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政策和原則 論當代中國的軍事內政和外交
付明泉
2010年6月
第一篇 中國軍事 我們需要踏實的科學精神
中國的軍事，在技術上，要不求虛大，不去浮誇，而必須在發展和建設上融入真正的科學精神並擁有真正的科學態度，在思想上，必須保證軍隊絕對的頑強的意誌力和凝聚力。來自人民，服務人民，保衛人民應該成為中國軍隊的原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保證中國軍隊成為人民之師，正義之師，並成為今日世界真正意義的進步的符合曆史發展的具有頑強戰鬥力的強大的現代化軍隊。
我始終相信，不論身在何處，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是深深愛著這個國家和土地的。祖國，就是祖先發源和生活之所，是我們的根基所在。我們無不喜歡祖國的強大，雖然政府不等同於國家，但是因為政府在一定時期都代表著國家，不論哪個政府，我們也依然會把兩者不加區分。就如清朝時期，盡管已經很腐敗，很多外交家和一般民眾，他們在國外，也依然在維護大清帝國的尊嚴。
正因如此，沒有人不希望我們祖國的強大，這個強大，包括經濟的強大，當然也包含政治的民主法製和軍隊的強大。 可很長時間以來，我讀很多報紙雜誌和書籍，談到中國的軍隊的強大，就是談中國軍隊的武器的如何高級，如何尖端，似乎有了尖端武器，就有了一切戰鬥力，有了一切軍隊現代化。我並非軍中之人，隻是一個平民，是軍外看軍，但我始終不覺得軍隊的戰鬥力僅僅依靠武器就可以解決。軍隊的戰鬥力也絕對不是和武器的高級與否成正比。因此坦陳自己的一點看法，絕非迎頭潑冷水。林語堂先生曾說：“我堪能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撓紛擾，因為我未嚐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於她的微渺的愛國家，無需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中國目前的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發展起來的軍隊。這個軍隊從建立之初，就被定義為人民的軍隊，因此，我們對人民子弟兵這個說法一點都不陌生。 而這個軍隊的發展壯大確是異常艱難的，來源也很多，既有地方割據武裝勢力，舊軍閥的正規軍隊，也有農民赤衛隊組成的團體。按照曆史來看，這樣的團隊合在一起，戰鬥力是很差的，但是，奇跡就出現在這裏，因為這隻軍隊成了共產黨的軍隊，而共產黨用統一的思想和理論武裝了全部隊，通過黨支部建在連上，通過理論學習和全麵的教育，這個軍隊的每個戰士從本質上不單純的是一個軍人，而都成了一個政治人，他們成了不僅僅有軍事目標和自我人生理想，也有確定統一政治目標的政治人。毛澤東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講話和著作是關於軍隊建設和軍事問題的。關於軍隊建設，他采用強大的全麵的組織紀律和政治思想教育，他的1929年12月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寫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可以看作是他治軍思想的一個反映。他在這裏強調了對於農民舊軍隊等各方組成的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必須從政治思想上先保持高度統一，他指出了幾個方麵，實際上從根本區分和指導了這個人民軍隊和其他曆史軍隊的不同特點，即反對單純的軍事觀點，反對軍隊的極端民主化（軍隊不同於政治和其他群體），反對軍隊組織不嚴，反對軍隊的絕對平均主義，反對軍隊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克服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的觀點。
在此以後，毛澤東更逐步用思想武裝全軍，進一步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凝聚力，他正式全麵的貫徹黨的政治理想和後來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建設社會主義，建設共產主義的目標和步驟貫徹到不同級別的軍隊組織和各個軍人中，也使得這個軍隊的建設正式進入了靈魂滲透了“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化”時代。
除了組織紀律和高度的政治性，中國軍隊的第二個大的執行原則是和民眾的密切聯係，所謂人民子弟兵，就是說軍隊”來自人民，服務於人民，密切聯係人民”。這樣的軍隊，連同政治上宣傳，以及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團結除蔣介石集團以外可能團結的一切階層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得在最後的國共決戰中中國民眾出現了一邊倒的空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的狀況，這點也才次證明了和實踐了軍隊政治化，軍隊毛澤東思想化，軍隊人民化的強大力量。
