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廳長傅政華其人
熟人印象裏的傅政華，不吸煙不喝酒，沒有別的嗜好，就是喜歡看書、研究問題。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從來沒有一起唱過一次歌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 | 北京報道
一向低調的傅政華還是不可避免地高調起來，不過正像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岩鬆在時評節目中所說，“想不高調恐怕也不能了，但它不一定是北京公安局的高調。”
央視節目還評論說，因為這位新晉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向某種特權來進行堅決的挑戰，並且捍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樣一個概念”，結果“是大家普遍看到了一種正麵的情緒”。
嚴格地講，傅政華從2月履新已有整整三個月，把“掃黃”和查處問題警車看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略顯牽強。但是，直到最近幾個星期，由於這一係列震動京城乃至全國的行動，很多人才注意到北京有了一位新公安局長。
人們都期待這位對公眾來說還甚為陌生的局長繼續他的“高調”。後奧運時代，北京麵臨著新的挑戰和選擇：幾年來因重大活動對“黃賭毒”采取的高壓態勢能否繼續？常態管理下，如何以最波瀾不驚的手段維護市民平靜的生活？
一如白岩鬆所言，“與其說是新局長的動作，不如說是新北京的要求。”
重任就擔在這位55歲的廳級官員肩上。
他是誰？他做過什麽？他還會做什麽？
從普通偵查員起步
中國公安大學犯罪係教授武伯欣在1986年第一次見到傅政華，那時31歲的傅政華還是北京市公安局二處一大隊大隊長。
當時海澱區紫竹院公園附近發生了殺人碎屍案。傅政華聽說武伯欣在搞犯罪心理研究，就把他和另外幾位專家請到現場，協助破案。
武伯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當時非常感慨：作為市局的基層指揮員，傅政華能夠想到調動犯罪心理學專家來合作破案，這在改革開放之初是非常難得的。而年輕時的傅政華給他的印象是“有點內秀，比較內斂，性格不張揚”。
傅政華1955年生於河北灤縣，1970年就參加工作，“他是自學成才，在職讀的大專，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法律係讀的研究生。”武伯欣說，傅政華一直都是個非常好學的人。上世紀70年代末公安工作走上正軌，他開始顯露出實力，並得到相對快速的擢升。
傅政華在基層最主要的工作經曆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二處。在業務部門，他從一名普通偵查員開始，先後擔任一大隊大隊長、二處副處長等職務。在副處長的位置上幹了十多年後，傅政華仍以副處長的級別調往公安部。
傅政華在北京市局工作期間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二處一大隊即刑偵處大案隊，專門辦理大要案。90年代北京治安形勢嚴峻，不斷發生涉槍案件，後來更是發生了號稱“刑偵一號案”的白寶山案。擔任二處副處長時的傅政華正是白寶山案的具體負責人。後來一直到他調任公安部還是這個案子的總負責。他不僅親自參與整體指揮，還負責涉案省份之間的協調。
1996年3至4月，北京市石景山區、豐台區連續發生持槍夜襲執勤崗哨的惡性案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多次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盡快破案。
白寶山案偵破時間比較長，涉及北京、河北、新疆等地。武伯欣也參與了白寶山案的偵破。“開會的時候，大家討論發言的很多。傅政華從不重複別人的結論。他說，這個案子從作案手段上看肯定不是初犯，下手凶殘，像是有過前科的人。包括他開槍的動作，都是有過一定經驗的。”
被捕後，白寶山果然供認曾有前科，而且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先後奪槍3支，並殺死15人。
年輕的傅政華曾引起時任北京市市長助理、市公安局長張良基的注意。張良基也是刑偵出身，曾任二處處長，以偵破大案要案著名。在老公安的記憶中，他的作風強悍而踏實，經常以局長身份擔任大案專案組組長，“他當組長不是指揮那麽簡單，而是衝到第一線。”
武伯欣說，到90年代中期傅政華已經是張良基的“得力助手”。而張的作風和為人也深深影響了這位年輕警官。
1998年前後，已經在首都刑偵圈裏頗有名氣的傅政華接到了公安部的調令，前往公安部刑偵局任職。
武伯欣說，在調離北京市局前，他與傅政華曾有一次長談。“他對北京市有很深的感情，離開北京的刑偵圈子，他也覺得很舍不得。”武伯欣勸他說，去公安部平台更大，接觸的大案更多。後來傅政華自己也說，雖然暫時離開，將來對於北京的刑偵工作可能更有好處。
傅政華在公安部期間參與了馬加爵案等大要案的偵破，2005年在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任上調回北京市公安局。
有人情味的刑偵專家
傅政華一直非常關注最新的犯罪心理學研究成果，“他辦案思路很開闊，不像一些長期搞刑偵的人那樣，習慣性地憑經驗辦案。他當局長後還定期讓市局研究室的人給我們提供一些疑難案件的材料，讓我們幫助分析。我們的意見他們並不一定每次都采納，但是至少很重視。”武伯欣說。
