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利主義和中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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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托利（Tory）是英國的保守黨，新托利主義不具備新保守主義的影響力，但是會成為挑戰“中國模式”的提問者。

2009年的11月，一位來自英國三流大學的政治學者出現，給保守黨帶來了一種久違的智慧。他叫菲利普·布蘭德，被政界和媒體稱為“卡梅隆的哲學王”，類似於中國的帝王師的角色。他父親的繼子，或者說非親生弟弟，叫丹尼爾·克雷格，007的最新扮演者。也許，布蘭德正在扮演一個類似007的拯救者角色，他對於卡梅隆未來政策的啟發，相當於十幾年吉登斯對新工黨的第三條道路。

布蘭德提出了“紅色托利”（Red Tory）的概念，試圖為英國保守主義傳統再造新道統，鼓吹與全球化抗衡的“本地化“（localism），他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要求建立道德化的市場模式，他抨擊工黨的福利國家理念，要讓家庭重歸本位，啟動英國社會新的活力。在英國政治的傳統光譜中，保守黨是藍色的，工黨是紅色。卡梅倫出任黨魁之初，引入了一股綠色，強調環境政策。在今天的保守黨的logo中，恰恰是一個綠樹下的藍天。但是他最初的綠色環保議題，與布朗當政初期的蜜月同步，無法撼動新工黨的強勢，而且政策理念很快被執政黨吸納。


當英國經濟深陷金融危機泥潭，卡梅隆的機會終於到來。事實上，卡梅倫在自己每年的年會（英國政黨的黨代會）發言中，都滲透出了布蘭德思想。比如在2007年的演講中，他提出“家庭是最好的福利”。劍鋒所指，就是新工黨領導下惡化的社會問題，特別是青少年犯罪和失職家庭危機（dysfunction family）。 卡梅隆還宣稱，布朗在擔任財相和首相時，損害了英國的金融經濟係統，長期以來以“借貸”為主的工黨政府最終造成了現在的無法挽回的局麵。更讓工黨感到不安的是，卡梅隆從不知如何泄露的部分工黨預算開支的計劃著手，批判布朗是一個“政治騙子”，稱其以前所謂對英國公民的承諾和保證（不減少公共開支），都會隨著工黨新的財政支出縮減計劃而付諸東流。“政治騙子”這一招顯然發揮了作用，在英國，任何政治領導人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對其政治生命都將是致命的災難。在2009年9月的一項 “誰會是在縮減公共開支計劃中最值得信賴的人”的民意調查中，卡梅隆被評為最值得信賴的人，而布朗卻被評為最不值得信賴的人。

“醉翁之意不在酒”，2009年以來，保守黨的民意調查一直占據領先優勢，在2010年大選中，極有可能在等待13年後，重新成為執政黨。卡梅隆希望工黨能為這次金融危機“買單”，從而讓選民失去對於工黨的信任和支持，而為保守黨贏得大選打下基礎。

用複興保守主義，用道德淪喪來貶低工黨最為驕傲的經濟成績。但是，在這個時候，卡梅隆似乎顯示出了自己在Bullington時代的城府與謀劃，卡梅隆在布蘭德和他背後的智庫ResPublica橫空出世，被推向台麵之後，謹慎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距離。布拉德與鮑裏斯一樣，都是一幅重量級的粗壯體質。他激進的思想思想，與鮑裏斯依然叛逆的行為一樣，對於英國人構成了強大的衝擊。這在追求平衡和傳統的英國政治中貌似危險，但唯有這種激進與叛逆，卻也是一個英國政治精英天生的特權，因為他們有責任擔負起對這個國家偉大的變革。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激進，可以毫無理由地去摧毀新工黨在過去十多年積累的惰性，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之後，英國人感覺到需要一些新東西。

一旦保守黨執政，中英關係的走向將是值得兩國人民關注的焦點。我們也做一個簡單的分析。毫無疑問，保守黨必須要重振英國經濟，發展與中國的合作是一個熱點。但是，中國在全球化得益的經驗，使其對保守黨潛在的“新托利主義”中濃重的保護主義取向有著嚴重的抵觸。這很可能是兩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一個分歧。

此外，英國在與中國關係中，有兩個短板值得關注。第一就是西藏問題，第二就是香港問題。前者，英國政界一批議員在2009年9月份訪問了西藏之後，提出了“梵蒂岡模式”。這是在英國外交部取消對西藏特殊地位承認之後，一個新的動向。這個觀點，可以說觸動了另外一個中國政治的敏感區：宗教問題。表麵上英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做出了讓步，實質上卻更隱蔽地切入到中國政治和外交的薄弱地帶。後者，保守黨此次力推香港移民李澤文先生參選議員，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他站台。伴隨著2012年，香港選舉臨近，保守黨實質上為未來香港在中英外交中的價值，作好了提前的儲備。在這兩點上，英國將自己的曆史遺產和外交戰略進行了新的盤點組合，體現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這種外交議題，才是真正考驗中國的外交軟實力，也是中國外交走向世界的一個難得鍛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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