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與民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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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用主義為主要治國理論的鄧小平，憑著直覺感到民粹主義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群眾運動走到了死胡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還是根本上解決不了， 代表社會先進文化和生產力的社會精英，同代表最廣大社會範圍的底層人民的利益衝突，從而無法在建立穩定可持續性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後共同走富裕的道路”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核心理論。 這其實是對文革和後期泛濫的民粹主義發展成暴民政治的動蕩社會的反思和糾正。當然用到了精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救命稻草。
然而， 正如楊鵬先生所講的，‘精英主義也是半神半魔’， 在社會資源分配和公正方麵可以是毫無建樹。 在落後的中國，忽視占人口眾多的廣大底層的根本利益，必然會帶來社會動蕩危機。
其實，美國也不是純粹的精英主義社會。它在鼓勵精英階層個人發明創造的的同時，也提供了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的有效平等機製。 這就是弱勢社會群體的普及教育和基本人權的維護。
精英主義同自由主義的結合，可以極大地推動社會財富的創造，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魅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市場經濟的的根本法則就是競爭，是弱肉強食。 合理競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然而，如果自由競爭發展到“生存鬥爭” 的白熱化程度，必然造成對弱勢社會群體的基本權利忽視甚至侵犯。
完全開放的自由競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生產資料是有限的，勞動力資源是有限的， 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消費能力市場資源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資源，被少數精英階層壟斷，民主平等自由就是假的，這就是民粹主義者攻擊精英主義的利器。
“革命靠民粹， 建設靠精英”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本人對民粹主義的四大原則一直持懷疑態度：
第一， 道德良知並不能代表公正。道德良知有一定的曆史沉積，並不能真正體現時代發展的要求和公正性。社會的轉型期中，往往是要突破舊的道德觀念，這就是精英領導的社會變革。
第二， 道德良知不一定在普通民眾之中。在社會的言論新聞等自由受到局限時，普通民眾道德良知往往被輿論工具扭曲。 兩千多年前的耶穌，就是統製者應普通民眾要求，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鄧小平正是經曆了文革的磨難，才在１９８９年的曆史關口，懷疑否定了普通民眾的良知。我們這裏不談他對錯，隻是說這樣的實事：普通民眾道德良知被當時輿論工具左右了。
第三， 政治聖人與底層大眾結合起來，會產生個人崇拜和集權。在革命的過程中還可以接受。但在新社會的建立中，會成為民主法製建設阻力。
第四， 多數人的暴力反抗原則，會造成流血，社會動蕩，外族入侵，甚至是亡國滅種的社會災難。
難道在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非要我們隻選一個嗎？
不是這樣的。正如文所述， 美國的社會就不是完全的精英主義（當然，更不是民粹主義），關鍵是它踏出了把兩種對立意識形態有效和諧結合的第一步：保留精英階層領導社會的同時，讓社會底層人民有發言權，知情權和向精英上層流動的合理機製。
當今的中國政府， 積極推崇的“和諧社會”理論，就是對過去二十年精英主義過度的修正。“讓強者受到尊重，讓弱者生存” 可以說是創造和諧社會的核心理論。
當年，有人批評鄧小平，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容易，再共同走向富餘就難了！” 這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有限的社會資源被占有。 底層弱勢群體再僅僅靠自己努力向上層流動就難了。
在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 我們能做什麽呢？
解決好弱勢群體的教育和就業，把握民粹主義控製在合理的範圍，以維護他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利，同時遏製多數人的暴力反抗的危機。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夠，舊的共產主義理論在社會上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導，在教育規化人們道德良知方麵沒有什麽作用，我們迫切需要新的 “道德文化啟蒙運動”。
這個運動的目的， 就是要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和諧社會，重新調配社會道德價值取向：遏製拜金主義和仇富心態兩個極端。
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積極作用：把信仰同社會和諧結合，讓精英階層同民眾在精神世界裏平等對話，這就是信仰的重新建立和道德文化啟蒙。隻有首先在精神世界上做到自由和平等，才能在現實社會世界實現自由和平等。
民粹主義既是破壞社會的力量，也是維護被壓迫弱者權利的正義力量。
精英主義既是創造社會財富，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也是加劇社會等級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力量。
曆史是英雄創造的， 還是人民創造的 ？
非要回答？ 曆史就是曆史，曆史是曆史自己創造的。