武伯欣和傅政華一起辦過很多大案要案，他對於其中的一起至今記憶猶新。
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地區連續發生殺人案件，被殺者全都是女性，多為娛樂場所的有償陪侍小姐。凶手作案手段極其凶殘，對受害者都是先殺後燒。那個地區一時間人心惶惶。
傅政華又把武伯欣和一些專家請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對我說，這個案子有難度，讓我一定要幫他。”
這起案件告破後，傅政華對一些案外情況也進行了詳細調查和分析，“我們在一起聊過，很多社會治安的問題都跟歌舞廳有關，這是一個源頭。”武伯欣和傅政華當時達成了一個共識：破獲一兩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嚴格管理這些滋生社會問題的娛樂場所。
他們後來還辦過一個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類似“天上人間”的地方玩，手機被有償陪侍小姐偷了。傅政華與他在調查時一個個找有償陪侍小姐詢問情況。武伯欣覺得，正是由於不斷發生類似案件，使傅政華很早就決定嚴厲打擊這些娛樂場所中的違法違規現象。
“所以這次在他上任之後的‘掃黃’行動，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這是經過長期思考的。”武伯欣認為，這應該是個長期行為，也是這麽多年來要從根子上解決治安問題必須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偵局四處處長的李東海80年代就認識傅政華。他告訴本刊記者，自己對傅政華最初的印象是：個子不高，人很精。進一步接觸後，他感覺到傅政華是一個“細心、嚴謹、講科學”的人，同事關係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處融洽。
更為重要的是，傅政華雖然是刑偵專業出身，卻並非無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澱區昆明湖發現一具女屍，經過偵查發現是一起情殺：妻子在外麵偷情被丈夫發現，兩人發生爭執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殺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華說，能否從公安這方麵建議從輕處罰，“不要給這個丈夫判死刑，因為他們還有個很小的女兒。”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並非故意謀殺。
後來，這個丈夫果真沒有被判死刑。“我估計是他過問了這個事情，從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說，在這次“掃黃”行動中，上千名有償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並沒有像過去一樣收容和勞教，“很多事情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他能做到這一點。”
不唱歌的公安局長
熟人印象裏的傅政華，不吸煙不喝酒，沒有別的嗜好，就是喜歡看書、研究問題。“這20年來他幾乎沒有什麽變化。不管在什麽位置上，都對刑偵工作一如既往地熱愛。”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從來沒有一起唱過一次歌。
2009年以來傅政華參與黃光裕案的調查工作。該案牽扯不少高級警官，如公安部部長助理、經偵局局長鄭少東，經偵局副局長兼北京直屬總隊總隊長相懷珠等。
武伯欣說傅政華應該也是該案負責人，“這些人很多都跟他當過同事，至少也都有過交情。但是他辦得很徹底，沒有顧及舊日情麵，在大是大非麵前，他還是很有分寸的。”
李東海說，傅政華在公安部的四年裏人緣極好，他領導的團隊很有凝聚力，“他比較年輕，沒有太複雜的人際關係。”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係教授孟憲文，過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廳刑偵局的副局長，他第一次見到傅政華的時候，對方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輕警員。孟憲文認為，傅政華相對快速的升遷得益於他的聰明能幹、善於團結人，“他對待周圍的人一直很虛心，即使後來職務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師’不開口，待人非常親切。”
在李東海等人看來，傅政華既有刑偵人員的雷厲風行、行事果決，又有一個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備的知人善用、謹慎細致。
這一點，武伯欣也深有感觸。
有好多年，每年春節前，傅政華都會把北京市刑偵界的專家和學者請到一起聚餐，他自己從來沒有缺過席。“吃飯是小事，但是這樣的舉動，表示他始終惦記和感激這些人。其實，這些人也真是可以幫他的忙。”
武伯欣說，以前傅政華經常去公安大學找他吃飯，“就在門口的幾個小飯館。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長，我們仍然在小飯館裏，邊吃飯邊談案子。”
