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有企業與工人階級緊密聯係在一起。工人階級既是國家的主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又是國有企業的主人。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研究國企改革，不能不研究中國工人階級和工人股份製。 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工人階級的狀況令人擔憂。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有的地方的一些國企私有製改製給工人階級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如何在這些地方落實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的有效機製，不僅讓工人群眾走出困境，而且讓他們盡快富裕和強壯起來；不僅要在國企改製全過程保護工人階級的權益，而且要從戰略上將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培育成為中等收入階層。是實現全麵小康社會的關鍵，走建立工人股份製之路是必然選擇。
一、落實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的有效機製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的根本力量。”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正確認識國有企業中職工的地位和作用，一定要高度重視並緊緊依靠工人階級這樣一支根本力量，積極探索和建立落實職工主人翁地位，進一步實現職工群眾當家作主，充分調動和發揮其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機製、措施和辦法，這是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前提和保證。
（一）當前我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麵起著主力軍的作用。 1978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為1.2億多人。2000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2.7億人。加上進城長期務工的農民轉為工人階級成員的7 000多萬人，工人階級隊伍已有3.5億人，占城鄉從業人員近一半。這對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政治生活，都有著重大意義。 工人階級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都有了比較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大部分成員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經過改革開放的20多年，工人階級有著深刻的變化
1．一部分工人由國企主人翁變為雇傭工人
目前，約有一億職工在私營企業、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製經濟組織就業，占全部職工的一半。黨的十三大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雇傭性質的。 鄉鎮企業中，有的名為集體，實為私營，這樣企業的職工也是雇傭性質的。 國有企業如何？一些地方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了“小賣大股”。一部分中小國有企業賣給私營企業主，變為私有企業；一部分實行經營者持大股。
2002年8 月 7 日，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一篇新華社記者的國有中小企業改製調查《“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調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正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改製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擁有了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千萬元的股份，形成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社會群體。這樣的企業經營者，各顯神通，破解籌資難題。有的是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有的以個人資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有的以現金購買。此外，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錢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股，虛擬入股。持大股的經營者都未出錢或隻出了一小部分錢。有的是經營者和職工購買企業時自己出了一部分錢，然後動用職工工資節餘基金配股。獲得了大股的有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為自己好好幹。
有的說：共產黨要我發財，不能不發。共產黨真開明、開恩。而在改製前卻他反對公有製，胡言什麽“公有製是萬惡之源”。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製，職工也改變了原有的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或實質上具有雇傭的性質。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製，有外商和私營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並實行年薪製。年薪所得高於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這樣的股份製企業中的職工，勞動也帶有雇傭的性質。
2．由相對寬裕變為相對貧困
比之於私營企業主、外商投資者、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工人階級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對貧困的。 統計表明，1978年沒有私營企業，到 2001年，私營企業達到 202．85萬戶，擁有注冊資本 18 212．24億元，其中注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 2．3萬戶，億元以上的 383戶，雇用職工 2 253．03萬人。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者資金積聚的重要來源，正是無償占有職工的剩餘勞動。 《中國人力資源報》報導，1995～1999年的製造業，每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是729美元，相當於美國的 1／40、日本的 1／43、韓國的 1／5、泰國的 1／4，甚至比印度還低。還有材料反映，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平每小時不到60美分，遠遠不到40個便士，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1／10，不到英國一般性工業部門的 1／20。私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願意到中國辦企業，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職工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達10小時以上，工資很低，還時常遲發、欠發。安全條件很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傷事故或幾十人死亡的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用農民工的話說，“起得比雞還早，幹得比牛還重，吃得比豬還差……” 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難以維持。
這有兩種情況，一是隻有最低工資收入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災害，生活過不下去的。絕對貧困的職工有多少，可以從一個數字做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 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的數字會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裏，就發生過賣血、自殺等情況。 近年來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和工作崗位為特征的。除去社會上失業的，還有大量職工下崗。
