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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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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書
每到太陽落山，很多富士康的員工都會聚集在南門外的小廣場上跳舞。廣場的正麵是一排手機商店，裏麵的產品大多由這些舞者生產。每天他們都要工作10小時以上，很少有人可以享受雙休日，但他們的收入卻不足以在這座城市獲得體麵的生活。而舞蹈，則幫助這些年輕人慢慢地緩解著白天的枯燥與煩悶。
超級工廠
富士康科技園南門連接環城二路和油鬆路，有一座環形過街天橋，這是寶安區龍華鎮最重要的交通設施。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座天橋，這個路口每天能夠正常通行幾個小時。
周六早上7點15分，這座城市還沉浸在周末的酣睡中，過街橋上已經人潮洶湧。胸前掛著富士康工牌的數萬年輕人，正會聚成兩股熙攘的人流踏過天橋，湧往北邊的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南門。橋梁發出震動，一部分源自往來貨車的轟鳴，另一部分，則是腳步帶來的共振。他們穿著紅色、藍色、白色的POLO衫，胸口和上臂縫著扣袢，用來掛各種工牌。
如同潮水一般，龐大的人流讓人感到目眩。事實上，在方圓5公裏內，這三種顏色的工作服構成了最基本的視覺元素。即使門口撿垃圾的老大爺，也如此著裝。
天橋另一端，就是富士康的入口，那是老板郭台銘的“紫禁城”。有30多萬員工在這個約2.3平方公裏的廠區內工作。工廠的西門停著一排排通行海關的大貨櫃車，每天從這裏拉走你幾乎能想象到的所有電子消費品——最新潮的手機、電腦、顯示器和遊戲機。在不遠的碼頭上，它們將被轉進集裝箱，運往世界各地。
“你可以把整個富士康園區想象成一個幾十萬人的城市，把它壓縮、壓縮、再壓縮，然後用圍牆圍起來，出入口裝上刷卡機。”馬曉璐(化名)說，她曾經在富士康擔任了4年的項目經理。
沒人知道圍牆內的確切人數，即使是老板郭台銘。每天都有大量的員工離職，也有大量的新人進入。有時在傍晚時分，保安會從天橋上帶下上百個穿各色服裝的年輕人，造成瞬間的擁堵。他們被分為4~5隊，被前中後3名保安帶入工廠。在一小時內，他們就可以領到工作服，走上生產線。
富士康南門向西約100多米，路南有一個小院子，院子中的平房就是富士康在深圳最大的普工招聘處。早上，一個龐大的求職人群已經在小院前的人行道上聚集。隨後保安先把男孩子們集中起來，帶到院子後的一個廣場上，分成若幹列，組成一個大大的方陣，前後都用警戒線圍起來。女孩子則被警戒線分隔在人行道上。這些年輕人的平均年齡不到20歲，有的剛從火車上下來，一臉倦容，有人則已經在深圳找了一兩個月的工作。
他們彼此互不相識，也沒有人聊天，隻有幾個人悶頭吸著煙。唯一共同的是，他們都期待著一份工作的降臨。很多人隨身攜帶著行李——一個拉杆箱和一個水桶，水桶裏插著一雙拖鞋、幾個衣架和一卷涼席。麵試人員到來後，他們分批被保安帶入小屋。如果有過相關的工作經驗則會被很快錄用，中午時就可以坐上公司的大巴車，帶著行李前往東莞的觀瀾工廠，進行一周到一個月的培訓，然後源源不斷地補充到缺人的生產線上。
這個小小的廣場就像一塊吸鐵石，每天都聚集著黑壓壓的人群。富士康招工處全年都在高效率工作著，隻要中午12點前能夠完成初步分篩，當天就能動身前往觀瀾工廠。
最近的一家複印拍照鋪的老板告訴我們，去年富士康的招工一直持續到了臘月二十九，僅僅休息了3天，在正月初三又重新開門。全年無休的招工，也為她帶來了滾滾財源。最多的時候，每天可以複印兩萬份簡曆。人實在太多了，她不得不找人用肩膀死死抵住那台滾燙的寶貝複印機，否則就會被擠塌。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西鄉開設了第一家隻有百餘人的工廠，名叫“富士康海洋精密計算機插件廠”。當時台灣工人的基本工資已超過每月2500元人民幣，而大陸的作業員則不到500元。