不過，雖然傅政華平時對下屬非常體恤、關愛有加，在工作上卻是嚴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訴本刊記者，傅政華有一個習慣，一個案子部署下去後會定期督查。他會把案件分成幾條線後派人去辦。他常對辦案人員說，你去查這條線索，如果在你這個線上出現問題，你就不要再擔任隊長了。他要求底下的人盡職盡責，否則就嚴格問責。
武伯欣說，傅政華經常顧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學的西麵，很簡樸，他也不大講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係統工作，也很少出現在他的同事麵前。
自從傅政華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偵的能手。比如現任北京警察學院院長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副總隊長。還有原來東城刑警支隊隊長馬曦初，也屬於專家型骨幹，已調到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任副總隊長。
搞了一輩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說，他覺得傅政華屬於“粘液質”性格的人：內斂而穩重，卻不易動搖，認準了目標就會積蓄力量直到達成。
新局長的挑戰和任務
不過，在北京市公安局長任上，傅政華將麵臨新的挑戰---除了需要轉向全麵管理，如何應對新職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麵對的難題。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偵工作，對於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無小事。其他省份發生了案件，都不會有北京這樣大的影響力和震動。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會馬上傳遍全國，甚至全世界。”他說，加之北京大機關多，“曆任北京公安局長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過夜。在北京就絕對不能過夜。國際影響太大！”
2010年2月傅政華與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見麵時，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曾講到，傅政華任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以來，“加大對重大惡性案件的攻堅力度，對犯罪分子形成了高壓震懾態勢。案件偵破率連續5年逐步上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不斷提升。”
不過武伯欣講，北京近年來一直處於“特殊時期”：奧運會、新中國成立60周年等等，“那是一種非常態勢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動之後刑事犯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時期多，現在才是常態。”
北京市的公安工作在上一任局長馬振川時期經曆了一次根本性轉變：由嚴打模式轉變為整體防控，其核心是從“運動式打擊”轉變為“全時空打擊”。
2005年啟動這項改革後不久，北京就開始備戰2008奧運，通過公安部的統一調度解決了整體防控戰略中警力不足等根本問題。但60年大慶結束後，北京已無法依靠外省公安機關的支援，整體防控開始接受真正的考驗。
而且在全麵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後，刑偵出身的傅政華所麵對的不隻是必須懲罰的犯罪分子，他還需要通過各種方法來維持北京的穩定局麵。
武伯欣發現，傅政華上任以後加大了北京各區縣公安局接待群眾來訪、為群眾調解和解決問題的工作力度。“維穩工作在北京很重要，公安局作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構，不是要讓人們在高壓下服從，而是進行情緒疏導和各種服務。”
“傅政華是一個做事很有章法的人，這種做法應該也是出於一種長期的設計。”他說。
傅政華就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後第一個引人關注的行動就是“掃黃”，不過武伯欣並不認為這個行動有複雜的動機或者政治背景。
“這是減少刑事犯罪必須做的工作，在原來的工作中，傅政華早就有這種體會了。”武伯欣分析說，“等到他有機會做，有決策權的時候，就非常果斷地做了。這是他的行事風格。”■
公安廳長地圖
由黨委常委或者政府副職領導擔任公安廳長，以回應群眾對安全和穩定的期待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 北京報道
身為直轄市的公安局長，傅政華與王立軍這兩位近期引人關注的高級警官都具有廳級官員身份。而隨著他們兩人主持京渝兩地公安係統，中國四大直轄市中已有兩位公安局長出身刑偵領域。
在31個省市自治區中，目前所有公安廳長均為新中國成立後出生。最年輕的青海省公安廳廳長何挺出生於1962年，他在2007年就任甘肅省公安廳廳長一職時隻有45歲。