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 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改製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 “減員增效”、搞下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崗、不勞動，怎麽會有效益。所謂效益，隻不過是在冊職工勞動生產率的統計上高了一些，減少了一些工資、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崗的職工仍然要維持最低生活，要組織他們再就業，還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這都要投入，給政府和社會增加了很大的負擔。要增效，隻能是轉崗。轉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這幾年已有一些企業這樣做了，證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龍江一個林業局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員富裕下來，轉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麵搞了種植業和養殖業，利用建築物和場地搞了加工業，富裕人員都得到安置。
2003年3月 24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浙江富潤集團，10年兼並企業20家，9 000職工無一推向社會。富潤集團總經理趙林中說：“我們的宗旨是，兼並過來的企業要增效，但減員並非增效的惟一選擇，要依靠職工辦好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依靠。”還有一些地方和企業，采取“先放水，後養魚”決辦法，也沒有把富裕人員簡單地推向社會。 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前提，即以公有製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國家宏觀調控。現在看來還應加上一條，充分就業，即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就業。“砸爛鐵飯碗”的口號極為不妥。隻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造成大量的勞動後備軍。
3．政治地位不斷下降
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經濟生活狀況而言；也有弱勢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社會政治活動狀況而言。
職工群眾每日每時能感受到的權力是對企業有參加管理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但總是起一定作用的。現在，有的嚴重形式主義，有的幹脆不召開了。特別是企業如何改製，企業要職工買斷工齡，這樣影響到企業命運和職工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很少讓職工討論。
（二）國企改製中必須保護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
1．職工的主人翁地位是由生產資料公有製性質決定的
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根本上說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製決定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表明生產資料已屬於全體社會成員，在這一基礎上，勞動者既是生產者，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這就為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確立，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這裏需要指出，雖然全民所有製的生產資料的管理、經營在現階段區分為以國家和以企業為主體的兩個層次，但不會改變勞動者對於全民所有製生產資料的所有、管理的本質關係。因為國家和企業隻是全體勞動者授權的、對生產資料的管理和經營主體。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科學、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地位和作用。
在國有企業內部，存在著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在勞動者還沒有得到全麵發展的條件下，這種分工和在管理權上的差別的存在是必然的，是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隻有堅持這種分工，才能創造出為最後消滅這種分工所必需的社會生產力，最終使每一個勞動者得到全麵發展，成為自由的個人，從舊分工中獲得徹底的解放，從而實現對屬於他們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管理和經營。 國有企業內部經營者與職工在企業管理權上的差別不是對職工作為國家和企業主人身份和地位的否定。職工有權通過相應的渠道和組織來參與企業的決策和管理，並有權分享通過國有資產的運營而帶來的收益的分配。這既表現為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基礎上的勞動者工資的增加，又可以表現為工資之外的勞動者福利的增進。國有企業中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參與收益分配是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體現。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與廣大職工一樣，都是社會主義企業的勞動者。區別隻是他們處在企業內部勞動分工的不同環節上，履行著不同的具體職能，共同實現著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
2．國企改製與職工主人翁地位及積極性的保護
在國有企業中，職工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和企業主人的本質並不是自發地體現出來的，它需要借助於一定的形式或機製來表現，例如職工民主管理、職工持有企業股權等。探索這種實現形式與機製，應該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一些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職工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除了上述客觀因素外，這個問題的存在也與我們的企業領導主觀上不重視發揮職工的主人翁作用以及缺乏一套有效的機製，並切實貫徹和實施這一機製有很大的關係、應該說，在現階段，後者更為重要。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公司製改造以來，人們對於職工在企業中到底處於什麽地位和起到什麽作用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在我國，職工具有三重身份，即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是自己所在企業的重大利害相關者，是所在企業的雇員，這三重身份應區別對待、分別體現；認為勞動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其主人翁地位主要體現在決定國家事務時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職工可以參加民主管理，但並不表明他們是所在企業財產的主人，如果把國有企業財產看作專屬於該企業職工，無異於侵犯了企業職工以外的公民對於國有財產的權利。由此出發，不能將職工代表大會規定為職工行使管理權力的機關，職工作為重大利害相關者，應當通過選舉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來參與決策，還可以通過在企業中建立企業領導與職工代表機構對話協商機製，參與企業管理。
