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財富都到哪裏去了ZT

袁劍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團亞太地區負總裁馬蓉在“2004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發布最新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富翁已經接近24 萬，比上一年猛增12％。這個增幅不僅大大超過中國9.1％的經濟增長率，也順利地為中國贏得了又一項世界第一：全球百萬富翁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正如這份《全球財富報告》的名稱所要顯示的那樣，美林顯然是想借此說明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財富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個特別能夠滿足虛榮心的頭銜也正是許多中國人特別想得到的。而這種虛榮心由一個國際投行巨頭所賜予，則更顯得其確鑿無疑。然而，就在這個令人陶醉的報告發布前幾天的8月24日，在離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歲的男人跳樓自殺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崗工資已經無力支付他女兒的學費。幾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區的另外一個小區中一對父子因為同樣的原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許，我們很難將上麵兩起悲劇歸結為某種單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貧困以及貧困所帶來的人類尊嚴的喪失肯定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來，此類悲劇事件屢見不鮮，已經很難成為轟動性的新聞。但上麵兩起自殺悲劇的獨特性在於，它發生在中國南京——中國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這說明，由於貧困所導致的自殺現象已經開始向中國的城市蔓延。這個趨勢與近年來中國不斷攀升的自殺率相吻合。很清楚，這類聳人聽聞的自殺事件已經不再是中國下層階級出於生存恐懼所杜撰出的預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財富報告》渲染的是一個財富不斷膨脹的中國，那麽，上麵兩起自殺事件則以令人難忘的方式呈現了另外一個中國——一個馬爾薩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萬確的是，它們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我們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絕對貧困之間建立必然的因果關係，但這種幾乎天天發生的讓人難以安枕的人道主義災難，卻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在中國財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發生了什麽？

二、向市場階級尋租

　　財富在城鄉之間的轉移隻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財富在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的轉移，或者說財富從社會不同階層向官僚利益集團匯聚。這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團對市場階級的剝削。改革以來，由於市場化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場交換獲得收入的龐大人口，我們姑且將稱之為市場階級。正是這個階級創造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絕大部分財富。然而，這些財富中的相當部分卻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團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車行業為例。有記者曾經計算過，如果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按照中國現行《勞動法》規定的時間出勤，每月收入約6450元，但其成本卻達到 7000元，這意味著出租車司機工作一個月下來，不僅不能盈利，還要倒貼550元。如此，為了維持生存，出租車司機唯一的辦法就是“自願”延長勞動時間， “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於北京出租車司機的每天工作時間普遍在13小時以上。基於這個原因，有人將出租車司機比喻稱“現代包身工”。那麽究竟是什麽讓出租車司機們淪落為“現代包身工”，簡單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車司機的7000元成本中，“份錢”卻占到了4800.而在這 4800元的“份錢”中，出租車公司及其相關利益者獲得的特許權收益（淨利潤）達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這種特許權利潤流向了圍繞出租車管理部門以及出租車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團手中。“份錢”的確是一個相當形象的名詞，它象征著官僚利益集團特許人們進行市場活動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經計算：北京近20萬出租車司機每年要為官僚利益集團創造特許收益261．6億元利潤，而他們所獲的工資則僅僅為60億左右。這種勞動力收益與特許權收益的對比，無疑是觸目驚心的。

　　這種對市場階級的剝削不獨於北京，也不獨於出租車行業。另外一組資料可以從宏觀上印證這種深重的剝削。根據仲大軍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資料，在2002 年中國10萬億的GDP中，“城鄉居民分得5.6萬億元，而其中工資總額隻有1.2萬億元，其餘的4.4萬億元都是通過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個人手中的”。這本來應該分配給勞動者但卻流向了少數人群的4.4萬億中，有多少是屬於上述北京出租車行業的特許收益，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目。勞動收入階層的收入與“其它”收入如此懸殊，難怪有人直指，中國存在一個負價值的白領階層。白領是一個打擊麵相當寬泛的說法，在中國，這個負價值階層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官僚集團及其市場代理者。

