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 蘇偉
非常高興到中國政法大學來和咱們老師一起來探討重慶模式問題（我本來不同意“模式”這個提法，但現在流行，隻好借用一下）。講三個大問題，第一簡單介紹一下重慶直轄的背景，第二講講薄熙來重慶新政的要點，第三談談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其實薄熙來的新政就是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第一， 簡單介紹一下重慶的曆史發展與曆史使命。
我們都知道，1997年重慶直轄，直轄當天，國務院命令我國駐聯合國使團在聯合國大廳的地圖上標明中國第四個城市，就是重慶。 所以直轄的效應是立即波及全世界。雖然重慶是一個直轄市的體製，但是它的幅員麵積是82000平方公裏。我們其他三個直轄市麵積加起來還隻是它的一半，它其實和一個省差不多了。我們東部沿海的江蘇和福建就是十來萬平方公裏，和重慶差不多。寧夏自治區大約6萬平方公裏。所以重慶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直轄市。直轄當年，有一個說法 說是北京是首都直轄市，上海市經濟直轄市，天津是一個工業直轄市，那重慶是一個農民直轄市。重慶的市樹，叫黃葛樹，有人說是老農民的形象，重慶的市花，叫川茶花，有人說是一個美麗的村姑的形象。所以重慶給人的感覺是，一直轄就與農民聯係起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重慶目前3200萬人口，有戶籍的城鎮人口隻有1000來萬，所以可以說是農民直轄市。但是重慶有一點名氣，是與美麗相聯係，有三美：美景、美食、美女。重慶的景色尤其是夜景確實很美麗，因為它有山有水有城，而且是兩條大江繞城。重慶的美食當中，最有名就是火鍋。當然還有重慶的美女，重慶的美女很有名。有一個說法，到了北京知道你的官小，到了深圳知道你的錢少，到了重慶，你就知道你結婚太早。
為什麽重慶要直轄？當時它的經濟總量一點不大嘛。當然我們都知道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為了三峽工程。三峽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水利工程。他的資金、技術難度都比較大，但都不是最大的問題。真正難度大的就是它有100多萬的移民：這100多萬的移民能不能移出來、能不能穩得住。國內很多人、國外很多政府都懷疑我們是不是能夠把移民的事做好。確實，亞洲第幅員六大國蒙古，就100多萬人，世界上少於100萬人的國家多了是。三峽水庫移民，相當一個國家的整體的遷移。所以被稱為“世界級難題”。這個是三峽工程成敗的關鍵。為什麽重慶直轄與此有直接的關係？最初方案與重慶無關，是準備成立三峽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萬縣、涪陵三個地區組成。已經都成立了一個籌備組，後來又放棄了。為什麽放棄了，就是成立一個三峽省把庫頭庫尾都管住，對移民來講可能是更好一點。但是移民不但是要搬家出來，而且100多萬人搬出來之後要致富才能穩定啊，而要致富就得有一個大工業基地給他們以帶動，那當然就隻有重慶了，所以決定就讓重慶直轄。移民工作，重慶做得很好，十幾年來移民確實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三峽大壩蓄水已經兩次到了175米，累計移民120萬。移民其實農民為少部分，多數還是城鎮居民，包括有幾座縣城，好幾百個鄉和鎮。這張照片是張飛廟。張飛廟這一類的古跡很多，我們都是把每一匹磚，每一匹瓦，每一塊木料都編上號碼，然後到一個新的地址，重新給它裝上去。整個移民搬遷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重慶做得很成功。
國內很多人、國外很多政府懷疑三峽工程的第二個理由，就是你三峽水庫修好以後，你庫尾有一座特大型的重工業城市，不把這個世界最大的水庫汙染了才怪。確實，重慶到前的支柱產業都是傻大黑粗的冶金、化工、機械製造等等，它是我們國家常規兵器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當年為了抗戰就把兵工主要擺在重慶，有幾座重要的兵工廠還是蔣介石這個還是比較務實人親自乘車乘船來選定的廠址。這些兵工廠現在或將來還會是我們中華民族患難時生存的底線基礎——極而言之，萬一最壞的局麵出現就是，沿海包括北京被打成一片焦土之後，我們中華民族還可以依托於此，至少人人能手握一支鋼槍吧，然後絕地反擊。所以必須要有這樣一個常規兵器工業基地。為了配套，在沒有相應資源的情況下，也要有配套的工業產業。譬如說冶金，重慶沒有一點鐵礦石，但是有一個在我們國家也相當厲害的重鋼，它是叫花子企業，吃千家飯（鐵礦石），全國全世界，到處去討口，運那麽遠，但是該保它。它技術也是非常先進的，它可以煉出特種鋼。所以重慶的產業門類是非常齊全的，是能夠配套支撐戰爭的這樣一個城市。所以這樣一個特大城市，它不汙染你的三峽水庫，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國外有人講：三峽是上帝賜給我們全人類的，雖然在中國，也不是你中國自己的，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那麽美麗，不能你中國人把它汙染了，所以反對我們修三峽。當然重慶生態保護工作也做很很不錯。大家知道重慶是一個很美的地方。這幅照片是重慶的一個湖，叫做長壽湖，是一個水庫，它的自然景色比千島湖還要好得多，隻是沒有錢來打造。現在千島湖全國人民都遊膩了，忽然發現重慶有個長壽湖。你看這個壽字，天然形成的，國家旅遊局準備投資，據說是好幾百億，將來可能是比千島湖還要好。這是重慶保護生態的結果之一。重慶的工業，包括重化工業，在大發展的同時，它一方麵也還在汙染，但是治汙的速度現在還是超過了排汙的速度，所以這個長壽湖以前是一個汙染很嚴重的一個湖，是當年蘇聯援建我們國家150幾個重點項目之一，幾十年的汙染。直轄以後，才治理，治理很見成效，所以這個也是重慶經驗之一，重化工城市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沒有惡化，還略有改善。當然問題還是有，有的是水庫建成後突出出來的。三峽水庫它現在成庫以後，每年到了秋冬天，它就開始蓄水，蓄到175米，大量發電。到了雨季要來臨之前，它就要將水位降下來，降到135米，那麽兩岸就有30幾米冬天春天是水淹沒的地方，到了夏天最熱的時候，反而要露出來，爛泥、水草等等，太陽一暴曬，那個汙染問題可想而知。這個三峽又是一個江河型的水庫，從大壩一直到重慶的朝天門有600公裏，1200裏，兩岸都有水平下降部分夏天太陽暴曬問題。還有地質災害等等問題。它也不是工業汙染，而是巨型水庫本身要帶來的問題。當然，重慶畢竟是一個重化工城市，你就是引進再先進的技術，譬如說這長壽湖不遠這個地方有一個化工園區，是一個世界級的，它的園區有20平方公裏。著名的巴斯夫化工企業進來了，它有6道工序，6道防護牆來防止它的汙染。但是本身防護再好，其他環節也可能出事。不久前有一艘在三峽水庫沉沒，幾個集裝箱裏麵裝的是什麽呢？高錳酸鉀這個劇毒。所以有很多潛在的危險。
重慶設直轄市，為什麽沒有設一個重慶省，或者三峽省呢？據說最初也有設一個省的考慮。鄧小平早就講過，四川太大，要解決它太大不便管理的這個問題。而且這麽大一個中國，行政管理怎麽弄才好的問題遠沒有解決。大家都知道， 80年代出了一套華夏叢書，其中就提出中國大概50個到100個省級行政單位比較合適。這樣免得諸侯勢力太大。回到重慶，如果搞一個省，重慶還是一個省轄市，省轄市和省的矛盾將會非常非常大。所以為了避免那個矛盾，所以中央很高明的就讓重慶直轄。這樣可發揮中國西部最大一個老工業基地的作用，而且還可以探討一個為將來50個到100個這麽大省級行政區的怎麽管理創造經驗。所以這個也是重慶直轄的又一個原因。這樣振興老工業基地這個目的也容易達到了。
