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漲薪引發連鎖反應:遷廠一說多是“表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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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供求市場的關係已經在發生轉變

  朱海這兩天有點鬱悶。6月初,他被炒魷魚了。他本在上海浦東一家電子元件加工廠工作,是有5年資曆的老員工了。而他被炒魷魚的原因,竟是因為工廠給工人們加了工資。

  加薪引發糾紛

  “4月份,上海最低工資從960元漲到1120元,我們廠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當時很高興。但是,6月初就被辭工了。”朱海憤憤地說,“老板的意思是,我們工人工資太高了,他負擔不起,得減人增效,於是我就被涮了,我們車間走了5個人,都是所謂的老弱病殘。我都快 50歲了,還能到哪兒找工作?”朱海長長歎了口氣,很是悲涼。

  記者找到了該公司的人事部門,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電話。他很客氣,也對辭退朱海等人表示遺憾。但是,他說:“公司方麵也是無可奈何,現在漲薪的壓力很大,國家的政策我們必須不折不扣執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級標準給各部門的人員都加了工資,幅度在10%-15%,員工反應良好。然而,我們是勞動密集的代工企業,薪資成本的壓力極大,所以,我們也不得不最經濟地用人。”末了,霍先生猶豫著用神秘的口吻告訴記者,他們老板已萌生意圖往內地發展,那裏用工成本低廉。

  不過,朱海並不以為然,他覺得近幾年公司的生產效率大有提高,利潤也持續上升,給員工加點薪水完全不傷皮毛。“現在主要是農民工太多,我們還沒有能力同老板坐下來談判。”

  其實,加薪也引發了資方的思考。當記者聯係到上海台商協會理事鬱詩禮的時候,他正在趕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來當天(6月15日)他是要回台灣過端午節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裝廠發生一起工資糾紛,他不得不改變行程。“其實,這隻是一個工人不滿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廠部。我不敢疏忽,千萬不要出什麽狀況。上月,我們公司給員工普遍加了工資,有高有低,有人滿意有人不滿,這很正常。”鬱詩禮有些無奈。

  他認為,老板追利潤,工人求漲薪,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無可非議。關鍵是建立一個公正而常態的博弈與談判平台。“我個人認為,大陸已進入勞動力成本麵臨全麵重估的新時期,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已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無限供給轉化為有限供給,這就需要談判,大家要開誠布公。”

  晚些時候,鬱詩禮主動打電話給記者,說他公司的工資糾紛已解決:“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遷廠多是“表演”

  起於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漲薪潮,震幅其實傳至更遠,在多個省份紛紛上調最低工資的背景下,長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漲薪的震蕩波。鬱詩禮告訴記者,最近,他與在上海的一些台商和本地商人餐敘時,話題也不離“漲薪”二字。

  “大家都很關心漲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幾年,在工資問題上,我感覺到工人情緒波動特別厲害。”鬱詩禮說。

  現在應該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主動給工人適當加薪,是一些長三角廠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希望不要發生過激事件,讓自己陷入被動,反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為商人們所提及。“有些代工廠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這可能不太適合中國的文化。”一位台商告訴記者。

  當然,也有遷廠的論調。一些沿海企業放出風聲,因為承擔不了漲薪的重負,要將企業遷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內地或其他區域。鬱詩禮對此說卻並不認同。 “這很大程度是一種表演,希望能對漲薪的趨勢起到一個抑製的作用。遷移很困難,其一,遷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驟增,內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許多,還有,這些企業在當地已享受了稅收優惠,遷移的話,就要吐出這些優惠。”

  “我自己是不會遷廠的。”鬱詩禮幹脆說道。

  經濟發展模式已有轉變跡象

  “我覺得早就應該加薪了,不應該等到現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偏低,單從增長速度來看,勞動者薪酬的增長速度,低於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這樣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

  據野村證券對工業企業勞動力生產率的估算顯示,勞動生產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製造業的工資年漲幅僅為13.2%。