上世紀90年代後，大量的台商開始在毗鄰深圳市區的龍華鎮建廠投資。郭台銘也看中了這片還是荒野和稻田的鄉村，買下了大量土地。1996年，第一批廠房落成，主要為惠普電腦生產機箱。經過十餘年的發展，龍華廠區的麵積已經超過了兩平方公裏，成為富士康的大本營。目前富士康在全球約有90萬員工，其中45萬在深圳，在龍華就有30多萬人。
園區裏各種基礎設施應有盡有，銀行、學校、醫院、電視台、廣播站、雜誌社、公園、郵局、商場、超市、美食街、遊泳館，甚至還有一支消防隊和一家醫院。這裏的一切幾乎都打上了富士康的烙印，下水道井蓋上也印有“富士康”字樣。
蘋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個人電腦、摩托羅拉的移動電話以及任天堂的視頻遊戲機Wii，幾十座廠房中的30多萬工人源源不斷地生產著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各種電子消費品。
富士康的“中央大廚房”投資上億元，建築麵積約1.25萬平方米，是目前亞洲最大的中央廚房，每天製作二三十萬份甚至更多的食物。據統計，這裏每天要消耗掉40噸大米、10噸麵粉、20噸肉和500桶(22L/桶)食用油。
富士康所有廠房以白色為基調。無論是曆史較長的龍華廠區還是2005年才開建的觀瀾廠區，都有一座座五六層樓高的白色廠房，外立麵上布滿各種形狀的裂紋。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印象派藝術”。
事實上，廠區裏這些“印象派藝術”，不過是勾補廠房外表裂縫的水泥痕跡。據員工介紹，廠房結構上沒有什麽問題，隻是當初建設時工期催得太緊，還沒等牆體完全幹透就刷上外麵的塗料，立即安裝生產線投入生產，以應付紛至遝來的訂單。它們都是過去兩三年富士康超高速發展的有力證據。
凡是2003年時就已加入富士康的員工，都對公司那一段瘋狂擴張的勁頭感到驚訝。2003年底，富士康龍華廠區員工不過五六萬人，經過2005、2006及2007年上半年的翻番增長，以致發展到現在的30多萬人。
老員工們回憶，整個龍華鎮一帶可用的樓房都被租完了，有時候公司還將一整個工業園區全部租下來，24小時加班在廠房內加裝燈管和衛生間，搭建上下鋪，改造為員工宿舍。新招聘的工人們可能會先在鋪了涼席的地上睡一晚，等第二天床安裝好了，就從通鋪搬到床上。有一段時間，租房的速度實在趕不上員工的擴招速度，上下鋪被改造成了3層的床鋪來應急。一周內新招8000人，這是急速擴張年代的富士康曾經創下的最高招聘紀錄。
富士康的龍華廠區經過多次擴張，已經和周邊社區犬牙交錯。打車環繞一圈需要花30多元錢，其間還要穿行兩三個城中村。清湖村、水鬥村、瓦窯排、共和新村…… 當年村民們把土地賣給了富士康建工廠，現在則當上了富士康的房東。他們在空地上建起了“村樓”，每套大約30平方米，包括一個睡房和一個陽台。陽台被分割出廚房和衛生間。衛生間的麵積不到1平方米，稍胖一些的人都很難轉開身。
房子沒有任何家具，租金也隻有300~400元。周邊80%的“村屋”都被富士康的員工租住著。
世界是平的。這些“包租婆”們與富士康一樣，成為全球化體係中的重要一環：富士康以最低的生產成本提供電子消費品，而村民則為勞動力提供最廉價的住房。
富士康廠區宿舍
“搬運工”的利潤
“富士康永遠不做自己的品牌。”盡管已經離職了兩三年，馬曉璐還記得在初入“新幹班”時候所要求記住的“郭台銘語錄”。“一方麵，這說明富士康的戰略是隻做代工，不做品牌；而另一方麵，則是富士康對所有客戶的承諾，富士康掌握了這些世界級客戶的秘密，但是它不會去做自己的產品，不會成為客戶的對手。”馬曉璐說。
1974年，郭台銘與幾位朋友合辦“鴻海塑料企業有限公司”，以生產電視機按鈕起步，承接來自外國的塑料零件訂單，注冊資本隻有7.5萬元，用日本進口的新設備，開發完成計算機連接器。那時候郭台銘剛剛服完兵役，隻有24歲，比如今在富士康門口求職的年輕人大不了多少。
1988年，鴻海在深圳西鄉開辦了僅有百十個人的工廠，這家名叫“富士康海洋精密計算機插件廠”的企業，是富士康集團的第一個製造“根據地”，也是今天龐大的富士康科技集團的起點。
如果從富士康的業務領域看，除計算機連接器外，富士康都是後來者。例如，1995年富士康進入計算機機殼業務，1996年進入“準係統”業務，1999年底進入數碼產品連鎖經營業務，2000年進入手機業務，2001年進入筆記本電腦業務，2005年進入汽車電子零組件業務和數字內容業務，2006年進入數碼相機業務。從1996年起每年以超過5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終成企業巨無霸。