我們認為，國有企業職工固然與企業有著利益上的密切聯係，企業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著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生活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職工是企業的重大利害相關者。但如果僅僅將職工當作是企業的利害相關者，顯然並沒有體現出由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所決定的勞動者在企業中的應有地位，反而降低了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至於將職工當作是雇傭勞動者的說法更是不正確的，它不利於形成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3．產權改革中應穩定職工的主人翁地位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要理順產權關係，但並不是改變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關係。通過國有資產管理體製改革，形成新的國有資產的管理、運營體製，確立國有企業的法人財產主體地位，並沒有否定職工是企業的主人。它使包括企業經營者、勞動者在內的全體職工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更加緊密。在深化企業改革的今天，企業成分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責任的真正法人實體，實際上就是實現了包括經營者、勞動者在內的企業全體職工與生產資料更加緊密的結合。同時與實現了對勞動成果更為有效的支配，更有利於鞏固和保障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 科學地認識公司製條件下國有企業中所有者、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是有效保障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理論基礎。近年來有一種值得注意的觀點，認為在國有企業實行股份製改造後，由於所有者進入企業，實際上已形成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三個不同的利益主體。所有者以收益最大化、減少風險為目標；經營者以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而職工則以個人收入最大化為目標。正因為他們自身利益上的不同，才使他們之間產生真正的製衡，有了製衡，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就等於承認了職工不是企業的所有者，其與所有者在利益上不具備根本不一致性，因此經營者作為所有者的委托代理人經營管理企業並對勞動者的工作進行監督。雖然所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職工參與管理，但從生產關係上看，職工在企業中並不具有主人翁地位，最多不過是企業的利害相關者。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在改造成為國有控股的公司之後，盡管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引入了一些非公有的資本，形成了一種混合性的資本產權結構，但由於是國家控股，因此企業的所有製性質並沒有發生改變，即國家作為全體勞動人民的代表是企業的所有者，這也決定了職工仍然是企業的主人。公司中的國家產權代表與經營者和職工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應該發揮經營者與職工兩方麵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共同把企業搞好。
國有企業的職工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但不能把主人僅僅理解為行使各種民主權利、要求充分就業、社會保障、改善生活，而忽視以主人翁的態度對待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對自己的崗位高度負責並充分理解改革不能不遇到困難和不能不付出代價。而與此同時，企業經營者對職工，既有組織領導、統一指揮，行使管理者使命的一麵，也有采取措施，為職工發揮主人翁作用創造條件以及保護勞動者利益，幫助職工解決困難，接受職工監督的一麵。
還應該看到，在國家控股的股份公司中，私人股東的“主人”和職工的“主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私人股東的利益取向並不是企業利益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而是個人投資收益的最大化。這是由於在企業規模大、股東多而分散的情況下，私人小股東並不實際地具有對企業的經營權，不能通過對公司經營活動的有效控製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私有股東一般隻關心股票的市場價格，並通過股票的買賣獲取利益。由於私人股東的股票是不斷流通的，因此很難保持其在某一個特定企業中的“主人”身份，從而以“主人”的身份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可見，在現代企業的經營過程中，並不是企業所有權隻有在私有化之後才會有效益。 我國國有企業中的職工作為企業的主人具有穩定性。他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企業集體的利益是一致的，並要以企業利益的實現為依托。這就使他們與企業形成一種穩定的命運共同體關係。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持續發揮，成為企業生產發展、效率提高的根本保證。在企業利益不斷增進的過程中，職工個人利益也會得不斷的滿足。而且，由於在公有製條件下，企業中每一個勞動者個人獲取的物質利益的大小與對企業的勞動貢獻有關，所以就會激勵勞動者多付出勞動，從而促進企業生產的發展。在現代公司製企業由國家控股確保了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為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創造前提條件和基礎。
二、國企改製全過程中必須保護工人階級權益
在國企改製中，在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同時，廣大工人群眾的權益也遭到嚴重損害。筆者在這裏引用江蘇省工業工會2002年6月對南京、蘇州、鹽城、徐州等10個城市的紡織企業關於企業困難職工生活情況的調查。
自1998年以來，在黨中央提出要以紡織工業壓錠減員作為工業企業扭虧解困突破口精神指引下，經過了2年的奮戰，江蘇紡織實現了全行業扭虧為盈，企業經營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逐步呈現出經濟效益不斷攀升的好勢頭。但隨著企業改革改製步伐的加速，社會保障體係的不相適應，使得一些潛在的矛盾逐步反映出來，其中以弱勢群體中的下崗職工分流安置不暢、部分職工生活水平下降，社會保障不到位等問題尤為突出。
具體表現為：
（1）紡織行業下崗職工人數居高不下，分流安置難度依然很大。
1998年國家對紡織工業實行壓錠減員政策，曾經消化安置了一批紡織一線職工，但隨著國企改革改製力度的加大，新的下崗職工又在不斷產生。根據117家企業的調查表統計，至2001年底企業在冊人數為 135240人，在崗職工人數為100550人，下崗職工人數為 34 690人，下崗職工占 34．36％。通過再就業服務中心實現再就業4 279名，安置率僅為11.70％。
（2）因困難企業欠債太多，導致部分職工生活舉步維艱。
拖欠職工多項費用一直是紡織行業多年來未能根本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盡管各級政府出台多項政策，幫助企業甩包袱，但時至今日部分地區的停產、半停產、虧損企業以及利用政策實現優質資產剝離的母體企業，欠款現象依然十分嚴重。依據調查表統計截至2001年底，欠款企業數（40家）為企業總數的34.19％；拖欠職工工資、基本生活費、集資款總計4936.45萬元，涉及職工14304人；拖欠職工醫藥費總計 3 681.68萬元，涉及職工31 490人；急盼企業歸還欠款的職工占了職工總數的33.86％。在這部分人群中，有下崗職工、退休職工和處在低保線以下的職工，企業拖欠這部分職工的錢款，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影響是很大的。
（3）特困職工人數呈上升趨勢，且困難狀況令人擔憂。
根據調查表統計，各市界定的特困職工的標準各不相同，總體水平均在人均收入 200元／月以下。在受調查的117家企業中反映特困職工人數增加的占58． 6％，反映下降的占 22％，特困職工總人數達到了 1301名。從困難的程度來看，許多特困職工家庭四壁空空，生活幾乎麵臨絕境。
（4）少數退休勞模的生活處在低保線以下。
根據統計，到2001年底市級以上勞模總計1094名，其中在職的 332名、退休的 772名。除部分企業給在職的勞模辦理一些險種的保險外，僅限於各市總工會又幫其辦理了補充養老保險，以充分體現黨和政府以及企業對在職勞模人員的關心。而對退休的勞模在關心的程度上就顯得明顯不足。無錫市有少數企業為退休勞模辦理了補充養老保障，或按月增發補棄養老金，而其餘的退休勞模就隻能不定期享受慰問金和生活用品。對於年老體弱的退休勞模，每月500～600元的養老金僅夠一家人糊口，經不住一點“風浪”；目前因病或撫養人口過多等原因而使生活處於低保線以下的勞模就有 35名。對於這些勞模的困難，除了工會積極幫助辦理特困救濟卡，定期上門慰問錢物外，常常因企業性質的改變，而不能得到更多的關懷和照顧。這種結果的產生也給社會帶來一定的負麵影響。
（5）職工就醫更加困難。
職工普通強烈反映：現行的“醫保”政策，推行“低水平、廣覆蓋”，未能達到使大多數職工和企業受益的效果。在實際推行的過程中，也許是起點低、先期的積累少的原因，參加“醫保”使大多數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明顯加重。雖然解決了職工報銷醫藥費難的問題，也減輕了部分企業對危重病人就治的負擔。但就總體而言，大多數企業每年上繳的醫療費用（職工工資總額的8％和個人工資的2％）與個人就醫用藥承擔的部分費用之和遠遠高於參保前。職工醫藥費用增加，就醫更加困難。
