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恒時
作為文學城網站的大腕，宋鄭魯大概是稱得上“理論構建者”的唯一之人。 老宋的使命堅定而明朗：為中國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增磚加瓦。 不過近一，二個月來，老宋的地位似乎受到了挑戰， 付明泉的三部曲大作“我們的政策和原則 論當代中國的軍事內政和外交”，上周在文學城論壇豪邁登陸。 這大概已是他近一，二個月來的第十篇撰文，標誌著“左傾思潮”在文學城網站的進一步成長壯大。 明泉更早些時發表的“我們必須反思32年的改革（1978-2010）的失誤”一文，當然也是及時之作，現已置頂博得眾多眼球。 作為保守主義者既充分肯定中國政治與經濟現狀的人士，宋鄭魯注意與極左劃清界限並看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成果。 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想呈現出左中右不同的品質，耐人尋味，難以劃入某一派別；但我們隻要把他的政論放入當前左中右辮論的大範圍之中，就可看出其社會影響總體上可歸入“左傾思潮”。 明泉有為毛澤東思想辯護的文章數篇，甚至對文革旗手江青抱有好感；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他眼中，好像隻是導致了一個畸形社會，並無多少亮點可言。
明泉對三十年改革開放所作的反思，值得稱道之處是對貪腐驚人程度的清醒認識與猛烈批判，但令人遺憾迷惑不解的是，他對改革開放的動力和深層次原因，除了簡短的三言兩語，未作任何詳細的說明與分析。在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之中，中國的民眾與有識之士在過去三十年的意念和奮鬥不太重要，現實是如何演變而來也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看到現在的問題。 當1978至2010，這一段在中國文明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曆史，在他的論述中被掐頭去尾，現實恍惚成了一頭青麵獠牙的怪獸，於是中國看起來必須與“市場經濟”作徹底的決裂，重新回歸到毛澤東思想照耀的年代。
作為保守主義的理論構建者，宋鄭魯的思路和筆調基本算得上老到穩健，與他的政治文化使命相得宜彰。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路和筆調顯得浪漫誇張，在翻騰跳躍中，不時留下邏輯與事實上的重大缺陷。不錯，明泉的思維體係具有龐大的特征，因為他的愛國熱忱感人至深，他擁有了博大的胸懷；而博大的胸懷又使他的思緒縱橫捭闔，一旦下筆，軍事內政外交則盡收眼底。 作者少為當前某人某事煩惱，所寫題目大多與政治和社會總的局勢密切相關。 但另一方麵，明泉龐大思維體係中出現的諸多漏洞又不禁使人想起舊文人的一大通病：氣勢磅礴喜好“大”作，卻習慣性地疏於考證忽略邏輯回避事實。
好的寫作遠非隻是用優美的詞句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或喜好憎惡（文學除外）； 好的寫作要求作者盡量沿著曆史和現實這兩條路徑，搜索分析把握一切與議題相關的重要因素或已發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及它們之間的聯係，並發現事物在客觀世界中發生發展的規律和軌跡。 明泉的寫作好像是專注於表達自己，對是否把握了議題在客觀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麵麵前因後果，缺乏應有的科學態度。 為了證實上述批評，我們不妨對明泉最近的三部曲大作“我們的政策和原則 論當代中國的軍事內政和外交”作一番扼要的分析。
“第一篇 中國軍事 我們需要踏實的科學精神”約2600字，闡述中國軍隊需要什麽樣的指導戰略思想。作者當然看到了武器裝備，“頑強的意誌力和凝聚力”在戰爭中的必要，但作者反複強調的是“政治方向”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軍隊。” 十分耽心軍隊走向唯武器論和軍隊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作者在本篇結尾，著重引用毛的話語：“決定勝負的是人民，而絕對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所以，科學在明泉的眼中就是別忘了毛澤東思想，人民和民族氣節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 作者的結論以及對科學概念的誤用，並非使人大為反感，它反映的不過是部分知識分子的平均水平。 本篇中第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當作者正麵引用林彪有關尖端武器的重要性講話時，作者難道不覺得有點自相矛盾？ 眾所周知，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中國都決心搞出導彈原子彈。 毛說“一萬年也要造出核潛艇，”林彪說，“戰爭準備中間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認為就是解決武器，特別是搞尖端武器。”所以到底是武器重要還是思想重要或兩者同等重要？遺憾的是，作者明顯地傾向於思想而不是科學。
