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能源經濟問題
自從能源經濟在新疆發展起來，在能源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同時，新疆各族民眾從能源開采中所獲得的回報卻相當有限。
兵團，三代之根
長期以來，兵團被視為穩定新疆的核心。它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產著新疆1/5的糧食、2/5的棉花。
新疆新局
去年“7·5”事件，震驚海內外。中央主要領導提出應吸取教訓，痛定思痛，舉一反三。10個月之後，今年5月17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京召開，治疆新思路逐漸清晰：戰略上低調調整，經濟上高調富民，反恐上強調專業化。
近景目標已經描繪：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達到西部地區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兩個跨越式目標”。
中央此次針對民生和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高調推出中東部19省區對口援疆，建立疆內經濟特區，加大對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並率先在新疆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一方麵實現對新疆經濟的“輸血式”援助，另一方麵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兩條路徑，雙管齊下，目標是在5到10年的短時期內，讓“落後”多年的新疆能夠迎頭趕上。
值此重大轉折時刻，觀察家們紛紛提及溫家寶總理在今年3月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民族政策的一句話，“加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教育”。
也許，治疆的遠景目標就在此話中。
中央治疆新方略
戰略上低調調整，經濟上高調富民，反恐上強調專業化，是中央治疆新方略的主要脈絡
本刊記者/王維博 王婧 崔曉火 (發自新疆) 王全寶 (發自北京)
5月17日，經過半年多的醞釀，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此次會議上，中央提出了穩疆興疆、富民固邊的新戰略。
近景目標已經描繪：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達到西部地區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兩個跨越式目標”。
旨在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政策也逐次推出，中央治疆新方略開始浮出水麵。而胡錦濤對新疆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斷，也被解讀為為修正民族、宗教政策執行環節的問題掃除障礙。
“高規格”動員
5月17日至19日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數到會，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參加會議的《新疆日報》新聞部主任成立新稱，與會的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隊有關負責人達350多人，足見國家部委、兄弟省區對新疆工作的支持。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政府也派出了60多人的龐大隊伍。會議期間，圍繞中央領導的重要講話和中央即將出台的推進新疆發展的意見精神，分10組進行了一天半的小組討論。
如此高規格的座談會，此前隻見於西藏。1980年，中央首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此後，1984年、1994年、2001年和2009年中央又多次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
國家民委一位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兩個自治區的座談會題目都一樣，都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具體要求上各有不同側重點。“新疆隻要有政策，政策對頭，思路清晰，大家去努力就肯定能建設好。而西藏則要緩慢一些，因為社會發展程度等方麵有很大限製。”
會議之後，新華社報道透露了包括資源稅費改革、減免企業所得稅、增加全社會固定資產、增加建設用地規模投資規模等多項高含金量的優惠政策。
觀察家認為，比一係列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旨在通過高規格會議來吸引各方麵注意力，將新疆快速引入一個經濟與民生事業高速發展的時期。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為了在宣傳上“造勢”， 從5月5日至18日，新疆組織全疆14個地州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所屬專業文藝團體，在烏魯木齊舉行了51場專門迎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文藝演出。
“跨越式發展”思考
去年下半年以來，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分別考察新疆。11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組織中央和國家機關64個部門的500多名幹部，先後深入新疆各地進行調研，調研組成員幾乎囊括國家所有部委和相關單位，其中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就有幾十位，涉及部門如此之多、人數如此之眾的調研隊伍在新疆曆史上前所未有。
半年之後的新疆工作座談會為新疆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定調，目標到2015年使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外界分析，中央對疆工作的下一輪思路是借比內地更快的經濟“跨越”速度來解決疆內社會和民生等長期存在的矛盾問題。“新疆跨越式發展進程中，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隻有把民生問題解決好，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為新疆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人民日報》社論如此說。
中央此次集中針對民生和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下猛藥，高調推出中東部19省區對口援疆，建立疆內經濟特區，加大對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並率先在新疆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一方麵實現對新疆經濟的“輸血式”援助，另一方麵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兩條路徑，雙管齊下，目標是在5到10年的短時期內，讓“落後” 多年的新疆也能感到錢包和周邊地區一樣“鼓”的興奮。