能不能移好100多萬移民，能不能保持三峽水質的安全，這個實際上是重慶直轄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重慶這個直轄市很重要的一個曆史任務，而且應該是我們現在考察重慶模式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很多模式，它不單是領導人想出來的，更是這現實的問題它提出來的。既然重慶是一個“農村直轄市”，那麽現在重慶模式的很重要內容，就是從這個特殊調情發展演變而來。大家知道三峽地區本來就是號稱“天險”的大巴山區，又經幾十年“不上不下”（三峽工程曾擱置幾十年，然而又不能庫區投資）、“不三不四”（中央決定修三峽水庫後，動議中三峽省不可能投資，四川省也不願投資），故窮上加窮。重慶在直轄之前，一點不窮，隻有一個貧困縣叫潼南，其實是個魚米之鄉，因是一位前國家元首的故鄉，據說因此得了一頂帽子，好給點支援。但是一直轄，重慶真窮慘了——40個區縣，就有20個貧困縣，其中17個是貨真價實的國家級貧困縣！直轄時的絕對貧困人口有360萬。什麽是絕對貧困，大家知道就是一年有那麽幾天，十幾天甚至是幾十天，肚子還吃不飽。一個是三峽庫區，在一個就是武陵山區，出土匪的地方，武陵山區就是紅四方麵軍的一個根據地。凡是紅軍的根據地，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較貧困的。盡管經過十幾年我們大力的扶貧，但是目前仍然有30來萬人就是絕對貧困。他們那些地方就是人無法生存。90年代我曾經到一個貧困縣去調查過，汽車到了公路的最高處，然後翻山，翻了2個多小時到了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老百姓來歡迎我們，喊的口號居然還是毛主席萬歲。因為青壯年早就出來打工了，它那地方又沒有報紙，甚至於不如文革了，因為文革的時候還有高音喇叭，有手搖的電話，現在這些都沒有了，那麽手機老百姓用不起，所以還停留在毛主席萬歲的那個時期，這都是實情。
一個是經濟要發展，再一個就是三峽水庫要保證安全，更重要一個就是你一個“農村直轄市”的農民還得脫貧致富，這些就成為重慶模式的一個背景和要解決的難題。
第二，介紹一下我理解的重慶新政的要點。
薄熙來是我們黨內和我們政府內很少的“個性官員”之一。由於儒家思想長期熏陶，曆史上中國人受儒家長期毒化。儒家要求所有的官都要遵禮教、守禮製，而禮教、禮製又是 “吃人”的，包括官僚自己都要被吃掉，人性個性都被吃得幹幹淨淨，這個是曆史基礎，也影響我們現在。每一個共產黨員講究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是共性。這個本來也是黨性的要求，但是這個共性與人的個性形成一對矛盾，而絕大多數官員的個性都被共性淹沒。薄熙來是把和共性和個性結合得比較好，並統一到較高度黨性的高官之一。個性突出，不管在哪裏，都自然會有爭議。但人的個性的自由而充分發展這個東西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方向，一個本質，一個追求。這是個題外話。薄熙來來到重慶時間也不長，他有哪些新政要點呢，我給大家做一個可能不全麵的簡介。
首先，薄熙來對自己要求很高，對重慶發展的要求很高。他來重慶先調研，不久就在我們市委黨校，把全市的區縣部門的一把手都找來，作了一個可以叫做施政綱要的講話。我聽了後覺得價值目標定得好，體現在他的兩句話中，就是“成後來之上之事，是非同尋常之舉”，也就是要求重慶要後來居上。這就定了重慶的誌向，包括市委市府也包括3200萬重慶人的誌向。這個誌向是要決定方向、決定目標、決定成敗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後來居上”，而且公開宣示，這是我們重慶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啊。現在給重慶立了這樣一個誌向：要居先於我們直轄的京津滬之上。當然不說你的發展水平在很短的時間裏超過它們，那是不可能的，相當一段時間是不可能的，將來也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點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薄熙來要求是必須的，就是重慶的工作、重慶的發展速度要趕超京津滬。這是薄熙來後來一係列重大舉措，包括幹部大培訓、大“輸血”，大輪崗，包括唱紅打黑，包括幹部“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具體內容下麵要講）等等出台的著眼點。對幹部的要求、工作、責任要超出京津滬，對此我覺得表現出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品格。毛主席的名言就是政治路線決定之後呢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而這對重慶意義特別重要。因為重慶它的直轄是升格，本地幹部職務不變而行政級別均升一級。升成與其他直轄市一樣，區與部門正職均為正廳級，縣的正職是正兒八經的副廳級，區下麵街道鄉鎮正職為正處級，縣下麵街道鄉鎮正職為副處級。盡管引進了不少外地幹部，但重慶本地大批的幹部，有他的好處，就是直接從基層實踐中來，但是畢竟階梯環節要少一些，比如從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很低的鄉鎮不多不久就到廳局級，你的工作水平啊，工作程序啊，工作規範啊等等，就不夠，甚至比起四川省等鄰近省區，由於別人從鄉鎮上來，經過縣、市等環節，你沒有，所以很多方麵還差。所以薄熙來首先要求重慶幹部隊伍的工作要比肩京津滬，整個發展目標要後來居上，發展路徑要非同尋常，這，可以說是重慶模式內在的一個精、氣、神。如果沒有趕超先進水平的明確目標和要求，可以說就出不來任何好的“模式”。像毛主席鄧小平他們那樣，首先要求我們中國不管怎麽發展，但目標一定非常遠大，盡管毛主席後來他急了些，想找條近路結果欲速不達，但是後來鄧小平看到他的路子不行，找了條新路，然而目標還是要趕超，這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薄熙來對重慶有這個要求，可以說是重慶創造的一切“模式”的主觀基礎。
那麽具體講呢，可能也不一定對啊，我概括幾點薄熙來新政。
薄熙來新政的第一個內容，是以胡錦濤對重慶的“314”戰略部署為重慶各項工作的總綱。抓綱治國，這是毛主席的高明的領導方法。當然毛主席後來講的“綱”是階級鬥爭，錯了，但這隻是技術性的問題，抓綱治國本身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這是非常對的。薄熙來到重慶來後一直強調這個總綱。而這個總綱的核心，就是“314”部署中的“3”——對重慶的三大定位，即要求重慶成為西部重要的增長極、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要理解這三大定位的意義，必須了解“胡溫新政”這個大背景。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國啊目前麵臨五大矛盾，“胡溫新政”即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就是要解決這五大矛盾。
五大矛盾一是城鄉矛盾，“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二是地區矛盾，鄧小平講東部先發展起來，到世紀末再幫助中西部發展是對的，但政策執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使得大家可能都沒想到這個城鄉地區的差距會這麽大，再下去要危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了；三是經濟與社會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軟的新發展導致的，包括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民生問題等等，都很嚴重，整個民族道德大滑坡，危險得很；四是人與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五就是內需與外需的矛盾，不願意為還較窮的中國人服務而更願意為較富裕的外國人服務，導致辛辛苦苦為人作嫁，甚至別人打噴嚏我們發燒。