明泉忘記了領袖們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內部領袖們常常要說真話，對一般民眾，領袖們常常要說套話大話打氣的話； 領袖們對內討論武器的重要性，對外對下則宣揚人民和精神的決定性意義。 這種內外有別或“虛偽”恐怕才是真正的“科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者引用了“資產階級”作家林語堂的優美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拳拳愛國之心，卻沒想到引用一兩位中外軍事家的理論來加強論述的科學基礎。 當然，作者在幾處引用了毛和林彪的隻言片語，但直到本篇末尾，作者的“科學精神”都沒有看到戰爭的性質在二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第一，攻占它國並把其納入自己版圖，這種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戰爭已成為曆史；第二，核彈時代的來臨使傳統的戰略戰術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人民戰爭講的是在本土抵抗外敵，什麽是核彈戰爭：不是用遠程核彈把對方炸得全無蹤影而自身毫發未損，就是雙方作好準備，同歸入盡不怕世界末日。 核大國之間的戰爭隻有在雙方政府都落入了瘋子狂人之手，才可以想象；這就是為什麽冷戰時代，美蘇雙方一直克製，決不進行麵對麵的戰爭。
“第二篇 中國內政 必須保證的社會公義性實現和社會分配體係相對公平，”約1600字，意思大致有三層：三十年“新經濟”基本失敗 ，中國的社會現狀幾乎是一片黑暗，所以必須盡快進行分配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本篇近90%的內容描述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經濟改革在一些方麵的失敗，沒有一字提到新經濟政策的成果，至於改革開放的背景與動因也隻有廖廖數語點明：“日常生活貧困的社會現實”，“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逐步進入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國家聯盟體係中”。我們不知道作者到底是不太了解三十前的曆史，還是不願告之讀者曆史真相。 那麽什麽是改革開放的真正動因呢？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看，改革的動力當然來自要吃飽肚子過上安穩日子的基本要求；但從黨外黨內有識之士的角度來看，改革的動力還來自更深層次的思考：計劃經濟的“大鍋飯，特別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已是難以為繼；以蘇聯為標誌的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到上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偃旗息鼓，不僅經濟上落伍，在人道與人的自由發展方麵也盡顯不足。 相反，以美國或日本為標誌的資本主義已獲得明顯成就，顯得一片繁榮。 中國必須走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道路既符合自己的國情又順應人類文明發展總的趨勢。換言之，“市場經濟”，盡管有大小各種缺陷，它比純“計劃經濟”可更大地發揮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更合理地利用資源。不僅如此，“市場經濟”一旦與某種思想上的自由主義結合，還是逐步消除黑暗封建愚昧的良方。 經過文革災難的中國人民，對封建權術的厚黑殘忍，對自身遭受到的愚弄已有切膚之恨，有理由期待在現代文明基礎之上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所以，當三十年前，黨內高層決定對毛澤東作重新評價時，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文官和許多高級將領，表示了堅決支持。 一個新的，理智的，尊重人的生命，追求現代文明的社會由此誕生，盡管它的成長曆程將充滿荊棘，人們依然滿懷希望。
然而，在明泉看來，中國人民三十年來所企盼並為之奮鬥的新型社會，由於官僚們的貪婪無厭，早已是胎死腹中。從本質上說，作者的世界觀是純道德化的：如果社會上很多人感覺痛苦，生產工具，生產力和科學文化藝術方麵的進步將毫無意義。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對中國現狀的觀察與一些自由主義者基本相同：經濟私有化+政治集權化可能是一種最差的社會形態。作者肯定：如果中國繼續“劫貧濟富”讓社會的財富集中在權貴手中，同時又不讓人民監督，那麽中國社會的悲慘程度將遠大於“清明的封建等級主義社會，民生民主資本主義和廣義公有經濟的社會主義。”
文革浩劫之後，中國其實麵臨著兩種選擇：一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與世界文明接軌，快速發展經濟，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二是回到文革之前歲月，實行獨立的“計劃經濟”和“良性”的一黨專製。 作者對毛澤東思想照耀下文革之前的歲月也許有著一種隔代懷舊情結--兒子懷念父親火紅的青春歲月。這種隔代懷舊一方麵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對金錢至上的反擊，但同時它又是模糊盲動的，因為這種隔代懷舊使人不願仔細觀察曆史演變的軌跡，遺忘過去的痛苦（大饑荒/文革浩劫）又不能正視眼前的輝煌：新城區拔地而起，高鐵令世界矚目，農民不再挨餓可進城做工經商，大批城市居民接近西方生活水平，中國的經濟幾乎一瞬間成了世界文明的一大基石。 當然輝煌與黑暗並存，由此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現實。 遺憾的是，這樣一種隔代懷舊情結把輝煌變成了一個可以忽略的小亮點。
