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49年後中國的“革命時代”（1949-1978）和中國的“改革時代”（1978-2010）

論1949年後中國的“革命時代”（1949-1978）和中國的“改革時代”（1978-2010）

付明泉
2010年7月

從1949年到現在，有兩個詞匯先後響徹中國大地，一個就是“革命”從1949年到1978年，一個就是改革，從1978年到2010年。前一個時代似乎結束了，盡管一直到90年代，參加工作依然叫“參加革命工作”，做很多事情，也依然被叫做“為了革命事業”，但是這個詞匯已經逐漸淡出了流行語。而取而代之的開始是“改革”。

按照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來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這樣說來，這也是一個革命，隻是和毛澤東時代的革命不同，是新的革命，是改變過去的革命，是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革命，是要“全國人民都富裕實現小康生活”的革命。

盡管改革後，很多回憶錄和書籍把毛澤東時代描寫的一片漆黑，而且很多文化革命時代受過罪的人把那個時代描寫成了極端恐怖和極端變態的社會，而且我也讀過大量這樣的作品，我也不懷疑這些事情的真實性；因為這樣一個大國，這樣一個吏治的社會體係，任何一個上麵的政策都可能變成下麵的扭曲的變形的甚至是變態的瘋狂的古怪政策，更何況有太多私心的多級官員摻雜其中來執行具體的政策。

1949年後的所謂革命時代，現在基本被否決沒了，尤其被否決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如果你近距離的用實事求是的眼光去看那時的很多文件和資料，我始終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把1949年建國後革命推向一個新高潮的革命--的本意絕對不是後來很多人描寫的為了權力欲和封建皇帝欲的多疑和病態那麽齷齪和不堪，我始終堅定的認為，毛澤東在文革前，還是發現了中國建國後新政權麵臨的巨大憂患和整個新的官員體係的龐大臃腫，以及整個官員體係的迅速腐敗，而這個腐敗的速度和特權階層產生的速度讓他深深憂慮。毛澤東所憂慮的，依然是他所領導的政黨的官員會走向墮落腐敗失敗的國民黨官吏的道路。他在1953年1月的中共中央的黨內指示《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時說： “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就我們黨政組織的領導任務和領導方法來說，這是交代工作任務與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風沒有聯係在一起的問題，即沒有和工作任務一道，同時將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風反複地指示給中下級幹部的問題。這是對各級幹部特別是對縣、區、鄉三級幹部沒有審查，或者審查工作做得不好的問題。這是對縣、區、鄉三級尚未開展整黨工作，尚未在整黨中開展反命令主義和清除違法亂紀分子的鬥爭的問題。這是在我們專區以上的高級機關工作人員中至今還存在著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這樣一種官僚主義，尚未向它開展鬥爭和加以肅清的問題。 ”他又說：“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麵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麵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即如處理人民來信一事，據報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積壓了七萬多件沒有處理，省以下各級黨政組織積壓了多少人民來信，則我們還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這些人民來信大都是有問題要求我們給他們解決的，其中許多是控告幹部無法無天的罪行而應當迅速處理的。”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效果是不夠好的，因為中國底層的百姓確實感到生活沒有太大改善，而腐敗的官員體係並沒有從根本加以動搖，最大程度隻是推遲了大型經濟腐敗的發生。而隨著跟隨毛澤東的毛澤東式的所謂革命派被徹底逮捕和清算，更可以看做這個革命的徹底失敗，而毛澤東所反對的一切，包括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尤其是腐敗，後來在經濟的改革中作為“發展中必然出現的問題”全部卷土重來了。當然，後來的改革派認為毛澤東本來的革命就是錯誤的，這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從1949年到1978年的革命時代被80年代初由鄧小平陳雲等領導起草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重大曆史問題的決議》概括批判否決和定性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的文化革命，無數元老跟隨的建國後的革命時代被基本否決了，而毛澤東也被三七開了（3分錯誤，7分成績），而民間更流行了（毛澤東罪更大的說法）。而1978年開啟的改革，一直到今天依然沒有一個概括和反思。改革造成的一切問題（貪汙腐敗，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等等都被認為是“發展必然產生的問題”）卻被即使“有這些問題，也絕不走回頭路”“發展才是硬道理”等說法而掩蓋了。

官方理論說，指導中國革命時代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而指導改革的理論則是鄧小平理論，而這思想和理論是銜接的，繼承的，發展的。但是如果你仔細閱讀毛選四卷，或者更確切的說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建國後的最重要的指導思想）和鄧小平文選三卷，你會發現，毛澤東的思想和鄧小平的理論確是完全不同，也有學者指出，“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兩個森嚴壁壘的東西，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們從實用角度出發，我們可以不管任何理論和思想，而回到“實用就是真理”的哲學角度，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需要一個高瞻遠矚的思維模式的，是需要政治領導人階層具有前瞻性眼光和遠見的。毛澤東給出了這樣的一個遠見的計劃的思維模式，盡管不盡如意，但是依然有其合理的超越世人眼光的一麵，通過否定革命一個轉身而實質全部否定其後期思想，不是一個可取的態度。

而對於改革，不能出現任何問題都高言發展中的問題，不能出現任何不公，都說是發展的必然，我們必須反思改革的失誤，必須注意社會公義性和社會分配體係兩個影響社會穩定起關鍵因素。如果也必須反思32年來改革的理論缺失和實用短見的盲目性政策的錯誤，如果不做到這樣，改革就會變成了盲人摸象，就會變成否定過去一切積極因素的隻有全麵盲目發財論的全民族災難。

改革也好，革命也好，衡量的最終標準，不能以短期是否發財為代價，就如一個人，要長期發展，必然忍受短期的傷痛，但是改革和革命，卻都不能讓人忍耐終生的任何痛苦，沒有任何經濟改善，沒有任何司法公義，那麽不論是談“為了革命事業”還是談“為了中華民族的複興”，“為了改革大局的穩定”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革命和改革的目的，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安康，如果脫離這兩點，那麽任何辯解都是狡辯，任何說法都會是演員的台詞。

對於民眾的訴求和全民的呼聲，用槍炮和大棒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政府的尊嚴和威望是必須在司法公正和社會分配體係的相對公平的基礎上被民眾的支持才能得以實現，而沒有民眾的尊嚴，則沒有任何政府的莊嚴。政府超於一切社會幫派之上，而政府必須具有維護社會公義和分配體係建設的責任，而民眾，則是監督和決定政府的最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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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炮和大棒解決不了的問題，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同樣也解決不了 -SUNNE- ♀ (1516 bytes) () 07/05/2010 postreply 04:5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