而五大矛盾的大病根之一，就在於我們地方把本來是一個很對的思想和正確的戰略，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後來在貫徹執行中嚴重異化，就是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異化轉換為以GDP為中心。而中國這些年呢又是市場經濟，同時又是政府經濟，是政府內化為市場機製核心的市場經濟，所以政府的行為比市場的行為更大地在推動、在左右經濟的發展。其好處是全黨動手搞經濟，但由於以GDP為中心、GDP掛帥，就要出問題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座的都是縣長市長省長，手裏麵都有一個億十個億一百個億的資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這個好，但是又異化為以GDP為中心，上峰又以GDP的增速來考核我的烏紗帽，那麽我這一個億十個億一百個億，是投入城市還是投入農村GDP增長快呢，是投入東部或者發達地區還是 投入落後地區GDP增長快呢？是投入經濟領域還是投入民生等等社會領域GDP增長快呢？還是投入建設領域還是投入環保領域GDP增長快呢？是擴大出口還是供應內需GDP增長快呢？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這個慣性發展，加劇了原本就存在著的五大矛盾，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榮農村凋敝、沿海富裕內地貧窮、經濟發展社會落後、建設飛快汙染嚴重、抑製內需拚命出這位這樣的發展方式再也不能夠再繼續了。如果再不覺悟，或者再任由這種發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團繼續推動這種發展方式繼續慣性運動，那麽有可能到某一個節點，經濟、社會發展陷入崩潰性的災難。這個情況是中國人都看到了，當然黨中央看得就更清楚了，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
而我認為，“重慶模式”就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範本。它的背景，它的著眼點都出自於這五大矛盾。而這五大矛盾呢，除了第五個，在我們重慶可以說是特別集中，特別突出。所以這個“重慶模式”，所以薄熙來講重慶工作的“總綱”和解決這幾大矛盾，都是有直接關係的。
你比如說這第一大矛盾，我們知道，城鄉居民收入比，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公不公平、公不公正的一個重要指標，2.4比1，就和基尼係數的4.0一樣，是黃線了；3.4比1，就和基尼係數的5.0一樣，是紅線了。我們國家城鄉居民收入比現在大約是3.3比1，重慶一度達到了4比1！以這個標準看，重慶就是一個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地方。當然不能簡單地搬西方的數據，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曆史上毛主席在的時候城鄉差距就很大，但現在大得過分了。現在全世界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就是2點幾比1，發達國家接近1比1。這是人類文明潮流啊。即便不從道德上講，就從發展上講，城鄉差距太大，也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最大問題——產品過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中國占多數的農村居民太窮，買不起多少工業品，例如即便科學發展觀提出幾年以來，從03年到07年這五年，大家都知道這期間中央非常重視三農問題，什麽減免農業稅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啊等等等等，惠農支農政策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全國商品零售總額，鄉即鄉以下所占的比重，仍然從大約25%降到了約20%。這就是為什麽中央這幾年也都一直在講的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麵臨的第一大問題就是“發展的內在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占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太窮，他就買不起多少工業品，工業品生產就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就困難，失業問題就嚴重。再加上出口受阻，那麽這個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所以科學發展觀提出五統籌啊，把統籌城鄉放在第一位，確實有道理。而重慶模式突出了城鄉統籌，確實符合科學發展觀。而且這個“新政”不僅是薄熙來的，汪洋在的時候就強調統籌城鄉。薄熙來繼續，並且做的更好。
再比如第二大矛盾，地區矛盾。全國是東中西部，重慶自身還有一個較發達的“老重慶”地區與直轄後新進來的三峽庫區（大巴山區）和武陵山區（五個縣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差距問題。前麵講了，重慶主城區，作為我們國家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就憑它單獨就可以支撐中華民族絕地反擊這樣一個工業基地，它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厲害啊，東部做做玩具啊、衣服啊，和做飛機大炮的不能比啊。這樣一個主城區，和三峽庫區，和武陵山區（那是紅四方麵軍重要根據地，窮才革命嘛），發展差距比全國東中西部大得多。直轄的時候，三峽庫區還有十幾萬住山洞的農民，這個地區差距可想而知。我們知道，這個地區均衡發展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基礎，差距太大了很危險啊。你別說是內地人到沿海一看心裏麵有氣，就是我們三峽庫區、武陵山區的人到我們主城區來看他們都有氣。幹部待遇因此也極不公平公平啊。我們都知道現在公務員收都“陽光”了：基本工資總理給，全國一樣，但地區津貼由各省長、市長、縣長給，富的多得很，窮的少得很。重慶主城區與三峽庫區幹部相比，地區津貼相差有好幾倍。但庫區幹部十幾年累死累活移民多難啊（三峽移民真我們民族的一部史詩，但現在宣傳很不夠），但收入就是比我們比起來舒服得多的主城幹部少得可憐！我們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最低的貴州差距上了10倍，也是世界之最。除我們之外差距厲害的印度最富與最窮的邦這個差距不過4倍，發達國家國內普遍不到1倍。所以這個地區差距啊，它的政治意義甚至大過它的經濟意義。
至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矛盾，就不用多講了，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說，足矣。不過這三座大山，由於重慶模式的作用，在重慶反而要輕很多。人與自然的矛盾，前麵講過，重慶要保證三峽庫水的安全，也解決得不錯。