毛澤東的一切戰略思想，也正是源於人民軍隊“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人民服務”的這樣一個宗旨。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軍事上，毛澤東都深深知道，離開民眾，一切工作將一事無成，將一敗塗地。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這個特點，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軍隊，出現了除了同樣有著崇高政治目的的北伐戰爭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以後的中國近代最強大的，最有戰鬥力的軍隊。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林彪在1939年提出了軍隊建設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八字方針。
盡管有光輝曆史，並有強大政治組織紀律和人民做後盾的人民軍隊具有強大戰鬥力，毛澤東等人依然發現在此之外，中國軍隊作戰方式，作戰思想的需要現代化以及需要研發裝備高科技武器，那時的美國和國民黨軍隊可以用高空轟炸機讓我們無法察覺，就算察覺也無法阻止的飛過我們上空，甚至夜間的空中較量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等堅定的要求發展兩彈一星， 而根據公開的史料來看，很多當時的政治人物不理解和反對這個政策，其中反對者就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認為不應投入如此巨大的財力去發展這樣的武器。 曆史記載，“1961年10月和11月，張愛萍將軍向林彪匯報不少中央領導人要求原子彈下馬，林指示：“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林彪在60年代的全軍大會上更是說：“：“1、將來的戰爭是電子戰一樣的現代化戰爭。2、戰爭準備中間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認為就是解決武器，特別是搞尖端武器。3、今後的戰爭已不隻是靠步兵，而靠空軍，導彈。空軍在戰場上的作用會越來越大，甚至在某些時候會成為致勝手段。應當優先發展空軍。”在此之後，林彪更提出要發展“兩彈為主，導彈第一，努力發展電子技術”的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方針。他同時提出要大力發展空軍、海軍和特種兵。但是既然如此，毛澤東和林彪等依然嚴格重視軍隊的反腐，走資，派係和軍閥割據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軍區司令員的對調，他說，在一個地方久了，就容易搞割據，就會出現派係，就國家和讓人民會有消極因素。
然而到了今天，改革開放已經經過了快32年，我們在經常強調尖端武器出來，中國軍隊建設到底如何？我們依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堅定的相信，軍隊的戰鬥力的強弱，軍隊建設的現代化絕對不等同於單純的尖端武器製勝論。盡管中國有太多優秀之士，但是我依然深深擔憂中國社會的腐敗和派係之爭會影響和滲透到中國軍隊中。幾百年前，經濟在世界依然屬於高度發達的中國大明帝國的武器都是從西班牙進口的當時非常先進的火炮，因為軍隊的腐敗，號令不行，內部傾軋，居然抵擋不住凝成一股勁，非要打到關裏來的滿清落後裝備的騎兵。而滿清末期搞的洋務運動，我們從英國購買的軍艦，組建訓練了裝備號稱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海軍，居然無比慘烈全軍覆沒的被日本吃掉，使得我們的海軍將近百年一蹶不振。而應海軍之要求清陸軍在海港建立的巨型大炮，居然最後被日軍占領去轟擊我們的軍艦。 而法國建立的耗時11年，耗資50億法郎的堅固馬奇諾防線因為德國戰略戰術的後方偷襲而形同虛設，成為千古的笑談。如同軍隊的現代化絕對不單單是尖端武器的裝備，而軍隊的戰鬥力和尖端武器絕對不是簡單的正比關係。如果軍隊出現了腐敗，如果軍隊出現了怠惰，如果軍隊出現了喪失民心，那麽也隨著喪失了軍隊的根本---一切戰鬥力。
毛澤東說，“決定勝負的是人民，而絕對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這句話永遠值得軍隊的統帥和將領深思。
第二篇 中國內政 必須保證的社會公義性實現和社會分配體係相對公平
付明泉
2010年6月
不論什麽革命和改革，不論如何發展和建設，我們的政策必須要照顧最廣大的勞動階層，必須要減小兩極分化，而如何保證（社會公義）即重要的法的最高精神的實現和全社會分配體係的相對公平，是關係社會穩定的決定性因素。