馬上進行分配改革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是作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是否遠遠不夠呢？ 弱勢群體增加一點收入後，公平正義是否馬上降臨？ 一方麵，作者看到了政治集權的惡果，封建傳統是貪腐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麵，他卻缺乏勇氣提出促進人民民主，加強人民監督諸如此類的建議。 作者難道真的害怕有些人反對普世價值大罵漢奸的呼聲？ 毛太祖不是也曾嘮叨民主和人民監督嗎？ 沒有人民監督，政府大權獨攬，又如何防治製度性腐敗？ 給弱勢群體增加工資，製度性貪腐仍可大行其道，“人民公仆們”仍可公款吃喝，公款遊玩，公車私用，低價購買高檔住房。 批判社會的黑暗麵時，作者充滿了勇氣，探求問題的解答時，作者卻變得縮首縮腳，由進攻者搖身一變成了逃避者，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民主一詞難道真的成了思考的禁區？ 政治集權在明泉看來是有違人性，但他卻輕易地避開了民主或政治體製改革的話題，讓自己的思緒撲通一下跳進下一章節，給人留下一個大的謎團。
“第三篇 中國外交 挺起我們的脊梁,”約1700字，中心思想是：中國在過去和現今已忍受太多的屈辱，中國要是真正的大國，中國人要成為世界的一等公民，我們就應放棄“韜光養晦，”實施毛澤東的招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從本篇的內容來看，作者並非要理性地探討中國的外交政策，而是借此宣揚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並非是一條平緩的河流，它因著內部與外在因素的成長和刺激而高低起伏。 十幾年前，因為大陸向台灣海域發射導彈威懾台獨，美國第七艦隊駛過台灣海峽。 記得那時中國人的反應比較平淡， 直到一年多後，中國使館在東歐挨炸，中國的青年學子才有了強烈反應，但過後不久也歸入平息。
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好像隻是最近五，六年的產物，其首要原因應該是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而由此大增的大國民族意識和文化信心。 中國的經濟已具世界級規模，世界的經濟增長已離不開中國。 依據改革政治家的構想，中國國力的增長不但會提升民族自豪還會增進中華文化與西方文明的融合。不幸的是，改革政治家的預想，目前看來，好像暫時落空。 西方部分政客和文化精英對中國崛起擔心害怕，不時煽起的“中國威脅論”使中國的青年感到西方的敵意，其結果當然是反西方反美國情緒， 這種對西方的敵意然後又由於另外兩個因素成倍地加強放大。 第一個因素是西方的藏獨主義。 兩年前藏獨主義者和西方媒體利用北京奧運來臨之際對中國瘋狂攻擊，他們反理性，反曆史，反現實的卑劣做法使不少中國人，包括不少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大感失望。 第二個使中國民族主義偏離正常軌跡的因素是近幾年冒頭的極左思潮，由於反對“市場經濟，”這種思潮把西方資本主義當成自然天敵，把中國在數十年前被西方封鎖時期的硬漢思維和硬漢做法當作目前外交政策的樣本，主張用以牙還牙和戰爭手段來建立國勢國威，盡早解決台灣問題並準備與美國在亞洲一見高下。
明泉的外交政策思路當然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的產物。 與極左思維不同的是，作者還好並沒有大力宣揚武力，主張武力解放台灣或著手準備與越南印度日本美國的軍事戰爭。與極左思維相通之處，作者厭惡老鄧或維新派的“韜光養晦，”因為它招致太多屈辱。 在作者的眼中，西方還是100多年前的西方，還是60多年前的西方，其殖民和侵略性霸權主義心態毫無改變。 老鄧為何提出“韜光養晦”，作者的解釋異常簡單：“加入到西方國家的同盟體係”。 明泉的這種簡單做法，可能是因為他不太了解老鄧的真實意圖，或者是他打算隱瞞讀者。 詳細說明目前外交政策的背景及動因，是構建新的外交理論的基本要求；不幸的是作者又一次犧牲了寫作的客觀標準，而急於表明：老鄧的外交是對毛的背叛將會導致喪權辱國。
老鄧給中國留下的遺訓主要是兩條：對外，“韜光養晦，絕不出頭；”對內，“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要點。”這兩條看似針對性不同的遺訓其實是同一個硬幣的兩方麵，密切關聯相輔相成。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是符合人民與國家的根本利益，二是防極左封建，三是可避免過分的國際鬥爭心態，並有利於和平統一台灣。“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當然是確保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它借著中國道家兩千年所積累的智慧和文化力量勸說黨內軍內高層：幾千年延綿不斷的中華文明主要依靠的不是一時一地的爭鋒鬥勇，而是長時間的堅韌不拔和對人類和平繁榮的堅強信念。 當然，當敵人兵臨城下甚至已打破國門之時，我們必須奮起保衛家園。 然而，老鄧的交代並沒有說中國應做好戰爭準備，其原因是明顯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針對中國的殖民主義戰爭可能性已變得很小，威脅人類文明的法西斯軍事帝國主義已被打敗，美英這些信奉自由主義的帝國不僅是近一百多年來世界文明的主體，而且對赤裸裸奴役別國人民已失去興趣。 如果過分地強調對敵鬥爭，一是不能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二是很可能再次引起國內的動亂，血腥的“階級鬥爭。” 經曆了大饑荒和十年文革浩劫之後，黨外黨內的有識之士形成了一個共識：對中華民族最大的威脅很多時候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中國如果垮了，那就是被自己打敗。”
付明泉對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持否定態度，一是可能他沒有很好理解“韜光養晦，絕不出頭”字訣後麵藏著的各種道理，二是他看不到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主流，三是因為他的民族主義使他忘了中國內部諸多問題的嚴重性很多時候遠大於國際問題，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前提。 當然戰爭的危險遠非完全消失，台灣的地位就是中美間戰爭的導火索。幸好，盡管美國政府覺得有支持台灣政體的義務但並不支持台灣獨立。 蘇聯倒下之後，美國的極端反共分子大有轉移目標到中國之勢，幸好，美國的大部分精英和政客並不把紅色中國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 老鄧外交方針八字訣的部分作用就是提醒後人盡量不要為美國的極右分子提供口實。