那麽針對這些矛盾，在科學發展觀提出的背景之下，胡錦濤給重慶有一個發展戰略定位叫做三大定位，就是薄熙來要求作為重慶工作總綱的三大定位。
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慶建設成西部重要的增長基地。把這個定位放到統籌區域發展觀背景之下就非常清楚了：西部這麽大，不可能平鋪推進，要選幾個點，跨越式發展帶動，整個西部縮小東西部的差距。這是中華民族團結、我們國家統一鞏固的重要根基。這是第一個定位。重慶模式符合中央這個指導精神。
第二個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慶建成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有的專家講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弓箭戰略，中央沒有明提，但實際上有這個事。正好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十年一步：79年四個特區，80年十四個沿海城市開放，這個弓背很快就發展起來了；90年國務院出台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戰略，以浦東為龍頭，包括重慶九江蕪湖武漢南京五大城市對外開放，所以長江經濟帶這支箭呢很快就打造出來了；又過十年，99年江澤民在西安宣布西部大開發正式啟動，西部大開發重點區域呢，正好就是這根的弦。西部大開發實施8年，胡錦濤又要求重慶加快建成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所以我們體會，至少有兩個任務吧，第一是幫助把這根弦打造好啊，就是前麵講過的帶動西部加速發展；第二要把這個長江經濟帶這支箭的箭尾打造好。這樣中央才能張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紀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將長江經濟帶這支箭（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箭，珠江經濟帶啊、隴海大陸橋經濟帶、黃河經濟帶等等）射出去。這個是第二個定位。重慶模式也符合中央這個指導精神。
第三個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中央對京津滬已各有定位，那麽重慶這個新直轄市的特點呢，就是統籌城鄉發展。這裏有張圖，是我們在巫山考古挖出來一個青銅鳥叫太陽鳥，又叫火鳳凰。重慶一個藝術家慧眼獨具，把鳥形做成一個通透圖，正好與重慶的版圖重合，40個區縣，一個不拉全覆蓋，它的心髒就是重慶的主城區，它的血液係統就是重慶長江烏江嘉陵江的水係，而且它的頭不偏不倚正好伸到重慶唯一出過前國家元首的縣叫潼南縣。這真是有點神啊！而我以它來說明：重慶主城不過是一顆心而已，單獨去跳，撲騰不了幾下，所以必須統籌城鄉發展，即隻能作為一隻神鳥整體騰飛。中央後來定了重慶和成都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綜合改革實驗區。這是天意，天遂人意，這是中國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重慶模式也符合中央這個指導精神。
總之，胡錦濤314戰略部署是“胡溫新政”即科學發展這個總戰略在重慶的具體體現，薄熙來反複講以這個戰略部署作為重慶各項工作的總綱，我覺得這是薄熙來新政的根本性內容。
薄熙來新政的第二個具體內容，當然就是轟動海內外的打黑除惡了。這個黑社會啊，中外都古已有之，我們重慶、四川尤其厲害。因為它自古就有哥老會（成員叫袍哥）這樣的民間組織。哥老會等組織它本身是個中性的，就是由於封建政府它的行政力度不夠，很多事情它解決不了，民間豪強隻有自己組織起來解決一些問題，實際上是第二政府。它變黑之前為什麽說是中性的呢？哥老會等不少民間組織包括一直到現在的一些幫派，共同的信條，第一呢是忠於首領，第二呢就是不擾民，不欺負老百姓，第三呢就是不能背叛朋友，江湖道德還是比較高的。如果被好人掌握，在特殊條件下還可以變成做好事的力量，包括清末我們的四川、重慶的保路運動，主力之一就是哥老會，發揮了愛國主義作用，還犧牲了不少的人。如果這些組織被壞人或惡勢力掌握，就會變成黑社會。為什麽重慶的黑社會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搞了市場經濟以後，社會變化很快，政府職能轉換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事啊政府一時也管不了、管不到，需要民間自己來搞。譬如說現在小偷那麽猖獗，一般小偷小盜進了小商店小飯館，現在這個公安局人力財力物力不夠來追他，沒辦法，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民間力量自己組織起來，發揮一些治保作用。重慶有個黑社會自稱是“第二公安局”嘛。重慶以前多年也打黑，但為什麽越打越多呢？一是沒有打保護傘，二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各行業的民間聯係也多了，政府的行業一時管理到不了位，就容易產生與曆史古已有之的哥老會相類似的民間組織，也容易被黑社會掌握。所以重慶黑社會確實厲害。重慶公安局搞了一個打黑展覽，那個收繳的大刀的砍刀是堆積如山，很多血腥場麵的照片，薄熙來看了都說不得了，砍人跟砍牲口似的。不打，重慶能是個青天白日的和諧社會嗎？所以這個打黑是深得人心的。
其實，薄熙來的打黑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黑。因為一般意義上的打黑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共。黑社會厲害了，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都要打。它們確實也打過，意大利打了幾十年的黑手黨。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沒有社會屬性，也麽有意識形態屬性。但薄熙來的打黑為什麽引起那麽大的轟動性影響？因為重慶打黑引向深層次的肅貪反腐。這個意義就大了。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民主滯後，黨員不能監督黨委、人民不能監督政府，導致腐敗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當前肅貪就隻能主要靠“青天”，反腐鬥爭就隻能表現為“青天”與保護傘的鬥爭。腐敗分子是盤根錯節，尤其是要突破保護傘，很難，是不是啊。一般的貪汙、收賄，保護傘有辦法大事化小，但是薄熙來把打黑和肅貪聯係起來，這一招確實重慶的真招，厲害。他是黑社會，他是黑社會的保護傘，即便他還有保護傘，怎麽保他？第一他就沒有這個膽量，第二他有沒有這個本事，所以把打黑和肅貪聯係起來，反腐就相當有效。我覺得這重慶模式一個亮點。