按照郭台銘的說法，富士康成功的秘訣在於“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盡管年輕的郭台銘曾經在惠普公司門口站立兩天苦等一名業務員，但富士康從未主動公開它那一串顯赫的客戶名單。
不過，在該公司向證券監管機構提交的中文報告中曾出現過其部分客戶的名字。它不僅為蘋果公司、任天堂、惠普和摩托羅拉生產產品，還為諾基亞生產手機零部件，為索尼公司生產PlayStation 2遊戲機，為戴爾公司生產電腦零部件。這些公司都未隱瞞它們與富士康的合作關係。富士康目前是蘋果公司iPhone的獨家供應商，是該公司iPod為數不多的幾家供應商之一。
位於龍華的富士康科技園就是這樣一家最具效率的製造基地，客戶不論要的是機殼、連接器等零組件，還是係統端的監視器，甚至手機整機出貨，它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集中采購、生產，價格便宜量又足。2008年，富士康的出口額占到了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3.9%。
在富士康內部，按照所代工的產品領域分為十幾個大事業群，如網絡連接產品事業群、無線通訊機構產品事業群、消費電子產品事業群、數位產品事業群等等。事業群內部又按照服務的客戶劃分為若幹BU(Businesr unit)，比如某個BU專門為某家手機廠商代工產品。每個BU都相當於一個完整的公司。“除了人事、采購、法務等部門由集團負責，BU的各個職能都是比較齊備的。”馬曉璐說。
保密性是合同製造商恪守的原則，沒有他們的配合其客戶要想使自己的產品和商業計劃不為外界所知是辦不到的。
富士康戒備森嚴的廠門與充滿傳奇性的“環安課”(保衛科)為保密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解。“廠門、辦公樓門和車間門有三道掃描門禁，任何存儲設備和照相設備都不允許帶進去，如果發現誰帶進去U盤，是要被開除的。”曾從事新產品導入工作的劉文輝(化名)說。
2009 年，富士康員工孫丹勇就因為丟失了一個手機樣機，受到“環安課”的搜查詢問後跳樓自殺。劉文輝也是這一事件的波及者。“一種新產品，從設計圖紙到樣機定型，至少要在富士康經曆一年的試製。如果在此期間樣機丟失，那麽客戶所有前期的研發都有可能推倒重來，甚至連產品型號都要進行更換，損失極大。”劉文輝說。在富士康，保安部門具有更大的權力，可以對員工攜帶的物品進行檢查。
傑弗 (Jeffer)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一名工程師。“美國的一家報紙評論蘋果的律師，就像一隻鬆了鏈子的狗，去撲向在網上泄露iPhone4圖片的人。”傑弗對我們說，“如果這個比喻成立，那麽在我們這個行業，全世界的同行都像狗一樣，天天圍著蘋果轉，希望嗅到哪怕一點點蛛絲馬跡，若有偶爾的一塊肉，那就全撲上去搶。”
在全球化的分工體係中，富士康必須要承擔品牌廠商的形象與保密的成本。而另一方麵，代工者的利潤卻處於食物鏈的末端。盡管它是最大的代工企業，但並不能在供應鏈上賺到利潤。
劉曉菲(化名)是一家手機部件供應商，專門為諾基亞手機提供某一種零件。諾基亞、富士康與劉曉菲之間構成了一個有趣的博弈關係。劉曉菲告訴我們，盡管富士康為諾基亞代工手機，但是並沒有采購零部件的權利，必須向諾基亞指定的供應商采購，價格由諾基亞和供應商之間約定，富士康隻是一個“搬運工”。
於是，在這樣的三方合作中，富士康先銷售一種物料給劉曉菲的公司，然後劉曉菲將其加工為諾基亞手機部件，再以諾基亞製定的價格賣給富士康。由於部件價格由品牌商製定，富士康很難從供應鏈上賺到差價。
“富士康非常強大，也非常強勢，它幾乎可以生產任何配件，但是品牌手機廠商並不希望它壟斷配件市場，所以通過指定供貨商與價格的方式維持市場的競爭格局。”劉曉菲說，“否則我們這些廠商沒有活路，都會被富士康擠垮的。”
在國際客戶向代工廠商發送的“代工詢單”中，有關原材料部分，在品牌、質量、數量上均已指定，不僅如此，與此後續相關的物流、維修、培訓、用工也都有清晰明確的計算。甚至精明的客戶也把用工量算得清清楚楚，生產線上需要多少工人，檢修人數都在合同中做了明確的標示。客戶隻是按照較高的人力成本的價格支付給代工企業，簡而言之，代工企業掙的就是人力成本間的差值。