加快對疆“輸血”的信號從3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上便已明晰。援疆是當前最直接的方式，旨在加強內地各省區與新疆的經濟聯係，同時引導更多東部資金輸入新疆。
會議確定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遼寧、深圳等19個省市承擔對口支援新疆的任務，通過“結對支援”方案，由19個省市分別結對援助新疆12個地(州)市的 82個縣(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2個師。目前，各省市已同“結對”的疆內地區細化對口支援的規劃和具體項目，結合當地實際開展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新一輪全麵援疆工作。外界分析，由中央部署的對口支援項目，將協助新疆建立人才、技術、管理、資金等全方位的有效機製，優先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幫助各族群眾解決就業、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問題，並著力支持新疆特色優勢產業發展。
另外，從座談會上透露出的信息來看，國務院還為新疆打開諸多盞“綠燈”，提高新疆的自我造血能力。
首先，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將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有利於實現地方財政的增收。其次，對新疆困難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 “兩免三減半”優惠，則在企業負擔更多資源稅成本的情況下，為中小企業進入新疆提供優惠配套措施。而投資繼續向新疆自治區和建設兵團傾斜，則是繼續對建設兵團這一曆史使命仍未完成的集體的扶植。
今年兩會上關於設立新疆喀什經濟特區的提案如今已成現實。部分官員和學者均提出，把進一步擴大新疆喀什向西開放納入國家沿邊開放的整體戰略之中，以大開放促進喀什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間新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比“十一五”期間翻番，鼓勵各類銀行機構在偏遠地區設立服務網點，鼓勵股份製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到新疆設立分支機構，適當增加建設用地規模和新增建設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標，適當放寬在新疆具備資源優勢、在本地區和周邊地區有市場需求行業的準入限製，以及對新疆本地油氣資源將產生重大影響的放寬天然氣利用政策和增加當地利用天然氣規模等政策，均旨在改善新疆的投資環境，刺激經濟，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
然而，有學者提醒，作為一個複雜的區域性難題，新疆此前的困境由多種原因造成，既有政治、經濟政策層麵，也有社會階層和群體意識的層麵。一味強調經濟發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則有可能加深一些現有矛盾。
暨南大學教授姚新勇認為，在新疆“跨越式發展”的熱議中，地區經濟發展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一方麵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自然帶來社會的公平、公正，所以即便在眾多省區的大力協助和中央強有力的支持下，新疆未來經濟將有大發展，但我們也不敢保證，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益，可以較為公平、公正地被各階層、各族群的人民分享，族群和諧、社會安定也就很難保證。”
還有學者提醒要重視經濟發展、GDP增長對自然和人文生態的潛在破壞力。
新疆雖占中國國土六分之一，但廣袤的地貌暴露在外，自然生態向來脆弱。目前適合人類生存的綠洲，也不過占新疆總麵積的5%。
“此前新疆的農村居民對荒漠中珍稀植物的過度開采已經破壞了本來就不堪一擊的生態係統。”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李樹輝表示。
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寧也提醒，目前新疆的萬元GDP能耗仍在全國範圍內高企。如何在新一輪對放寬天然氣利用的過程中，實現低碳和信息化循環經濟的發展，真正跨越粗放型經濟模式，是中央和新疆都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專家還提示，經濟活動的頻繁將可能改變新疆地區群族的布局。麵對著一個不僅有維吾爾族和漢族，還有大量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等民族在內的區域，如何讓現代化發展本身不對任何民族的文化、意識造成衝擊和破壞，不造成被衝擊人群、族群的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失落，是避免區域進一步發生社會衝突的重要事項。
新疆問題再認識
胡錦濤總書記在新疆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出，“新疆同全國一樣，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同時，新疆還存在著分裂勢力分裂祖國的活動。”
“既然對新疆主要矛盾的判斷回歸到正確軌道，無疑是一次對新疆問題的再認識。”新疆自治區政法委政治處原處長馬效智說。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馬效智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黨的八大首次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曆次黨代表大會一再重申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正是源於我們黨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準確判斷。”
而新疆從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沒有人明確提出新疆的社會主要矛盾與全國其他地方有什麽不同。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盡管“主要危險”和“主要矛盾”並非同一概念，但畢竟內涵有重合部分，這一提法被部分人解讀為新疆的主要矛盾與內地省份的差別。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新疆的分裂勢力破壞活動抬頭，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結合新疆實際情況，1996年，中央作出了“當前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論斷。