　　在中國西部的四川萬源市——一個每年財政赤字高達1.6億元的貧困縣級市，官方為了舉行一場所謂“紀念萬源保衛戰勝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資 2000萬元。所謂集資，不過是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強行向下攤派價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門票而已。在這個貧困縣，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不過區區400多元，而在這次演出中出場的一位明星獲得的酬金卻達到42萬元之多。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財富士如何通過政府權力向少數人手裏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車行業的市場特許權收益以及萬源的集資演出等等案例，雖然純屬敲詐勒索，但畢竟是“半合法”的。相較於此類對市場階級的“半合法”剝奪，財富向少數人轉移的另外一個信道則要赤裸裸得多，這就是在中國泛濫成災的官員腐敗。有學者估計，自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及其代理者每年所獲得的法外的“腐敗收益”高達1萬億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與上述對市場階級的直接剝削不同，腐敗收益主要是通過對國有存量及流量資產的侵吞，通過對財政資金的巧妙貪汙，通過對屬於社會公眾的銀行資產的盜竊而來。這種腐敗收益是通過“負性”的政治機製來實現的，而其代價則表現為“中性”的銀行壞帳和日漸深重的稅收負擔。2004年，僅181家中央企業申報核銷損失就達4000億之巨，占中央企業淨資產的10％以上。毫無疑問，這些在企業損益表上表現為損失的財富相當大部分已經轉變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個人收益。在中國，各類“化公為私”的技法雖然層出不窮，但大多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出籠的，以至於有人憤激而譏稱：“改革即分贓”。對於此類假改革之名行分贓之實的手法，大多數人早已了然於心。需要指出的是，當權貴們的盜竊和搶劫在事實上合法化的時候，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官僚上層匯聚，就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後果。

　　在解釋“中國人為什麽勤勞卻不富有”這一問題時，華裔學者陳誌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現存製度設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們在上麵所討論的北京出租車行業的案例是這個解釋一個非常貼切的例證。不過，陳先生的觀察中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勤勞而不富有。事實上，部分中國人的富有已經達到讓發達國家都瞠目結舌的程度。在美國，在澳洲，來自中國大陸的神秘富豪在置業時一擲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麽新聞。一位在華爾街頂級投行服務的朋友曾經告知，一位自稱“沒有什麽錢”的中國大陸客戶一次拿出的理財金額是1000萬美金。這給這位去國多年見識過不少發達國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極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說，大部分中國人的貧窮是因為製度為他們設置了昂貴的交易成本，那麽同樣的道理，少部分中國人的速富則是因為製度讓他們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幾乎為零。進而言之，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一手為中國市場階級的交易活動豎起了高高的壁壘，另一手卻放任和鼓勵內部人進行盜竊和搶劫（在科斯的世界裏，這實際上是交易成本為零的一種至高境界）。這無疑是科斯定理在現代中國一種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繹。一邊是交易成本為零，另外一邊則是交易成本高昂，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中國不出現急劇擴大的貧富鴻溝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國，少數人貪索斂聚，富可敵國的故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上演一回。今天，當中國人自以為自己的時代充滿了現代性的時候，我們卻從那一扇從未封閉過的後門回到了過去。

三、寧贈友邦

　　在一次會議上，有一位公司領導人向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發問：“中國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費的水電給外國投資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產出租和水電費方麵也同樣給予一些減免？”吳作棟的回答非常幹脆：“我們不能進行這種以提供不計經濟回饋為基礎的競爭。假如我們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費的水電，新加坡能源公司從哪裏取得資金？它會向政府拿錢。然後，我們再和另一個人在很不經濟的基礎上競爭，最後，我們就破產了。”吳作棟強調說，“政府必須計算過後，使競爭在一個可行的長遠的基礎上進行。”

