持穩定的局麵。
硬幣的兩麵
以前買不起房，最少還可以租房，但現在城市的中產階級，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切切實實感受到生活壓力。與此同時，中國充裕的廉價勞動力，經過多年無限量供給後，終於在老年化的陰影下，看到“劉易斯拐點”的臨近。
“劉易斯拐點”在經濟學中，指的是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將直接引發勞動力成本提高，近來，富士康加薪，東南沿海大規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高等一係列事件出現，使中國又多了一道難題——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上漲也將成為通脹壓力。
屋漏偏逢雨。年初剛經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中國夏糧連續6年增長後首次產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場上，則是各種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最後，輸入性通脹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緩解。今年初，隨著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國內煤炭、鋼鐵、金屬價格上漲，一季度中國工業品價格同比漲幅達到40%。
於是，在2009年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持續上揚的住房價格，在勞動力成本變得高昂，在糧食和能源因為各種原因大幅上漲的背景下，人們加重了中國進入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如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所言：未來十年，中國都將在通貨膨脹中度過。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二季度以後，中國GDP堅挺的高增長速度突然遇到了挑戰，各項經濟指標先後出現下滑：貿易順差下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下滑、資產價格走低、發電用電量、交通運輸等等指標開始徘徊不前。
急轉直下的局勢，原因在於當前急劇惡化的全球經濟形勢，隨著希臘政府破產而引發歐洲債務危機，人們擔心全球經濟再次觸底。事實上，歐美消費實力的萎縮，已很難讓中國製造重振信心。
因此，中國經濟很可能從“過熱”變為“過冷”，也意味著中國眼前的挑戰不是通貨膨脹，而很有可能是通貨緊縮。
在如此複雜局麵下，6月底7月初，國務院9天內四度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也說明了高層對當下經濟的憂心。在G20峰會全球重申經濟低穀危險的背景下，調控政策變成了——“應重視宏觀調控的鬆緊搭配，力促總量平衡和結構轉換”這樣意味深重的語調。
事實上，中國宏觀經濟調整麵臨著很多“非此即彼”就可作出決斷的選擇題，到底是控房價還是保“支柱”，是保增長還是控通脹，是保增長還是調結構，是提高居民收入還是增加國家、企業收入，是擴大赤字還是增加稅負， 貨幣應當收緊還是寬鬆。
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答案，高層的政策也越來越審慎。這讓中產階層陷入了越來越大的焦慮中。
如果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是否寧願讓資金躺在銀行的賬戶上，也不要以高風險進入股市和理財產品市場，來博取並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應該精打細算，嚴陣以待，防止通脹通縮並存下的滯漲，那樣麵臨的很可能是大規模失業和減薪。
這類似於《等待戈多》這樣的後現代多維解構狀態。
之所以要重視中產的焦慮，乃是因為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潤滑劑，也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人群。當中產階層花費太多的錢用於食品、房屋、教育和醫療支出，喝咖啡、旅遊和消費高檔商品的需求，就將退居二線。當中產階層消費能力持續受到損害，勞動階層的儲蓄又貶值的環境下，恐怕擴大內需的政策不僅難以實行，社會矛盾也將日益尖銳。
這就是當下大家為什麽會紛紛尋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從這個角度說，中產階層的焦慮正是中國的焦慮。如今，中國經濟站在一個尷尬而又危險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該坐等“戈多”到來，或許我們應該梳理這種焦慮，從產生這些焦慮的元素中，發掘出真正的應對之舉。
來源：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2/131020735475.shtml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