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被公認為發展“模式”的不過有三：美國（即華盛頓共識）、西歐以及中國（即北京共識）。這三種模式有異有同。從經濟的角度講，三方都是市場經濟。不同之在於美國注重（借債）消費，西歐突出（完善）福利，中國則是出口導向貢獻更大。當然美國和西歐都是付債運轉，中國則是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從政治角度講，美國和西歐都是民主國家，中國則是一黨為核心的多黨合作製，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
如果以改革開放作為曆史坐標，一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和西歐模式一直占居全球話語權。中國模式則經過了被否定、被質疑的階段，真正被認可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事情。轉折點則在於2007年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一直到今天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而中國則神奇的保持著一枝獨秀。從全球視野來看，美國雖然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損失慘重，但相對於西歐，它應對危機的能力更強，其在整個西方的地位不跌反升。但相對於中國，兩國的實力對比則是中漲美落。
但如果從危機的角度解讀，美國和西歐都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危機，而是深層次的政治製度。
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現在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都有一個共性：表麵上是政府沒有起到監管作用，但實際上都事先知情，刻意隱瞞不報，至到紙裏包不住火，成為全麵危機，才為世人所知。美國如此，希臘也如此。
原因則在於民主製度下，選票是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所以美國要讓窮人買的起房，歐洲要建立幾近完美的福利製度。而這些一但超過經濟的承受力，風險便開始積聚。進而當問題出現時，政治人物首先考慮的又是“能讓銀行破產嗎？能讓窮人失去住房嗎？”（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危機爆發後在國會作證時語）。在短期的政治利益麵前，政治人物除了能拖就拖還能有什麽其它的選擇嗎？
如果說上述情況可總結為 “民主製造危機，民主不能發現危機”。那麽民主製度另一個困境在於，當危機終於爆發，不得不進行改革時，這套製度再次起到阻礙的作用，這不妨稱為“民主不能解決危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出現後，歐盟各國不得不實行緊縮財政，削減福利。但由於擁有選票的百姓早已視福利為天然權力，絲毫不想接受任何改革。於是罷工式的街頭政治便一再上演，愈演愈烈。目前，整個西歐都處於博弈的膠著狀態。這場博弈，不管最終結果如何，都標誌著西方模式的終結：如果是政府不顧民意，強行推行緊縮政策，就會直接影響西方民主製度的合法性。而且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就有可能成為常態。如照此發展下去，將動搖西方民主製度的根基。如果是政府在民意的壓力下讓步，倒退，或者民眾在下一次選舉中幹脆將主張改革的政黨選下台，則嚴重的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終將也會動搖整個西方製度體係。
相對於西歐，美國之所以表現略好，原因有三：一是美國沒有建立西歐式的無所不包的福利製度，這一方麵可以保持經濟的活力，另一方麵沒有過於嚴重的包袱。二是美元的全球地位，美國由此擁有世界印鈔權。三是美國已經將全球綁架，形成“美國垮、全球垮”的局麵。致使各國不得不對美國進行救助。中國購賣了五千億美元的兩房債券。如果美國崩潰，這些錢自然是石入泥海。但是兩房債券是當初美國政府擔保的，可稱全球最為安全的金融產品。隻要美國不倒，自然不會打水漂。而為了美國不倒，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不得不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不過，一個從政府到國民都超前消費的國家，一個嚴重依賴外債、每年至少要吸引全球一萬億美元的資金經濟才能運轉的國家，這種模式還能持續多久呢？
中國模式有兩重意義。對於西方，世界上終於有了一種和它們不一樣而且竟然成功的模式，打破了西方的唯一性。眾所周知，政治就怕可替代性。一旦西方的模式被公認不是唯一的選擇，其主導全球的地位就受到威脅和衝擊（其實經濟也一樣，如果美元不是唯一的世界貨幣，美國這種經濟模式還能持續嗎？）。對於發展中國家講，中國沒有像大多數國家一樣在政治製度上移植西方，居然也成功走出一條現代化之路，實在令他們啟發萬分。
然而，中國的經濟模式同樣也受到了全球經濟危機的考驗。不用諱言，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在三十年的經濟起飛中，出口居功至偉。國際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要高於其它國家（同樣依賴出口的德國、日本也是如此）。因此當美國和西歐深陷經濟危機之中時，中國受到了相當猛烈的衝擊。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升級，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升高。2010年接連發生富士康“十三跳”悲劇、罷工頻發的罕見現象。這些衝突都以資方大幅提高工人工資告以結束。隨後中國發改委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久就有14個沿海省市調高了最低工資，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調整幅度超過了20%。最後，西方為了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減少貿易療養，不斷壓迫人民幣升值。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國製造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不斷有人認為北京模式即將終結。