　　與吳作棟的“吝嗇”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員就要顯得闊綽和大方得多。

　　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活動中，賤賣土地（幾乎相當於白送），減免稅收直至水電增容費用的免收，已經成為各地政府競相使用的手段。這頗有點像貨幣的競爭性貶值過程。甲市將開發成本20萬元的土地以每畝5萬元賣掉，乙市就可能以3萬元賣掉。在中國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優惠政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為口號。當有記者問該市領導“優惠政策有沒有底線？”時，這位領導的回答與吳作棟總理的回答同樣幹脆：“沒有”。

　　兩種回答雖然同樣幹脆，但卻將那位中國地方官員的荒唐襯托得一覽無餘。不過，放在中國的具體背景中，這位官員的荒唐卻是一種理性行為。因為對於這位掌握了轄區土地控製權的地方官員來說，土地是一種無價格的要素，卻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是一種毫無價值的“閑置資源”（至於為什麽會這樣，則是一個需要篇幅討論的問題，在此不贅），但如果賣掉，哪怕再廉價，土地價值就進入了核算體係，就能導致GDP的淨增加，然後引進投資，又可以增加一次GDP.這樣算起來，廉價賣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樁合算的買賣。不過如此一來，流進來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則是真實的財富。很難確切的計算這種以“優惠政策”的名義送出去的財富，但考慮到中國一年6～700億美元的FDI，數目恐怕相當驚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先生的測算，這些優惠政策所帶來的財富損失相當於人民幣升值20％。送出去那麽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國內居民用於住房的土地價格自然就越是高漲；送出去那麽多稅收，加諸於國內居民的稅賦自然就越重，貧困階層的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資金來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很容易推論，任何財富流失都將最終傳遞給中國的弱勢階層。

　　除了對“友邦”的直接饋贈之外，中國向外輸出財富的另外一個通道是對“家奴”的出口。在持續增長了26年之後——據稱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了不起的經濟奇跡之一，中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仍然隻相當於美國和日本的1/50.經濟學家們幾乎眾口一詞的將此理解為中國在國際經濟體係中的所謂比較優勢，但大量來自中國出口工廠中的新聞報道則證實：這種所謂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是一種可以自由使用奴隸的比較優勢。據《華爾街日報》記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發自中國南部的一篇報道稱，在那裏的一個中國出口工廠中，許多任務人每天經常要工作18個小時，而他們每月的工資起薪僅僅為32美元，這甚至比當地極不人道的最低工資標準還要低40％。顯然，無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出口產品的總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經常隻占出口產品總成本中的10％），中國的勞動力價格都被嚴重低估了。不管這種低估的原因是什麽，嚴重低估的勞動力價格都意味著財富的巨大流失，對中國這樣一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而言，就尤其如此。生產越多，出口越多，財富流失越大。無法估計中國由於勞動力價格低估所造成的財富流失，但以中國現在每年5000億美元左右而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出口規模來看，這個流失不僅巨大還會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本之所以是一種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為它是可以重複使用，最能動的要素。如果將“人”貶低為一種自然資源（甚至“賤”於自然資源），並作為一種值得炫耀的“比較優勢”加以出口，不僅是一種最大的財富流失，也意味著這個經濟體長期競爭力的喪失。從曆史的常識出發，我們似乎從來還沒有看到過那種依靠虐待本國人民就能夠發達起來的國家。然而，問題的詭異之處在於，這種以財富流失為主要內容的外向型經濟，似乎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決定性條件。這很可能說明，無論在經濟結構上，還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組合上，中國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引進外資、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裏是一種國家戰略，而在地方政府那裏，則成為擴張地方財政能力和創造政績的最快捷手段。在整個改革時期，隻有在外向型經濟方麵，中央和地方始終保持著高度一致。兩股力量合在一起，終於使這個戰略扭曲到不計成本的地步。