“7·5” 事件後，通過大規模的實際調查和反複論證，中央確立了治理新疆的新思路、新模式，包括提出對新疆社會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斷。既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必須促進新疆全方位“跨越式發展”，既然存在分裂活動，就必須在重視發展的同時，高度關注長治久安問題。
在馬效智看來，中央此番對新疆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已沒有此前的“非法宗教活動”和“民族分裂”等字眼，這或將為以後修正政策執行環節的問題掃清道路。
出身軍營，又長期在政法係統工作的馬效智對接下來的新疆穩定工作同樣有著自己的解讀。“不提兩個危險，絕非是反分裂鬥爭的減弱。”馬效智說，跡象表明，中央對新疆反分裂鬥爭恰恰是悄然加強。
5月2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特警成立“飛虎突擊隊”。作為城市反恐和打擊“三股勢力”的專業隊伍，烏市公安局為其配備了突擊車、裝甲車、攀登車等精良的作戰裝備。
“反恐需要調動專業力量。”馬效智說，過去的全民動員反恐，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公眾的不安全感，而新的反恐鬥爭以低調宣傳，精狠打擊為主。
上述國家民委的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述了類似觀點“‘7·5’事件後，中央領導指出應該吸取教訓，痛定思痛，舉一反三。有人指責治疆過於嚴厲，其實這是中央的一貫方針，就是對於分裂勢力露頭就打，一定不要讓他們搞成氣候。”
該官員透露，在堅決打擊分裂活動的同時，中央還提出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和諧。“3·14”事件、“7·5”事件都發生在城市，該官員據此建議，需要加強法製建設，特別是要抓緊對《清真食品管理辦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條例》的修訂，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法律依據。
此外，還應著重解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一些現實困難，在勞動就業、住房保障、職業培訓、子女入學、老齡服務、法律援助、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麵給予切實幫助，引導其積極融入城市。
庫爾勒：黑金淌過戈壁
中央新疆工作會議後，資源稅改革將從新疆率先試點。而資源稅改革是否能解決新疆能源經濟的全部問題，有待進一步觀察
本刊記者/柴春芽 崔曉火(發自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
塔裏木盆地北沿，天山血色的身影在沙塵籠罩下若隱若現。幾乎寸草不生的戈壁灘布滿鹽堿的乳白，烈日下恍如雲海。
就在這片無任何農業利用價值的礫漠之下，湧動著巨大的能量。
沿巴音郭楞自治州首府庫爾勒至庫車的314國道，往西180公裏到達輪南油田。采油機日以繼夜地打井，油井頂部熊熊燃燒著從油層外逸的天然氣。
這裏正是“西氣東輸”工程的源頭。通過耗資1200億元建造的管道，塔裏木盆地富藏的天然氣由輪南經庫爾勒、哈密、武威，沿著絲綢之路一路抵達上海。全長4000公裏的路徑穿越黃河，橫跨新疆、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蘇和上海市等9個省(區)市。
如今，每天從新疆東輸的天然氣為5000立方米，相當於擁有2000萬人口的北京市每日天然氣用量的兩倍有餘。近年來因下端地區用氣量不斷膨脹，西氣東輸的規模以10%的速度逐年遞增，2009年更是達到曆史最高紀錄——近170億立方米。在工程啟動前夜的2003年，西氣東輸的管輸量僅為0.43億立方米，7年間增加了400倍。
然而，作為中國最大的能源基礎設施工程之一，“西氣東輸”解了遠憂，卻未解近渴。
新疆的油氣為千裏之外饑渴的沿海城市注入了血液，但距“西氣”源頭僅30公裏的輪台縣大道南鄉拉帕村，兩千多村民卻還在燒煤和幹木。
與油為鄰
“外麵的人來打井、采油，把油賣走，和我們一直沒有多大關係。”54歲的村民阿齊茲站在他家的粘土磚房裏，抱起光腳嬉戲的孫子。在他身後，貼著維族紋路牆紙的水泥牆壁上是一幅清真寺黃昏時分的壁畫，一家人每日五次對著它做禮拜。
在阿齊茲住的房間，一米多厚的土牆隔離了初夏的熱度。屋裏雖然通了電，卻沒有城市裏的民用天然氣管道。院子裏，這個維吾爾人家囤積了一堆果樹枝幹用於生火。阿齊茲家的生活水平在拉帕村屬於中等，在他家附近，有三家幾乎家徒四壁的“五保戶”隻能靠賣羊和一季度250元的低保金來維持生活。
20多年前，這名幹瘦的維吾爾人曾經目睹聲勢浩大的塔裏木石油大會戰在家門口啟動。從1989年起，數萬名油田工人湧進塔裏木盆地，開發了輪南、東河、塔中、哈得四個油田群和近30座油氣田。其中的輪南油田正位於阿齊茲家的南麵。
“戈壁灘上到處停著我們從來沒見過的軲轆很大的車。再之後沒多久，油和氣就從井底下被機器挖出來。”阿齊茲用鞋踩了踩腳下的地，笑著。
居住在油氣田旁卻用不了氣，阿齊茲家的困境與疆內眾多農村居民一樣令人尷尬。對於這個十口之家，單是度過新疆長達五個月的嚴冬就需要燒掉大約6噸的煤來取暖。雖然新疆也是重要的煤產地，但本地農民用煤的價格卻一點不便宜。
阿齊茲說，他家過冬，即便節省也需要5千元來拉煤，這相當於家裏全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幸的是，盡管收購價已經低於1元1公斤，但縣領導依然要求農戶繼續種植政府扶持的杏樹。因此像阿齊茲一樣無奈種多畝杏樹卻虧本的村民在全村占一半還多。許多人隻得去有錢人家的棉花、核桃地裏打長工。
正因為當地居民生活遭遇困境，才發生了沙漠中稀有灌木紅柳和梭梭柴被當地居民砍伐取材的現象。南疆農村的少數民族幾乎人人為之，有時遇到生長多年的粗壯紅柳，村民就用炸藥在沙漠裏實施微型爆破，炸斷紅柳深入地表下層的根係，再搬走珍貴的枝幹。初次到南疆的人們曾驚訝地發現，維吾爾人常常駕著他們特有的驢車拉上高高一車的珍稀物種回自己家的院子。
阿齊茲自小就跟著父母學著駕驢車、帶著斧頭開赴荒漠裏砍紅柳。“我們的刀劈不斷粗壯的紅柳枝，得用斧頭狠狠劈。”
一車的紅柳枝，在夏季，做上五六天的飯就會耗盡；而在冬季，取暖點火也用紅柳，於是每過三四天就必須進一次戈壁灘，取一批紅柳。
“進戈壁灘很難，風沙大得很，有時候風太大了我們隻能抱著水袋躲在驢車輪子底下，等風刮完了才能繼續走。”阿齊茲回憶說。
隨著古老的紅柳幾乎絕跡，私采紅柳終於在上世紀末被新疆的林業部門叫停。現在，餘下的大部分是細枝的紅柳，而本地居民已經不敢砍伐。“十年前就不砍了，再砍會被政府罰錢。”
戈壁灘上的生活原本就不易，近年來更因為民用能源的稀缺而變得愈發艱難。沙漠生態的惡化影響了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維吾爾人喜歡喝的茯磚茶本應香醇，現在用鹽堿地下的水泡出來都變得鹹而澀，難以入口。
戈壁與綠洲
在距輪南240公裏外的焉耆縣上岔河村，回族村民譚建新望著不遠處的采油機也不免搖頭。“氣就從我們家廚房底下走，但我們卻一點用不上。”
和毗鄰的下岔河村一樣，兩個村數千村民多年來都沒有享受到新疆的福“氣”。此前，地方政府補貼開發了沼氣池，但這依然滿足不了村民們希望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接近的要求。