據南京市勞動資料統計，20年來南京市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職工數量達30萬人，占全部在冊職工總數的40％以上，可見這個數字不小，反映了工人群眾在企業改製中權益受損害的麵相當大。 這樣麵廣量大的國企職工權益受到損害，卻很少有人去研究和解決。值得稱讚和敬重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柳可白同誌，正在盯住這個問題做研究。
下麵，筆者引述她的主要觀點。 她說：“應把保護和提高工人階級權益貫穿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她寫道：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是黨的根本指導方針。近來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討論得沸沸揚揚，然而一個重要的與此相關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權益流失的問題大家討論得似乎還並不充分。筆者認為，調整和完善國企改革對工人階級的有關政策，已成為改革和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緊迫需要。
目前國企改革已成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最大、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改革的巨大成本顯現出來，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凸顯。除了生活環境的嚴重破壞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部分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工人群眾的權益也受到損害。 明確改革的目的是改革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改革最初的受益者是廣大勞動者。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獲益匪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工人收入也有較大提高。然而後來貧富差距逐漸加大，出現了一個以工人、農民等勞動者為主體的弱勢群體。他們目前處於相對貧弱的狀態，一部分人甚至絕對貧困，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工人階級權益問題成為突出和普遍的社會問題。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一些同誌（特別是一些地方的領導）在“改革到底是為了什麽”這個重大問題上，認識上出現了偏差。 就像我們不能為生產而生產一樣，也不能為改革而改革，更不能把改革變成一些人以權謀私獲取暴利，以及部分官員表現所謂“政績”，撈取個人政治資本的手段。明確改革的目的，即為誰改革、為什麽改革、改革使誰受益的問題，是改革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改革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動力，發展才是目的。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係，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然而，隨之出現的問題是，生產力發展了，誰來享用發展的成果？ 勞動者享受改革和發展成果理所當然，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深刻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是建設一個共同富裕，廣大人民群眾都過好日子的社會。新的發展觀突出了發展的科學性、整體性和統籌性，有著豐富的內涵。“以人為本”明確了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麵發展，造福百姓生活。改革理當以人民群眾為本，“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是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 概括起來，人民群眾，主要有三大成員：工人、農民和各種投資者（產權所有者）。他們是我國主要的勞動者建設者。改革和發展的目的，應當使社會各成員得益，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利益共享和共贏。顯然，三大成員中，勞動者占絕大多數。 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改革，社會主義是勞動者的社會，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保障和發展勞動者的權益更是理所應當的事。 因此，保障和提高勞動者的權益是改革的根本目標之一。
改革中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不應是使勞動者更窮的分配。處理各方的利益關係時，必須統籌兼顧人民群眾各階層的利益。 國有企業改革直接涉及工人階級的利益。改好了，企業煥發活力，國家增加收入，職工群眾得利；改不好，最有可能伴生腐敗現象，不僅使企業和國家受損，國有資產流失，工人階級的利益更會受損，甚至可能溫飽都得不到保障。因此，改革國有企業，必須使廣大工人群眾得利而不是受損。否則不僅不符合改革的初衷，而且國有企業的問題也永遠解決不了。
國企改革出現困難的重要原因是忽視了工人權益。20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很大困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和企業沒有維護好工人的權益，沒有解決好改革的目的和主體的問題。這不能不說與部分領導幹部存在的一些認識誤區有關。例如：一些地方的領導談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時，仿佛一切都說到了，但就是沒有談到普通的職工群眾。他們的利益或多或少地被忽視了。 有人則公開說，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和改革的方向相背離。其理由是，企業振興必須要解決企業冗員和企業負擔問題，而“改製必須經過職代會同意企業職工安置方案”的規定，往往使改製方案流產。因為職工“要價高”，他們要求的補償金高，有的還要求改製後企業必須跟所有職工簽訂合同，且若幹年內不能解決合同，否則職代會就不予通過的。針對我國工人階級當前的現實處境，柳可白研究員響亮地提出：“社會有責任幫助工人階級中的‘弱勢群體’”！
她繼續寫道：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文化素質從整體看普遍提高，但在社會轉型期間，工人階級也麵臨著諸多挑戰，存在著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改革是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工人階級承擔了很大的改革風險，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工人階級中出現了“弱勢群體”，這是就業利益和勞動報酬利益沒有得到保障的群體。一些工人的經濟政治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直接影響到他們積極作用的發揮，成為影響經濟體製改革和社會穩定的大問題。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須付出成本的，但這些成本不應僅由工人階級某一部分人承擔，而應由全社會承擔。工人階級利益所受的影響，理應獲得相應的補償。 建設全麵小康社會，不能忘了這部分工人，要幫助工人階級中的“弱勢群體”。
第一是重視就業。
“弱勢群體”中，傳統體製的相當一部分是下崗、失業和較早退休的職工，城市出現甚至絕對貧困層，麵臨基本生存問題。十六大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將就業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一方麵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渠道，另一方麵要大力提高失業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加強對他們的職業技術培訓；政府還出台了許多優惠政策，以利於他們及早就業。
第二是完善法律製度，嚴格執行勞動法和其他法律，取締非法收入。
“弱勢群眾”中有一部分進城打工的農民，一般從事苦、髒、累、險的工作，收入很低，能吃苦耐勞，但文化技術水平不高，福利待遇較差。他們有活幹，但受歧視，經濟利益、民主權利和精神文化權益往往得不到保護。