在劉曉菲與富士康的合作中，首先充當甲方，隨後充當乙方。“開始走的是客戶門，很受禮遇，交貨的時候走的是供應商的門，要接受嚴格的檢查。一輪生意做下來，既走了‘人門’也走了‘狗門’。”劉曉菲說。
富士康的代工費其實往往隻占他們生產的一件產品售價的百分之一二。盡管富士康也開始向利潤較高的“研發代工”開拓市場，但是仍無法扭轉目前的分工模式與利潤來源。由於廠房、機器的費用很難打折，富士康要想創造更多利潤，隻能加強對人力成本的調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廉價勞動力
郭台銘曾經很坦誠地談到來大陸設廠的原因：“在台灣請一個工程師的錢在大陸可以請80個作業員！”
今年24歲的小楊就是幾十萬作業員中的一名，他已經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在2007年加入富士康前，他在東莞的一家香港企業打工。那時候他的底薪是600元，一個月不停地加班可以賺到1800元左右。在東莞的生活成本比較低，他能攢下1000元寄回河南老家。
2007 年10月，聽說富士康招工，小楊毫不猶豫就擠入了南門排隊的大軍。在打工者的圈子裏，富士康曾被認為是個天堂。“可以不用自己洗衣服，不僅提供宿舍，還有空調，能夠看電視。最重要的是，每個月的10~12日按時發薪水，加班還有加班費。”小楊說。對於打工者來說，賺錢是第一位的。
當時富士康普工的底薪是700元，現在是900元，始終保持對深圳最低工資微弱的優勢。3年來，小楊在同一條流水線開機器，把鋼板壓成機箱。流水線24小時不停，員工分為兩班，每個班工作12個小時。
普通工人早上7點半上班，工作到11點半，輪流用餐。中午12點半至13點半為加班一小時。13點半至17點半為正常工作。17點半至18點半為加班時間。晚班工人一般18點半接班，工作至淩晨3點半，期間23點至零點為輪流吃飯時間，3點半至7點半為加班時間。
一般情況下，每個班正常工作8小時，白班工人加班2小時，夜班加班4小時，再加上吃飯兩個小時，正好1天24小時。富士康一般實行“13休1”即上班2周放假1天的工作製度。事實上，很多白班員工都要工作到20點才能下班，下班後還有半個小時左右的開會時間，走出廠門時已經20點半了。
一般情況下，一名流水線的“普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平均為100~120小時，甚至更多。從理論上說，每名員工都有不加班的權利，但是拒絕加班，收入則隻有最基本的900元，再加上每天2元左右的津貼。
在富士康，收入的計算簡單而透明。月收入=底薪+加班費+津貼。加班費等於底薪除以21.75天，再除以8小時，得出每小時的薪酬，再乘以1.5(平時加班)或2(周末加班)或3(節假日加班)的係數。富士康“普工”的底薪為900元或950元，以最普通的900元計算，富士康“普工”每小時的薪酬約為 5.2元。所以最高的春節加班，每小時也隻有15元多的加班費。所以，一名“普工”一月加班120小時，加班費也隻有800元左右，總收入不到2000 元。
在這樣的一個收入模型中，由於“普工”的底薪基數很低，所以在大量加班後總收入仍舊較低。管理層的員工由於工資基數較高(2000元以上)，所以時薪乘以係數後，收入的提升就較大。
由於每個月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的協議，從而規避了《勞動法》每個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限製。
富士康將24小時的三班作業改為兩班倒，表麵上看是增加了加班費，但實際上卻大大節省了成本。一方麵廠方不需要在支出雇傭新員工的底薪，以及相應的食宿成本。同時，如果遇到經濟下滑訂單減少，廠方就可以主動減少加班工時而不需要解雇員工。
在流水線上，一個人就是一個“工站”，富士康強大的工業工程處(IE)會將每一條流水線的產量與成品率估算得異常清晰，每個工站都有標準動作和完成的時間。例如MP3/MP4部門有一道焊接工序，共5個焊接點，IE部門會將這5個焊點總時長設計控製為13秒，並分解為4、3、2、2、2秒。稽核部門稽核該工序時也主要是看操作的秒數。