長期關注新疆能源經濟發展的學者表示，多年來，國家扶植能源企業的傾斜政策富足了國庫，養強了企業，但新疆作為國家能源基地的優勢卻未能對地方財政和百姓民生產生應有的作用。學者進一步分析，中央新疆工作會議提出的資源稅改革，實際上就是對能源經濟利益的一次再分配、再平衡。
“中央對能源經濟利益的分配比例一直偏重國家和企業，地方和百姓的惠及效果不是很明顯。因此，需要一些區域能源的優惠政策既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也增加百姓使用本地能源的合理比例。”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新疆毫無疑問是中國的資源富礦。根據2009年的統計數據，自治區地表以下數公裏的岩層富含著全國30%的陸地石油，34%的陸地天然氣和40%的煤炭。全疆15個地、州、市中，有11個擁有石油資源。單是在與克拉瑪依、吐魯番並稱新疆三大油田的塔裏木，“無窮無盡”的油氣煤就為在新疆開采近20年的企業實現了累計1000億元的利潤。生產油氣衍生品乙炔、甲醇、乙烯等的石油化工下遊產業也從這塊富礦拿走巨額利潤。
據勘探，目前塔裏木地區的油氣探明率僅為12%，仍有大量的油氣寶藏有待開發。
自從能源經濟在新疆發展起來，在能源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同時，新疆各族民眾從能源開采中所獲得的回報卻相當有限。
2007年以前，輪南油田無法進入輸氣管網就被白白燃燒的天然氣，每天約有25萬立方米，如此的數量足以提供近5萬戶城市居民使用一個月。這種趨勢直到油田引進天然氣壓縮機，才得以避免。
直到5月19日中央新疆工作會議決定在新疆實行資源稅改革試點之前，新疆執行的依舊是1994年的《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由於規定中的補償費率過低，開采企業始終在低成本的狀況下開采國家資源，而地方政府卻無法從中獲得合理的收益，因此在決策製定的博弈中始終挺不直腰。
研究者表示，恰恰是此前國家對中央稅收和壟斷行業的傾斜政策，才造成了壟斷者坐享行業“暴利”，對新疆資源長期的“非合理”利用，也使“富礦”新疆，地方頻頻遭遇財政政策瓶頸，民眾享受不到本地資源。
據 2009年自治區政府的統計，在2009年新疆地區國稅、地稅總稅收的880億元中，自治區政府的地稅收入僅占約43%，為380億元。不僅新疆地方稅收遠低於國內生產總值中應占的比例，自治區去年還付出了1400多億的支出，入不敷出。而單看自治區國稅係統的統計，更可以發現，石油稅收一直占據全疆國稅係統稅收收入的半壁江山。
“人人都想上油田”
塔裏木油田總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13.21億元，到了2009年增長到530億元，增長39倍，而巴州政府的地方財政收入在2009年僅為33.7億元。
而另一麵，疆內城市普遍市政建設落後於周邊區域，居民整體的消費能力也遠低於國內平均水平。“群眾整體的低收入水平和中央近年來的傾斜政策，給新疆地區造成了目前的民生問題和城鄉差異。”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樹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這種城鄉差異有時表現得十分明顯。
距離阿齊茲的村莊210公裏外，是巴州首府庫爾勒市。乘飛機抵達庫爾勒的乘客紛紛驚歎於位於天山之角、戈壁之鄰的地域能建起一座“人工綠洲”。坐擁油氣核心企業的庫爾勒曾在全國“百強縣市”中排名第39位。隨著新機場的建成，每周有多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城市，和內地商貿往來更加頻繁。而塔裏木石油基地更是位處庫爾勒市中心的孔雀河畔，占地2000餘畝，綠化覆蓋率近50%。
作為油氣的樞紐產地，塔裏木油田和中央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曾在1996年以前任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的周永康，在1989到 1990年之間，曾兼任塔裏木石油會戰指揮部指揮、臨時黨委書記。2008年春節，已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還專程來到塔裏木油田考察慰問。
在庫爾勒，石油係統職工的可查工資普遍達到每月5000元，是當地公務員和教師待遇的兩到三倍。“人人都想上油田”，每年許多年輕人都會被豐厚的待遇吸引入職。在油田的招聘啟事上，在生產一線工作的本科生，見習轉正後年收入均在7萬元以上，碩士則在8萬元以上，與周邊縣城居民的收入形成鮮明對比。
城市中心，商場林立，其中一些高檔百貨的服裝、首飾價格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無異。據當地媒體報道，位於新城改造項目的杜鵑河畔的祥雲火炬，甚至可以在夜晚利用天然氣燃起高達6米的“聖火”。
中央新疆工作會議閉幕後，5月21日周五晚的《新聞聯播》用一組5分多鍾的篇幅報道了巴州的巨大發展。《新聞聯播》引用巴州農民伊力哈木的話說，去年他的年收入達到了7萬元，今年又買了車跑出租。“現在惠民政策越來越多，我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伊力哈木對著鏡頭說。
伊力哈木所在的達西村一直是新農村建設的示範點。2005年5月4日，胡錦濤主席曾給達西村青年回信。去年6月，習近平副主席也探訪了該村。
資源稅落地
而根據中央新疆工作會議的決策，有關新疆能源經濟的改革落腳在兩大方麵，即資源稅改革和進一步放寬天然氣的利用。學者表示，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將部分改善地方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而放寬天然氣的利用將有利於提高本地百姓的能源使用水平。
王寧分析說，按新疆2009年原油產量2700萬噸、每噸收取30元的資源稅來計，從量計征的地方稅收僅為8億多元。而改為以國際原油價格來計算，同樣的原油產量則將帶來40億元以上的收益。如果再加上天然氣和煤炭的資源稅收入，預計新疆的地方資源稅收可能增加到100億元，終於能“比過去好”。
但王寧同時指出，即便如此，資源稅仍然解決不了新疆能源經濟的全部問題。
有分析稱，按中央的精神，資源稅大約在5%到8%之間浮動，但如此低稅率，不僅遠低於沙特等中東產油大國，就算和德國、法國等低稅率國家相比，它們的原油資源稅也是中國的34倍，因此改革效果如何，尚需觀察。
“要實現新疆能源經濟的合理發展，還需針對新疆高企的能源價格作出相應的政策。”王寧表示。
即便作為西氣東輸的起點，由於缺少地方財政補貼，新疆的天然氣價格始終遠高於周邊省份，甚至高於西氣東輸的終點上海。此外，疆內的電費，尤其是農村的電費，雖然在近些年隨電網改造有所降低，但整體水平依然讓眾多百姓望而卻步。“有的用不上電器，有的即便有電器也不敢用電。”
但作為國家能源富集區，未來地方財政的改善，首先將采取天然氣逐步普惠民眾，李樹輝分析說。
巴州發改委發言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擴大天然氣利用和資源稅改革等背景下，有關部門將完善天然氣管道及城市管網。
“巴州是‘西氣東輸’首戰和氣源地之一，但目前除庫爾勒市外其餘八個縣城城市氣化率都不高。”巴州發改委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回複中表示。
據地方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平均每天約有210萬平方米的天然氣輸往沙漠周邊的巴州、和田地區、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23個縣市的上百萬人已經使用上了清潔而便宜的天然氣。
