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中國民主同盟常委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接受中共邀請，乘飛機飛抵延安進行考察。幾天後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問黃炎培對這幾天的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氣，抗日勝利之後定將贏得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遂借此機會坦陳心中的遠慮，他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情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難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深知創業容易守業難，“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複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如果跳不出這個曆史的循環，為了新中國而犧牲的幾千萬中華優秀兒女的鮮血就會白流，共產黨也會有一天被後人哀歎。
如何能讓中國百姓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讓幾千萬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改變顏色，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主席一直在考慮著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為此毛主席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希望通過文革教育群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讓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此時雖湧現出了如王進喜，陳永貴，焦裕祿等勞動人民的代表、公仆，不幸的是極左泛濫，打擊麵過廣，鄧公子因其父受到牽連，不堪身心折磨被逼跳樓。
毛主席晚年曾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如今連國民黨被趕到台灣都被一些人僅僅認為是國共之間簡單的爭權奪利，更何況後來被徹底否定的文革了。自鄧大人掌握政權後，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開放，美好的願望是，一部分人富裕後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為此開特區吸引外資台商，並出台了一係列對外資減免稅的優惠政策。
多少年來大量外資湧進中國，興建工廠企業，剝削者不再有罪甚至有功，中國因此被稱為世界工廠，靠廉價勞動力生產出來的廉價產品銷往歐美以及世界各地。雖然大力鼓勵資本家在國內的發展，但保護員工的法規卻不見健全。曾經的“一切權力歸工會”“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到工會行同虛設，多少年過去後富者越富，相對的貧者還貧。當還有人在津津樂道這春天的故事時，從深圳一家台資企業富士康卻傳出了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的悲劇。
為何如此？是什麽導致了20左右歲花樣年華，前程似錦的年輕人跳樓自殺？其實早在2006年就有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王佑和翁寶揭露富士康血汗工廠的報道--《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 “一般操作工都必須連續12個小時站立著幹活不得說話”， 時有員工在班上暈倒的現象，可富士康的發言人對此的解釋是“員工暈倒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身體素質差”。報道中說一名富士康員工形容他們的生活： “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五年後比誰都老”。
此報道一出，兩位記者惹上了富士康的官司。富士康控告兩記者嚴重侵害自己的名譽權和商業信譽，並向兩記者索賠三千萬人民幣，因此兩記者的財產被法院凍結。當時蘋果公司雖也介入調查，其調查報告指出：“富士康工人的加班時間超過了《行為法則》中每周最高60小時的標準，但並未未發現強製加班行為。。。”。但後來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在蘋果公司的授意下富士康撤銷了對第一財經日報社和兩位記者的訴訟，此案不了了之。
顯然這篇報道並沒有引起人們對富士康員工足夠的關注，也沒有對富士康如何使用員工作深入地調查，沒想到不到四年富士康驚傳員工１３起連續跳樓自殺的悲劇，讓人驚訝之餘竟然有人評論：富士康的跳樓員工基本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剛走出校門不久，我們一定要從事件中看到跳樓員工的自我管理、自我調適、緩解心理壓力、耐挫能力等都不是很強，應該加強對員工的心理輔導，人文關懷。同時富士康也開始在員工宿舍樓周圍搭建安全網，防止跳樓自殺。如果人不是極端絕望，對未來沒有任何幻想希望，誰會自殺？不過再一想這種所謂的心理輔導，人文關懷的想法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一些時代的進步，如果當初文革時有這些心理輔導，人文關懷，鄧公子沒準兒也不會跳樓了。可歎的是鄧公子的跳樓將來仍會有很多人記著，並用來控訴文革中的悲劇；而富士康員工的跳樓就像現在人們已經不知舊中國勞苦大眾的苦難一樣，會逐漸被人忘去，甚至即使如今他們每個人的姓字名誰也不一定有人知道。原因大概一個是權貴，另一些隻是些小民，人們大多隻關心權貴，忽視小民。
如今時代發展社會進步，資本家雖說還在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潤，但有些地方也不得不收斂一下，也不得不適當的保障些勞工的福利人權，讓勞工被剝削得在其能承受的範圍之內，或心甘情願的被剝削。雖說富士康的老板是從重人權講民主的地區而來，但顯然富士康是連一點兒遮羞布都不想要，用跳樓價吸引客戶，然後用赤裸裸的手段剝削，像對待機器一樣對待員工，以至於逼得有些“脆弱的”工人跳樓自殺。盡管富士康的客戶蘋果公司和惠普公司已經介入調查，但別指望外國或外國公司在整體上能給中國人帶來多大的福利，因為這是由資本的本質決定的。其實歸根到底，是外國的大公司大財團在對中國進行掠奪，是他們為了追求利潤，盡量壓低在中國的進貨價格，當中國勞工製造出商品得到些微薄的報酬後，他們反過來又想方設法讓中國人再用那些微薄的報酬購買他們的產品（如最近結束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仍不斷要求中國擴大內需購買他們的產品），並一直向中國施壓希望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以便中國能買更多美國的產品。
世上沒有什麽救世主，一切隻能靠自己。雖有句老話天下烏鴉一般黑，但也有可能不那麽絕對，會有些變異的物種，而且如今這世界光怪陸離，也沒準有些烏鴉把自己染成了別的顏色。萬一自己不幸遇到黑心的資本家，如果自己有能力至少還可以跳槽，找個稍好的資本家；如果自己能力大些甚至可以自己當個資本家；如果有更大的能力沒準兒還能為改變社會的不公做點兒貢獻。從新中國的建立到現代國外的資本主義，勞工的福利從來不是別人施舍的，是通過勞工自己奮鬥甚至流血犧牲爭取來的。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自己不努力不富強就隻有被強國掠奪剝削的份。正如現在富士康給人們的教訓一樣，在國內流傳著這麽一句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富士康”。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風水流轉，時過境遷。從鄧公子的跳樓到富士康員工的N連跳，誰能保證曆史不再重演，將來張公子，王公子或某公子的跳樓事件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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