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一是歸功於對內市場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麵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曆史性機遇。二是中國政治體製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演變和調整，可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理性實用主義的再現。這和那些移植西方政治製度導致國家混亂、內部紛爭的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至於各界質疑的出口導向，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使然，更是中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必然結果。經濟發展三要素：資金、土地和勞動力，中國具有絕對優勢的是勞動力，揚長避短是自然的選擇。然而，當經濟高速增長了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的這個優勢還能存在嗎？這不妨從富士康計劃將生產線內遷至河北、河南這一舉措尋找答案。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由於地理因素，各地發展不平衡。因此，中國經濟存在一個梯次發展的規律。當沿海經濟升級時，許多加工製造產業將轉移至內地，進而內地轉向西部。這不僅可以使中國保持相當長的增長期，還可以有效的減少沿海、內地和西部的差距。當然即使到那個時候，中國出口導向模式也未必就一定不可持續，今天的日本和德國就是明證。但中國和德國、日本不同的是，我們將形成從高端（沿海）到低端（中部和內地）的所有優勢產業鏈。中國的出口恐怕更勝今夕（除非西方一蹶不振）。更何況隨著收入的提高，中國一向表現不佳的消費將擔當起拉動經濟發展的新角色（即使萬一出口拉動經濟的作用下降，也照樣可以彌補），中國模式反而更增添了新的增長動力。
但是不管怎樣，今天中國出現的罷工或者富士康事件都隻不過是經濟不斷發展和升級過程的正常經濟現象。而且在現今製度空間和經濟環境下得到了迅速、妥善的解決（工人提高工資，企業向內地轉移）。這和美國、西歐遇到的“民主製造問題、不能發現問題、不能解決問題”的體製性矛盾皆然不同。當然，西方這一套製度也經曆過幾百年的風雨，每次經過痛苦的調整都能成功度過危機。但這一次，至少到現在仍然沒有看到隧道前的亮光。過去西方雖然也承認自己的問題，但總是強調自己的製度有解決問題的空間。但這一次有製度空間的是中國，而不再是西方。
如果以改革開放作為曆史坐標，一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和西歐模式一直占居全球話語權。中國模式則經過了被否定、被質疑的階段，真正被認可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事情。轉折點則在於2007年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一直到今天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而中國則神奇的保持著一枝獨秀。從全球視野來看，美國雖然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損失慘重，但相對於西歐，它應對危機的能力更強，其在整個西方的地位不跌反升。但相對於中國，兩國的實力對比則是中漲美落。
但如果從危機的角度解讀，美國和西歐都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危機，而是深層次的政治製度。
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現在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都有一個共性：表麵上是政府沒有起到監管作用，但實際上都事先知情，刻意隱瞞不報，至到紙裏包不住火，成為全麵危機，才為世人所知。美國如此，希臘也如此。
原因則在於民主製度下，選票是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所以美國要讓窮人買的起房，歐洲要建立幾近完美的福利製度。而這些一但超過經濟的承受力，風險便開始積聚。進而當問題出現時，政治人物首先考慮的又是“能讓銀行破產嗎？能讓窮人失去住房嗎？”（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危機爆發後在國會作證時語）。在短期的政治利益麵前，政治人物除了能拖就拖還能有什麽其它的選擇嗎？
如果說上述情況可總結為 “民主製造危機，民主不能發現危機”。那麽民主製度另一個困境在於，當危機終於爆發，不得不進行改革時，這套製度再次起到阻礙的作用，這不妨稱為“民主不能解決危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出現後，歐盟各國不得不實行緊縮財政，削減福利。但由於擁有選票的百姓早已視福利為天然權力，絲毫不想接受任何改革。於是罷工式的街頭政治便一再上演，愈演愈烈。目前，整個西歐都處於博弈的膠著狀態。這場博弈，不管最終結果如何，都標誌著西方模式的終結：如果是政府不顧民意，強行推行緊縮政策，就會直接影響西方民主製度的合法性。而且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就有可能成為常態。如照此發展下去，將動搖西方民主製度的根基。如果是政府在民意的壓力下讓步，倒退，或者民眾在下一次選舉中幹脆將主張改革的政黨選下台，則嚴重的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終將也會動搖整個西方製度體係。
