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陌生的北韓國歌響起，電視機前的我才錯愕地發現這次竟然不是南北韓都熟識的《阿裏郎》，並且忽然看到旅日韓僑鄭大世球員滿臉的淚水。 僅此一個瞬間，我自己竟然也淚流滿麵。先生慌亂地為我搽拭淚水，自己卻也紅了眼圈。
如同去年, 當電視劇《柏林牆》(Die Mauer - Berlin '61)接近尾聲，當絕望的父母在牆的另一端眼睜睜地看著逾越失敗的孩子如同瑟瑟發抖的羔羊落入東德士兵手中，畫麵上打出這樣的字幕：
“他們由此分離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後再相見，他們卻已形同陌路.....”
那一瞬間, 巨大的悲愴感湧上心頭, 我們禁不住淚水奔湧。 而那個晚上, 也是第一次看到，德意誌民族的心中，也埋有一道深深的傷口。
球賽途中, 病中發燒的我忍不住昏昏欲睡，但當忽然聽到北韓進球的歡呼, 還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來為之鼓掌, 而眼淚又一次忍不住地流了出來。
在韓國生活成長的那十幾年裏, 深深感受到這個民族的悲情，看到了極度重視親友家族的南北韓人民是怎樣忍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記得以前南北關係相對平穩時, 雙方會定期舉行離散家族團聚會, 但卻並非每個離散家庭都有相聚的幸運：總是有人陰陽兩隔, 並且北韓代表都要經過嚴格的篩選。 即便如此, 雙方見麵時也總是淚雨傾盆。北韓同胞相比之下消瘦、拘謹而木納，他們往往說不出多餘的話語或者似乎根本不知道說什麽才好，隻得一次又一次地向久違的親人鄭重地施行傳統大禮。每每這樣的時候，兩邊的親人總會抱頭痛哭，電視機前的觀眾縱使鐵石心腸, 往往也會抑製不住地哭成了一片。
仔細想想，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有無資格枉自同情北韓人民。 當年主動追隨北韓政權的大部分是韓民族的精英, 他們是充滿抱負的作家、學生、工程技術人員或者文藝界演員。 並且，就連當時北韓政府所擁有的軍事經濟資源, 也遠遠超過被列入世界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南部地區。 但是, 幾十年過去, 當南韓在世界上創造出三星、現代、LG、企亞這樣的現代化品牌, 當南韓人可以輕鬆自如地於世界各地遊學、旅行或者擇地而居, 甚至當年輕一代可以自發為捍衛本土農民的收益而在高射水炮中頑強地抵製美國廉價牛肉的進口，而北韓的同胞們, 卻反是苦苦地徘徊在饑寒的死亡線上, 並承受著嚴酷的思想禁錮。 這些當年懷抱著理想追隨金氏政權的人們,他們一定想象不到, 他們的子民, 竟然會淪為難民而舍命逃亡, 被抓到後尊嚴掃地、 生不如死; 他們的子民, 竟然不被允許自由地表達自己頭腦裏的思想, 隻能承認主體思想的偉大與感懷金將軍的注視。而在主體思想的照耀以及將軍慈愛的光芒之下, 人間處處可以以黨的名義實行清算, 未成年的兒童也有可能目睹自己饑餓的母親因為哄搶糧食而遭受鎮壓.....
永遠忘不了第一次在柏林火車總站偶遇北韓青年代表們的情景: 他們輪流以分外僵硬的姿勢在德國輕軌前留影，當覺察到我們的忍俊不禁，齊齊轉過身來，向我們投來滿是驚疑、戒備與充滿責難的目光。那樣的目光讓我的內心至今隱隱作痛, 卻也讓我後怕不已: 設身處地想一想, 如果我們是北韓公民, 或者是在北韓生活，他們該怎樣處置我們? 而那裏的人民又該處於怎樣的恐懼與緊張之中? 我的婆婆出生於二戰，她對納粹德國的所有記憶僅僅限於一台被蓋世太保(Gestabo)試圖收繳、卻被她的母親奮力砸毀的家藏收音機。但戰後平靜安寧的生活，卻還是無法根除她由此深埋在靈魂深處的恐懼: 這麽多年來，她還會忽然夢到自己被納粹軍人所追趕或者沒有理由地判決。那一種絕望與無助，對當事人來說，就算從來不會想起，卻也永遠都無法忘記......