在這部分人中，馬克思所揭露的，把工資壓到勞動力的價值，甚至低於勞動力價值的情況，目前也仍然存在。各種無視國家法律規定、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事件屢屢發生，例如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強迫工人長期加班加點；任意克扣、拖欠工資；拒不繳納社保金；不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職業危害嚴重；甚至任意打罵、侮辱工人，嚴重侵犯人身權利；等等。媒體曾披露，有些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的不良老板，他們的工廠無異於血汗工廠。更有甚者，個別地方還存在著“包身工”和工廠奴隸，各種重大安全事故也時有發生。至於削弱或剝奪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則更為普遍。這些企業，要麽嚴重無視勞動法和其他法律，要麽是鑽法律的空子，不僅違法，而且存在殘酷剝削。在這樣的企業中，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勞動通常是弱勢一方。這就對政策提出了完善法律製度與加強管理的任務。社會主義的政府必須自覺堅定地維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
第三是完善社會保障製度。
“弱勢群體”中許多人是將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工人，本身的職業技術水平較低，年齡偏大。他們的下崗及失業補助或退休工資水平非常低，再就業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很低。這就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製度來解決。建立健全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係，形成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格局，切實救助社會弱勢群體。 “弱勢群體”問題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人們的發展活力，鼓勵他們積極創造社會財富，更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以及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特別要使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並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和改善生活條件，使他們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
三、將工人階級的主體培育成中等收入階層
（一）什麽是中等收人階層和橄欖型社會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體製和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分層問題也提出來了。社會分層是我們認識複雜的人類社會結構的一種簡便的方法，它有很實用的價值。但嚴格說，社會分層的方法並不是從中國傳統的思想土壤裏產生的，而是近代，特別是19世紀末以後從西方導入的。中國傳統的分類方法，是習慣於根據現象特征進行歸納性的區分，而不是根據本質進行分析性的區分。 社會分層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使用科學方法便於分析社會結構，促使社會能夠和諧地發展。在現實社會中，每個社會的階級或階層都有其相對獨立的群體利益，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快速而劇烈的社會變化過程中，各階級或各階層之間必然會客觀上產生各種利益矛盾或衝突。這就必要對之進行科學分析，以便建立整合機製和矛盾化解機製。這些都要求以社會分層結構的理解為基礎。
在現代的社會理論中，“階級”或“階層”都是指按一定標準區分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根據不同的理論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在過去中國語言裏，階層一般是指階級內部不同等級的群體或處於不同階級之間的群體。而現在中國學者更多地使用“階層”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曆史的原因，是為了有別於在政治上“劃階級、定成分”的做法。
有的學者認為，一部分人先富，更多的人仍窮，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型，並不意味著能像金字塔一樣的穩定。相反，這是一種不發達、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必須改造，通過梯型、柱型走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並從豎橄欖轉化為橫橄欖。 在這個社會轉型中，重點是培育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國外統稱中產階級（其實階級、階層的洋文是一個字：class）。中國采取“春秋筆法”，回避階級鬥爭，先後出現了“中間階級”、“中間階層”、“中等階層”、“社會中間層”等名詞，後傾向“中產階層”，或者解釋“中等收入階層”。這不僅是一個反映收入水平的要件，並聯係到生活質量、消費結構、文化程度、道德修養、法律意識和職業分類。
有人認為，目前主要由四部分人構成：
一是所謂“新中等收入者”；二是傳統幹部和知識分子；三是效益較好的企業職工；四是大量的個體戶和小企業主。這些人，分傳統、現代和後現代三個層麵，雖然在收入水平、社會消費和私生活領域有一定而非完整的共同點，並起著示範作用，但是在價值觀、所有製關係、社會政治行為和公共領域，還未形成階層群體的同質性，存在著“階層認同瓶頸”，顯得複雜、離散和無序。 中產，來源自收入，歸宿為財產。這在不同國家，處於發展和收入的不同階段，處於動態，是不可比的，前幾年有份調查，近一半城市居民的家庭財產集中在 15萬元～30萬元之間，其中房產占近一半，但因房價高低導致大城市相當於小城的近兩倍，戶均擁有金融資產7．4萬元，其中儲蓄存款約占70％。這個平均數，夠不上中產標準，說明多數是低收入者，雖然儲蓄率已不低。後來的調查，城市戶均財產超過22萬元，其中房產約11萬元，比重基本未變，並有一部分金融資產和經營資產。從總體看，離“中產化”還較遠。近期調查，低的認為城鎮中等收入戶占17％到二成左右，高的認為已達38％，是出於標準的高低。有人以有私房私車、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為杠杠，中國現在中產階層3 000萬人；有人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現代中產階層的實際數量為3 515．5萬人，同老中產階層在內則為 6 007．3萬人。也有以主觀認同特別是職業為標準，約有近一半城市居民以“中產”自命，或稱“小資”。
總之，中產階層還在成長中，並且大多就城市而言，農村即使降低標準，所占比重更少得多。 大家一致的說法是必須擴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怎樣做呢？其實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提出，就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兩者是一致的。有人不這樣看，認為培育中產階層，對策之一是分配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按人才資本能力分配。他們似乎不懂得，中產階層從哪裏來？其實很清楚，隻有從廣大的低收入者中來，逐漸增加其收入，就是逐步催生中產階層。為此，要有一係列的政策推動，從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到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城鎮化政策到就業政策、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到教育政策、保健政策，使能促使中產階層的成長並適應其消費結構、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的演進。近有估測，中產階層的比重，年增約一個百分點，是合理的，順乎發展情勢。
培育中產階層，也就是消化弱勢群體。圍繞救助弱勢群休的一切努力，讓窮人變富人，無產變有產，都是一個目標，把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由弱勢群體化為中產階層，逐漸變富並且有產。中國所有的弱勢群體本質上是中產階層的後備軍、候補者和培育對象。問題是要關注怎樣將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培育成中等收入階層。因為，這是我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人數多、力量大，組織化程度高，隻有其主體部分變為中等收入階級，並在整個中等收入者數量上占大頭，才能建成我國的橄欖型社會，才能保持社會穩定，才能建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那麽，什麽叫“橄欖型社會”呢？ 在社會學研究領域裏，從社會成員的富裕程度及其收入分配狀況這個角度，人們將“兩頭小，中間大”這樣一種狀況的社會稱之為“橄欖型社會”。具體來說，在這個社會裏，處於“橄欖體”中段的大多數成員已成為中等收入者（有的人又將他們稱之為中產階級），其收入水平，就目前我國的惰況而言，家庭年收入大致在5萬元左右；另外在其兩頭，有一小部分成員的收入高於這一水平，還有一小部分成員的收入低於這一水平。這種形狀頗似橄欖的社會結構，便是所謂“橄欖型社會”。
橄欖型社會有這樣幾個顯著特點：
