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為什麽中國愛“鬧”學潮？
自從中國有了現代學府以來，“鬧”學潮的事就一直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莫過於1919年的“5.4.”和1989年的“6.4.”。為什麽中國學生愛“鬧”學潮呢？我看主要有這麽兩個原因：
1。總體上來說，青年學生是最熱情、最敏感、最具有理想色彩、最向往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最少於世故、也較少家庭負擔。他們願意發聲、勇於充當社會的良心。這些特點，對全世界的青年學生來說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2。中國政府是專製政府（包括49年前的國民黨政府和49年後的共產黨政府）。一方麵，老百姓很難有效地對非民選官員實行監督、對貪腐無度的官員無可奈何；二是國家實行政治高壓政策、搞輿論一律，老百姓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民怨無良性的宣泄渠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鬧”學潮也就成了青年學生作為社會的良心發聲的最後選擇。
在49年以前，因“鬧”學潮而屢屢被譴責、受詛咒的主要是中共。什麽煽動學運、利用學生、蒙蔽青年、鼓吹赤化（與現在的鼓吹西化是一樣的罪名）、投靠外國（蘇聯）、出賣國家、受國外操縱與資助，等等，中共什麽樣的罪名都擔持過。不過中共也不算是太冤。就象後來的中共黨史所承認的那樣，共產黨所領導的學運，對於幫助喚醒人民大眾、瓦解國民黨的統治，所起到的“攻心”的作用是怎樣估計都不過份的。
30年河東、30年河西。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了政權。由於中共高官中雲集了眾多的學運專家，新政權對於如何有效防範學運很有辦法。但委是如此，“鬧”學潮的事還是無法完全杜絕。
第一次（或第一階段）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57年，即著名的“反右”運動。這次運動所涉及到的其實不僅僅是學生，而是整個全國的知識界。與以往不同的是，57年知識界的“鳴”、“放”，主要是由共產黨的“引蛇出洞”的“陽謀”調動起來的。其結果大家都知道，鄧小平為首的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最後將全國的右派、準右派一網打盡。
第二次（或第二階段）是66年至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次運動由全民參與，學生在運動的前期充當了無可爭議的主力軍。文革涉及麵之廣、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可稱得為空前絕後。文革的特點是：運動的形式不是簡單的官民對立，而是毛澤東出於反修防修、淨化共產黨政權的肌體的考慮（亦不排除權力鬥爭的因素），借助群眾運動的威力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三次（或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蓬勃興起的80年代的曆次學潮。這是學生自發的、真正意義上的“鬧”學潮。這一時期的學潮以6.4.天安門事件為謝幕式。共產黨幾乎是完全照抄了當年國民黨所用過的語言詛咒學潮。比國民黨老蔣和北洋軍閥段祺瑞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鄧小平等人調集了多路野戰軍進入首都北京、以坦克和機關槍鎮壓了學生與市民的和平“暴亂”。作為武裝鎮壓的直接結果，學生、市民們嚇怕了、學乖了，再也不敢/不願充當什麽社會良心了，所以二十一年來中國大陸上也就再也未出現大規模的學潮。與此同時，中國官員腐敗到了極點、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擴大到了極點、中國國民“實際”（又叫做冷漠）到了極點、中國的社會道德淪落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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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有了現代學府以來，“鬧”學潮的事就一直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莫過於1919年的“5.4.”和1989年的“6.4.”。為什麽中國學生愛“鬧”學潮呢？我看主要有這麽兩個原因：
1。總體上來說，青年學生是最熱情、最敏感、最具有理想色彩、最向往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最少於世故、也較少家庭負擔。他們願意發聲、勇於充當社會的良心。這些特點，對全世界的青年學生來說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2。中國政府是專製政府（包括49年前的國民黨政府和49年後的共產黨政府）。一方麵，老百姓很難有效地對非民選官員實行監督、對貪腐無度的官員無可奈何；二是國家實行政治高壓政策、搞輿論一律，老百姓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民怨無良性的宣泄渠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鬧”學潮也就成了青年學生作為社會的良心發聲的最後選擇。
在49年以前，因“鬧”學潮而屢屢被譴責、受詛咒的主要是中共。什麽煽動學運、利用學生、蒙蔽青年、鼓吹赤化（與現在的鼓吹西化是一樣的罪名）、投靠外國（蘇聯）、出賣國家、受國外操縱與資助，等等，中共什麽樣的罪名都擔持過。不過中共也不算是太冤。就象後來的中共黨史所承認的那樣，共產黨所領導的學運，對於幫助喚醒人民大眾、瓦解國民黨的統治，所起到的“攻心”的作用是怎樣估計都不過份的。
30年河東、30年河西。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了政權。由於中共高官中雲集了眾多的學運專家，新政權對於如何有效防範學運很有辦法。但委是如此，“鬧”學潮的事還是無法完全杜絕。
第一次（或第一階段）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57年，即著名的“反右”運動。這次運動所涉及到的其實不僅僅是學生，而是整個全國的知識界。與以往不同的是，57年知識界的“鳴”、“放”，主要是由共產黨的“引蛇出洞”的“陽謀”調動起來的。其結果大家都知道，鄧小平為首的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最後將全國的右派、準右派一網打盡。
第二次（或第二階段）是66年至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次運動由全民參與，學生在運動的前期充當了無可爭議的主力軍。文革涉及麵之廣、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可稱得為空前絕後。文革的特點是：運動的形式不是簡單的官民對立，而是毛澤東出於反修防修、淨化共產黨政權的肌體的考慮（亦不排除權力鬥爭的因素），借助群眾運動的威力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三次（或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蓬勃興起的80年代的曆次學潮。這是學生自發的、真正意義上的“鬧”學潮。這一時期的學潮以6.4.天安門事件為謝幕式。共產黨幾乎是完全照抄了當年國民黨所用過的語言詛咒學潮。比國民黨老蔣和北洋軍閥段祺瑞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鄧小平等人調集了多路野戰軍進入首都北京、以坦克和機關槍鎮壓了學生與市民的和平“暴亂”。作為武裝鎮壓的直接結果，學生、市民們嚇怕了、學乖了，再也不敢/不願充當什麽社會良心了，所以二十一年來中國大陸上也就再也未出現大規模的學潮。與此同時，中國官員腐敗到了極點、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擴大到了極點、中國國民“實際”（又叫做冷漠）到了極點、中國的社會道德淪落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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