描述這個特殊的高級警官群體，亦能反映當前公安係統的布局與改革趨勢。隨著社會利益結構日益複雜化，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群眾安全需求日益增長，“黨和國家加強對公安工作的領導，這是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的一方麵措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係教授匡萃冶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平均工作經驗32年
根據公開簡曆，各地現任公安廳長平均年齡為55歲。2010年調任山西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局長楊司已被提名為該省公安廳長，但尚未任命，所以本刊截稿時全國共有30位公安廳長。
其中年齡最大的吉林省公安廳廳長李申學、遼寧省公安廳廳長李文喜、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江均出生於1950年，今年已到退休門檻。除何挺外還有兩位“60後”廳長：1960年出生的寧夏公安廳廳長蘇德良，1961年出生的河北省公安廳廳長張越。
平均算來，廳長們需要32年工作經驗才能擔任這個職位。新晉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時間最長，為40年。另有10人用了25至30年時間即升任廳長。
目前警界中晉職的慣例基本與地方黨政係統相當，如從副科到正科一般需要3年。但匡萃冶表示，基層公安機關存在明顯的壓級現象，仍有不少一線民警直到退休還是科員。匡萃冶分析說，公安機關是我國人數最多的一支公務員隊伍，整體機構大、人員多，職位相對有限。警員在晉職過程中需要更多努力，花費的時間也更多。“隨著國務院頒布的《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的有效實施，這一現象有望逐步改善。”
晉升最快的當屬安徽省公安廳廳長徐立全：他1982年參加工作，於2006年就任安徽省公安廳廳長，用時24年。
徐立全畢業於合肥工業大學電氣工程係工業電氣自動化專業，後獲複旦大學經濟學碩士。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主要在地方團委工作，90年代末開始在宿州任職。2001年起，他在安徽省政府和省委擔任要職，2006年兼任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
唯一的女廳長是江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兼任的舒曉琴。她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在江西地方黨政係統任職，2001年從景德鎮市委書記調任江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2008年1月開始兼任江西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用了31年時間。
“空降”廳長
在30位廳長中還有13位與徐立全、舒曉琴一樣來自地方黨務或行政係統。其餘15位警務出身的廳長中有6位來自刑偵專業。
根據分布，來自地方黨務、行政係統的公安廳長多見於廣東、湖南、浙江等南方省份。北方地區的公安廳長，比如內蒙古、黑龍江、遼寧、北京等絕大部分為科班出身。
比如最年輕的青海省公安廳廳長何挺，其經曆富於傳奇色彩：1983年從西南政法學院刑偵係畢業後進入公安部刑事偵查局，1993年開始擔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反恐怖處處長。到2002年，年僅40歲的何挺被提拔為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長，兼任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從警期間，何挺先後參與和指導偵破新疆烏魯木齊係列爆炸破壞案、武漢持槍殺人團夥案、千島湖案件、1990年廣州白雲機場劫機案等特大案件，被譽為“反恐怖尖兵”。
2007年，他走出公安部大院，出任甘肅省省長助理、甘肅省公安廳廳長。一年後調任青海省公安廳。
匡萃冶說，目前公安係統的地方布局同整個國家的幹部政策基本一致，比如“空降”及外地調入的廳長越來越多。2008年7月起，8個月內曾有4個省迎接了外來廳長。
在另一項統計中，有11位廳長在籍貫所在地任職。
浙江是“公安廳長大省”---走出了5位現任廳長；其次是山東、河北，各有4位。
30位公安廳長中超過半數擁有研究生學曆，4人攻讀過博士學位。不過，大多數廳長的學曆來自黨校和在職教育。“如同其他部門，公安部門領導也呈現一定程度的高學曆、年輕化趨勢。”匡萃冶說。
兼任黨政要職顯示公安工作重要地位
按照慣例，地方公安廳長如果是副省級幹部兼任的，授副總警監銜。否則為一級警監警銜。
目前的30位公安廳長中，共有12位身列省委(市委)常委，顯示了公安工作在地方政治係統中的重要位置。
據公開報道，這12人中有多位在常委中排名較為靠前。比如安徽省公安廳廳長徐立全位列第四，排在省委宣傳部部長、省紀委書記等人之前；舒曉琴同樣以第四位排在常務副省長、組織部部長等人之前。
黑龍江、青海等5省區廳長由副省長或自治區副主席兼任，山東等3地公安廳廳長由省長助理或自治區主席助理兼任。
3名副省長兼任的公安廳長中，河南省公安廳廳長秦玉海在該省8位副省長中位列第四。公開信息顯示，他分管政法及社會管理、監察、信訪及涉軍事務等方麵工作。