第一，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比較滿足，即使是在低收入的人群中，由於有比較好的社會保障，其生活也比較安定；
第二，社會成員之間在擁有財富方麵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但在基本生活消費方麵他們之間的差別卻不是很大。因此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較少，有了矛盾也比較容易協調解決，所以整個社會比較和諧；
第三，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大小不等的投資者，因而他們都不希望出現任何有可能影響社會和經濟健康發展的破壞性行為，更不希望發生社會動亂，所以整個社會比較容易保持穩定；
第四，由於對於所有的社會成員來說不僅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還擁有一定的財富和一定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因而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可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活動的空問，這樣一來，就使得整個社會更具有內在的創造活力。
毫無疑問，橄欖型社會是建立在一個相當堅實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因為隻有在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達到一定高度的前提下，才可能使多數社會成員擁有一定量的財富，具有投資的能力，並為之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和發展空間。 當然，如果僅僅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還是不夠的，其經濟結構和相關的政策環境是否科學和合理，對於構建橄欖型社會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說，如果整個社會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如同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國曾經采取的那種“大鍋飯”辦法那樣，那麽，一方麵，固然很難使整個社會的經濟有大的發展，另一方麵，即使是整個社會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也不可能導致橄欖型社會的出現。
在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把擺脫貧困，進而再著手進行構建橄欖型社會作為自己的一項曆史性任務。我們國家當然也正在為此而進行不懈的努力。目前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這其中就包含了構建橄欖型社會的內容。當然，前者所包括的內容要比後者寬泛得多，但後者無疑是前者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試想，如果沒有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富足，如果國家不能為低收入的那一部分成員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使之在基本生活消費方麵與其他社會成員相差無幾，那麽怎麽能夠有整個社會的和諧呢？ 從我們整個國家來看，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不斷的努力，目前人均GDP已達到了 1000美元，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這樣的經濟水平與橄欖型社會還有很大的距離。
（二）怎樣使工人階級的主體變成中等收入階層
我國工人階級的權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就業崗位；二是勞動報酬，即工資和獎金收入；三是擁有資產，即個人占有一定的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要素的報酬，取得一定的非勞動收入或財產收入。這樣，我國工人的收入總和就增大，而且隨著勞動者權益的落實，收入就會盡快增加。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勞動力產權利益問題。工人的勞動力產權應當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一樣，參與剩餘價值的分割。這樣，工人就應增加一塊收入——勞動力產權報酬。這樣，工人的總收入就由三個部分組成，寫成等式：工人總收入＝勞動報酬＋資產報酬十勞動力產權報酬。關於勞動力產權及其報酬問題，我們放在本章最後專節討論。現在先考慮工人收入的前兩個部分如何實現。”在這裏，筆者讚同柳可白同誌的觀點和分析，下麵引述和補充她的論述。 1．工人階級的主體成為中等收入者，才能進入共同富裕的全麵小康社會 十六大提出的全麵小康的概念，是共同富裕的概念，是一個惠及十幾億人民的偉大工程，工人階級作為主要的建設者，理應成為主要的受惠者。
人民，最基本的是三大階級：工人、農民和產權所有者。他們都是小康社會的建設者。工人階級不但是建設的中堅力量，而且擁有的人數也越來越多。目前有3個多億，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未來20年還要有2個多億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會成為工人階級。 因此，工人階級在總體上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其主體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中等收入者比重才能擴大，才能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結構才能比較公平，全麵小康社會才能實現。
2．工人階級參與利潤的分配是其成為中等收入者的基本途徑之一
工人階級的利益，包括就業、勞動報酬分配和擁有資產的三大利益。就業和勞動報酬分配，解決的是工人基本生存問題，即馬克思所說勞動力價值的實現；擁有資產，解決的是工人參與利潤分配問題，是使工人致富的途徑。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從經濟學看來，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應當是指成本補償的問題，而應當是指利潤分配的問題。根據馬克思商品價值結構的公式（W＝C＋V＋M）。生產要素，歸根結蒂是人和物兩大要素。C（不變資本）和V（可變資本）代表了商品經濟中最主要的兩大主體：產權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他們各自投入自己擁有的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共同生產商品和價值。他們的活動都是投資活動。一切投資都有兩個要求：一要補償，二要回報。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在價值補償後獲得利潤是合理的，那麽勞動也同樣應當在價值補償（即取得勞動報酬）後獲得相應利潤。利潤應當在所有生產要素中分配，主要包括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應參與利潤的分配。 雇傭勞動者的收入，如果隻能補償勞動力價值，那麽工人的工資隻能全部用於消費。這時工人是無產階級；而當工資大於勞動力價值，意味著工人的工資在消費以後，還有餘錢可以積累——儲蓄或投資。這實質上是工人隱性地參與了利潤分配。工人按勞動分紅，則是工人以自己的勞動力作為資本顯性地參與利潤分配。而工人按自己所擁有的股份分紅，則與產權所有者的分紅無二致。
這樣看來，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有兩個含義：
一個含義，是按產權（貨幣資本、物質資本）生產要素分配，將產權所有者獲得利潤合法化，這是當前人們比較關注的問題；
第二個含義，是按勞動（勞動資本、人力資本）這一生產要素分配，勞動者也應獲得相應利潤，這卻是經常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這應當稱為勞動力資本的產權，應參與利潤分紅。 工人階級參與利潤的分配，說明工人的勞動力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為資本，這就是人力資本的理論概念，並得到利潤回報。應當說，這是工人階級致富的基本途徑。
3．改變工人階級的身份：
獲得勞動者和兩種產權所有者的雙重身份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雖然有很大提高，但月工資收入仍然沒有超出勞動力成本的範圍，工人的工資收入主要進行家庭生活消費，結餘很少，不可能通過工資收入進行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以後，工人階級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實質是工人階級中有一部分已經擁有了資產，從而無產階級已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同義詞。 工人階級獲得資產的一個來源，是工資收入中超過勞動力價值部分的轉化。一些職工有較高甚至高額的工資收入，他們將生活消費後的節餘，轉化為股票、債券或銀行儲蓄等金融資產。