一個理性的愛國主義者應當珍愛和平，在關注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尊嚴時，懂得在和平時期,社會公平正義是第一要務第一原則。 隻有人道和公平正義成了社會的普遍操守，中國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 當然，有的西方人對中國會永遠帶有種族偏見，但這決不是妨礙我們文化自我更新提高的理由。 我們不要把部分西方人士的對華敵意或西方媒體發表的反華言論，誤認為是西方整體的看法。每一個社會都具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和的經濟利益集團。因為意識形態的爭鋒或文化的衝突，而把對方看作敵人的時代已快已成為曆史； 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衝突，應該通過文明既文化的方法解決。 當人們習慣性或下意思中把美國看作敵人之時，別忘了中國的四代領導人都有不同的親美言行，別忘了美國在抗日戰爭中提供的巨大援助。在西方尤其是在歐洲，民族主義，即一個民族的自我崇拜，正已成為一種過時的意識形態，現今它好像隻體現在體育賽事和飯碗的爭搶當中。
盲動的民族主義有時是因為缺乏對曆史和現今的全麵了解：知道英勇的抗美援朝，卻忽略了黨內軍內一些高官的反對，忽略了如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國不敢出兵應戰；知道中國在中印邊界戰爭中大獲全勝，卻沒有細想中國軍隊為何又馬上放棄了收複的疆土；知道中國敢與蘇聯為珍寶島幹了一仗，卻不明白戰爭不會擴大，因為同為社會主義的雙方爭奪的隻是彈丸之地；知道海洋主權非常重要，卻不想知道海洋主權比陸地主權模糊複雜；知道中國核彈技術大有發展，卻忘了美國的核戰優勢仍然巨大；知道戰爭有時必要並有助樹立國勢國威，卻忘了戰爭也可帶來災難中斷中華民族的複興大業。
結論
概括起來，明泉的大作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嚴重缺陷：
1． 沒有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曆史背景和動因作充分的說明；
2． 完全忽略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同時也未探討削弱政治集權的方法；
3． 討論外交時，缺乏對目前外交政策形成原因背景的仔細分析；
4． 西方美國成了假想之敵，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理由；
5． 沒有看到戰爭的性質在二戰之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6． 沒有用政治經濟學，社會文化分析語言展示目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資源 分配，階級構成，權力結構的成因，麵貌與後果。
明泉的語言大致上是文學性的，遠離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分析理論的影響。 他的文筆流暢但會使人想起文革時期和當今“烏有之鄉”登載一些的大作，氣勢磅礴卻虧欠事實與邏輯。 讀者看到的不是對社會和曆史的詳細說明與分析而是一份情緒宣泄的大作或社會動員的宣言書，通過對社會全方位的聲討以獲得全方位的快感或壓抑的釋放。毋庸置疑，眾多的人文學知識分子在紛亂的資本主義時期倍感壓抑，在目前的中國，底層的小官僚們比不少博士教授更是神氣十倍。然而，一位知識分子一旦決定嚴肅地批判社會，個人的境遇就應該隱退，科學或對客觀的尊重就成了思考的標準。
科學精神是情緒宣泄的反麵，迷信宗教浪漫主義的反麵甚至是哲學的反麵。 盡管古西臘哲學擁有經典形式邏輯和對自然的深刻思考，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卻首先來自英國近代的思想家們：對客觀的詳細觀察和歸納方法的運用取代了抽象的演繹推理。 用羅素的話來說，就是理論和認知世界的範式由倒金字塔形狀回到了它的正態。 我們知道馬克思理論是科學性思維與人道主義結合的典範，但我們有時忘了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其主旨是高度尊重曆史發展的階段性和物質文明的基礎性作用。 如果共產黨人必須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他們也應記住馬克思對封建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記住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之前對資本主義的讚揚：“資本主義在不到一個世紀中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人類以前所有世紀創造財富的總和。”