相對於西歐，美國之所以表現略好，原因有三：一是美國沒有建立西歐式的無所不包的福利製度，這一方麵可以保持經濟的活力，另一方麵沒有過於嚴重的包袱。二是美元的全球地位，美國由此擁有世界印鈔權。三是美國已經將全球綁架，形成“美國垮、全球垮”的局麵。致使各國不得不對美國進行救助。中國購賣了五千億美元的兩房債券。如果美國崩潰，這些錢自然是石入泥海。但是兩房債券是當初美國政府擔保的，可稱全球最為安全的金融產品。隻要美國不倒，自然不會打水漂。而為了美國不倒，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不得不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不過，一個從政府到國民都超前消費的國家，一個嚴重依賴外債、每年至少要吸引全球一萬億美元的資金經濟才能運轉的國家，這種模式還能持續多久呢？
中國模式有兩重意義。對於西方，世界上終於有了一種和它們不一樣而且竟然成功的模式，打破了西方的唯一性。眾所周知，政治就怕可替代性。一旦西方的模式被公認不是唯一的選擇，其主導全球的地位就受到威脅和衝擊（其實經濟也一樣，如果美元不是唯一的世界貨幣，美國這種經濟模式還能持續嗎？）。對於發展中國家講，中國沒有像大多數國家一樣在政治製度上移植西方，居然也成功走出一條現代化之路，實在令他們啟發萬分。
然而，中國的經濟模式同樣也受到了全球經濟危機的考驗。不用諱言，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在三十年的經濟起飛中，出口居功至偉。國際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要高於其它國家（同樣依賴出口的德國、日本也是如此）。因此當美國和西歐深陷經濟危機之中時，中國受到了相當猛烈的衝擊。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升級，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升高。2010年接連發生富士康“十三跳”悲劇、罷工頻發的罕見現象。這些衝突都以資方大幅提高工人工資告以結束。隨後中國發改委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久就有14個沿海省市調高了最低工資，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調整幅度超過了20%。最後，西方為了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減少貿易療養，不斷壓迫人民幣升值。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國製造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不斷有人認為北京模式即將終結。
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一是歸功於對內市場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麵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曆史性機遇。二是中國政治體製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演變和調整，可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理性實用主義的再現。這和那些移植西方政治製度導致國家混亂、內部紛爭的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至於各界質疑的出口導向，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使然，更是中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必然結果。經濟發展三要素：資金、土地和勞動力，中國具有絕對優勢的是勞動力，揚長避短是自然的選擇。然而，當經濟高速增長了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的這個優勢還能存在嗎？這不妨從富士康計劃將生產線內遷至河北、河南這一舉措尋找答案。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由於地理因素，各地發展不平衡。因此，中國經濟存在一個梯次發展的規律。當沿海經濟升級時，許多加工製造產業將轉移至內地，進而內地轉向西部。這不僅可以使中國保持相當長的增長期，還可以有效的減少沿海、內地和西部的差距。當然即使到那個時候，中國出口導向模式也未必就一定不可持續，今天的日本和德國就是明證。但中國和德國、日本不同的是，我們將形成從高端（沿海）到低端（中部和內地）的所有優勢產業鏈。中國的出口恐怕更勝今夕（除非西方一蹶不振）。更何況隨著收入的提高，中國一向表現不佳的消費將擔當起拉動經濟發展的新角色（即使萬一出口拉動經濟的作用下降，也照樣可以彌補），中國模式反而更增添了新的增長動力。
但是不管怎樣，今天中國出現的罷工或者富士康事件都隻不過是經濟不斷發展和升級過程的正常經濟現象。而且在現今製度空間和經濟環境下得到了迅速、妥善的解決（工人提高工資，企業向內地轉移）。這和美國、西歐遇到的“民主製造問題、不能發現問題、不能解決問題”的體製性矛盾皆然不同。當然，西方這一套製度也經曆過幾百年的風雨，每次經過痛苦的調整都能成功度過危機。但這一次，至少到現在仍然沒有看到隧道前的亮光。過去西方雖然也承認自己的問題，但總是強調自己的製度有解決問題的空間。但這一次有製度空間的是中國，而不再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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