工人階級獲得資產的另一個來源，是現代企業製度的改革。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企業的“產權多元化”的要求，使企業改製中出現了職工持股，勞動分工等新的分配形式，還有一些企業為了長期穩定的發展，采用股權作為激勵手段，以經營者、技術人員的期權期股和年薪製來吸引和穩定優秀人才。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擁有了企業股份，從而擁有了資產，具有了勞動者和產權所有者的雙重身份，他們的“主人翁”地位不再架空，而是落在了實處。 擁有資本的工人的增多，意味著他們的收入中除了勞動報酬，還參與了利潤的分配。反映了當代工人階級改變經濟地位和走向富裕之路的新趨勢。 工人階級擁有資產，成為雙重身份者和中等收入者，是一個曆史的進步。
市場經濟中的兩大主體：產權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相互滲透，用一句時髦的話，是一件“雙贏”的事情。這也是一個世界潮流。就拿馬克思長期工作的英國來說，1988年，英國持有股票的公民人數首次超過了工會會員的總和；法國在20世紀80年代擁有股票的人數增加了近三倍。這些擁有股票的人許多是工人，因為隨著金融等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白領工人”的隊伍不斷擴大。傳統的“藍領工人”也有變化。一些鋼鐵和化工工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善於操縱電腦人群的一部分，在法國和荷蘭即使是農民也離不開電腦。特別是在第三產業中，會計師、電腦軟件、設計師、律師、教師、醫師、工程師、政府的公務員、藝術家、演員以及大批的經理人員、高級職員人數不斷增加。從廣義上來說，這些人本來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他們中多數人都擁有股票，或者有一部分資產。尤其是“知識產權”被國際上廣泛承認以後，他們都是有知識“資產”的人，他們已經不是傳統觀念上的工人階級，當然也不是傳統觀念上的資產階級。 工人階級參與利潤分配，還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進入了高收入者行列。
2000年，國家統計局進行了一次關於富人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2001年3月，《三聯生活周刊》登出了“中國富人榜”的富人擁有的資產數額。其中：水稻科學家袁隆平 1．1億元人民幣，運動員伏明霞至少1500萬元人民幣，央視主持人趙忠祥約200萬元人民幣…… 再例如，華西村全村380戶富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電氣全通的別墅樓；最少人家的資產也有100多萬元；最少人家的存款有20多萬元，最多人家的存款有2 000多萬元。這樣的收入水平，不參與利潤分配怎麽可能？
歸納起來說，未來我國工人的收入，將包含四個組成部分：一是工資收入，二是貨幣資金的利息收入，三是工人持股的股權分紅收入，四是工人的勞動力作為投資的勞動力產權收益。其中，第一、二種是收入，是普通工人都能實現的；第三種收入，隻有工人持股的企業才能實現；第四種收入，隻有當工人的勞動力素質提高較大，能成為人力資本時，才有可能擁有和實現。
（三）建立勞動力產權製度，維護和保障工人的勞動力產權收益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理解“勞動力產權”概念。我認為，可以將勞動力當作人力資源，比照人力資本的概念來加以理解。 所謂人力資本，就是將人力當作資本，能夠增殖所值，有股份，有回報。人力資本投資，是指為了培育和形成人力資本而投入墊支資本的行為。多種渠道的資金投入人力，使人力資本得以形成。對人力資源進行投資使之受教育、獲得知識和技能，具備勞動能力。這就是人力資本形成。在這裏，隻要將“勞動力”置換“人力”，道理是一樣的。 具體來說，隻有當勞動力資本形成後，才談得上勞動力產權問題。
從一般意義上講，勞動力產權，它不是作為單一的權利而存在，而是一組權利的複合體。與其他物權一樣，它不僅包括勞動力的所有權，而且還包括勞動力的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或索取權。從特殊意義上講，由於勞動力是人的勞動能力，是存在於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不能脫離勞動者的身體而獨立存在。因此，勞動力產權，應歸勞動者所有，或者說，應是勞動者的勞動力產權。 但由於勞動力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組權利的複合體，或者說，是由許多權利組成的權利體係，因而，在不同條件下，產權中的各項權利，既可以是統一的，也可以是相互分離的。而不管勞動力產權中的各項權利是統一還是分離，勞動力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與收益權不可分離。這是因為，無論勞動力的所有權，還是勞動力的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把收益權作為目的和歸宿。隻有勞動力所有權，而不握有勞動力收益權，就不能憑借勞動力產權獲取收益，勞動力產權就會被虛置。勞動力的產權收益是勞動產權的實現。 從這個分析來觀察，我國工人階級長期以來勞動力產權被虛置了。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應將工人的勞動力產權進行複歸。
勞動力產權是一個曆史範疇，它們的存在和實現，要受一定社會經濟製度乃至政治製度的決定和製約。它的作用和意義，在不同社會形態中具有不同的特點。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元化的所有製結構，決定了勞動者不僅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是自己勞動產品的所有者，勞動者勞動力產權異化的狀況已經根本改變，勞動力產權作為勞動者的財產及其實現，無論從環境還是從條件來說，都是以往社會所不能比擬的。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勞動者勞動力產權的實現，還受到很大限製。作為勞動者的勞動力產權，還具有不完全性。目前，我國的改革正處於關鍵時期，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曆史進程正在全麵推進。此時此刻，全力維護和真正確立工人和勞動者的勞動力產權，確保勞動力產權的實現，不僅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而且也具特殊意義。
張作雲教授將勞動產權的經濟意義作了如下概括，是有見地的。
第一，維護和保障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所有製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勞動者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我國全部從業人員中，大約有45．2％左右的人成為雇傭勞動者。不僅在私營企業中就業的勞動者缺乏民主和自由，甚至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混合所有經濟乃至實行公司製的公有製企業中，由於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片麵強調股東的利益，再加上一些廠長經理素質較低，對企業實行家長式管理，致使職工會、監事會形同虛設，使職工的主人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確立勞動力產權，從製度和法律上保證勞動力產權的實現，可以從兩個層次上保障勞動者的主人地位。一方麵，在公有製企業和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混合所有製經濟中，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占有者、支配者和收益者，理應是企業的主人，或處於主人地位。另一方麵，作為勞動要素的投資者和勞動力產權的所有者，理應與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樣，是企業的主人，處於主人地位。倘若如此，勞動者在企業的主人地位，無論在企業所有製關係還是在企業產權關係即法的關係上，都是毋庸置疑和不可動搖的。
第二，維護和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需要。
近年來，由於社會轉型、體製轉型、公有製企業轉製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勞動者就業形勢嚴峻，失業人數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權受到威脅。企業或用人單位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加班加點現象幾乎普遍存在，壓低和拖欠職工工資現象較為嚴重。生產條件惡劣，環境汙染環境，職工身心健康受到侵害。工傷事故頻繁發生，勞動者人身安全得不到應有保障，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既有管理製度和法律製度方麵的原因，也有經營者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把勞動者當作單純的生產要素，隻使用、不維護，隻生產、不保障的原因，其根源就在於勞動力產權被忽視、被否認或者沒有落實。因此，確立勞動力產權，從製度和法律上保證勞動力產權的落實和實現，在輿論上造成聲勢，對於優化勞動者的就業環境和勞動環境，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保護勞動者身心健康和勞動安全，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索取權（盡管隻是必要勞動成果即工資取權），一句話，對於維護和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理順收入分配關係，完善收入分配製度，防止收入差距過大的需要。