我們有時愛引用拿破倫的一句名言：“不要喚醒東方那頭睡獅，”但我們好像並未理解這句話的另一半含義：與西方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比較，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隻是一頭昏睡的獅子。 鴉片戰爭開始後數天，馬克思在一短文中預言：科學與資本主義將喚醒中國，中國也將會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這種東西文明的交匯就是我們今天的大局，大道，或“尚書洪範”中所說的“王道”。 我們古代的先哲勸說人們要尊重客觀順應曆史的偉大潮流：“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作為文學城網站的大腕，宋鄭魯大概是稱得上“理論構建者”的唯一之人。 老宋的使命堅定而明朗：為中國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增磚加瓦。 不過近一，二個月來，老宋的地位似乎受到了挑戰， 付明泉的三部曲大作“我們的政策和原則 論當代中國的軍事內政和外交”，上周在文學城論壇豪邁登陸。 這大概已是他近一，二個月來的第十篇撰文，標誌著“左傾思潮”在文學城網站的進一步成長壯大。 明泉更早些時發表的“我們必須反思32年的改革（1978-2010）的失誤”一文，當然也是及時之作，現已置頂博得眾多眼球。 作為保守主義者既充分肯定中國政治與經濟現狀的人士，宋鄭魯注意與極左劃清界限並看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成果。 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想呈現出左中右不同的品質，耐人尋味，難以劃入某一派別；但我們隻要把他的政論放入當前左中右辮論的大範圍之中，就可看出其社會影響總體上可歸入“左傾思潮”。 明泉有為毛澤東思想辯護的文章數篇，甚至對文革旗手江青抱有好感；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他眼中，好像隻是導致了一個畸形社會，並無多少亮點可言。
明泉對三十年改革開放所作的反思，值得稱道之處是對貪腐驚人程度的清醒認識與猛烈批判，但令人遺憾迷惑不解的是，他對改革開放的動力和深層次原因，除了簡短的三言兩語，未作任何詳細的說明與分析。在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之中，中國的民眾與有識之士在過去三十年的意念和奮鬥不太重要，現實是如何演變而來也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看到現在的問題。 當1978至2010，這一段在中國文明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曆史，在他的論述中被掐頭去尾，現實恍惚成了一頭青麵獠牙的怪獸，於是中國看起來必須與“市場經濟”作徹底的決裂，重新回歸到毛澤東思想照耀的年代。
作為保守主義的理論構建者，宋鄭魯的思路和筆調基本算得上老到穩健，與他的政治文化使命相得宜彰。相比之下，付明泉的思路和筆調顯得浪漫誇張，在翻騰跳躍中，不時留下邏輯與事實上的重大缺陷。不錯，明泉的思維體係具有龐大的特征，因為他的愛國熱忱感人至深，他擁有了博大的胸懷；而博大的胸懷又使他的思緒縱橫捭闔，一旦下筆，軍事內政外交則盡收眼底。 作者少為當前某人某事煩惱，所寫題目大多與政治和社會總的局勢密切相關。 但另一方麵，明泉龐大思維體係中出現的諸多漏洞又不禁使人想起舊文人的一大通病：氣勢磅礴喜好“大”作，卻習慣性地疏於考證忽略邏輯回避事實。
好的寫作遠非隻是用優美的詞句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或喜好憎惡（文學除外）； 好的寫作要求作者盡量沿著曆史和現實這兩條路徑，搜索分析把握一切與議題相關的重要因素或已發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及它們之間的聯係，並發現事物在客觀世界中發生發展的規律和軌跡。 明泉的寫作好像是專注於表達自己，對是否把握了議題在客觀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麵麵前因後果，缺乏應有的科學態度。 為了證實上述批評，我們不妨對明泉最近的三部曲大作“我們的政策和原則 論當代中國的軍事內政和外交”作一番扼要的分析。
“第一篇 中國軍事 我們需要踏實的科學精神”約2600字，闡述中國軍隊需要什麽樣的指導戰略思想。作者當然看到了武器裝備，“頑強的意誌力和凝聚力”在戰爭中的必要，但作者反複強調的是“政治方向”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軍隊。” 十分耽心軍隊走向唯武器論和軍隊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作者在本篇結尾，著重引用毛的話語：“決定勝負的是人民，而絕對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所以，科學在明泉的眼中就是別忘了毛澤東思想，人民和民族氣節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 作者的結論以及對科學概念的誤用，並非使人大為反感，它反映的不過是部分知識分子的平均水平。 本篇中第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當作者正麵引用林彪有關尖端武器的重要性講話時，作者難道不覺得有點自相矛盾？ 眾所周知，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中國都決心搞出導彈原子彈。 毛說“一萬年也要造出核潛艇，”林彪說，“戰爭準備中間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認為就是解決武器，特別是搞尖端武器。”所以到底是武器重要還是思想重要或兩者同等重要？遺憾的是，作者明顯地傾向於思想而不是科學。
明泉忘記了領袖們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內部領袖們常常要說真話，對一般民眾，領袖們常常要說套話大話打氣的話； 領袖們對內討論武器的重要性，對外對下則宣揚人民和精神的決定性意義。 這種內外有別或“虛偽”恐怕才是真正的“科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者引用了“資產階級”作家林語堂的優美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拳拳愛國之心，卻沒想到引用一兩位中外軍事家的理論來加強論述的科學基礎。 當然，作者在幾處引用了毛和林彪的隻言片語，但直到本篇末尾，作者的“科學精神”都沒有看到戰爭的性質在二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第一，攻占它國並把其納入自己版圖，這種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戰爭已成為曆史；第二，核彈時代的來臨使傳統的戰略戰術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人民戰爭講的是在本土抵抗外敵，什麽是核彈戰爭：不是用遠程核彈把對方炸得全無蹤影而自身毫發未損，就是雙方作好準備，同歸入盡不怕世界末日。 核大國之間的戰爭隻有在雙方政府都落入了瘋子狂人之手，才可以想象；這就是為什麽冷戰時代，美蘇雙方一直克製，決不進行麵對麵的戰爭。