加班還是不加班？對於很多“普工”來說並不是困難的選擇。因為加班費的數額與底薪接近，在收入結構中占近50%。但是疲勞卻是無法減輕。
有位女工告訴我們，她實在太累了，有一次流水線上的一個組件掉在了地上，她彎腰去撿，突然換了一個姿勢後，感到莫大的輕鬆。於是，她總是希望某個零件能夠掉在地上。
難以忍受還有管理方式。每條生產線都由一名“線長”負責，線長多由工作時間較長的“普工”擔任。線長承擔著很大的產量壓力，對於“普工”辱罵與罰站的情況時有發生。
劉文輝並不是“普工”，但是工作強度同樣很大。他2007年大學畢業後進入富士康，通過“新幹班”的培訓後，成為“師級”的員工，從事新產品的導入工作。在整個2009年，他都要加班到夜裏零點以後，經常要穿上特製的工作服在無塵工作室裏工作4個小時以上。由於穿脫工作服過於麻煩，他就限製了自己的飲水。而不久前劉文輝剛剛做了腎結石手術。
提升底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升職。在富士康內部有著極其複雜的“資位”係統，分為不銓敘、銓敘；“銓敘”又分為員級和師級，員級分為員一、員二、員三，師級又分為十幾級。每個級別的薪資都不同，這套體係師自台灣軍隊的管理等級劃分方法。至於管理職位，也從組長、課長、專理，到經理、協理，再到副總經理、總經理、副總裁等，一個事業群的級別高達十幾層。
對大多數人來說，“資位”與職務的變化非常緩慢，平均每3年左右才有一次晉升。一般情況下，很多師級的管理職位也隻有2000多元的底薪，算上加班費後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
每年富士康都會從大學中招聘大量的本科畢業生，成為師級的儲備幹部。2003年，馬曉璐就是通過學校招聘進入了富士康，在工作4年後辭職。“我至今仍舊感激富士康給了我成長的機會。”馬曉璐說。最終打動馬曉璐的並非薪水，而是招聘主管承諾讓她起步就擔任“項目經理”，負責一個團隊。
“我也許是500強公司中最資淺的PM(項目經理)了，在其他公司這個職務至少要幾年的工作經驗，或是更高的學曆。”馬曉璐說。富士康給予大學畢業生的起步薪水在2000元左右，這些初出茅廬的學生一般要經過3個月甚至半年的“新幹班”培訓，幾乎所有部門的負責人都要為這些年輕人上課。新幹班的同學“畢業” 後，被分配到各個部門。一起學習的經曆也有助於他們日後的合作關係。富士康相信，憑借內部強大的培訓係統，可以使這些“便宜”的本科生迅速成長。
“也許起步的薪水還比較有競爭力，但是三四年後就落後其他同學太多了，所以離職率在3年後開始多了起來。”馬曉璐說，“跳槽後一般都會有翻倍的收入。”
產品要好，生產產品的時間要短，成本要便宜。在這三重標準下，富士康成為一個“壓力鍋”。
下班後
製造業中的“蟻族”
姚軍(化名)的包裏裝著4個包子，這是他每天的早餐。擠在青春氣息四溢的打工仔中，他的麵孔顯得過於成熟。姚軍今年34歲，但朋友們都叫他“老家夥”。 2001年6月21日，姚軍進入富士康工作。“我在這裏都快10年了，最寶貴的青春都奉獻給了工廠，奉獻給了那些破機器。”姚軍有些自嘲地說。
每天早上6點40分起床，6點55分出門，走路18分鍾趕到公交車站，7點13分準時在站台等車。等車5分鍾，坐車10分鍾，然後再步行5分鍾，姚軍可以在7點40分左右準時進入辦公室打卡。
“我們隻有富士康時間，沒有北京時間。”姚軍說。他手機上的時間永遠比打卡機上的時間快兩分鍾。
姚軍家在安徽農村，小時候家裏窮，他11歲才上小學，25歲時從安徽的一所三流大學畢業，學的是化學工程。在合肥找工作一個月隻有900元，於是他打算到深圳闖一闖。
隻用了9天的時間，他就在一家台資小廠裏找到了一份生產計劃員的工作，每天工作10小時，一周工作6天，月薪1160元。在小廠工作加班也很多，而且加班費常被克扣，即使工資也未必能準時發放，為此員工們還組織過一次罷工。不過在這家工廠，姚軍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9個月後，姚軍跳槽到了富士康，最初月薪1350元，工作內容大致相似，每天把其他部門的需求單整理好，下發到生產線，確定生產內容。
白班、夜班，夜班、白班。借用阿甘的名言“生活就是巧克力”，但對於姚軍來說，在富士康的每塊“巧克力”味道都差不多。8年多來，他結了婚，有了孩子，資職從“師一”晉升到了“師三”，底薪漲到了現在的2000多元，算上加班費，現在一個月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但工作內容並沒有太多的變化。