  “我可以斷言,作出加薪決定的企業,不可能因為加薪而影響到企業的生存,他們肯定算計過了,能夠加薪才會加薪。”張車偉說。

  “加薪確實勢在必行。”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學者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教師張錄法也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已經在轉變。雖然是否已出現徹底扭轉供大於求局麵的劉易斯拐點,業界尚有爭論。另外,這段時期以來CPI的上升壓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

  張錄法還提醒記者,長三角地區企業附加值相對較高,需要的是熟練的、素質較高的技術工人,對工人會有培訓等等成本。因此,並非勞動者工資增長10%,就意味著企業的成本增加10%,實際成本增加遠遠不及這個比例。

  這一波的加薪潮,據張車偉的估計,最多也隻能在沿海地區蔓延,不會觸及內地。“現在還隻是個案性的。”

  不過,在張車偉看來,正在萌動的加薪潮,已經帶來了某種令人欣喜的跡象。“我國以廉價勞動力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生產模式,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局麵,短期內不會改變,這兩個月我們的外貿出口有很快增長,這說明工資的增長還不能影響我國的競爭優勢,也還不能扭轉現有的發展模式,但,已經有了轉變的跡象,加薪帶來工人購買力提高,會使經濟結構向著內需方向發展,對出口的依賴程度會有所減輕,今後我們會走向更均衡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麵,張車偉認為,工資的增長還會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兩者是對衝的,我一直主張通過工資適度增長的方式來緩解結構性矛盾,減低我們在國際上的壓力,而不是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方法。工資適度增加,會增加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促進消費,讓經濟更為活躍。”

  資方要讓渡一部分利潤

  加薪是否如郭台銘所說,是一個趨勢,富士康隻是先走了一步?加薪是否會是一個轉折,使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向依賴內需的方向轉變?就種種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勞動協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群義。

  時代周報:勞動者的薪酬增長,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孫群義:勞動者的薪酬增長有幾方麵原因:第一,一段時間以來,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造成勞動者的薪酬增長較慢。第二,隨著經濟回暖,企業具備了支付能力。第三,引導和鼓勵增加一線職工的收入,也是國家的大方針。第四,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並且已存在了很多年。低層次的勞動力比高層次短缺,女性勞動力比男性短缺,這其中便有工資水平因素在起作用,這兩種人工資給得低,造成供給不足。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促成了這次的漲薪。

  時代周報:郭台銘說,加薪是一個趨勢,他隻是先走了一步。

  孫群義:是的,這是一個趨勢,郭台銘比其他企業早做了一個月。長期以來我國由於物料成本、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現在三大成本的平衡已經打破,物料成本由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提升,環境成本我們也付出得太多,因此也有個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問題。怎樣形成一個合理的新的平衡,必須加以考慮。

  時代周報:勞動者薪酬增長,是否會拉動消費,增加市場的有效需求,從而使我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往依靠內需的方向轉變?

  孫群義:中國經濟問題的短板,就在於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不足,我們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是過剩的,要讓大多數低收入群體提高收入,形成有效需求。加薪肯定會是一個轉折,會拉動內需,但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大家擔心會因為成本上升,造成我們競爭能力的下降。因此,需要資方讓渡出一部分利潤,上遊廠家也要讓出一部分收益,形成互贏局麵。

  時代周報:勞動力價格水平怎樣才算比較合理,由什麽因素來決定?

  孫群義:對初級勞動力來說,其價格由勞動力供求關係決定。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前,也就是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狀況改變之前,初級勞動力的收入等於個人生活支出加上必要結餘,結餘應在從事農業勞動收益兩倍以上。達到兩倍,勞動力就會相對穩定。拐點出現以後,意味著有條件出現成熟勞動力市場的流動關係。在中國,勞動力要真正做到按市場價值規律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轉型、經濟體製的轉軌以及人口模式的轉型交織在一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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