四、鏽蝕的團結

　　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中國雖然形成了以一個以市場交換為主導的財富創造機製，但具有強製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結構卻紋絲不動。與計劃體製相比，市場機製的財富創造能力成級數放大，於是，傳統政治結構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現級數放大效應。這毋寧是說，中國的政治體製不僅沒有阻止貧富分化，而且主導和加劇了這種分化。這實際上是中國1990年代後期以來貧富劇烈分化的內裏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由舊式政治結構主導的“新”的分配機製趨於定型化。我們現在看到的，隻是這個機製初步發作的社會後果。也就是說，今天中國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偶然現象，而是一種體製化的結果。在這種體製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贓結構之外的龐大人口，隨時都有可能被拋離於遊戲之外，而這個體製為他們設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種僅僅能（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標準。中國各省設立的所謂“最低保障線”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近乎殘忍的標準。如果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以及精英階層繼續對這種危險的社會分化熟視無睹，一遇天災人禍或者經濟危機的洪流，中國龐大的底層人口將徑直被驅趕到隻能鋌而走險的生存絕境。事實上，一個社會貧富分化的危險性從來不在於富人有多富，而在於窮人有多窮。當有人一點都不臉紅地吹噓自己在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候，中國為窮人確立的貧困標準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這個標準隻是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美元標準的1/4左右。撇開世界銀行的這個 “國際標準”不談，任何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離餓死還有多遠？而這正是當今中國貧富問題最為凶險之處。在中國的都市人口及上層精英那裏，經濟繁榮不但習以為常而且理所當然，但在那些主流媒體看不見的底層那裏，生存危機卻無時不在，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這個社會實際上已經非常脆弱。不幸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卻仍然生活在“繁榮永無止境”的幻覺之中。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極其險惡的程度，並且馬不停蹄地不斷刷新經濟史的記錄，中國經濟學家鄒恒甫甚至轉引民間調查機構的數據認為： “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59.”按照一般的標準，0.4以上的基尼係數就屬於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中國0.59的基尼係數很可能意味著一部分人已經陷入人間地獄般的身存災難。對於亞洲的經濟奇跡，克魯格曼先生曾經有形象的描述：亞洲的奇跡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靈感創造的。如果這個說法的確是準確的話，那麽以血汗澆灌中國經濟神話的“汗水階層”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結局卻非常諷刺，他們獲得的回報被壓縮到了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最底線。

　　更加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正在以代際的形式向下迅速傳遞。位於中國城市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名貧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飯卡消費記錄隻有8.35元。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之中，沒有人發現這位女生是以撿剩饅頭才能勉強度日的。這個故事曾經震驚了許多人。然而，這個看上去似乎十分極端的故事並不孤單。有資料披露，從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間，中國首都某大學月生活費低於150元的貧困生的比例從16%激增到41%。作為新一代人的一個抽樣群體，大學生中的貧富差距不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來整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現實，也是對中國社會未來階級圖景的一種勾畫。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那麽未來的中國社會將肯定不是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溫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進。

　　中國的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並不僅僅隻是在危機時刻才會顯示出它的政治打擊性，經常的情況是，它隻是給一個脆弱社會結構的最後一擊。而在這之前，它往往會以一種不那麽具有爆炸性的經濟形式表現出來。在中國，它就是消費能力的長期低迷。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為“原因不明”的內需不足而深感困擾。表現在宏觀上，則是消費率長期低於正常水平。更為反常的是，中國的消費率不僅沒有追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不斷顯著下降。到2003年，中國的消費率已經下降到隻有55.4%的超低水平。這個數字不僅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遠遠低於發展階段相似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現在，那個 “不明”原因終於開始浮出水麵，許多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源自於中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源自於中國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幾乎沒有消費能力的底層社會。這個在改革時期創造了最多財富的底層，被不由分說的剝奪了應得的份額，成為在消費上無足輕重的階級。