在深圳，他無法在現實中看到改變生活的希望。姚軍的妻子是中專生學曆，在小公司打工，並不比姚軍的處境好。與其他同事一樣，姚軍也租住在村屋裏，公司每個月給他500元的房屋補貼，付過房租後還能剩一些。8年多來，他最高的存款數額是3萬元。姚軍不敢想象買房子或者以後讓孩子在深圳讀書。生活最窘困的時候，醫生給他開了500元的藥，他身上隻有300元。“富士康每月發工資那天，取款機前都排很長的隊，要花40多分鍾才能取到錢，大家的手頭都很緊。”姚軍說。
姚軍的領導比他的資格更老，1998年進入公司的大學生，第一批“新幹班”成員，目前“師七”級。另一個領導也是1998年進廠，雖然是從造作工幹起，但是創下了富士康一個月加班180小時的紀錄，至今無人超過。
係統內晉升機會渺茫。但是環顧四周，如果繼續充當製造業的一顆螺絲，恐怕也很難找到比富士康更好的一台機器。“周邊一些大工廠的待遇都差不多。”姚軍說，他的一些同事跳槽去了關內的公司，底薪可以漲到5500元左右，但是生活成本也上升了1/3。
3年前，姚軍用自己的一點積蓄並向朋友借錢，先後在安徽老家投資了兩輛出租車。由於出租車牌照價格的翻倍上漲，他的經濟狀況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姚軍不再把改變命運的希望放在工廠裏。“在這個行業，隻有活著沒有生活，得到的遠遠小於付出。8年多，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從來沒有享受過雙休日，而我這個部門還是一個輕鬆的‘養老’部門。”姚軍說。
《贏在中國》看了5遍後，姚軍認為自己的未來應該是回老家創業，而不是留在深圳繼續當製造業的螺絲釘。“離職之前，我一定要休一個雙休日。”姚軍說。
劉文輝的故事比姚軍要簡單得多。他的故鄉是四川的一座小城，那裏每天早上8點，人們不是去上班，而是去濱江路上打麻將。2007年劉文輝從電子科大畢業，進入富士康的“新幹班”。與很多新人一樣，最初的加班生活充滿了新鮮感，讓他感到無比充實。然而幾個月後，疲憊與壓力席卷而來。劉文輝的工作是負責新產品導入，配合廠商生產樣機，每天加班到零點，半夜還經常接到生產線上的電話。
他沒有時間去看《阿凡達》，也交不到女朋友，除了工作沒有別的生活。劉文輝向我們打聽北京的跳槽可能，然後突然很擔憂地問：“北京有城中村麽？”
製造業中流傳一句話：郭台銘喜歡用沒有退路的人。“給已經吃飽的人一碗飯吃，不但用處不大，而且他也不會感激你，但是給餓肚子的人一碗飯吃，他不但會全力以赴，而且還會感謝你！”強悍的“玩命文化”創造了富士通的30多年的發展奇跡，然而這種低成本、宗教般的管理方法已經逐漸失去了光環。
“幸運兒”
25歲的楊新在富士康工作近3年，已經做過很多崗位，盡管“普、員、師”20多級的晉升過程長路漫漫，富士康還是給了楊新這樣的年輕人發展空間和更多的自信，他自己似乎也看到了更多的機會。
楊新是河南人，1.80米的大個，看起來靦腆卻又自信。鄭州理工大學建築係專科畢業之後先在一家建築公司工作，月薪1500元，因為覺得“跑建築工地沒意思”，辭掉了工作專門來到富士康。因為專業不對口也沒有相關經驗，他在富士康的起點隻是一名普工，按普工的招聘流程，從最簡單的工作做起，拿每月900元的底薪。楊新的第一個崗位是包裝工，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脫穎而出，最初的半年時間，“因為工作出色”，在一條生產線上被主管安排先後換了好幾個崗位，還做過倉管、客服、全計員，每到一個崗位他都拚命多看多學。
這樣又過了半年，楊新升到了線長——從普工中選拔出來的“基層幹部”，管理16個線工，基本脫離實際勞動，底薪漲到1200元，通常情況下，這個過程需要至少兩年時間。楊新這個線長不像別人那樣對工人“吼來吼去”，他把手下的人叫做兄弟，和他們一起加班、一起吃飯。半年後，楊新被調到CNSBG事業群的企劃課、生管組，負責生產控製，簡單說就是分析製定別人的工時和生產進度。這個職位一般要求本科以上學曆相關專業，有工作經驗，善與別人溝通，有組織能力，楊新讓自己從一線普工晉為辦公室職員。