重慶打黑引起關注，還涉及到一個爭論問題。就是包括我們學校的揚帆老師在內的一些同誌，曾經提出：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有原罪，需要清算。反對者很多，這個爭論非常激烈。確實，中國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不但有原罪，還要現在繼續殘酷剝削壓榨工人，有“現罪”。重慶狠狠打擊黑社會頭目，多為民營企業家。有些人就把它聯係起來，認為薄熙來在重慶要“清算原罪”，打擊民營經濟。有人特為此叫好。其實這是個天大的誤會誤傳。薄熙來打的黑色民營企業家，是極少數；他扶持的是多數。在打黑的過程中，重慶的民營經濟有很大的發展，09年內資投資增長近80%。所以重慶打黑絕對不是“清算原罪”。薄熙來對民營經濟的發展是非常支持的。他在重要會議上講，重慶將來的經濟發展是三駕馬車，第一個當然是公有製經濟（我認為這是駕轅的），第二個就是民營經濟，第三個就是外資經濟。對他這個說法，個別人還有點不高興，說那你這個公有製隻占到三分之一，還不是主體啊。薄熙來很重視基本理論問題，來時間並不長，已經點了兩批課題要重慶學者研究。第一批中有一個課題就交給了我們市委黨校，題目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點及其表現”。什麽叫公有製為主體，當然是其中重要內容。這個問題現在爭論激烈，包括北京有很多專家認為現在公有製經濟已經不占主體地位了，其主要理由就是非公經濟占了GDP的大頭。我們課題組的意見，還是按照中央在十五大就確定的說法，即用兩個標準，第一個在總資產中占優勢，第二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中央還是很高明，從一開始就沒有說GDP你要占優勢，沒有說稅收你要占優勢，沒有說從業人員你要占優勢。那麽從資產來講，無論在全國在重慶，國有資產的增長確實快得多，工商業資本是如此，金融資產尤其如此，那非公的不可望其項背。所以薄熙來的三駕馬車說，與公有製為主體是可以統一的。
重慶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還受到極少數人爭議，認為是“搞運動”，認為沒有依法辦事。鄧小平講“再也不能搞運動了”，這是對的。但重慶打黑與這個“再也不搞”的“運動”根本就是兩回事。重慶打黑是首先發動群眾，動員全市的老百姓參與。結果老百姓非常踴躍，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會分子和涉黑的貪官汙吏是群眾實名舉報。這成了“人民戰爭”啊。有那麽多群眾擁護，那麽多群眾參與，不好嗎？從這個意義上，要說是“群眾運動”，也是啊，但絕不是文革那種群眾運動。重慶打黑確實動員了群眾。不動員群眾怎麽打黑？尤其是在黑社會長期以來在公檢法中找了不少保護傘，例如文強這個大貪底下有一批中貪，中貪底下不少幹警吃黑錢相當普遍的情況下，單純依靠公檢法係統，這個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說“依法辦事”得有前提。其實重慶打黑“依法辦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執法的人中有嚴重的問題的情況下。怎麽辦的呢？摻沙子。例如把文強調開，明升暗降以後，把王立軍從撫順調過來作公安局長，並再來個驚人之舉，就是讓他兼任武警重慶支隊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結合起來來打黑。我講是用非常的手段來解決非常的問題。很多事政治和學術距離大得很。學術上講問題要把其他條件排開，在純粹的條件下做實驗或者推理，然後得出一套結論。例如依法治國這套理論同樣如此，把其他條件排開，依法治國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實際上把現實許多條件摻進來以後，就遠遠不是學術上講的理論和程序能解決問題了。所以列寧講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長青的。重慶那棵樹確實是長青的，我們去看重慶模式，尤其是打黑，應該用我們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樹，不應該通過我們的“學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論做鏡子再去照著看那棵樹，那長青的顏色可能讓這灰色的鏡子給變了顏色了。所以對理論我們應該尊重，但更應該尊重的是實踐。對實踐檢驗、群眾評價那麽好的打黑，還指責為“搞運動”、“不依法辦事”的人，要麽可能是紙上談兵的書呆子，要麽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來新政的第三個具體內容，是比打黑意義還大得多的“唱紅”。重慶把打黑與唱紅合稱“唱紅打黑”。唱紅轟動效應不如打黑，但我認為意義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鄧小平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個思想非常非常偉大，但做起來又最難最難。鄧小平講十年最大教訓是一手硬一手軟，其實三十年最大教訓又何嚐不是它！更嚴重的是，後二十年來我們不是不重視，而是這樣抓那樣抓，搞了無數的招數，但效果都不如人意。這曆史背景是搞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應該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場經濟初期，都經濟上坡，道德滑坡。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牽涉到對“斯密之謎”的破解問題。斯密是市場經濟理論的老祖宗，寫“國富論”之前，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講的是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製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控製他自私的感情或行為，從而在自利的個人基礎上建立一個較和諧社會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製它，這個矛盾怎麽解決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終在上帝那個終極價值麵前解決。而我們呢，我們的終極價值觀在哪裏呢？建國後講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後來走了彎路，出現信仰危機，大家不怎麽信了。改革開放後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了，但兩極分化，道德滑坡，於是信仰危機繼續發展。現在的情況是既沒有完整統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論，又沒有西方那種現代化了的宗教，於是中國人的終極價值觀出現真空。為什麽說我們沒有完整統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論呢，就是我們呢，把黨的理論分為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部分，而事實是，毛澤東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強得多，但後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技術性理論要弱得多。我們拋棄它的建設路線，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沒有繼承得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建設是強項，講效率講得好些，鄧小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這個東西說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後來的“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等，就更是一般性的號召了。所以，我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應該搞市場經濟，但又和西方人一樣，得解決一個大難題，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個人利益驅動，與維係人們團結統一的社會道德提升，怎麽能夠得到統一這個難題。西方靠新教倫理，我們靠什麽呢？所依靠的東西不多，就會任由市場經濟的個人利益驅動這種原始衝動，去支配社會道德，那人人都會成為經濟“動物”，人性泯滅。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實，不正在向這方麵發展嗎？
