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期間是中國新聞開放沒有管製的期間。尤其是南方，香港電視報道不斷，大人小孩都知道事情前前後後。整個運動充滿悖論。運動一開始是支持黨內一派反對黨內另一派，後來普遍定義為民主反對專製甚至說是反對共產專製，這種定義如果不是謬誤的話，至少是不全麵的。倫敦農民前些天給的廣場錄音中學生高唱《國際歌》，和西媒渲染的反對共產專製之論大相徑庭。
當時廣東開發特區實驗完畢，結果是經濟上去是黨內樂見的，思想西化是黨內不樂見的。胡耀邦是不忌諱西化的，是第一個倡導國家領導人穿西裝的。關鍵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思想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共產黨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衝突太大。這個個人主義的思潮，就是知識分子民主訴求的基石，也是腐敗現象的溫床。沒有什麽東西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也沒有什麽進步是沒有成本的。沒有成本的進步無需努力，也沒有阻力。
六四悖論很多。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黨內不知道究竟繼續改革還是停止改革開放。六四鄧南巡選擇了繼續改革開放一途，這個應該可以注解六四事件的實質。當時反對改革開放的是人們對物價放開後的上漲不滿，據說天津物價開放是軍隊是到街道上防止民眾鬧事，這就表明了“建設民主中國”和“發展民營經濟”的不兼容性，因為物價放開是建立民營經濟的開端，而軍隊維持顯然不是民主社會。
工人支持六四學生，是麵臨下崗的不確定性。市民支持學生，是對物價上漲的不滿，學生懷念以故黨總書記，是對腐敗的不滿。可惜，這些六四運動的各種因素都被抹殺了，是剩下殺人和被殺每年重複著，重複著那次事件的悲劇。狄更斯《雙城記》就記載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悲劇，但我沒有看見現在曆史學家譴責法國革命的。中國曆史就是那麽尷尬，89年就是“民主”與“市場經濟”不可兼而得之，中國麵臨選擇，先走那一步？
另一個悖論是，中國當時是投靠美國的。自衛反擊戰我怎麽看怎麽像是中國入夥美國自由世界的投名狀。六四後鄧繼續開放，是繼續融入美國經濟圈，即六四反映的黨內鬥爭是崇美西化派占了上風。實際上，六四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印度發生了一個不小於天安門事件的慘案，政府鎮壓了一個宗教團體，死傷人數比六四多。後來甘地被一個小姑娘獻鮮花炸死，我當時就納悶，為什麽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沒被英國殖民統治處死，卻在當權後被印度人民自己炸死？後來網上問一位印度網友，才知道民主印度也會發生類似天安門事件這樣的悲劇的。美國洛杉磯暴動，多少亞裔商店被毀？天安門事件，是悲劇，悲劇的原因，是學生自己已經控製不了天安門了，這和黑人自己控製不了洛杉磯抗議一樣，政府不暴力鎮壓不能製止事態惡化。泰國黃衫紅衫也是和平抗議，他們組織得比廣場學生好多了，所以可以持續更長時間，但最終還是失控。
中國何去何從? 能否沒有腐敗地民主和市場經濟一切建設呢？美國在阿富汗努力了八、九年了，還是很腐敗。伊拉克也建立民主政權了，也是很腐敗。美國也有腐敗。六四如果學生勝利，是否腐敗就少一些呢？東歐在蘇聯解體以後，腐敗現象還是有增無減。或曰：前蘇聯比較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有了，中國隻有市場經濟，沒有民主政治，是一大遺憾。雖然腐敗大家都有。
如此爭論就是意識形態爭論了，是價值取向問題，不是對錯問題，寧願經濟發展快點而沒有民主呢，還是像俄國那樣以經濟倒退以求民主？意識形態可以不顧經濟後果，這中國人已經領教過了，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意識形態換一換，就是“寧要民主的草，不要共產的苗”。經過文化革命了，誰還會為了意識形態去犧牲經濟利益呢？所以，為六四翻案是徒勞的，不得民心。
如果當初六四結局是黨內另一派上台，是否會推遲經濟改革而先政治改革呢？很有可能，中國可能可以走一條更佳的路徑。但是，學生有幾次機會可以成全趙紫陽，第一次是趙紫陽亞行講話。學生那次回校上課就成功了。後來一次趙紫陽廣場講話，那次學生已經失控了，把趙紫陽也拉下水了。但那也是或許，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差，但無論好壞，都可以避免暴力結局。暴力沒能避免，是中國缺乏民主，不單缺乏民主政治，而且缺乏民主社會，缺乏民主文化。中國還在前進。中國民主進程雖然曲折，但還在前進。隻是不知海外民運作用究竟是促進了中國民主，還是阻礙了中國民主。靠外國勢力壓中國民主，隻能是使得中國民主進程更加緩慢，因為民主是要中國人自己做主，不是要外國人做中國人的主。我們目睹了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民主了，要麽是失敗國家，要麽是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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