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遇羅克這個名字我的心裏就會產生了一種罪惡感,覺得他的死自己多少也有一份責任——一份當劊子手的責任。然後我又理所當然地把這份責任推卸得一幹二淨,因為我並不認識這個比我小一歲的人,他的被抓、被判刑和處死都和我沒有任何關係。而且我是在文革過後,聽一個關於他的錄音報告時,才知道有他這麽一個人。但是這樣的推卸並不能使我完全心安,因為我是當時暴政下的一個非常標準的順民;而暴政之所以能公開殺害正義之士,就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樣是順民的基礎上的。
然而我又感到很僥幸,因為遇羅克被處死時我也在北京,但是我沒有被叫去參加他的公審大會,否則我的罪惡感可能會更重些。因為如果我被叫去參加,我一定會和其他順民一樣,先高舉《毛主席語錄》憤怒地呼喊打倒他的口號;然後又高舉著《毛主席語錄》表示堅決讚同判他死刑,並且立即執行;然後又高舉著《毛主席語錄》熱烈地歡呼由於處死他,從而使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進一步鞏固這一輝煌的勝利。最後作為一種參加公審大會的自然而然的回報,我就和其他順民一起,登大了眼睛仔細觀看他以及其他獲得同樣宣判的反革命被一個個押赴刑場,從而將很快由活人變為屍體,然後又由屍體變為灰燼的刺激性畫麵。開完公審大會後回到家裏一定是很累很餓了,因為光呼喊口號就不知呼喊了多少次,所以無論是吃米飯還是吃饅頭,一定吃得很香。
所以有時我覺得魯迅寫的《藥》,其實並沒有起什麽作用,起碼對於我來說是這樣。雖然它是我上高三時語文課中的一篇課文,而且從學這篇課文到文化大革命不過幾年的時間,可是它被我忘得幾乎一幹二淨。隻記得《藥》這篇文章中有一個叫“駝背五少爺”的,而當時班上恰好有一個背稍微有些駝的人,他從此就獲得了一個“五少爺”的綽號。而且到現在我都清楚記得,當他被我們開心地稱為“五少爺”時,出現在他臉上的那副萬般無奈的尷尬笑容。因而在我的印象中,“五少爺”不是一個好人。
直到現在又重讀了這篇文章才發現,其實“五少爺”這個角色很輕微,談不上是好人還是壞人,要說也隻能說是一個隨大流者。比如在茶館裏,他在別人都說那個人是瘋子後,他才跟著說了“瘋了”這麽一句兩個字的話,以表示他和大家所持有的看法沒有什麽不同。所以我想,如果魯迅的這篇文章寫的是文化大革命,那麽“五少爺”恐怕比我這個標準順民還低調得多。如果讓他也去參加遇羅克的公審大會,他喊口號一定沒有我喊得那麽響亮;《毛主席語錄》也沒有我舉得那麽高;臉上的表情也沒有我那麽愛憎分明。也就是說,如果這齣戲演的是文化大革命,我的背雖然不算駝,但能撈一個“五少爺”當當就相當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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