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腐朽貴族和中國特色的社會的全麵腐敗（全四篇）

中國當代腐朽貴族和中國特色的社會的全麵腐敗（全四篇）

付明泉
2010年春夏

第一篇 中國當代貴族和中國當代特權階級

付明泉

在當今中國，我們還無法從報紙和官方的媒介上看到有關中國貴族的詞匯，但是在全社會，這應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我們要在這個貴族前麵加上中國的修飾語，並不僅僅限定討論中國的這個階層，更如“中國特色”這個詞匯一樣，隻因為中國貴族成長史，其特點和其他國家現存貴族有很大不同。

貴族不是僅僅擁有財富， 擁有財富者可以稱的上富人，瞬間的利用機會發跡者在中國被稱為暴發戶，那都稱不上貴族。一代出一個富人，三代才培養出一個貴族。貴族是從出生就含著金勺子，從出生到兒童，少年，都是在十分優越的環境中成長，享受了其他同齡人沒有享受到的醫療，保健，度假和教育的一個有很多特點的群體。中國式的貴族具有這些基本特征，也有些同時具有一些新的特點。

從本質上，從1949年開始，除了香港，台灣，澳門和一些紅色資本家的家族以外，貴族和豪門確實已經從中國大陸消失。這是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無產階級專政所決定的。但是，也就是從那時起，一個潛在的龐大的貴族群體實際上已經悄然形成。就如中國幾千年曆次改朝換代一樣，皇親國戚和其族裔實際上已經成了潛在的紅色貴族。

顯然，在中國，也隻有這些開國元勳的後代是真正的貴族。然而，在毛的時代，盡管他們都享有一定的特權，借著父親祖父之特權而有特別的享受，但是還沒有到了日費鬥金，揮灑自如的程度，這又是當時的社會製度和一定的規則決定的。然後在中國開放後，這個群體開始真正利用父輩的光芒和力量，建立起龐大的關係網，這個關係網，絕對不是普通老百姓和普通群體所能想象和維係的，他們可以在這個關係網中呼風喚雨，高額交易，官位易主，總之，基本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攬月，下可五洋捉鱉”了。

如果把這個群體我們稱為中國最高層的貴族的話，那麽中國還有一些新貴。這些新貴是各級現任高官的子女，他們和最高層貴族相比，少了點小時候的培養，多了點後來的優勢，因為他們的父輩都是健在並且在掌權。在這個中國社會階層的次高層的中國新貴中，還包括一些巨富的大商人。但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暴發戶就不算了，他們是個過渡群體，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除了吸引了一下全國人民的眼球，遭到大家的紅眼和瞬間的羨慕外，他們沒有得到實際的好處，對政治和國家的影響力更是接近於零，他們倒是落了一個沒文化，粗俗不堪的“大款”的稱號很多人的鄙視。後來者顯然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也確實顯出了更大的力量，更強的修養，一批下海的知識分子組成了第二次新貴的浪潮，盡管一些人倒下去，破產了，但是很多維係下來，維係下來的開始嚐試做紅頂商人，他們再次發現了在中國千古不變的定律，官本位的文化和權力之重。他們間接或者直接與中國的紅色貴族建立起關係，或者幹脆與新的各級執政者建立起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不是在桌麵上的，幾乎都是隱蔽的，悄然的，不動聲色的。但是不論如何，第二批新貴依然是從產業做起，逐步走向融資，壯大，上市這樣一個過程。

第三批要成新貴的識時務者出現了，他們的手筆更大，他們已經厭倦了從小作坊開始的直接披星戴月的勞作，把公司做大，市場的弱肉強食和求貴心切讓他們想一步登天，於是股份成了一個最好的突破點，上市不是公司發展壯大的必然過程，而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但是畢竟法律在那裏，框架在那裏，於是幕後操作成了主要的過程。國有公司的老板也通過上市，用各種隻有中國經濟學家能和老百姓解釋出道理的辦法把幾十年的千百萬工人勞動創造出的國有資產直接席卷到自己手中。這批人是膽子最大，富的最快的一批人。

人們常說，中國窮人仇富是不對的。仇貴就更不對。他們是精英，應該得到尊重，我認為這話並沒有錯。實際上，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不會仇視科學界富起來的袁隆平，體育界的姚明劉翔郭晶晶，文藝界的歌星演員，因為盡管很多體育精英如當年的穆鐵柱，文藝精英如當年的郭蘭英沒有賺到如此多的錢，但是人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的開放，需求的變化，國門的打開，市場的調節，使得這些人成為新貴。大部分中國人也並不仇視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辛勞，汗水，科技和力量打拚出來的青年的楷模企業家，甚至對他們心存敬意，即使他們的起家曆史也並不那麽幹淨。隻是因為“勞動創造財富，辛苦換來成功”還是全體勞動者和善良的有良知民眾的共識。