“第二篇 中國內政 必須保證的社會公義性實現和社會分配體係相對公平，”約1600字，意思大致有三層：三十年“新經濟”基本失敗 ，中國的社會現狀幾乎是一片黑暗，所以必須盡快進行分配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本篇近90%的內容描述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經濟改革在一些方麵的失敗，沒有一字提到新經濟政策的成果，至於改革開放的背景與動因也隻有廖廖數語點明：“日常生活貧困的社會現實”，“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逐步進入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國家聯盟體係中”。我們不知道作者到底是不太了解三十前的曆史，還是不願告之讀者曆史真相。 那麽什麽是改革開放的真正動因呢？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看，改革的動力當然來自要吃飽肚子過上安穩日子的基本要求；但從黨外黨內有識之士的角度來看，改革的動力還來自更深層次的思考：計劃經濟的“大鍋飯，特別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已是難以為繼；以蘇聯為標誌的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到上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偃旗息鼓，不僅經濟上落伍，在人道與人的自由發展方麵也盡顯不足。 相反，以美國或日本為標誌的資本主義已獲得明顯成就，顯得一片繁榮。 中國必須走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道路既符合自己的國情又順應人類文明發展總的趨勢。換言之，“市場經濟”，盡管有大小各種缺陷，它比純“計劃經濟”可更大地發揮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更合理地利用資源。不僅如此，“市場經濟”一旦與某種思想上的自由主義結合，還是逐步消除黑暗封建愚昧的良方。 經過文革災難的中國人民，對封建權術的厚黑殘忍，對自身遭受到的愚弄已有切膚之恨，有理由期待在現代文明基礎之上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所以，當三十年前，黨內高層決定對毛澤東作重新評價時，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文官和許多高級將領，表示了堅決支持。 一個新的，理智的，尊重人的生命，追求現代文明的社會由此誕生，盡管它的成長曆程將充滿荊棘，人們依然滿懷希望。
然而，在明泉看來，中國人民三十年來所企盼並為之奮鬥的新型社會，由於官僚們的貪婪無厭，早已是胎死腹中。從本質上說，作者的世界觀是純道德化的：如果社會上很多人感覺痛苦，生產工具，生產力和科學文化藝術方麵的進步將毫無意義。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對中國現狀的觀察與一些自由主義者基本相同：經濟私有化+政治集權化可能是一種最差的社會形態。作者肯定：如果中國繼續“劫貧濟富”讓社會的財富集中在權貴手中，同時又不讓人民監督，那麽中國社會的悲慘程度將遠大於“清明的封建等級主義社會，民生民主資本主義和廣義公有經濟的社會主義。”
文革浩劫之後，中國其實麵臨著兩種選擇：一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與世界文明接軌，快速發展經濟，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二是回到文革之前歲月，實行獨立的“計劃經濟”和“良性”的一黨專製。 作者對毛澤東思想照耀下文革之前的歲月也許有著一種隔代懷舊情結--兒子懷念父親火紅的青春歲月。這種隔代懷舊一方麵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對金錢至上的反擊，但同時它又是模糊盲動的，因為這種隔代懷舊使人不願仔細觀察曆史演變的軌跡，遺忘過去的痛苦（大饑荒/文革浩劫）又不能正視眼前的輝煌：新城區拔地而起，高鐵令世界矚目，農民不再挨餓可進城做工經商，大批城市居民接近西方生活水平，中國的經濟幾乎一瞬間成了世界文明的一大基石。 當然輝煌與黑暗並存，由此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現實。 遺憾的是，這樣一種隔代懷舊情結把輝煌變成了一個可以忽略的小亮點。
馬上進行分配改革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是作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是否遠遠不夠呢？ 弱勢群體增加一點收入後，公平正義是否馬上降臨？ 一方麵，作者看到了政治集權的惡果，封建傳統是貪腐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麵，他卻缺乏勇氣提出促進人民民主，加強人民監督諸如此類的建議。 作者難道真的害怕有些人反對普世價值大罵漢奸的呼聲？ 毛太祖不是也曾嘮叨民主和人民監督嗎？ 沒有人民監督，政府大權獨攬，又如何防治製度性腐敗？ 給弱勢群體增加工資，製度性貪腐仍可大行其道，“人民公仆們”仍可公款吃喝，公款遊玩，公車私用，低價購買高檔住房。 批判社會的黑暗麵時，作者充滿了勇氣，探求問題的解答時，作者卻變得縮首縮腳，由進攻者搖身一變成了逃避者，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民主一詞難道真的成了思考的禁區？ 政治集權在明泉看來是有違人性，但他卻輕易地避開了民主或政治體製改革的話題，讓自己的思緒撲通一下跳進下一章節，給人留下一個大的謎團。