匡萃冶分析說，近年來人民群眾對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長，中央正是基於這種情況加強了對公安廳長的領導，由黨委常委或者政府副職領導擔任公安廳長，以回應群眾對安全和穩定的期待。
對於多位廳長兼任地方武警部隊第一政委、黨委書記的情況，匡萃冶認為，此舉有利於加強武警隊伍建設，有利於更好地發揮武警在穩定工作中、特別是重大突發事件應對中的職能作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有關規定，武警部隊的調動和使用，應當堅持嚴格審批、依法用警的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廳長由省政法委書記兼任一直受到非議：政法委一把手可能通過對另外兩個獨立司法機關法院、檢察院施加影響，從而使鏈條上的各個環節失去應有作用。此弊端在前不久轟動全國的趙作海一案中有充分體現：該案中，商丘市政法委通過協調，直接導致趙作海入獄11年。
如今，四大直轄市的公安局長中隻有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武長順同時擔任市政法委副書記。
其餘26個省區的公安廳長中，有14個省區的公安廳廳長未由政法委書記兼任。
通過公安廳長們的身份變化可以看出，公安係統正日趨規範嚴整。■
高級警官如何煉成
張培文說，不少廳級幹部都表示非常歡迎有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專題學習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李靜 | 北京報道
公安機關是武裝性質的國家治安行政力量，擔負著維護社會政治和治安穩定的重要職責。公安係統高級警官在公安工作中則發揮著主導作用，作為主持一方平安的地方公安廳局長們，他們是怎樣一個群體，又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本刊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黨委委員、進修部主任張培文。
公安廳長無疑屬於高級警官。張培文介紹說，上世紀70年代以前，在全部24級幹部級別中，13級以上都可以看作高級幹部。在公安係統內對高級幹部沒有嚴格界定，基本與地方相當。授銜後，警監以上均可視為高級警官。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校內的公安部高級警官學院，培訓對象主要是公安係統廳局級幹部、地市級局長。培訓對象的級別最低為一級警督。
“公安機關隊伍的性質就是法律性、政治性比較強，這就決定了高級警官的培養任務重心，總是追隨中央的新決策，而且跟得很緊。”張培文說。
政治放在第一位
新中國最早的一批公安廳長還要追溯到3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第二期情報偵察幹部訓練班。當時邊區情報保衛幹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幹部缺口更大。於是1938年進行了第二期情報偵察幹部培訓。
1939年2月第二期培訓班開學，學員20多人。解放後，在當年的這批學員中，侯良後任新疆公安廳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杜定華後任新疆公安廳副廳長、新華社紀檢組副組長；楊崗後任四川省公安廳長；伊裏後任陝西省公安廳長；薛光後任新疆公安廳長；喬莊後任雲南省公安廳長。其他人則在國家安全部、解放軍軍事法院以及總政治部等單位任職。
軍隊保衛幹部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公安係統高級幹部的主體。新中國成立伊始，公安係統的主要任務是維護新生政權，偵破潛伏敵特。這些部隊幹部有秘密工作經曆、經驗豐富，長久以來他們的任務重心就是保衛中央、保衛領導、鋤奸鋤特。
隨著上世紀50年代裁軍，大量部隊幹部轉業到地方公安係統。地方公安廳長一般對應軍、師級幹部。在一些培訓機構中，這些“老革命”也會和剛參加工作的年輕幹部一起學習刑事科學技術等內容，提升專業化能力。
張培文說，從新中國初期一直到70年代，對公安廳長等高級警官特別強調作風和能力建設，政治放在第一位。原北京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劉湧在回憶文章中曾提出，“親臨現場，走群眾路線，不準使用美人計”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領導人對公安工作的基本要求。
從大學走出的高級警官
1978年後，改革開放帶來人財物的大流動，社會進入快速變化時期，隨著利益目標的多元化，犯罪誘因明顯增多。麵對劇烈變革，延續新中國成立以來傳統警務方式的高級警官，特別是負擔地方治安任務的公安廳長們，感覺有些力不從心。
1983年9月，公安係統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嚴打”行動。張培文認為，整個80年代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相當繁重：法律製度不健全、影響社會治安的因素較多，再加上改革開放初期國門初開，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整個“嚴打”時期，刑事犯罪案件數量下降，但整體上有起有伏，甚至出現過“越打越多”的困惑。