在精英與民粹之間，我們不需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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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用主義為主要治國理論的鄧小平，憑著直覺感到民粹主義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群眾運動走到了死胡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還是根本上解決不了， 代表社會先進文化和生產力的社會精英，同代表最廣大社會範圍的底層人民的利益衝突，從而無法在建立穩定可持續性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後共同走富裕的道路”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核心理論。 這其實是對文革和後期泛濫的民粹主義發展成暴民政治的動蕩社會的反思和糾正。當然用到了精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救命稻草。
然而， 正如楊鵬先生所講的，‘精英主義也是半神半魔’， 在社會資源分配和公正方麵可以是毫無建樹。 在落後的中國，忽視占人口眾多的廣大底層的根本利益，必然會帶來社會動蕩危機。
其實，美國也不是純粹的精英主義社會。它在鼓勵精英階層個人發明創造的的同時，也提供了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的有效平等機製。 這就是弱勢社會群體的普及教育和基本人權的維護。
精英主義同自由主義的結合，可以極大地推動社會財富的創造，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魅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市場經濟的的根本法則就是競爭，是弱肉強食。 合理競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然而，如果自由競爭發展到“生存鬥爭” 的白熱化程度，必然造成對弱勢社會群體的基本權利忽視甚至侵犯。
完全開放的自由競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生產資料是有限的，勞動力資源是有限的， 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消費能力市場資源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資源，被少數精英階層壟斷，民主平等自由就是假的，這就是民粹主義者攻擊精英主義的利器。
“革命靠民粹， 建設靠精英”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本人對民粹主義的四大原則一直持懷疑態度：
第一， 道德良知並不能代表公正。道德良知有一定的曆史沉積，並不能真正體現時代發展的要求和公正性。社會的轉型期中，往往是要突破舊的道德觀念，這就是精英領導的社會變革。
第二， 道德良知不一定在普通民眾之中。在社會的言論新聞等自由受到局限時，普通民眾道德良知往往被輿論工具扭曲。 兩千多年前的耶穌，就是統製者應普通民眾要求，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鄧小平正是經曆了文革的磨難，才在１９８９年的曆史關口，懷疑否定了普通民眾的良知。我們這裏不談他對錯，隻是說這樣的實事：普通民眾道德良知被當時輿論工具左右了。
第三， 政治聖人與底層大眾結合起來，會產生個人崇拜和集權。在革命的過程中還可以接受。但在新社會的建立中，會成為民主法製建設阻力。
第四， 多數人的暴力反抗原則，會造成流血，社會動蕩，外族入侵，甚至是亡國滅種的社會災難。
難道在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非要我們隻選一個嗎？
不是這樣的。正如文所述， 美國的社會就不是完全的精英主義（當然，更不是民粹主義），關鍵是它踏出了把兩種對立意識形態有效和諧結合的第一步：保留精英階層領導社會的同時，讓社會底層人民有發言權，知情權和向精英上層流動的合理機製。
當今的中國政府， 積極推崇的“和諧社會”理論，就是對過去二十年精英主義過度的修正。“讓強者受到尊重，讓弱者生存” 可以說是創造和諧社會的核心理論。
當年，有人批評鄧小平，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容易，再共同走向富餘就難了！” 這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有限的社會資源被占有。 底層弱勢群體再僅僅靠自己努力向上層流動就難了。
在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 我們能做什麽呢？
解決好弱勢群體的教育和就業，把握民粹主義控製在合理的範圍，以維護他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利，同時遏製多數人的暴力反抗的危機。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夠，舊的共產主義理論在社會上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導，在教育規化人們道德良知方麵沒有什麽作用，我們迫切需要新的 “道德文化啟蒙運動”。
這個運動的目的， 就是要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和諧社會，重新調配社會道德價值取向：遏製拜金主義和仇富心態兩個極端。
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積極作用：把信仰同社會和諧結合，讓精英階層同民眾在精神世界裏平等對話，這就是信仰的重新建立和道德文化啟蒙。隻有首先在精神世界上做到自由和平等，才能在現實社會世界實現自由和平等。
民粹主義既是破壞社會的力量，也是維護被壓迫弱者權利的正義力量。
精英主義既是創造社會財富，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也是加劇社會等級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力量。
曆史是英雄創造的， 還是人民創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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