大概正是這樣，總是能深深理解並由衷感激那些所有同情北韓同胞並施與援手的人們。比如趕著幾百頭耕牛越過軍事分界線去接濟同胞的現代會社會長，比如向開城工業區派遣大批技術精英的韓資企業或者研究所，比如熱心收容或者掩護北韓難民的中國朝鮮族同胞們，比如這個世界上所有同情北韓人民的好心人，包括自身拮據卻向流落德國的北韓偷渡女孩提供援助的我的捷克同學、包括舉著韓國國旗為朝鮮球隊呐喊助威到最後一刻的南韓球迷們...所以鄭大世哭的時候，我也止不住淚水狂流，因為我和他一樣了解這個民族的苦難, 也和他一樣, 衷心希望這個民族所有無辜的人們能夠一切都好, 真正地遠離貧窮、饑荒與精神鉗製的痛苦...
但是，同樣有一個問題不容忽略：這裏所謂的無辜的人們，是否真的不需要反省自身的責任？暴政與專製的形成，豈能離得開愚昧的群眾基礎？當年這些人的父輩選擇了這樣一個政權，是真心地充滿向往；但當紅色家族世代掌權、直至形成家天下的局麵，這些人們及其後代可曾反對過些什麽、又曾抗爭過些什麽？從90年代以來, 僅從南韓本土輸向北韓的各種經濟援助就高達40多億美元；然而, 正是在此期間，北韓一方麵大麵積爆發饑荒、另一方麵卻大手筆試驗導彈發射並先後兩次推行核武器試驗，並向南韓不斷派遣間諜人員。但是除了早些時候派遣的旅日僑胞之外，北韓本土產生的間諜們在超市裏連兒童尿片都認不出來，可謂洋相百出，其中一位女性更是在被捕之後咬破藥丸當場自盡。本以為隻會在納粹文獻中出現的驚人場麵，不知令多少善良的人們看得心驚膽戰並搖頭歎息，並且永遠也無法理解，那該是怎樣一種深度的洗腦教育。這也令我想起一位曾親身在開城技術區參加援助的閨蜜，她曾說，無論怎樣在正式會談中反映意見，問題都得不到解決，但私下裏在寢室裏所發的牢騷，卻往往能在第二天得到戲劇性化解。 當一個政權的權威需要通過隱形的竊聽器來進行彰顯，這究竟是一種強大，還是一種悲哀？
曾有一位學長的女友因為看待北韓政府的意見分歧而憤而解除婚約，因為她無法認同未婚夫對北韓政府所持的譴責態度, 始終認為應該對之懷抱希望。並且，旅日朝鮮會中這樣的想法其實也算不少，他們曾是韓國本土之外向朝鮮提供經濟援助的最大市民團體。但是，有一個絕對不容忽略的事實卻是，不管是這位學長的女友，還是那些旅日朝鮮僑胞，或者鄭大世先生，他們實際上都生活在民主國家，他們都有選擇自己意誌的自由，他們的自由當然也受到保護。 這正如世界杯滿街的德國國旗與仿製的Vuvuzela令我不適、而我就可以在公眾場合坦然表白一樣。而生活在專製之下的北韓同胞，他們卻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利，更不具備支配自己命運的自由。所以，所有為金氏王朝說話的人，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不過都是有意無意地助紂為虐。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應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階層，甚至包括國內名門大學的教授，竟然也還有人為主體思想大唱讚歌，倡導恢複舉國體製，這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荒謬並且沉重。
去年德國統一二十周年，慶典的主題是家族重逢：兩位巨型人偶乘船順著柏林的河流沿途相互尋找，最後人偶娃娃與她的舅舅終於重逢。遊行途中，水手們不斷通過炮筒向人群發射傳單，在空中抓得幾份，竟全是東德時期被國安警察（Stasi）截獲的親族信件。閱讀之後，不得不益發理解，為什麽當年經濟並未破產、福利相當健全的東德人民也會忍無可忍地走上街頭——因為，正如他們所呼的口號，要做沒有“恐懼感的民眾”（Volk ohne Angst）。可見，即使溫飽層麵的滿足以及社會福利的保障也無法最終逾越人類對自由尊嚴的本能渴望，而那企圖以槍聲嚇退民眾、或者宣稱以導彈原子彈實行統一大業的政權，豈能一統人類原本就比天空還要廣闊的精神向往與追求？
肌體的疾病總能醫治，但心靈的疾病卻無藥可除。 那天我哭了，我的眼淚，為那專製下的人民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