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理解當時參於的國內所有individuals，包括學運領袖，D和國家領導人，因為你無法指責當時的杯具是出於某一個人的錯。 就好比2008年花街金融崩潰，你也找不出究竟誰的錯一樣。
從最近富士康事件，學到了“獨裁為公”的一詞。 當時老鄧的果敢決定正是“獨裁為公”。 他在六·四前一年就說過：殺掉2萬人，維持20年的穩定。 的確他高瞻遠矚，預料到了今後的事情。 當時，哪個小毛孩有這樣的眼光？
我不認可當時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摔烏紗帽的消極行為。 趙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國的領袖(之一吧)。 我們不需要一個“好人”領袖，而是需要一個有所為的領袖。 作為黨員，就要遵守黨的紀律(這是GCD一貫強調的)。 而他卻在關鍵時刻，托口生病而不去開會。 連老鄧都說：總書記如果生病了，可以不主持會議，但出席一下總可以吧？ 不過他的行為並不影響最後的鎮壓和結局。
學運領袖，他們也沒什麽錯。 那個年紀熱心、幼稚，哪怕被其它勢力利用了，也都是可以原諒的。 一個18-20歲的年輕人，世界觀並沒有成熟，我們不應該苛求他們。 鎮壓大軍一來，想到要逃命，也沒什麽不對，更何況CIA 有finance下的黃雀行動。 就好比，有人給TA、RA讓你留學，有幾個會反對？
當然幾十年過去了，應該不妨讓過去的參與人能有客觀的回顧。However, 這一點，依然在GCD內的人不容易做到，因為要尊從黨性的原則，還有其它的經濟利益。
那年逃到海外的民運領袖，多數人也不容易。 因為他們多數人依然在經濟上依賴著各種各樣反華基金的支助。 比如王丹、柴玲，口口聲聲為了中國民主，其實完全是替後麵給錢的主在叫喚，失去了自我。 當初他們可能不成熟，但如今的作為卻沒有反映出對當初行為的反省。
我比較敬重的一位，就是吾爾開西。 在六·四的十周年紀念日時，CNN采訪當時在台灣當電視主持人的他。 他就做出了比較平和的回顧， 他的意思是說，由於他們當初在廣場上的堅持，使得不少人喪命，這樣的一種guilty feeling會伴隨他一輩子。
這是在六·四的廿周年紀念日時，他還是類似的立場：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reshaped my life completely” “"I will always feel sorry for the victims. We were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we survived - they didn't.”
從最近富士康事件，學到了“獨裁為公”的一詞。 當時老鄧的果敢決定正是“獨裁為公”。 他在六·四前一年就說過：殺掉2萬人，維持20年的穩定。 的確他高瞻遠矚，預料到了今後的事情。 當時，哪個小毛孩有這樣的眼光？
我不認可當時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摔烏紗帽的消極行為。 趙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國的領袖(之一吧)。 我們不需要一個“好人”領袖，而是需要一個有所為的領袖。 作為黨員，就要遵守黨的紀律(這是GCD一貫強調的)。 而他卻在關鍵時刻，托口生病而不去開會。 連老鄧都說：總書記如果生病了，可以不主持會議，但出席一下總可以吧？ 不過他的行為並不影響最後的鎮壓和結局。
學運領袖，他們也沒什麽錯。 那個年紀熱心、幼稚，哪怕被其它勢力利用了，也都是可以原諒的。 一個18-20歲的年輕人，世界觀並沒有成熟，我們不應該苛求他們。 鎮壓大軍一來，想到要逃命，也沒什麽不對，更何況CIA 有finance下的黃雀行動。 就好比，有人給TA、RA讓你留學，有幾個會反對？
當然幾十年過去了，應該不妨讓過去的參與人能有客觀的回顧。However, 這一點，依然在GCD內的人不容易做到，因為要尊從黨性的原則，還有其它的經濟利益。
那年逃到海外的民運領袖，多數人也不容易。 因為他們多數人依然在經濟上依賴著各種各樣反華基金的支助。 比如王丹、柴玲，口口聲聲為了中國民主，其實完全是替後麵給錢的主在叫喚，失去了自我。 當初他們可能不成熟，但如今的作為卻沒有反映出對當初行為的反省。
我比較敬重的一位，就是吾爾開西。 在六·四的十周年紀念日時，CNN采訪當時在台灣當電視主持人的他。 他就做出了比較平和的回顧， 他的意思是說，由於他們當初在廣場上的堅持，使得不少人喪命，這樣的一種guilty feeling會伴隨他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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