“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麽過人之處，隻不過做任何一項工作都盡力做好，盡量從枯燥的工作裏找到樂趣，而且我還遇到了好的主管，給我很多機會。”顯然，楊新認同企業文化，接受並且享受這種秩序，以及規則帶來的效率。
辦公室的工作給了楊新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他可以在不同的車間穿梭走動，很多時候“在下午就沒有很多事情可做”，可以學自己想學的東西。17點下了班他有更多的時間跳舞、看書，他甚至買了《老子》、《莊子》來看。在楊新看來，隻要他肯努力提升自己，工作做得夠好，未來是很樂觀的，他現在考慮的是讓河南老家的女朋友也盡快到富士康來工作。
唐遠和楊新同歲，同一年進入富士康，比楊新起點高很多，往上升一級顯然也需要的更多。唐遠是他所在的事業處的產品測試工程師，級別相當於在線長和組長之間，他所在部門的課長手下有七八個和他同級別的工程師。
唐遠的經曆和楊新有相似之處，2007年他從廣州大學網絡通訊專業畢業。由於對供職的網絡公司薪酬不滿，一年後他在網上給富士康投了簡曆。“跟普工的招聘不一樣，應聘一個工程師複雜得多。”從通知筆試，經曆了3輪麵試，最後體檢入職，唐遠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而一般情況15~20天。
唐遠每天的工作也是從8點開始的。從他住的地方走到廠裏需要半個小時，不遠不近的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房租用公司給的每月500元的補助就可以解決。唐遠剛搬進去時房間裏四白落地什麽都沒有，他用補貼的錢添置了家具和用品，可以享受二人世界。唐遠不愛加班，一般不忙的時候都是17點下班，然後直接回家，做飯、上網、打遊戲，“公司附近實在沒什麽可玩兒的”，房子裏就解決了兩個人的所有需求。
上午的時間唐遠通常和同事一起討論製定產品測試方案。像唐遠這種在辦公室裏工作的都屬於二線職工，穿著白色工服，大家都說白色的工服薄一些也舒服一些，一線工人穿深藍色工服，大部分是普工，還包括前線技術員。除了共用食堂，唐遠平時和普工並沒有太多交集，因為“一天也沒有做普工的日子”，所以對普工的工作狀態和規則甚至都“不是很清楚”。
“平時生活上我並不怎麽考慮錢，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兒，所以錢也沒怎麽攢下來。”唐遠現在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有差不多3000元，他每個月的加班時數也到不了60個小時的管控時數，算下來每月總共不到5000塊錢的工資他還算滿意，“比我以前的工作肯定是好多了”。
唐遠是廣東梅州人，家中的獨子，在他眼裏，富士康是個“環境、待遇、發展”都很不錯的公司，由於是大專學曆，他進入富士康的級別就是“師2”級，這是一個普工需要5年甚至8年才能達到的級別。對於唐遠來說，他工作的這個富士康和普工們所在的富士康不是一個地方。
“我隻知道因為產線工人都是量化工作，做的東西都有數量和時間的限製，所以他們的壓力也比較大。公司的規章製度對我們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事業處自己還會製定一些細則，尤其是對普工，規則會比較細致，約束多一些，執行起來也會比較嚴格。”唐遠說，比如工作時間不準說話，不準隨意走動，這些都是他們完全沒有的規則，更沒有人在工作中的直接監督和打壓，“自由度大很多”。
雖然和公司占絕大多數的普工共享一個空間，公司提供給他們的資源卻有天壤之別。唐遠在公司裏可以學到能夠提升他工作的相關知識和技能，如果有時間可以到別的部門走走看看，這在一個普工是不可想象的。普工的位置隻有自己的工位，接觸的隻有自己已經熟練操作的那一小段工序。“比如在同一個樓裏，我的車間在一層，我都沒可能上到二層去。”一個身穿深藍色工服的年輕人這樣告訴我們。
唐遠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強度是有規律可循的，“因為公司做的大多是國外的消費性產品，一般在國外的節日之前產品做出來，那個時候是加班最多的時候，其他時間壓力什麽的都還好，我覺得和很多公司相比，富士康的環境和待遇已經算是不錯了，不然你說我為什麽不想走”。但是唐遠現在對自己在公司未來的發展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什麽時候能升級說不好，看個人的表現也要看和主管的關係，我自己肯定是想繼續往上走的”。