1978年開始的中國式改革，實際上是在政治高度集權化的基礎上，在農村實現私人經濟和工廠逐步實行的廠長負責製為特征，通過推進小範圍的私有化來調動人生產積極性的改革運動；外交上則在“不爭論不出頭不表態”的所謂“韜光養晦”的口號下逐步放棄過去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盟友，實質是努力希望在不變革政治體係的前提下逐步進入1949年以來中國政權的反對者--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國家聯盟體係中。
經過32年的“中國特色的改革”，中國社會出現的兩級分化不僅僅讓民眾感到壓抑，也讓堅持“天下大同”的執政黨感到無奈。今天中國社會的這種兩級分化，貧富差別巨大的社會現狀，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2000年封建社會背景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在1978年時那樣一個高度集權全民奉獻幾十年靠領袖力量和精神約束幹部的政治體製下實行“沒有明確計劃和目標”僅僅有“發財夢”的急功近利的“隻有經濟變革的坡腳改革”必然出現的後果。
中國當政者在1978年看到了全國民眾日常生活貧困的社會現實，從高度強調意識形態的強調艱苦樸素全民奉獻的發展重工業時代，忽然一個轉身，開始了發展日常經濟的所謂“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改革階段。而指導這個改革的所有藍圖，除了否定毛澤東後期的“高度計劃經濟”和“反對資產階級複辟”，除了實現在農村和小型工廠實行一定程度的私有化，除了暗中頒布了一係列照顧一些有功的高幹老幹部子女經商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政策外，幾乎拿不出任何新的辦法。農村私有化為主的土地改革調動的生產積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城市企業改革的失敗的影響而逐漸失去實際效果。後來的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徹底失敗，因為這個大型企業的私有化，如果沒有明確的體製改變，沒有明確的特權消除，那麽除了一些特權顯貴在半遮半掩的半私有化裏中飽私囊，對任何勞動階層和全社會民眾都無任何收益。
有人開始把中國的社會稱為轉型社會，有人說是這有問題是轉型的“陣痛”，也有人說是“發展的必然”，更有說法說是我們必須交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費”。很多人說中國缺少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必須“補課”，有人說，“私有化”是發達國家的“公理”和“真理”，必須推進，所謂社會的陣痛是“私有化不徹底造成的”等等。還有人高喊“精英政治”，似乎一個國家有幾個精英，有一個精英集團，就可以控製國家，老百姓就是草芥和群氓。還有人說全社會就是要犧牲一批窮人，中國才能進入發達國家之林。
中國的貧困有很多曆史的原因，有“當代精英”把中國的貧困簡單歸結為1949年建國後沒有及時實行改革政策，有學者則簡單歸結中國沒有及時私有化和對外開放造成，所有這些都是一葉障目，極其膚淺的認識。在曆史上，中國曾經是世界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一個文化軍事強國，但是在近代開始，中國逐步成為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少之又少。 中國從明代後期已經開始逐步落後於歐洲，這個既有文化的等人文因素、社會製度的因素，也有社會重文忽視科學的發展方向和國家資源的因素。而1949年前被台灣鼓吹為民主科學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先生統治的中國，也絕對不是一個富強的民眾安居樂業的社會，更是一個社會極度不公哀鴻遍野的社會。而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人則看到了中國龐大的貧困人口和極度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以及不夠豐富的人均資源。
中國要向前發展，而且要不斷的變革，這個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龐大人口的中國，有悠久曆史的中國的複雜的社會問題也永遠不會隨著社會總體的富裕而消失。中國內部的勞動階層和資本擁有者和權貴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勞動階層和執政官員階層的矛盾，中國因為資源的利用和其他國際大國的矛盾，都會長時間存在。中國的分配體係的公平化，中國司法執法的正規化，中國社會階層收入穩定化，中國社會公義的持續化，都是影響中國穩定的核心因素。在所有這些中，中國社會公義和中國的經濟分配是兩個核心問題。