兵團，三代之根
長期以來，兵團被視為穩定新疆的核心。它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產著新疆1/5的糧食、2/5的棉花。走過了半個世紀，這個當年“一手拿槍，一手扶犁”的組織在新疆工作會議之後，看到新的出路。在新疆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強調，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支持政策對兵團同樣適用，要把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作為兵團特殊體製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緊密結合的有效措施，增強兵團自我發展能力
早上9點，整個石河子市剛剛從睡夢中醒來，韓勇開始收拾他的夜市小攤。此前一晚，他的幾個兵團朋友來此敘舊，喝“二八七”，然後醉意闌珊地睡在小攤的帳篷裏。
“二八七”是韓勇十多年前常喝的“小白楊”酒，產自八一酒廠，“二八七”是“小白楊”酒的價格，以前兩塊八毛七，現在市場價了，漲到了三塊多。
朋友們和韓勇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終於還是回來了。”
讓韓勇這個“兵二代”回來的因素很多。首先，“7·5”後，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還是個兵，兵團不在了，而根還在石河子。
其次，“7·5”後，來石河子的人多了，房價從1000多漲到近4000，新疆工作會議召開後，這個地方更是眼看要火起來了。
第三，作為兵團人，總有種莫名其妙的感情支配著他，讓他回到兵團。
於是，出走的“兵二代”回來了。
一手拿槍，一手扶犁
韓勇是典型的“兵團後代”，他出生在兵團，父母均是第一批兵團職工。
他的父親是華北野戰軍的一員，抗美援朝的時候，守衛鴨綠江大橋，遺憾的是一直留守位於中國這一端。“解放戰爭沒參加，抗美援朝沒過江”，韓勇說，這是他父親這一生最大的遺憾。
1953年，這支部隊押解犯人進疆，行程數萬公裏，目的地是石河子——一個當時隻有20多戶人居住的荒涼之地。這裏隻有一條鋪滿鵝卵石的大溝，遠看就像流淌著石頭的河，“石河子”因此得名。
原本以為兩三年的時間就能回老家河南，但很快，這些人的命運發生了轉折。
解放初期，邊疆初定，國家迫切需要一支部隊在新疆發展生產，鞏固國防。而駐疆的部隊麵臨著難題，駐疆的17萬人，一年所需糧食10萬噸，擁有中國1/6國土麵積的新疆，卻無力供應。本著一手拿槍，一手扶犁，屯兵農墾的精神，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準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當年10月，解放軍駐新疆10.5萬部隊集體就地轉業。韓勇的父親成為了農八師145團看守所的一名獄警，任務是把犯人改造好，然後轉為兵團的職工。
隨後，韓勇的母親也被部隊從河南接過來與丈夫團聚，兩口子窩在“地窩子”裏。為了讓兵團職工安心在這裏屯墾戍邊，已經成婚的，其家屬都被部隊接到了新疆。
而那些未成婚的，則成了兵團最初麵臨的問題。“沒有老婆安不了心，沒有兒子紮不下根。”而解決的辦法則是從湖南、山東等地找來大量的女兵，於是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
從“組織介紹，個人同意”到成家過日子。三四對新婚夫婦住一個“地窩子”，她們成了第一代兵團母親。
韓勇出生於1971年，他出生的時候，家裏已經有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那時候，從大局利益出發，兵團人多生孩子，增加人口是政策。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內地鬧饑荒，但在新疆，無論如何，至少能吃到糖渣。”
經過十年的發展，當年新疆兵團的總人口已經達到31.15萬人，農牧團場總數發展到158個，耕地達到1212萬畝，糧食總產7.2億公斤。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從1964年開始，又有數十萬轉業官兵、城市知識青年從內地趕來，加入兵團的生產建設行列。
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裏，任何人都會被感染，都會覺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那些被信念支撐著的人們，不斷開展著勞動競賽：這個排早晨6點鍾下地幹活，連長在大會表揚了，緊接著記錄第二天就會刷新到5點。
韓勇無數次地聽母親說，在他出生前一個月，母親頭上還披著麻袋，挺著臨產的大肚子去拾棉花，每次彎腰，就隻能撿一兩朵，“一朵棉花才多重，她一天拾一百多斤！”
四不像
兵團這個龐大的經濟實體在那時就已成型。在新疆，十個師合縱南北，連橫東西，生產、銷售、再生產在這個集體裏完全獨立完成。到1966年，兵團工農業總產值9.77億元，占到新疆的1/4以上。
新疆兵團的經驗開始在全國推廣，從1968年開始到1970年，全國新組建黑龍江、內蒙古、蘭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雲南、山東、湖北等11個生產建設兵團和三個生產師。
在韓勇懵懂的童年歲月裏，中國仍處於“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兵團是“重災區”。與1966年初相比，1967年糧食總產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萬，耕地麵積卻減少了3.5萬公頃。
到了“文革”，兵團屯墾戍邊的作用被否定，是“隻抓糧棉油，不分敵友我”。於是，197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軍區黨委向中央提請撤銷兵團，理由是，“生產上不去，糧食不能自給，虧損越來越多……”
1975年4月，中央批準撤銷兵團，自治區成立農墾總局，接管兵團。兵團所屬各企業事業單位、農牧場劃歸地方統一領導和管理。
同年6月，石河子地區成立。韓勇的父親被調往石河子地委，母親則去了“八一”被服廠。
那時韓勇尚未懂事。母親依然拿著“三八九二”(38.92元)的工資。“兵團撤銷對普通工人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工廠還在，工人就幾乎不失業，隻是轉換了管理體製。”
但兵團撤銷後，師長負責製取消，市長成為掌舵手，原兵團的領導班子不得不另謀高就，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序。在兵團撤銷後，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
韓勇的哥哥那時正在讀小學，很多兵團單位一夜之間換了匾牌，撤下“兵”“團”“連”的字樣，換上了帶有“市”“縣”的牌子。
除了記憶，一組數據更能說明兵團撤銷後出現的社會問題：撤銷兵團三年間，農墾總局增加了44個，糧、棉產量反而分別減少了1.2億公斤、1244萬公斤，財政虧損達6.67億元。
兵團撤銷後，兵團屯墾戍邊的特殊作用明顯削弱，那幾年，諸多矛盾開始凸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意識到建設兵團的重要，在1981年8月，鄧小平視察新疆後表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複起來很有必要。”當年12月3日，中央作出《關於恢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