怎樣把毛澤東思想的強項——道德和政治感召力，既其“價值理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強項——建設方式，既其“工具理性”，統一起來，形成我們黨和國家統一的終極價值觀，來使我們黨既能發展市場經濟，又能駕馭市場經濟呢？這可能是我們黨和國家麵臨的一個曆史課題。所以去年國慶高喊毛澤東思想萬歲，可能是想彌補一些東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後，薄熙來都在實踐中讓毛澤東思想“萬歲”。例如他講話，確實喜歡引毛主席語錄，但我不同意有的評論說他在“打毛澤東旗號”的說法。其實，薄熙來同時也在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落實”，他打的是我們共產黨的旗號。共產黨，我剛才講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這方麵，是毛澤東強，但是，經濟建設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鄧小平強。所以，我覺得薄熙來是將其“強強聯合”，哪個強就用哪個。當然由於習慣等原因，他講話引毛的比引鄧的多。我聽過幾次，比方說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共和國建國六十年等，大概映像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語錄的話，大概引三句鄧小平的話，然後胡溫的話各講一條。不是有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為他講問題都喜歡從曆史上講起，從黨史上講起，高屋建瓴，順理成章，這樣當然講毛澤東的話多一點。而且，毛主席涵蓋各方的名言，確實要多些。但是薄熙來講的都是毛澤東好的觀點，是黨肯定的東西，毛主席有爭議的東西他都沒講過，原則性非常強。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可能是想把我們共產黨的毛澤東思想和中特理論中的兩大強項，也包括中國好的傳統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我們3200萬重慶人民的終極價值觀。薄熙來提倡的唱紅，主要是唱這些東西的。思想道德建設這一手怎麽硬起來，確實是30年的難題。薄熙來唱紅，包括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可能是使“這一手”硬起來的破題之舉。因為以前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離群眾的生活有距離，而唱讀講傳就是一場重慶人民的“新生活運動”，與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四川、重慶那些地方的人喜歡打麻將、鬥地主，把唱歌跳舞、讀書學習等人的真正天性都壓壞了。現在載歌載舞地唱紅歌，聚精會神地讀經典、講故事，這就把人的天性激發出來了，真正形成了自覺的群眾運動。
我們黨，我們國家再不唱紅，危險大啊。重慶為什麽會出文強這一類壞透頂了的幹部，多少年來還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業務能力、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文強指揮確實破了不少大案，他破案的案例早就進了我國甚至國外一些警校、政法學院的教參，所以他很早在做公安局副局長時，就已經是正廳級的偵察員了，是專家型領導幹部的典型，他手下的四大金剛也都是破案高手。但由於長期不唱紅隻唱能，很多地方的官場上都庸俗甚至糜爛了，大家比的都是排場、坐騎有的甚至是賭資、情婦。對一些糜爛現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果說社會上是笑貧不笑娼的話，官場上不少人就是笑貧不笑腐。有一次，我到一個比較邊遠的地方搞調研，幾位基層官員酒後居然把我們引到紅燈區，我們進去一看不對就出來了，幾位說要陪好“上麵來的同誌”，於是請我們喝夜啤酒，然後互相打招呼，說是把“屋裏的”帶出來陪酒。後來我們知道，“屋裏的”不是“家裏的”（夫人）。其中一位幹部讀過黨校，悄悄給我講，他和他“家裏的”感情很好，沒有“屋裏的”，但遇到這種場合不帶“屋裏的”就“活不出來”，於是屆時就“租”或“借”一個假的來。在那個局部，官場生態已經壞到那種程度，一個清官、好官還呆不下去。當然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後來他那個地方的主官被清查打下去了，風氣轉好。但我們可以由此窺見“文強現象”的官場環境之一斑。要解決這個問題，光靠打黑肯定不行。如果有那個官場環境在，打一茬長一茬。隻有又打黑更唱紅，才能治本，改變官場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總之，對於唱紅，我的解讀就是把毛澤東的和鄧小平的很多東西很好地結合起來，實質性地解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問題，所以意義更大。
薄熙來新政的第四個具體內容，就是內陸大開放。薄熙來到重慶來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慶開展“解放思想、擴大開放”的大討論活動。薄熙來高度讚賞我們國家加入WTO，認為這大大推動了外貿的發展、國力的強盛。他要求全重慶都思考一個問題：地處內陸的重慶怎麽最大幅度地開放。這個人確實很有本事，胸襟、眼界都非常開闊。例如他不斷給重慶社科界出課題，其中有一個就是要研究一下我們國家石油運輸的安全問題。他的意思就是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了，進口的油從中東要經過馬六甲海峽，要經過南海，到我們沿海發達地區，一旦有事，馬六甲海峽被人封鎖住，我們毫無辦法，南海也是和幾國有領土爭議的地區，隱患大。那怎麽辦呢，他就設想能不能繞過馬六甲海峽，從印度洋邊的緬甸上岸，然後我們的管道啊，鐵路公路啊，從雲南一直到重慶，重慶作為一個重要的中轉站，然後再到沿海，既解決我們的能源安全問題，又能借中轉站之利大規模發展我們重慶的石油化工。因為重慶的天然氣很多，天然氣化工發達，借此基礎，就可以使石油化工也大發展起來。薄熙來來了以後，重慶市委市府真是弘揚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而且，創造的開放條件之充分、之必要，簡直使人拍案叫絕。我隻舉一個重慶市委市府“三洋戰略”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戰略，大家都會想到，當然是以修了三峽水庫後萬噸級艦隊可直航渝滬這條長江黃金水道，讓重慶乃至西南、西北地區更好地通達沿海地區、通達太平洋。