　　在一個國家，當GDP的1/4供養著99％的人口，而1/3的GDP卻被僅僅1％的人口占有的時候，這個國家低得離譜的消費率就不是什麽難以索解之謎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逆向異動的服務業比率（這個比例在2003年是33.1％，隻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窮人是消費不起什麽服務的。對於中國低迷的內需和畸形的經濟結構，一向喜歡發表驚人之言的中國學者王建解釋到：“中國從產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經是人均3000美元GDP 的國家，但是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征。產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而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產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隻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產出，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麵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雖然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業結構和產值結構的矛盾”，但在我們看來，它與收入差距指的幾乎就是同一回事。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先，消費率的低迷在後。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結構。在如此低迷的消費率之下，要想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鴉片一樣地不斷提高投資率（包括不計成本地吸收FDI）。這進一步扭曲了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而提高投資率雖然能夠在短期內維持速度，但會形成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而為了推銷這些過剩產能，就隻能以剝削本國下層人民以及掠奪本國自然資源為代價，用極其低廉的價格向國際市場傾銷。這又加大了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可見，中國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資率，畸高外貿依存度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惡性循環過程。而其總源頭，則是中國國內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衡。換句話說，中國怪異的產業結構不過是中國國內異常分配結構的外在表現。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主要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率已經被推至極限位置，低勞動成本以及剝削本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所謂比較優勢也已經被擠壓至極限位置（中國2004年幾乎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民工荒”現象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提醒我們，持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一片喝彩聲中正在迅速衝擊它的終點。而最近兩年中國經濟令人詫異的強勁表現，很可能就是這種模式盛極而衰之前的最後一縷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經濟調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們已經揭示的，在中國，這種經濟調整將首先意味著作為源頭的分配結構的調整，意味著與分配結構共生的政治結構的調整。沒有這種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就很難有實質性的調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的分配結構按照官僚集團的政治“意願”被不斷深化，已經相當體製化。對這種分配結構進行外科手術，無異於又一場革命。近20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發誓，要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但無論從產業結構還是從增長模式來看，他們非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而且讓中國經濟深深的卷入了一種無法退出的結構鎖定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還遠遠沒有理解這樣一個隱蔽的線索，即：在相當程度上，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隻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中間過程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最後結果。當現存的經濟結構無法支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對政治的倒逼效應就會開始。這種倒逼效應是以激烈還是以溫和的方式展開，則取決於政治結構的適應能力。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樂觀。

　　嚴重的分配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著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著中國的經濟增長。20多年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杜撰了一個非常牢固的謊言。他們將平等和效率描述為一對天生的敵人，言之鑿鑿地認定，平等會導致效率損失。仿佛平等多一點，效率就會少一點。這個可疑的理論假設不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權貴們蓄意解釋成，隻要是效率的，那麽搶劫和盜竊就是應該允許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這樣一個極端：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條件。按照這個邏輯，為了達到經濟增長，我們不僅應該容忍不平等，甚至應該主動地去製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繆爾達爾就在《亞洲的戲劇》中斷言：“均等化的增加將比在西方國家更多的幫助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而中國學者秦暉也曾經以中國早期農村改革為例證，雄辯地證明過，公正和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是中國早期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關鍵秘訣。事實上，憑借常識，我們也能夠推論：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遊戲規則一定會比一個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遊戲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平等可以增進信任，信任可以促進合作。沒有潛在的基本信任作為基礎，合作不可能，競爭也不可能，甚至連社會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論從這種競爭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義，一個社會就從核心處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團結。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不能從他們置身的那種秩序中獲得他們認為基本公平的回報，他們就不可能信任這種秩序，而當他們不信任這種秩序的時候，這種秩序就絕對不會是有效率的。除非他們受到了某種強製。而強製的秩序，不管是計劃形式出現的，還是以某種受到操縱的市場形式出現的，都不可能表現出長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發出來的破壞性則可能是長期的。在中國，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無處不在的政治腐敗所培育的，正是這種對社會信任具有毀滅性的陰暗文化。這種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種合作或者競爭秩序，從而使它們趨於無效。在當今中國社會，對在改革中確立的競爭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緒正在廣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這種秩序的現象隨處可見。就此而論，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從最基礎的源頭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當嚴重的不平等已經將中國社會鏽蝕、離析到如此地步的時候，“中國經濟還可以高速增長20年甚至50年”的高談闊論卻仍然在被四處傳播，我們很難理解，這些“中國奇跡”的傳教士們的信心究竟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