麵對動態社會環境下的流動犯罪和治安問題，公安係統開始反思“打和防”的關係，並在製度上嚐試了一係列改革。1985年，公安部要求省會城市、百萬人口以上大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要建立治安巡邏網。1991年11月召開的第18次全國公安會議進一步明確，建立以人民警察和武警為主體的城市治安巡邏製度。從1987年到1996年的近10年間，110快速反應機製在全國大中城市全麵建設。
為切實提高動態環境下駕馭社會治安局勢的能力，中央和公安係統高層意識到，必須整合公安機關內部資源，實現統一指揮、快速反應。這些能力的提升，首先反應在地方公安廳長等高級警官身上。
“當時培訓已解決不了高級警官的問題，需要從基礎層麵進行提升，特別是文化教育層次。”張培文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公安隊伍人才緊缺，“特別需要建立公安係統自身的院校，培養專門人才，提升文化學曆層次。”
在此前的政治運動中，一批長年從事一線工作的老公安被“打倒”或“靠邊站”，等到運動結束，有經驗、年紀又適合公安廳長等高級職位的幹部並不多。
“後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在教育部門的支持下，公安係統的學曆教育才提上日程。”張培文說。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各省公安廳、地市公安局開始籌建專科的警官院校，1984年還建立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從更高層次學曆教育中走出的警員，逐步成為高級警官的新來源。
張培文說，從80年代中期開始，公安廳長等高級警官的結構發生了一個變化：軍轉幹部仍占較大比例，還有從地方黨政係統調入的官員，但大學畢業後進入公安機關工作的越來越多。
高級警官最關注群體性事件處置
進入新世紀後，高級警官的學曆層次越來越高，專業化程度快速提升。“前幾年，在公安係統找研究生還是鳳毛麟角，現在多了。近期開設的一個警監培訓班，碩士、博士比例達到了百分之十幾。不少授課老師感歎，這些學員對一些問題的研究比老師還要深入。”張培文說。
高學曆化讓高級警官有了比以往更加綜合的知識結構，在執法決策的把握上更加全麵。但是高級警官仍麵臨著很多新挑戰。
信息社會的高速發展、權利意識的不斷高漲，以利益衝突為根源的社會矛盾開始從隱性走向顯性，執法機關如何以新思維、新方式應對日益複雜、多元的社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進行專業化研究、製度化建設的重大命題。而高級警官的思維、理念事關社會矛盾的處理效果。
“新老矛盾交織在一起。對公安執法形成新挑戰，這種挑戰集中在高級警官身上，就是要知道如何把握趨勢。”張培文說。
2006年以來，公安部加大了對高級警官的培訓，在業務課程設置中增加了不少新專題，比如：依法行政與公共管理、公安信息化、世界警務發展趨勢、反恐、群體性事件的處置等。
2007年，高級警官學院舉辦了首任廳局級公安領導培訓班，還在業務課程的設置中增加了一個專題：群體性事件的處置。
最近這些年，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公安工作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去了以後，保護老百姓是一定的。但是衝突一發生，警察被刀槍棍棒一襲擊，招架不住了怎麽辦？靠以往的政策，第一這是人民內部矛盾，第二不能動用武器裝備，第三，盡量現場處理。但在今天的形勢下怎麽解決更好？”張培文說，不少廳級幹部都表示非常歡迎有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專題學習。
事實上，這是當下高級警官們最實際的困惑。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沒有成文的處理程序，也沒有現成的法律依據，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臨場應變來決策。
張培文告訴本刊記者，現在高級警官的培訓都涉及此專題。不過在“群體事件問題處置”的專題講授中，老師們的說法還是相當謹慎，主要講群體性事件的特點。
“關鍵是讓廳局級領導準確把握當前的社會穩定形勢。老百姓的訴求越發多元化，雖然訴求渠道有，但有些並不暢通。”他說。
高層的思維
翻開高級警官的培訓課程表，本刊記者發現有不少時效性、針對性很強的專題課程，包括新聞發言人課程、信息化建設、執法規範化、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等。很多專題並不是高級警官學院自己設置的，而是公安部黨委研究決定的。
譬如今年剛開設的執法規範化專題班，負責高級警官學院工作的張培文說，執法規範化一直是高級警官培訓的內容，今年則要求各地分管法製的公安廳副廳長帶隊參加。
“公安機關執法不規範引發了很多問題，這幾年辦的錯案也報道了不少。”張培文說，“培訓班隻是把公安部黨委的決策、工作部署落實到基層。公安部領導都會親自到現場授課，將自己對執法規範化的所思所想直接交流。”
值得關注的是，眼下對地方公安廳長等高級警官的培養已不僅局限於國內。近年來，一些高級警官研修班已走出國門。
在英國，他們發現警方的新聞發言人不僅定期發布信息，而且深入社區，針對一些問題和案件進行調研。而且，英美等國家對於處置群體事件都有一整套經驗，包括指揮中心如何設置，指揮官處於什麽位置，預案如何應用，後勤如何保證。這樣的培訓，讓廳局長們逐步開始擁有一種國際視野、世界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