如郎鹹平教授在《黑領和白領》一文中所說，“中國真正的財富擁有者是黑領，而不是白領”。在中國，這些企業家也好，創業者也好，他們並不是真正的財富擁有者，他們更多人，依然會是曇花一現的夢幻。在中國最高層的企業家和最高管理者白領階層裏，實際上又分成很多層次。這個層次的有識之士已經有這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他們一邊努力參與政治，影響政壇，推動私有財產保護法，一方麵做兩手準備，隨時準備撤退。這個階層另有些人人已經開始頭腦發熱，他們努力發展事業，發展公司，平日高談精英政治（自然覺得自己就是將來和目前的精英之一），覺得自己和紅色貴族可以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頭，這些人覺得雖然目前體製還不健全，但中國將來必定會走向歐美體製；這個階層層次最低的一些人當然是得過且過，隻管悶聲發大財，他們不理政治，賺錢高興，賠錢傷心，休妻納妾，聲色犬馬，恨不能把幾代沒有享受到的在他這一代完成。

白領階層其他層本質都是貧寒者，他們包括各級中小層管理者，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的工資貌似很高，出入稱總，甚至配備秘書，辦公環境良好，在農民工看起來，他們是地道的有錢人，但是隻有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經濟的捉襟見肘，他們在發展中國家，希望實現發達國家富人貴族的生活，他們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他們盡管在生活消費等很多方麵表現也很豪華和闊綽，但是他們的迷夢不斷被房價的高漲，政策的變化，經濟環境的惡化所影響，他們的情緒也隨之波動。

本質上，中國不存在國家公務員，公務員可以劃分為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混日子過的小雜役。大官吏是可以利用手裏的權力，直接進入權利核心的貴族和黑領階層，中下層官吏和高層白領階層進行一定的交易，也可以算作高級白領階層。小雜役的公務員除了可以靠點報銷，蹭飯，夢想繼續在權力位置上爬，已經別無特別的好處。
在大城市，一線二線城市的最下層白領之下，在城市，就是中國龐大的普通勞動者群體，他們包括各個行業的普通勞動者，個體商販，小作坊主，很貧寒的在職和失業的工人群體。他們的生活清貧，寄托希望於自己的孩子的未來，他們的生活勤儉，他們遵紀守法，他們期盼中國的美好未來，他們捐款災區，他們支持國家度過難關，然後，很多時候，他們等來的是孤寂和無望。但是他們的生活，依然可以基本維持溫飽，他們更關注的是教育，水電和菜籃子。他們住在三線城市的老房子裏，大城市高漲的房價對他們影響不大。

在中國的最下層，分為兩個大的群體，一個是中國最貧寒的階層，煤礦工人和城市建築工地農民工，和無數在家鄉種菜，種糧食的農民。在前者中這些人很多都是過去中國的農民，失去工廠買斷的工人，他們走出了鄉村，到各個幾乎沒有安全保證的礦場，煤窯工作，他們期盼每日能解決基本的溫飽，能有一點點餘錢，他們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長夜礦下工作，他們聽不懂經濟學家的高論，隻是知道對他們有好處的政策不多，他們聽不懂“專家”的高論，隻是知道他們又研究了不允許娃娃出生了等等高論，他們不會仰望星空，也不會眼含淚水的高喊愛國，但是他們是受到教育最少，遇到的不公很多，控訴無門的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寄托希望於孩子讀書，但是學費和生活費用艱難，就算國家高喊義務教育，地方依然我行我素，他們希望孩子當兵，但是賄賂公行，他們無力提供，他們對一個高官對他們的一個微笑，一個親切，一個承諾，都會感動的淚流滿麵，不論是否會被執行。他們執著，他們期盼，他們每天在為這個國家創造著最多的財富。他們被稱呼為中國人民，被稱為擁有無上的權力，但是作為一個個的個體，他們很難享受一個生靈，一個平等的地球人的該擁有的基本權利。作為人民，他們無比強大，作為個體的人，他們無比虛弱。

近80前，毛澤東對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中國寫了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這篇文章，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分析論和號召革命的基礎理論，這也是毛澤東選集的第二篇著作。然而，可悲的是，在近80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階級不僅僅沒有被消滅，反而階級的代溝越來越大，中國特色的貴族和新富對中國窮人的掠奪，到了一種不顧死活，觸目驚心的程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那些為了建設一個公平公正公義國家的革命的先行者和犧牲者，如果他們能看到今天的社會，他們會是一聲歎息，還是會怒發衝冠？總之，他們已經很難在今日社會找到他們要努力奮鬥實現的社會的任何影子。