跳舞吧
楊新下班刷卡出了南門，大步地往南門外的廣場趕，耳朵裏還塞著耳機。他在這兒跳舞已經兩年，而且是領舞，很少缺席，永遠站在第一排。
龍華廠區南大門正對著的那條300多米長的街在太陽落山之後總是特別熱鬧，街麵上有大排檔、服裝店和七八家手機營業廳，店門口的大音箱放著的音樂重疊在一起，讓整條街都一直喧鬧著。
這條街是很多工人上下班的必經之路，也是他們晚間可以流連玩耍的地方。晚上20點，有人在離路口100米的龍華廣場上開始聚集，這個所謂廣場實際上就是3棟樓圍起來的一塊空地，周圍是雜七雜八的一圈商鋪，挨著賣水的那一邊擺著4排桌椅，很多穿著工服的小情侶並排坐著吃東西，桌上放著他們剛買的水果和食物。
第一首舞曲響起來的工夫，廣場上已經站好了五六排的人開始跳起舞來，類似於街頭“快閃”，自發地、有序地、整齊地隨著音樂一起跳起來。舞步並不簡單，但是每一個人都很熟悉，甚至用不著領舞，各自在自己的一小塊地方瀟灑地甩頭跳著。
過不了幾分鍾，更多的人自然地湊進來，五六排變成10排、20排，半小時後，空地上已經滿滿當當地擠了200多個跳舞的人。他們中的一多半還穿著富士康白色、藍色、紅色的工作服。
“我不愛出門，下了班基本上就待在宿舍，上上網，看會兒書，開始跳舞之後我覺得下班之後的時間一下子就有意思了，覺得有了一個可以寄托的東西，還認識了很多人。”楊新在跳舞的時候極投入，表情也很到位，每個動作都賣力地完成，隻有在一隻曲子結束後才抹一把頭上的汗，臉上始終帶著那樣一種表情——我真的是一個跳舞的人。“我以前從來沒跳過舞，所有的舞都是新學的，也不是很難學，男孩子也可以跳得很好啊。”楊新頗有些得意地說。
Hip- Hop、電子舞曲、民歌，一首接一首，各種風格的舞他們都跳得有模有樣，中間有主持人穿插串場互動，不管接下來要跳哪一支舞，前麵幾排的人都會高興地歡呼起來，然後音樂響起，200多人又整齊地跳起來。後麵的人基本上看不到前麵，和楊新一樣，每一個人都旁若無人地盡情地跳著，盡管還穿著工服，但就像站在舞台上表演一樣，表情投入。
“95%的人都是富士康的員工，還有一些周圍其他廠的工人，他們每天加完班出來就到這裏來跳舞，這是他們真正回歸自我、盡情宣泄的時刻。”羅永兵說。兩年前，他和幾個朋友一起開始組織工人跳舞，找到一塊場地，搬來“公放”，有誌願者開始教舞，人氣就這樣聚集起來。
羅永兵也是一名工人，晚上下了班脫下工服，搖身一變成了舞蹈老師和主持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工友們剛開始學舞有的也很不好意思，可是又真的很想加入進來。現在玩兒什麽最少都得花上幾塊錢吧，我們組織大家跳舞是免費的，提供了下班之後的一個活動場所，他們跳舞身體又能得到鍛煉，天氣不好的時候臨時取消，大家都還心裏癢癢呢。”
富士康周圍這樣的舞場有五六處，羅永兵說他自己也是純粹的外來打工者，他了解打工者的心理和需求。跳舞的時候，沒有人在意你是誰，隻是跳給自己看，這一刻他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認知感和快樂。
看樣子學舞的過程沒有想象的難，因為看起來並不簡單的舞步他們也可以全部熟記之後整齊地一起跳起來，開心地笑著、跳動著，畢竟現在正是他們應該享受音樂、舞蹈和激情的年紀。白天，車間裏單調的重複勞動中積攢下10個小時負麵情緒，在晚上兩小時的時間裏就隨著汗水發散出去了。
由於富士康已經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一名警察走過來要求組織者關掉音樂，對他們說，什麽時候富士康不再有自殺，什麽時候再來跳舞吧。但人群並沒有散去，組織者用手敲打著節拍作為伴奏，隨後觀眾也加入了進來，舞蹈還在繼續。
“富士康出事後，我們更加堅定了開始組織大家跳舞的初衷。”羅永兵說他們還有自己的網站和熱線電話，他甚至還申請了富士康的內部免費短號，很多工人都會找他們說心事、倒苦水，這個以跳舞為起點的組織已經逐漸變成了給工人們提供精神支援的基地。
最近他們新學的一個舞蹈是《感恩的心》，主持人在舞蹈的最後部分帶著大家一起為剛剛逝去的生命祈禱，這群年輕人雙手緊握，表情凝重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