一夜之間，此前那些被取代的“兵”“團”“連”，又開遍新疆。
但兵團恢複後，隸屬關係已不在國防序列，它的名稱也由撤銷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改變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鄧小平解釋說：“生產兵團恢複起來，這是穩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軍的名義……”
它以企業形式出現於世人麵前，卻又肩負著守疆衛國之職責，成為軍、政、社、企一體，社會形態比較完整的政權組織。
於是，對於兵團出現“四不像”的評價——“是政府，要納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進工會；是軍隊，沒經費。”
70年代在新疆出生的男孩，絕大多數都選擇了當兵的道路，“因為當兵是包分配的”。到了80年代，“兵二代”轉業，一時間，分配成了他們的難題。
為了給這些年輕人找到出路，1983年，新疆兵團的經濟逐步放開，兵團內開始出現小賣部、零售店，他們解構著“大鍋飯”的傳統。號稱“中國計劃經濟體製最後一艘航空母艦”的兵團，開始了向市場化轉型。
80年代初的石河子，隻有幸福路一條商業街，當時，人們消費都是到沿街的幾個大的國營商場。那時，幸福路就是“小上海”。
到80年代中期，街上開始零零星星地擺起了小雜貨攤，“兵二代”們嚐試著小打小鬧的自由市場快感。
到90年代。隨著部分國營企業轉軌，下崗失業人員、待業青年及外來務工人員的增多，人們開始有了經商的意識，於是自發地湧到了這條充滿著商業氣息的街上，幸福路上搭起了一路的棚子。“裏麵分成一格一格的，每人一個攤位，解決了很多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輪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成為內地人淘金的目的地。
因為是知青，韓勇的大姐去了民政局，二姐去了外貿局，哥哥去了二輕局。小姐姐則沒有那麽幸運，最終隻能咬咬牙，在家裏拿了幾百塊錢就在“小上海”擺攤賣服裝。
1990年，韓勇開始讀石河子農學院。“最初學的是外事外貿，因為外語差，就轉到政法係學了一年，然後直接當兵走了，在部隊裏呆了三年，而且入了黨。
1995年，韓勇退役，成為一名經濟警察，石河子的若幹家大型國企都在他的轄區範圍內。“在兵團，經濟警察的身份很奇怪，國家編製，但由企業發薪水。同時，我開始服預備役。”韓勇說。
轉業後，第一年每月拿100多元，第二年每月300多元。“日子稍微好點的時候，我下崗了。辛辛苦苦站了三年崗，結果就成了社會人了。”韓勇說，“那時候真羨慕團場的職工啊，我們都下崗了，他們至少還有地可種。”
在那個國企改製的年代，“下崗”也是兵團的關鍵詞。2001年，兵團國有企業比例下降到了70%。
而兵團的農業卻好了起來。隨著新疆棉花產量的升高，去新疆采棉花成了很多內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們甚至專門到新疆去承包團場，如果風調雨順，一年算下來，棉花就夠賣十幾萬元。而團場的職工，“坐享其成”即可。從1990年起，兵團開始從內地接收采棉花的季節工，從1990年的幾千餘人到2005年達到近 70萬人。
回到“小上海”
世紀之交，石河子麵對的現狀是矛盾的：一麵是被聯合國授予“人居環境改善良好範例城市”；一麵是這座新興城市賴以存在、發展的經濟基礎並非堅實，曾經輝煌的工業企業多已衰微。
這批工業企業均依靠農業而生，比如八一棉紡廠、八一毛紡廠等等。兵團是靠農業起家的。綠洲經濟以大農業為主，農業又以種植業為主，種植業以棉花為主，這樣的格局在兵團近10年基本沒有改變。這是非常脆弱的結構，一旦農業出了問題，整個經濟就會出問題。
下崗後的韓勇在城裏轉悠，試圖找到新的就業機會。
他身後的這座城市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軍墾色彩：道路把這個城市切割成整齊劃一的方格狀。以子午路為界，往西是西一路、西二路、西三路，往東是東一路、東二路、東三路。建設路往北，則是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街道兩旁栽著不止兩排樹，更多的是四排、六排甚至更多。
在50年代的城市總體規劃中，石河子被分為三個區域：西區為工業，中心區為商貿、文化、居住區，東麵為開發區。中國軍人特有的執行力，保證了這個規劃在其後的50餘年中從未更改。
這座完全由軍人選址、設計和建造的軍墾新城，在韓勇眼裏卻日漸蕭條。在西區，那些嵌在一個個由道路組成的小格子裏的工廠，均已風光不再。曾經聲名赫赫，堪稱石河子工業支柱的八一棉紡廠、八一毛紡廠、八一糖廠和第四機床廠等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這裏一字排開，有的已是人去廠空。
在東郊，開發區裏除了一座樓宇，一座電廠，一家新安酒廠，其餘空曠荒寂。
韓勇最終選擇離開石河子。他來到烏魯木齊，開始做摩托車銷售，一直做到了新疆大區的銷售經理。
這些年，他走了內地很多地方，不乏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隻是腦海裏，石河子的過去和未來，就像兩幅切換不斷影像，揮之不去。
“7·5”事件後，韓勇把工作辭掉，回到石河子。此時的石河子，在已經升格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部開發區內。就在韓勇離開石河子的這幾年，“康師傅”來了，“娃哈哈”也來了，還有台灣的旺旺和燕京啤酒……
石河子開發區已經成為成為新疆產業集中度最高的食品加工基地，接踵而來的還有一批國內實力雄厚的紡織企業。
令韓勇感歎的是，企業的背後已經找不到兵團的影子了。
“想休息一段時間”的韓勇決定在“小上海”擺個夜市攤，“看看人來人往。”小攤剛擺二十天，不為掙錢。他的14歲的侄子偶爾會過來轉轉。這個男孩的成長似乎已經脫離了兵團的痕跡，和普遍的“90後”一樣，喜歡走路塞耳機，喜歡情感細膩或吊詭奇異的小說，喜歡把個性和自我擺在最前頭。他父母希望他能夠去內地讀大學，然後“就不要回來了”，他自己也想去內地“見見世麵”。但在農場，韓勇的哥們14歲女兒卻對爸爸說，就是再窮，將來也不回到團裏來。
城裏和團場的孩子，很多人都想回到內地。盡管兵團現在一直試圖從內地吸引新移民，而且還對生第二胎獎勵2000元，但仍然抵擋不住人口逐漸流失的趨勢。兵團現有人口250多萬人，退休職工占了近五分之一，更年輕的“兵三代”都想著去內地見見世麵，而在兵團裏，如今多是些來淘金的新內地人。
“兵三代”的回流在專門研究兵團的學者郭寧看來，“是正常的，人往高處走。很多孩子都沒有到過內地，想去看看也是正常。在新疆經濟落後於內地的情況下，這是無法避免的趨勢。”郭寧說，在石河子大學，目前每年從內地招收50%的學生，在這些學生中，每年還有25%的學生會留在新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一個傳統維族村落的現實觀察
隨著喀什經濟特區的設立，其轄內的傳統維族村落將遭遇商品經濟的衝擊，衝擊會是全方位的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鄉黨校召開幹部村支書大會，傳達剛剛閉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在這次會上，12村村支書艾尼瓦爾第一次聽說了喀什要建經濟特區的消息。
“主要是為了加速南疆地區經濟發展，拓寬市場渠道，用開放彌補市場不足，快速縮小貧富差距。”一位援疆幹部如此說。
“城市越來越近，村裏人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雖然經濟特區概念還很模糊，但艾尼瓦爾相信，離城市近了，總沒有壞事。