多年來，在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收入分配體製的運行中，盡管在理論上承認勞動是生產要素之一，並強調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參與收入分配，但在實踐上公有製企業在企業改製時，都把勞動者近半個世紀的勞動積累排斥在外，在企業利潤分享中，隻體現股東的資本權力，而忽視或排除勞動者的勞動要素權力，或者隻是象征地性發放一點微不足道的獎金，排除了勞動力要素與其他要素一樣具有的增值權力。結果，造成了企業經營者與勞動者、資本等要係所有者與勞動力要素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導致了收入差距的過分懸殊。這種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如得不到有效治理，將危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就目前來說，理順收入分配關係，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解決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已迫在眉睫。而確立勞動力產權，從製度和法律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力產權的落實和實現，允許並強調勞動者的勞動力要素與其生產要素一樣，參與並平等地分享企業利潤，則不失為一項有效舉措。
第四，促進勞動者全麵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人的全麵發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的新思路。然而，依據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人的全麵發展，主要就是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的全麵發展，而勞動者的全麵發展，不能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也不能是勞動力在外延上的擴大再生產，而必須是勞動力在內涵上即在科學文化技術素質上的擴大再生產。而要實現勞動力在內涵上的擴大再生產，除了國家和社會在人力資源的開發上加大投資力度之外，還必須從收入分配上予以配合。也就是說，勞動者獲得的收入，不能隻包括必要勞動收入，而且還要包括剩餘勞動收入，因為剩餘勞動收入是勞動力內涵擴大再生產或人的全麵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同時，用於人的全麵發展的消費資料也不能隻是生存資料，而且還包括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而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和未來一個長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勞動者要獲得推進自己全麵發展所需的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除了逐步擴大和增加社會投入和社會福利外，主要還是靠勞動者自己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要使勞動者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除了勞動者必要勞動收入增長和水平提高外，還需要勞動者剩餘勞動收入的增長。而要使勞動者剩餘勞動收入的增長成為現實，在目前和今後一個長時期，勞動力產權的確立，從製度和法律上確保勞動者以勞動力產權分享剩餘勞動成果的權力，則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建立和完善現代產權製度，是構建現代企業製度的需要。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製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製度的重要基礎。並且還強調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製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和發展權利。既然中央早已明確勞動力是各類生產要素之一，並且要加快發展土地、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市場，那麽上述要保護的各類產權，就理應包括勞動力產權；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和發展權利，就理應包括保障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產權主體的平等地位和發展權利；勞動力產權製度就理應包括在所要建立的現代企業產權製度之內。否則，上述各類產權及企業產權製度的內涵就是有缺陷的，依此產權及產權製度的內涵構建的現代企業製度也是不完全的。由此便可推而論之，確立勞動力產權，建立勞動力產權製度，從製度和法律上保證勞動者勞動力產權的落實及其實現，也是構建現代企業製度的重要基礎和客觀需要。
第六，理順社會階層關係，是保持社會長治久安，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當前，我國改革的社會基礎正在發生變化。在這種劇烈的複雜格局，我國社會麵臨的突出難題就是就業問題和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麵臨的最大風險就是群體事件增多引發的社會風險。這些問題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作用的。利益格局的調整、就業問題和社會差別的存在，又是導致社會群體事件增多，引發社會風險的直接原因。這些矛盾和問題解決得如何，直接關係我國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經濟社會能否持續發展。我們認為，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地方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真正切實落實、全麵貫徹把以人為本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核心和指導思想。就是說，在今後改革的途程中，既要講究效率，又要講究公平，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理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扭轉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受損的不協調局麵。鑒於我國當前社會階層分配的情況，當務之急就是要在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元化所有製結構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樣化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過製度和法律，切實維護和保障勞動者的主人地位，維護和保障作為最廣大的社會階層的勞動者的勞動權和收入分配權。就是要通過製度和法律，確立勞動力產權，切實維護和保障勞動者與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一樣，以勞動力產權平等地分享自己剩餘勞動成果的權利。
勞動力產權的確立和實現，不僅是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製度的需要，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製度，協調社會各階層物質利益關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維護社會長治久安，排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我們必須從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認真對待和妥善處理好勞動力產權問題。 在當前，應明確提出建立勞動力產權製度，納入需要建立的現代產權製度內容中去；切實保障工人和勞動者的勞動產權利益；推進將工人階級主體轉變為中等收入階層；使這一階層迅速壯大，構建橫橄欖型社會——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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