在中國從1840年開始，或者說是清帝國的後期開始，中國的社會公義性和中國經濟分配這兩個問題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全國穩定。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從未隨著朝代的更迭和任何的改革革命而徹底消失。而分配體係的嚴重不公在官場和權力下顯得尤為突出，清帝國末期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使得全國怨聲載道。而最嚴重的是，社會公義性的喪失。所謂“有權能使鬼推磨”在中國比"有錢能使鬼推磨”更為突出。權力者可以決定人的生死，可以使生育者不能生，滔天大罪者可以活，社會沒有絕對的公義，但是有相對的公義。當社會分配體係和社會公義都達到一個勞動階層不能忍耐的最低限度，新的暴力革命就不以任何人的意誌而降臨。
而經濟私有化加政治集權化無疑會造成社會分配體係的極度不公，以及社會基本公平公義性體係的全麵坍塌。這是因為在政治高度集權下的私有化和成果分配，一定是極端殘酷和極端失衡的，這種“鐵幕”之下的私有化也一定是充滿和肮髒和不見天日的交易。而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團也一定以百倍的殘酷去剝削民眾，以使得社會基本公義公平性體係的全免坍塌。這種特權不變，經濟體製改變的改革，與其說是為民眾和國家發展實行的多項改革，還不如說是統治階層和權力階層一次次對民眾利益的盤剝和這些階層之間利益瓜分運動。
而一個國家，不論實行何種社會製度，不論何種意識形態，不論什麽革命和改革，不論采用何種方式，核心是必須要保證全社會分配體係的基本合理，要保證全社會社會公義的基本底線。缺失了這兩點的任何革命和改革，都是一小撮利益集團和權力統治階層的利益瓜分和利益掠奪運動，而這樣的革命和改革，也絕對不是中國進步的方向和光明的發展道路。
經濟私有化和政治集權化的社會形態，是比清明的封建等級主義社會，民生民主資本主義和廣義公有經濟的社會主義(這裏說的是--真正的共有經濟的社會主義社會，而絕非封建幫會式的子承父業的家族統治的腐朽封建王朝式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更差的社會形態，“經濟私有化”和“政治集權化”隻能催生如國民黨統治大陸後期的四大家族的特權顯貴寡頭壟斷家族以及少數遊離於法律體係之外的特權階層，而絕對不會給中國廣大民眾帶來任何安寧和幸福。
第三篇 中國外交 挺起我們的脊梁
付明泉
2010年6月
中華民族不需要“量中華之物力，結於國之歡心”，中國不需要“曲線救國”，中國也不需要無原則的韜光養晦。在我們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必須重視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在重大國家利益麵前，我們要放棄麵子，堅守裏子，挺起我們的脊梁。
曆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的汪精衛，最頭疼的時期還是在中國和日本戰爭前夜的外交部長的官職時期，他深知自己被全國民眾注目，而蔣介石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讓他左右為難，徹夜難眠。所有的不抵抗的罪責都被和他一直明爭暗鬥的蔣介石安到了他的頭上。當然，最後汪精衛幹脆成立了投靠日本人的南京政府，是難逃賣國的罪責。
中國從古代開始，對外族和外國的政策一直是靈活和多變的，但是總也是“以和為貴”，這既有民族特點，也有國力使然，而和親和談判往往是和的方式。比較有名的和親政策大漢天子送公主北上的開始與屢犯邊境的匈奴的和親政策，唐朝的與藏族的文成公主的和親政策以及清朝初年康熙的清皇室公主和蒙古王的和親政策。當然，國與國之間，僅僅這些是不夠的，更多的依然是政治的延續--戰爭，也是政治的最高和最後的鬥爭形式。因為有時，也正如丘吉爾在麵對德國的日夜空中轟炸所說，“我們必須勝利，否則我們就不能生存。”
當然，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不僅僅是一部至少表麵和氣沒有血光的和親曆史，也不僅僅是勝利的鬥爭曆史，更不是僅有絕不屈辱的談判曆史。比如對契丹稱兒皇帝的石敬瑭，對遼國，金國一直進貢稱臣的屈辱的半壁江山的兩宋時期等等。而清帝國的末期，中國對西方列強的屈辱求和可以說是達到了千年的極點，從南京開始的上千個屈辱條約，讓中國門麵掃地，一個辛醜條約賠償的白銀更是讓中國幾十年的國庫收入的總和。 白銀賠了很慘，土地丟了更悲，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因軟弱把自己祖先的土地劃歸給別人，不能說不是一個巨大的屈辱和人間悲劇。
清帝國的最後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的途中，還不忘記送去水果表示慰問，並提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於國之歡心”，那就是說，"我們中國很多東西，隻有你們高興，什麽祖宗的東西給你們都可以"，真是賣國之行醜陋到極致。