“浩罕人”後裔？
12村的維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漢語寫是“依西強”。在浩罕鄉，雖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維文名字，但大家習慣編號，艾尼瓦爾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書記，鄉上的幹部就喊他12村村長，村民們彼此也用門牌號來稱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區三麵環山，一麵敞開，北有天山南脈橫臥，西有帕米爾高原聳立，南部是綿亙東西的喀喇昆侖山，東部為一望無垠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與其他綠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擠到了最邊緣。作為沙漠綠洲，這裏的農業有著上千年曆史，灌溉莊稼的水來自附近的喀什噶爾河，其上遊克孜勒河則發源自900公裏之外的吉爾吉斯斯坦。
喀什全稱喀什噶爾，意為“玉石之國”，但對12村來說，周邊除了黃土還是黃土。與絕大多數維吾爾人村莊一樣，村民們平時務農。村子有3000多口人，這在內地也是一個大村。
雖然離市區隻有十幾公裏，但村莊如同隔絕的世界，掩映在小塊的麥田與高大的胡楊樹之間，每家的耕地麵積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牆精心圈起來。
似乎村莊是長在地裏的，村莊之間很少有現成的路，孩子們習慣於穿過田埂路去上學，轉過兩塊地，回頭便看不到村莊。
在村民買買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幾家外地打工的回來後把土牆改成了磚牆以外，多年來村子沒有多大變化。1999年，南疆鐵路庫爾勒至喀什段從村子西部穿過，也並未給村民們的生活帶來什麽變化。
土牆圍隔之下，村民們生活得非常安靜。村裏隻有一家小賣店，偶爾有賣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輪車從村子裏穿過，也不會大聲叫賣。
研究喀什文化的學者劉學傑對村民的印象是：“種地不精。”幾十年前，整個中國已經忙於工業化，12村村民甚至還對漢族的耕種技術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習慣使用化肥和拖拉機。一年兩季，春季種小麥，秋天播玉米，大多數年份裏，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豐產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樹。
村裏 90%以上人不懂漢語，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當地電視台的維語頻道。大多數人對村子的曆史同樣並不知情。劉學傑曾用數年時間考證過浩罕鄉的來曆，“當地村民雖屬維族，但大部分來自古代中亞浩罕汗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地區)。”
古代浩罕汗國農業和畜牧並重，以驍勇善騎聞名於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稱。
“古時的喀什地區，曆來都是各種政治勢力覬覦之地，浩罕國與喀什相鄰，一直希望能占據喀什地區，清朝時期的阿古柏之亂，大小和卓叛亂等也大多與浩罕國有關。”劉學傑說。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帶50名騎兵和10多名官員從浩罕抵達喀什，成立“哲德沙爾汗國”，並自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占據當地長達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為陝甘總督率西征大軍入疆，湘軍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據點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於喀拉沙爾，哲德沙爾汗國瓦解。
浩罕的軍隊走了，但在當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卻留了下來，他們用最廉價又最珍貴的黃土，為自己精心營造了鄉村，並選擇在遠離城市的深巷裏生活。數代人過後，這些浩罕人後裔變得與當地維族毫無二致。
不善農事的“80後”
與村裏大多數“80後”一樣，1984年出生的買買提江對田裏的活並不在行。村裏人多地少，人均隻有六分地。買買提江一家三口人，兩畝地，一畝種作物，一畝種果樹。
“種田不是年輕人的強項，”買買提江說，結婚前幾年，他也曾試著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當地收購的水果拿到更遠的烏魯木齊去賣。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蘋果熟，一年中買買提江大概去兩趟烏市。
但最終，這項生意未能堅持下來。
買買提江不懂漢語，果品拿到烏魯木齊，隻能賣給當地的維族人，利潤空間不大。幹了兩年，便堅持不下來了。
結婚之後，除了農田，買買提江的所有家當是15隻羊和2頭牛。“以前也養過鴿子，但都被貓兒吃掉了。”買買提江有些沮喪。
更讓買買提江沮喪的是，去年11月份連下了十多天大雪，家裏的20多棵無花果樹全被凍死了。
無花果是多年生果樹，即使補栽一兩年內也無法掛果。買買提江估計，單這一項要減少1000多元，這對於一個年收入隻有四千多元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損失。
買買提江說，他現在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經常為地裏的收成向真主祈禱。
阿布卡迪爾比買買提江更有闖勁些，結婚前，他曾去烏魯木齊呆過兩年，“倒外匯、販幹果、擺地攤，賣服飾頭帕舊衣服，折騰過很多事。”
去年用賺的錢結了婚，現在阿布卡迪爾的任務是侍奉生病的父親。
去年，在城市裏做生意多年的父親得了嚴重的高血壓，漸漸的左半邊身子也癱瘓了，遵從最小的兒子必須陪在老人身邊的傳統，阿布卡迪爾陪同父親回到了村子。
父親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但3萬多元醫療費，也隻能報銷5000多元。“生病後，老人對真主安拉越來越虔誠。”阿布卡迪爾說，以前生意忙，父親抽不出時間天天做禮拜，現在家裏來了客人，老人都要掙紮著起來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著說“賽倆目”(阿拉伯語，意為“願真主賜福於你”)。
每個周五，老人讓兒子用小車推著去村裏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據阿布卡迪爾說，平時在家裏，隻要身體舒服，老人都會堅持做禮拜。
村裏的“80後”至少還有100多個，大部分初中畢業就輟學，然後去外地闖蕩，混得出來就留在外麵，混不出來就隻好回來種地。村支書艾尼瓦爾說，年輕人回來根本無法安心種地，村裏又沒有企業可安排就業，這樣的年輕人最讓各家頭疼。
學校裏的“新疆普通話”
村裏小學在一片高大的楊樹林背後，建於1959年，至今有12個班。校內是清一色的抗震房，牆外到處刷著反對民族分裂的標語：“破壞民族團結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民族團結一家親，試看天下誰能敵”等紅色大字奪人眼目。