然而這隻是重慶太平洋戰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為重慶的太平洋戰略是個雙向戰略——還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戰略”，即將來沿海地區出口至歐洲、非洲、中東、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變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東繞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長江至重慶，再經過由重慶的“第二洋戰略”——印度洋戰略——開辟的重慶至昆明再至緬甸海邊的印度洋通道，抵達目的地。如此將大大縮短這些線路的運輸時間，大大縮小運輸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以輸油管道、高速鐵路與公路等構成的重慶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則我國的石油運輸安全水平將大大提高。這“第三洋戰略”，即修建渝蘭高速鐵路，接上亞歐大陸橋，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波蘭—德國—鹿特丹港通達大西洋，使重慶及西南地區的大量產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亞、俄羅斯和整個歐洲。這“三洋戰略”，盡管還在起步，但業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公司——美國的惠普，已投入巨資，將其在亞洲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放在重慶。其基礎性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重慶的生產要素質優價廉，而決定性因素之一，則是蘭渝高速鐵路的修建。因為惠普筆記本2/3要銷往歐洲，惠普總裁曾說，在高油價時代，空運電腦“是一種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戰略，則重慶既能廉價地生產，又能廉價地運輸，故其開放進程將會疾步如飛。比如說，三五年後，以出口為主的筆記本產業就會“再造一個重慶工業”。
薄熙來新政的第五個具體內容，就是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五個重慶”呢，就是薄熙來提的“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他來了不是著眼於擴大開放嗎，那麽如何把開放的軟硬環境打造好，就是他考慮的大問題。正好，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影響，中央有四萬億投資安排。薄熙來也結合進來考慮，目的性針對性都很強。第一個呢宜居重慶。直接的起因之一是要搞好開放硬環境——其一端是要引進的大到世界500強、國內500強，小到中小型企業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們怎麽“居”；另一端是大量進城給這些500強、“500小”打工的農民工怎麽“居”。所以宜重慶是抓兩頭帶中間——首先解決最窮的人和最富的人在重慶宜居的問題，帶動解決全重慶人的宜居問題。同時也好爭取中央的支持嘛——溫總理四萬億投資第一項用途，有十分之一即400億，就是要搞廉租房廉價房，重慶就正好到溫總理的口袋去掏錢嘛。“口號”與政策，與錢，大家都知道，是緊密相連的。第二個呢暢通重慶。直接的原因，也是為擴大開放。如果你交通不暢，怎麽開放？所以就有前邊講過的三大洋戰略，這個隻是暢通重慶的一部分。薄熙來還宣布了一個“12345678”計劃，就是高速鐵路連接， 1小時到成都、2小時到貴陽、3小時到西安、4小時到武漢、5小時到蘭州、6小時到廣州、7小時到北京、8小時到上海，屆時重慶在我們國的地位就會進一步提升。當然暢通重慶還包括空港、江河、公路等。也都是對接四萬億計劃的，四萬億大頭就是鐵公基，他這個暢通重慶也好受支持。第三呢平安重慶。這個針對性強，打黑確實已經使重慶頓時平安多了。但平安重慶還有超前性，預料到隨著城鎮化、市場化加劇，兩極分化問題的突出，社會不穩定因素積累，就要把消除矛盾，確保平安的問題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慶，既是改善投資環境的妙招，更是“拋接”好發展、改革、穩定這三個“球”，從而耍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大魔術”的絕招。第四呢森林重慶。薄熙來大連種花種出名了，到重慶種樹更不知要厲害多少倍。須知重慶是前麵講過的一個省的幅員哪。重慶去年一年就種了大概重慶直轄12年所種的樹。現在全國的樹苗很多都在往重慶運。其實種樹隻是森林重慶的一部分，其實它還有很多的政策目的，你比如說，林權製度改革，重慶因此就試點，先行。再比如，西部大開發起動的時候，中央有一個政策，就是坡度25度以上農田退耕，一畝要補貼一些錢，還有糧食。那個政策搞了十年以後就停了，但是為了支持森林重慶建設，就特批了重慶繼續的執行。所以每個“重慶”裏麵都有許多特殊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健康重慶。薄熙來對健康重慶的闡發，可以說是對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最好的注腳。2003年以來全國都在解讀以人為本，不光是理論界。我是編理論雜誌的，這些年來，所看、所發“以人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覺得詮釋的最好的，還是薄熙來這個“健康重慶”。他透徹地講到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人的健康。而他講的人的健康，包括三個方麵：第一，人要有專業，不然的話，沒有專業，沒有文化，就是一個次品；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體魄，沒有健康的身體，就是一個廢品，比次品還不如；第三，最重要的是精神、心理要健康，精神、心理不健康，人就成了危險品。社會要創造條件實現人的這些健康。他這段論述很有名，我看轉載很多，實實在在地把“以人為本”講透了，比那些空談人的“自由”、“發展”、“尊嚴”等等的好得多。而且他還有“唱紅”這一手，切實讓重慶人心理、精神健康。 五個重慶，我覺得是所謂“重慶模式”非常非常重要的內容。
建設五個重慶，目的是要打造國家中心城市。因為國家已經定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和重慶為國家五大中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就可以讓城市建設麵積到1000平方公裏，戶籍人口可以到一千萬。而重慶主城到目前為止建設麵積還不到500平方公裏，戶籍人口，就主城區也不到500萬。由於基數比其他四個國家中心小得多，所以重慶的發展加速度會比它們大得多，重慶人民的實惠會比它們大得多。
以上介紹了重慶的薄熙來新政的五方麵內容，不一定妥當。這些新政已經為重慶帶來巨大的經濟、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慶從幹部到老百姓，當然是非常擁護他了，他的威望、人氣確實高。
第三，簡評一下“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
這兩年，由於薄熙來在重慶搞得轟轟烈烈，於是引起海內外媒體高度關注重慶。去年，香港《亞洲周刊》整版發表一組專題報導，提出金融危機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新觀點，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中新社、《參考消息》、新華網等重量級媒體以及各主要網站相繼轉載，央視新聞聯播節目大篇幅報導“重慶模式”。