“第三篇 中國外交 挺起我們的脊梁,”約1700字，中心思想是：中國在過去和現今已忍受太多的屈辱，中國要是真正的大國，中國人要成為世界的一等公民，我們就應放棄“韜光養晦，”實施毛澤東的招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從本篇的內容來看，作者並非要理性地探討中國的外交政策，而是借此宣揚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並非是一條平緩的河流，它因著內部與外在因素的成長和刺激而高低起伏。 十幾年前，因為大陸向台灣海域發射導彈威懾台獨，美國第七艦隊駛過台灣海峽。 記得那時中國人的反應比較平淡， 直到一年多後，中國使館在東歐挨炸，中國的青年學子才有了強烈反應，但過後不久也歸入平息。
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好像隻是最近五，六年的產物，其首要原因應該是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而由此大增的大國民族意識和文化信心。 中國的經濟已具世界級規模，世界的經濟增長已離不開中國。 依據改革政治家的構想，中國國力的增長不但會提升民族自豪還會增進中華文化與西方文明的融合。不幸的是，改革政治家的預想，目前看來，好像暫時落空。 西方部分政客和文化精英對中國崛起擔心害怕，不時煽起的“中國威脅論”使中國的青年感到西方的敵意，其結果當然是反西方反美國情緒， 這種對西方的敵意然後又由於另外兩個因素成倍地加強放大。 第一個因素是西方的藏獨主義。 兩年前藏獨主義者和西方媒體利用北京奧運來臨之際對中國瘋狂攻擊，他們反理性，反曆史，反現實的卑劣做法使不少中國人，包括不少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大感失望。 第二個使中國民族主義偏離正常軌跡的因素是近幾年冒頭的極左思潮，由於反對“市場經濟，”這種思潮把西方資本主義當成自然天敵，把中國在數十年前被西方封鎖時期的硬漢思維和硬漢做法當作目前外交政策的樣本，主張用以牙還牙和戰爭手段來建立國勢國威，盡早解決台灣問題並準備與美國在亞洲一見高下。
明泉的外交政策思路當然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的產物。 與極左思維不同的是，作者還好並沒有大力宣揚武力，主張武力解放台灣或著手準備與越南印度日本美國的軍事戰爭。與極左思維相通之處，作者厭惡老鄧或維新派的“韜光養晦，”因為它招致太多屈辱。 在作者的眼中，西方還是100多年前的西方，還是60多年前的西方，其殖民和侵略性霸權主義心態毫無改變。 老鄧為何提出“韜光養晦”，作者的解釋異常簡單：“加入到西方國家的同盟體係”。 明泉的這種簡單做法，可能是因為他不太了解老鄧的真實意圖，或者是他打算隱瞞讀者。 詳細說明目前外交政策的背景及動因，是構建新的外交理論的基本要求；不幸的是作者又一次犧牲了寫作的客觀標準，而急於表明：老鄧的外交是對毛的背叛將會導致喪權辱國。
老鄧給中國留下的遺訓主要是兩條：對外，“韜光養晦，絕不出頭；”對內，“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要點。”這兩條看似針對性不同的遺訓其實是同一個硬幣的兩方麵，密切關聯相輔相成。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是符合人民與國家的根本利益，二是防極左封建，三是可避免過分的國際鬥爭心態，並有利於和平統一台灣。“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當然是確保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它借著中國道家兩千年所積累的智慧和文化力量勸說黨內軍內高層：幾千年延綿不斷的中華文明主要依靠的不是一時一地的爭鋒鬥勇，而是長時間的堅韌不拔和對人類和平繁榮的堅強信念。 當然，當敵人兵臨城下甚至已打破國門之時，我們必須奮起保衛家園。 然而，老鄧的交代並沒有說中國應做好戰爭準備，其原因是明顯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針對中國的殖民主義戰爭可能性已變得很小，威脅人類文明的法西斯軍事帝國主義已被打敗，美英這些信奉自由主義的帝國不僅是近一百多年來世界文明的主體，而且對赤裸裸奴役別國人民已失去興趣。 如果過分地強調對敵鬥爭，一是不能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二是很可能再次引起國內的動亂，血腥的“階級鬥爭。” 經曆了大饑荒和十年文革浩劫之後，黨外黨內的有識之士形成了一個共識：對中華民族最大的威脅很多時候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中國如果垮了，那就是被自己打敗。”
付明泉對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持否定態度，一是可能他沒有很好理解“韜光養晦，絕不出頭”字訣後麵藏著的各種道理，二是他看不到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主流，三是因為他的民族主義使他忘了中國內部諸多問題的嚴重性很多時候遠大於國際問題，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前提。 當然戰爭的危險遠非完全消失，台灣的地位就是中美間戰爭的導火索。幸好，盡管美國政府覺得有支持台灣政體的義務但並不支持台灣獨立。 蘇聯倒下之後，美國的極端反共分子大有轉移目標到中國之勢，幸好，美國的大部分精英和政客並不把紅色中國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 老鄧外交方針八字訣的部分作用就是提醒後人盡量不要為美國的極右分子提供口實。
