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低調”複燃
2008年，中國平均每小時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兒出生
北大醫學部性學中心研究員薛大奇曾接診過一名苦惱的病人：他的臉上長滿了青春痘，幾年來內服外用過無數痤瘡藥，但膿腫和結節久治不愈。他最終被確診為二期梅毒，這才是痤瘡的罪魁禍首。
不久前，一篇發表在著名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論文對中國的梅毒現狀提出警示。這篇由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性病控製中心副主任陳祥生和兩名外國專家共同撰寫的報告指出，自從青黴素普遍使用以來，“還沒有哪個國家的梅毒發病率出現了如此大幅度的增長。”
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信息係統收集的數據表明，2009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不包括港澳台)共報告梅毒327433例，較2008年增長了17.09%，居全國乙類法定傳染病發病數的第三位。在報告係統比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為最經常被報告的傳染病。
這一數據隻揭開了中國梅毒疫情的冰山一角。許多感染者沒有症狀，或沒有去正規醫院檢查，他們都不在監控數據內。“實際發病率還要高很多，”陳祥生告訴本刊記者，“梅毒已是目前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以更“低調”的麵目死灰複燃
梅毒，一種由蒼白螺旋體引起的性傳播疾病，起源於美洲。1493年，哥倫布和船員將它帶回歐洲，梅毒在歐洲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
1505年，梅毒由印度傳入廣東，新中國成立前，許多中國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達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止賣淫運動，妓院被關閉，涉及人員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費性病治療。1964年，時任北京醫學院院長兼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所長的胡傳揆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鄭重宣布：中國已基本消滅了性病！外媒驚呼，這是“東方的奇跡”。
從此梅毒漸漸淡出公眾視野。中國撤銷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機構，醫院不再開設性病專科，醫學院校取消性病課程。對中國人來說，性病似乎已與己無關。流行病學家、暨南大學醫學院教授王聲回憶說，那時“連皮膚科、泌尿科和婦產科醫生都不懂性病的臨床治療”。
然而梅毒並未絕跡，1979年12月，重慶報告梅毒病例。實際上，此前部分地區已有不公開的零星病例報告。1973年，烏魯木齊確診2例傳染性梅毒，次年又發現1例早發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和人口大量流動，梅毒發病率逐漸增加，尤其是從1993年開始，梅毒病例報告數呈幾何級數增長。在1993年到1999年間，年均增長85%。
與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這種蒼白螺旋體變得更為“低調”。中國去年報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屬於隱性梅毒。隱性梅毒通常不會表現出“長惡瘡、發臭味”等典型症狀，很容易被人忽視，也就更容易傳播。
在5月16日開幕的第五屆全國性傳播疾病防治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疾控中心性病控製中心主任王寶璽指出，如果不加控製，半個世紀前梅毒泛濫成災的現象也許又會重演。
社會文化的“寬容”加劇傳播
因為廉價的青黴素可以治療梅毒，預防梅毒的公共衛生意義往往被低估。
梅毒會明顯增加艾滋病傳播的風險。陳祥生告訴本刊記者，新近的研究表明，非常早期的艾滋病毒感染與其他性傳播疾病感染之間具有非常明顯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造成的艾滋病感染人數占艾滋病感染總人數的至少40%。
令人擔憂的還有母嬰傳染帶來的胎傳梅毒。2008年，中國平均每小時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兒出生。妊娠期間，未治療的早期梅毒可導致25%的死產和14%的新生兒死亡，總的圍產期死亡率達40%。
性工作者、購買性服務者、同性戀等是梅毒傳播的高危人群。廣西自治區疾控中心一位研究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所接觸到的除性工作者以外的梅毒患者，全部是嫖娼感染的。
提供和購買性服務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2009年梅毒疫情分析報告表明，農民、流動人群(農民工)和退休人員的梅毒感染率尤為突出。
王聲將梅毒的重新流行歸結於生物學因素和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處於性活躍期的流動人口為梅毒傳播提供了機會。
“這些人的性知識水平和自我保護意識都比較薄弱。”陳祥生說，他在調查中發現，流動人口對性病、艾滋病認知不清，有近40%的男性在性活動中不用安全套。同時，他們在感染性病後，常因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影響治療。
而社會文化開始接納性服務、性觀念的改變以及婚前性行為，這些因素也為梅毒傳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男男性行為者(M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高危人群。2008年4月起，中國對全國主要城市的MSM人群進行篩查，發現該人群HIV感染率為3.9%~4.9%，而梅毒感染率在一些地區高達15.1%~31.3%。
上述人群也加劇了梅毒向普通人群蔓延的可能。在中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戀是已婚人士，他們很可能把梅毒傳播給妻子和孩子，而相關的社會防控體係並未建立起來。由於害怕被歧視，高危人群往往不去尋求專業的診療服務，這進一步加劇了傳播危險。
汲取50年前的經驗
“如何控製梅毒感染，是當前必須重視的問題。”陳祥生說，與解放初那場聲勢浩大的消滅性病運動相比，目前梅毒的防治工作難盡如人意。過去幾年中，中國疾控的工作重點主要在艾滋病防治，在控製梅毒方麵一直缺乏動力。
公共投入不足導致了惡性循環：一方麵梅毒等性病形勢嚴峻，另一方麵性病醫療市場混亂，又加重了梅毒等性病的進一步流行。“在正規醫院進行梅毒檢測和治療，最多幾百元就夠了。”杭州一名婦科醫生告訴本刊記者，“但幾乎所有梅毒患者，百分之百都曾在個體醫生或非正規小診所就醫過。”
這些非正規診所動輒收取幾千上萬乃至數萬元，“其實還是進行青黴素治療，但他們會在外包裝上換個聽起來很專業的外國名稱。”該醫生介紹說，因為延誤治療，病人長期不愈，而小診所的治療一定程度上僅僅是在緩解症狀，這批慢性患者在社會上等於起到了傳染源的作用。
“如同艾滋病防治一樣，對梅毒的防治也應有公共衛生補貼。”陳祥生希望，公共財政能夠覆蓋到性工作者和同性戀等高危人群的梅毒篩查與治療。在已經實施類似政策的西方國家，梅毒的發病率就得到了有效控製。
這一嚐試已在國內某些地區開展，廣東江門去年起開始了梅毒的免費篩查和治療，當地希望借此探索出一種快速篩查、歸口管理、免費治療的梅毒防治模式。
陳祥生說，盡管中國的醫療權威機構已采取措施來改善梅毒的預防控製狀況，但在邊緣人群中成功控製梅毒蔓延還需要整個社會做出相應的調整。“50年前中國在梅毒控製方麵的一些基本要素仍值得重視：即梅毒檢測和治療的常態化、多學科合作以及政府的深度支持。”
近日，衛生部疾控局副局長郝陽透露，中國梅毒控製規劃正在製定之中；乙肝、 艾滋病以及梅毒三大傳染疾病聯合篩查，今後有望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但是，光有財政投入和技術支持還不夠，“還要讓已經淡忘梅毒危害的公眾重新意識到這個公共衛生問題的重要性。”陳祥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