《亞洲周刊》那次概括“重慶模式”的特點包括：城鄉統籌，加快城鎮化，實施農村居民低保製度等；照顧民生，繼續實施低稅率政策，首創購房退個人所得稅政策等；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內需促經濟增長，內銷市場占工業產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區的經驗，又回避了風險，成為中國抗擊金融危機的新路徑。隨後，內地的《瞭望新東方》、《南方周末》乃至美國的《新聞周刊》等，也都已大規模的篇幅介紹“重慶模式”，將重慶模式概括為“內需為主”的模式，概括為“國家資本和民營資本共同發展”的模式，概括為“國有經濟一股獨大”的模式，有的網絡媒體甚至將重慶模式概括為“打黑行動”。
但是時隔一年，香港《亞洲周刊》在它2010年的第12期，它又大篇幅地講“重慶模式”，並有一個新的概括：就是重慶幹部“三進三同”，就是密切聯係群眾，就是重提為人民服務等等。它認為這是重慶模式的實質和個性。我比較認同它的這一評價，認為它抓住了重慶模式的實質性內容。
什麽叫“三進三同”，就是薄熙來要求重慶幹部要進貧困區縣，進農村，進農戶，然後同吃，同住，同勞動，而且還要“大下訪”，還要同貧困戶“結窮親”。這類似於毛澤東當年的做法。對於幹部“大下訪”，我記得的數據是，自去年開展變群眾上訪為幹部“大下訪”活動以來，重慶各級領導幹部共走訪群眾近千萬戶次，幫助群眾解決了數百萬件所反映的問題，有的是積存多年的老問題。而“三進三同”，即黨員幹部特別是機關的黨員幹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過領導幹部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二是因為這項活動是從我們市委黨校開始的。那是去年，我們在中青班學員中開展“讓我來做支部書記”活動，讓100名已是市管幹部的中青班學員深入邊遠貧困區縣的農村，當一周的“村官”。學員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於是市委決定在全市幹部中全麵開展“三進三同”，所有的處級以上幹部每年都至少“同”一個星期。不少幹部剛進農家時，“吃不飽”、“不敢睡”、“不會幹（農活）”。但幾天下來，靈魂確實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幹部對三同的群眾有了真情實感。“結窮親”，則是讓黨員幹部，尤其是市裏的幹部與貧困區縣的城鄉貧困戶結成“親戚”，既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更轉變自己的思想感情。重慶要求（主渠道）科級幹部至少結一戶、處級幹部至少兩戶、地廳級幹部至少三戶，省級幹部就結的更多。我在一個會上聽重慶市委秘書長講，他去年三進三同結窮親，大概花了1萬多。重慶目前已有20萬幹部和80萬窮人結成了窮親。從“大下訪”到“三進三同”再到“結窮親”，層層遞進之後，會自動層層回推：結好“窮親”後，不用組織統一安排，不少黨員幹部就會經常主動地“走親戚”，也就是去“下訪”，去“三進三同”。盡管時間還不長，但重慶不少幹部氣象開始完全不同了：開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華氣派的辦公室，告別燈紅酒綠、山珍海味，告別“傍大款”，走進窮街陋巷、窮山僻壤，與“窮親”們同食粗茶淡飯，共鬥窮山惡水。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薄熙來搞了這些以後啊，老百姓對共產黨的評價有驚人轉變，以前我們那兒罵共產黨的不少，現在呢，重慶的老百姓的說法是共產黨回來了，這比較普遍。
有極個別人講，重慶搞幹部三進三同、結窮親等是“做秀”，可見這些人確實是忘了共產黨的本了，是享著市場經濟的福樂不思蜀了。所以我覺得重慶這個做法的政治導向意義確實大。說老實話，我們的官員已經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了，從他的社會地位到他的生活方式，確實離普通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很遠了。很多的官員整天被“輪子”、“盤子”“裙子”轉得暈頭轉向，社會主義、共產黨人的前進方向、服務對象等等，在眼前都是一團模糊。三進三同、結窮親，讓他到老百姓家裏住一住，吃一吃，勞動勞動，這個觸動確實挺大的，環境決定情感嘛。更重要的是，這體現了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共產黨的幹部主要聯係窮人還是富人，或者富人、窮人你都得聯係？薄熙來現在是都聯係，因為也要招商引資嘛，但反對傍大款，提倡結窮親。這個做法，才是保持共產黨先進性、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越往將來看越重要的舉措。
是傍大款還是結窮親，不管什麽模式，最終都要歸到這裏，歸結到毛主席的一句名言：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薄熙來繼承了這個思想。所以，如果說重慶模式的意義在哪裏，我覺得就是影響到了中國怎麽走的方向問題、原則問題：經濟發展為什麽人。我覺得這是重慶模式的實質性意義。
那麽，“重慶模式”到底是什麽呢？我認為，統籌城鄉發展，以“三洋戰略”為重要支撐的內陸開放，以國有經濟帶動包括民營、外資經濟在內的“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等等，都是重慶模式的重要內容，但都還不是其最重要的實質性內容、核心內容。我認為，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形成的“重慶模式”的實質和核心，是重塑重慶共產黨組織的靈魂、重樹重慶共產黨幹部的形象，重建重慶黨員幹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重拾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與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國反響的“唱紅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關注，但實際意義比“唱紅打黑”還要重大、深遠得多的（黨員幹部）“聯係群眾”——包括黨員幹部“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等三項活動。
總起來說，以聯係群眾、唱紅打黑為實質和核心，動員群眾、全市上下一心來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來統籌城鄉發展，來鞭策公有經濟、民營經濟、三資經濟三駕馬車並駕齊驅而以國有經濟“駕轅”，來建設“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等等，這就是我理解的“重慶模式”（科學說法應叫“重慶經驗”）。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續的片麵發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是經濟上坡、道德滑坡的發展模式，就是越發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越穩固、人民群眾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高而不是越發展黨和國家“為人作嫁”的危險性越高、人民群眾的痛苦指數和卑賤指數越高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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