一個理性的愛國主義者應當珍愛和平，在關注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尊嚴時，懂得在和平時期,社會公平正義是第一要務第一原則。 隻有人道和公平正義成了社會的普遍操守，中國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 當然，有的西方人對中國會永遠帶有種族偏見，但這決不是妨礙我們文化自我更新提高的理由。 我們不要把部分西方人士的對華敵意或西方媒體發表的反華言論，誤認為是西方整體的看法。每一個社會都具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和的經濟利益集團。因為意識形態的爭鋒或文化的衝突，而把對方看作敵人的時代已快已成為曆史； 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衝突，應該通過文明既文化的方法解決。 當人們習慣性或下意思中把美國看作敵人之時，別忘了中國的四代領導人都有不同的親美言行，別忘了美國在抗日戰爭中提供的巨大援助。在西方尤其是在歐洲，民族主義，即一個民族的自我崇拜，正已成為一種過時的意識形態，現今它好像隻體現在體育賽事和飯碗的爭搶當中。
盲動的民族主義有時是因為缺乏對曆史和現今的全麵了解：知道英勇的抗美援朝，卻忽略了黨內軍內一些高官的反對，忽略了如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國不敢出兵應戰；知道中國在中印邊界戰爭中大獲全勝，卻沒有細想中國軍隊為何又馬上放棄了收複的疆土；知道中國敢與蘇聯為珍寶島幹了一仗，卻不明白戰爭不會擴大，因為同為社會主義的雙方爭奪的隻是彈丸之地；知道海洋主權非常重要，卻不想知道海洋主權比陸地主權模糊複雜；知道中國核彈技術大有發展，卻忘了美國的核戰優勢仍然巨大；知道戰爭有時必要並有助樹立國勢國威，卻忘了戰爭也可帶來災難中斷中華民族的複興大業。
結論
概括起來，明泉的大作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嚴重缺陷：
1． 沒有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曆史背景和動因作充分的說明；
2． 完全忽略了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同時也未探討削弱政治集權的方法；
3． 討論外交時，缺乏對目前外交政策形成原因背景的仔細分析；
4． 西方美國成了假想之敵，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理由；
5． 沒有看到戰爭的性質在二戰之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6． 沒有用政治經濟學，社會文化分析語言展示目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資源 分配，階級構成，權力結構的成因，麵貌與後果。
明泉的語言大致上是文學性的，遠離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分析理論的影響。 他的文筆流暢但會使人想起文革時期和當今“烏有之鄉”登載一些的大作，氣勢磅礴卻虧欠事實與邏輯。 讀者看到的不是對社會和曆史的詳細說明與分析而是一份情緒宣泄的大作或社會動員的宣言書，通過對社會全方位的聲討以獲得全方位的快感或壓抑的釋放。毋庸置疑，眾多的人文學知識分子在紛亂的資本主義時期倍感壓抑，在目前的中國，底層的小官僚們比不少博士教授更是神氣十倍。然而，一位知識分子一旦決定嚴肅地批判社會，個人的境遇就應該隱退，科學或對客觀的尊重就成了思考的標準。
科學精神是情緒宣泄的反麵，迷信宗教浪漫主義的反麵甚至是哲學的反麵。 盡管古西臘哲學擁有經典形式邏輯和對自然的深刻思考，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卻首先來自英國近代的思想家們：對客觀的詳細觀察和歸納方法的運用取代了抽象的演繹推理。 用羅素的話來說，就是理論和認知世界的範式由倒金字塔形狀回到了它的正態。 我們知道馬克思理論是科學性思維與人道主義結合的典範，但我們有時忘了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其主旨是高度尊重曆史發展的階段性和物質文明的基礎性作用。 如果共產黨人必須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他們也應記住馬克思對封建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記住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之前對資本主義的讚揚：“資本主義在不到一個世紀中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人類以前所有世紀創造財富的總和。”
我們有時愛引用拿破倫的一句名言：“不要喚醒東方那頭睡獅，”但我們好像並未理解這句話的另一半含義：與西方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比較，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隻是一頭昏睡的獅子。 鴉片戰爭開始後數天，馬克思在一短文中預言：科學與資本主義將喚醒中國，中國也將會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這種東西文明的交匯就是我們今天的大局，大道，或“尚書洪範”中所說的“王道”。 我們古代的先哲勸說人們要尊重客觀順應曆史的偉大潮流：“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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