當地官員和學校老師一致認為，學校是反對民族分裂的鬥爭前沿，除了培養孩子愛國思想外，反對違法宗教活動也是學校工作的重點。
對艾買提江·孜亞吾丁校長來說，現在最頭疼的是沒有專門的漢族老師，民族老師學不來標準的漢語，他擔心將來學生講的都是“新疆普通話”。
按規定，小學裏維族老師必須通過漢語考試，專職漢語老師須要六級以上，一般老師至少要達到四級水平。
學校從一年級就開始教授漢語課，每周四節。三年級以上每周五節。但由於沒有語言環境，學生聽寫還可以，開口表達很困難。
艾買提江·孜亞吾丁校長每年都要向鄉裏申請專職漢語老師，去年總算是分來了一個。
新分來的老師叫熱比故麗。事實上，這位隻在大學才開始強化訓練漢語的維族姑娘，漢語說得同樣生硬。
即便如此，在學校裏，熱比故麗仍然是個“寶”，不僅帶四五兩個年級的漢語課，還負責輔導其他維族老師的漢語。
維族老師中，美術老師阿吉拜合提學習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經曆過兩次維文改革。傳統維文是從右往左寫，而物理、數學、化學，以及外文內容都是從左往右寫，二者放在一起比較別扭。1962年新疆自治區做過一次維文改革，嚐試用拚音字母代替傳統維文字母，改成從左向右寫，但上世紀80年代初又恢複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說，他小學時雖然學習的是新文字，但由於愛好維文書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時，他成了為數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邊教孩子維文課，一邊教其他老師學習老文字，大部分老師兩三年才適應過來。
2004年，學校開始要求全體教師漢語水平過四級， 40多歲的阿吉再次成了“學生”，每個星期六都趕到學校複習漢語課，但由於年齡大了，他至今未能通過漢語四級。
老阿訇的擔憂
阿布裏米提老人的家與其他農戶一樣，院子裏搭著葡萄架，太陽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著斑駁的樹影。門前走廊兩邊是兩個大炕，床上鋪的氈子千瘡百孔，已經沒有整齊邊緣。南疆夏天炎熱少雨，很多農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裏睡覺。
1961年初中畢業之後，阿布裏米提開始跟著當地的老阿訇學經。1977年老師去世之後，阿布裏米提開始擔任阿訇。1998年因帶著6個村民在家裏讀經，違反了當時的宗教規定，阿布裏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資格。
現在的阿布裏米提仍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經常去村裏的小清真寺。在他看來，伊斯蘭教深刻影響了村民們的生活，包括禮拜前的清潔，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鄰裏、朋友的關係，大到價值觀、心理習俗、文學創作、建築風格，小到婚姻、喪葬、飲食、禮儀和服飾都與《古蘭經》有關，或從中演變而來，“做不好是無法進天堂的”。
阿布裏米提認為，古蘭經和聖訓要求民族團結、鄰裏互助、尊老愛幼，並從正當的渠道賺錢。這些都有利於鄉村治理。
阿布裏米提還說，神教導我們要互相像兄弟一樣愛護，但現在人們的自私意識越來越濃，以前從果園出來的水果，經常有人分給病者和窮人，現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擔心的是，許多年輕人開始偷偷地抽煙喝酒，而賭博助長了他們不勞而獲的觀念。
盡管村裏的宗教氣氛已經淡化，但清真寺裏年輕的阿訇仍舊每天清晨發出“安斯拉卜——哈依烏木比乃——納吾來——”的召喚，用平緩、深沉的聲音喚醒村民。清真寺不大，隻有一個農戶家的規模，一個經堂，一個小院。禮拜殿的電子鍾，永遠顯示的是麥加時間。
像買買提江這樣的年輕人也會早早過來，在門口的席子上默默脫掉鞋子，走進殿內尋找自己的位置。
“7·5”鬧事者現況
與回村照顧老人的阿布卡迪爾不同，比他小的年輕人則不願回來。
6組53號的艾尼巴烏東今年18歲，身為長子的他初中畢業後，就開始幫父親種地。
如同大部分年輕人一樣，兩年之後，2008年6月，在幫父親收完小麥之後，艾尼巴烏東去投奔了在烏魯木齊做生意的叔叔。
在烏魯木齊，艾尼巴烏東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開始了學徒生活。平時叔叔負責從內地拿貨，他們兩個負責看店。“平時哪兒也不去。”艾尼巴烏東說，每天收攤之後，除了去二道橋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電視，“大城市雖然讓人新奇，卻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學習和漢族人做生意，認識布料，熟記價格並討價還價。艾尼巴烏東說，村裏像他一樣的學徒有幾十個，大部分吃住在親戚家，開始是幫忙，沒有工錢，等一兩年學成之後，師傅則會送一個鋪麵給徒弟“另立門戶”。
艾尼巴烏東並沒有“學成”。2009年“7·5”當天，艾尼巴烏東加入了遊行的隊伍。“當時我正在熱比婭大廈前，看見很多維族年輕人喊著口號遊行，就加入進去了”。
據艾尼巴烏東回憶說，他後來感覺情況不對勁，有人開始打砸路邊的店鋪，還沒等反應過來，他被三四個警察按在地上。
一個月之後，艾尼巴烏東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兩個月後，村支書艾尼瓦爾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裏勞動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烏東每周五還要到鄉“法律服務所”接受學習。
在艾尼瓦爾看來，村裏年輕人很欠缺法律知識。全村裏20歲左右的年輕人有100多個，正是這幫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讓人頭疼，去年全鄉參加“7·5”的年輕人一共有20個，16個在12村，包括一個被判死刑的年輕人。
維護穩定與發展新局
由於艾尼巴烏東短期內不能再外出打工，父親便帶著另一個兒子去了烏魯木齊。除了農活全攬以外，艾尼巴烏東每天還幫村裏賣幹果的當裝卸工，雖然一天隻有30多元工錢，但在村支書艾尼瓦爾的眼裏，這比以前進步多了。
“7·5”之後，艾尼瓦爾的工作更加繁忙，為了保證基層穩定，全鄉組成812個“十戶聯防小組”，實行聯防小組、村小組、村委會，三級聯防。
外來人員要辦暫住證，平時村民家來客，凡是留下來過夜的，同樣要到村裏登記。
即使是這樣，艾尼瓦爾還是怕出亂子，每天一早一晚帶著村委會的人在全村巡邏。“村裏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爾說，每家的情況都得摸清楚。
60多歲的賽買提是村裏5組的一個“聯防小組長”，他的工作就是及時匯報小組內出現的異常情況。為此獲得的報酬是“村裏一年發50元錢和兩袋麵”。
浩罕鄉政法委書記庫來西·亞生介紹說，基層維穩的弦一直繃得很緊，每個村委會班子成員都有自己的情報人員，每周向鄉“穩定辦”匯報工作。
按鄉裏的規定，村委會除了組織“7·5”涉案人員的“幫教”以外，還要密切關注陌生人來訪及長期不在突然回來的本村人，並要及時上報鄉政府。
相較於維穩的辛苦，即將成立的喀什經濟特區令基層幹部興奮。喀什市隻是一個縣級市，設為特區後將連升兩級，成為副省級城市，而隨之湧來的投資項目，或許會落戶到村裏來。“這可是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事啊！”艾尼瓦爾興奮地用雙手抹著臉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