中國在蔣介石統治時期，投靠了美國，但是並沒有得到美國的平等對待，蔣介石集團更像美國的打手和跟班，而不是西方平等的一極。這絕對不是什麽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中國落後的問題，而是中國的資源，大國地位，國土麵積，人口狀態，讓西方有洞察力的上層階級又恨又怕，所以必然處處出手控製，而絕不希望這個大國“複興”和“興旺”。
1949年開始新生的政權更由於意識形態，和占領了“為人民服務”，“解放全人類”的輿論高點而讓西方大資本家感到恐慌，幾百年來，西方一直占領著輿論的最高點，如從早期的征服，之後提出的強權就是真理，到後來的民主拯救一切的說辭。不論多麽美妙的說辭，西方國家骨子裏是一直保證其民族國家利益至上原則。而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在相對的國際大環境中，執行了聯合亞非拉國家，聯合中小國家，聯合以前西方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抗西方大國的政策，其中，中國實現了和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軍事到政治的全麵交鋒，中國實現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處的基本外交原則。這政策，讓西方國家為之頭疼，讓中國進入了聯合國，也讓西方國家向中國伸出和平的橄欖枝。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我們提出了不爭論不出頭不表態的”韜光養晦”政策，並遠離“亞非拉的窮國家們”，實現所謂大跨進的進入西方體係。在很多強勢的國際問題上，我們重形式，輕實質，和西方國家一團和氣，對他們的禮炮的歡迎勝過對國家利益的關切，不斷去送禮和買單，而為了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國家複興，我們在領土問題，海疆問題，西方的挑釁行為采取了無限溫和的退讓政策。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是有很多發展的問題，但是西方對中國的指責，則並非如此簡單的要發現中國民眾的苦難。西方國家沒有那麽關心我們國民的福祉，更沒有那麽關心我們的意識形態，所謂這一切說辭，都是為了一個自身國家利益問題。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在任何關係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上，是絕對不能後退的，因為有些後退就是萬丈深淵。
我們需要國際朋友，我們的國際朋友分為幾大類，第一類是地緣政治的國家，這類國家不存在要不要支持的問題，而是必須支持，幫助和鼓勵其發展經濟。甚至有些時候要直接參與和影響其政策，因為這種國家，和我們唇齒相依，榮辱與共，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如果這樣的國家被我們的敵對國占領，那麽中國的國家利益將受到巨大損失。第二類是遠程的在道義上的友邦，這樣的國家是需要支持扶持並幫助，以和西方貌合神離的國家鬥爭的需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個廣泛的聯盟和戰線的。我們曾經的進入聯合國，正式靠這些真正的朋友大無畏的精神才得以實現，也正是“他們把我們送入聯合國”的。第三類是中立國家，和我們沒有太多利益衝突的國家，這類國家我們要盡量保證其國家利益，進行國際貿易，以使得雙方收益的，以使得在真正的國際衝突發生時，這些國家能盡量保持中立狀態，不成為敵對國的聯盟。
要實現這樣的戰線和外圍聯盟的鞏固，僅僅靠不出頭不發生不表態的韜光養晦是不行的，中國的大國地位使得我們有時必須發聲，有時必須表態，有時必須出頭，韜光養晦到最後往往會變成屈辱損失利益的代名詞，而喪失我們的盟友和加強敵方的陣線。我們在國際交往和外交上，要放棄麵子，珍視裏子，這個裏子就是中國民眾的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的資源利益，中國的戰略利益。在關係到國家利益上，我們必須做到一步也不能退，進行針鋒相對的有理有節的鬥爭。
一個國家公民的生命安全，基本的勞動權利和利益保證，國家的水資源，國家的礦產資源，國家的海洋資源，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一個國家的民眾的勞動，外匯儲備，都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為了這些國家利益，西方國家可以鋌而走險發動戰爭，而且一步都不退卻，他們可以放棄任何口號和形式。因為這些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資源，是一個民族的未來和希望。所以，對於這點，我們的外交政策不能有絲毫的含糊，誰放棄了這些，誰就將是中國民族的千古罪人，不論當今如何風光和評價，也不論其麵子被給的多足多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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