第二篇  今日中國官場與官員腐敗

付明泉

看了一篇關於百萬青年是留守還是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文章，很有感慨。促使我再次想寫一點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的文章，雖然我出國幾年，但是我在中國生活學習工作了很多年，對這類文章有很強的感覺，很多的共鳴。

有人說，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如數學的NP-HARD問題，無解。這話極端了點，但是確實說出了一個方麵，那就是中國的社會問題的極端的複雜性。

毛澤東主席在建國初期的雄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自信的說，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找到了解救中國的道路。是不是這樣呢？這是個敏感的話題，但是曆史的發展似乎不是那麽讓人滿意，至少讓我們再說這話的時候，心中的感覺是複雜的。就一個曆經太多苦難的人，是否還能如當年那樣，遙望北方氣如山？

西方國家和一些民主運動人士總是在鼓吹三權分立可以解決問題，他們認準了西方的民主是靈丹妙藥（當然裏麵還包藏了他們自己利益的很多假藥），中國雖然沒有真正服用過他們這些虛偽醫生開出的藥品，但是我始終懷疑這貨色的可行，如果不相信，我們看看非洲國家就可以了，那裏，很多國家都是民選，仿效西方的製度，但是貧窮依舊，戰亂依舊，就算穩定，國計民生依然麵臨著很多問題，並沒有發現這西方政治製度就是解救社會百病的靈丹妙藥。實際上，西方也好，東方也罷，人性是相同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很多時候是至上的，人是要吃喝拉撒睡的，這不是一個製度，一個偉大，一個鼓吹，一個口號能改變的。任何的改變都需要時間，急速的改變就是災難。美國總是推行他的那種似是而非的民主，但是實際上，我堅定的相信，不要說布什等任何美國總統去中國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就是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也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多樣性，綜合性，不是任何一個人一個組織可以誇海口可以改變的，甚至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全麵了解的。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國的農村，到中國二線城市看一看，去看看那裏的極度貧困，極度的物質缺乏，極度的教育落後和極度官僚主義與極度的社會不公。

為什麽那麽多青年寧可蝸居在北京上海廣州，也不想去二線三線城市？我是很有真實感受的，很有感觸的，也是有些發言權的，那二線以及三線的城市地方，社會製度到了極端變態的程度，一個小小的科長就可以置你於死地，任何一個小的該正常處理和解決的事情，能讓你跑斷腿，累折腰，筋疲力盡。機會之少，官員之冷漠，能讓你覺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官僚的說話都是拉著長聲的刺耳的噪音，他們的標準形象就是肚子很大，腦子沒貨，這也是他們典型的寫照。

“因循苟且，粉飾虛張，蒙昧無知，鮮能遠慮”，這句國父孫中山先生用來描述中國晚清官場的話，來描述現在的官場，依然是十分恰當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對於一些官員，為了升官，為了利益，官商勾結，隱藏死亡人數，甚至參與黑社會，殺人放火，荼毒生靈，什麽事情都是可為的，什麽都是可以鋌而走險的。他們不僅僅如批評說的喪失了什麽共產主義信仰，而是本質上是喪失了一切信仰的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享受第一的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者。

從客觀來說，說中國的社會問題都是他們造成的，也是有欠公平的，實際上，他們也是體製中人，他們也無力解決任何問題，他們不過是利用手裏的一點權力，為也同樣是窮人的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老婆，情人，老丈母娘等謀取點利益，日子也是不好過的，隻是比普通百姓好一些。每天的跑官，賣官，賄賂，也讓他們筋疲力盡，難以應付。他們視野狹小，視聽蔽塞，就算有點為人民服務的誌向，也很快被社會大潮淹沒了。

有人說，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是貧窮造成的，毛澤東不這樣看，他始終相信中國孔子的社會的動蕩不在於貧窮，而在於不公平的觀點，因此，當然，他試圖是在體製內，消滅一切特權階級，一切官僚階級，他最擔憂的就是人民受二遍苦，遭二次罪，有人說，毛主要是為了政治鬥爭，因為他說過，八億人民，不鬥行麽？也因為很多知識分子被無端定罪，社會進入大動蕩，大破壞的極端狀態；盡管這種坐在椅子上想搬自己起來的西楚霸王一樣的勇猛的體製內大革命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如果你能客觀，冷靜，平和的從曆史的角度來分析和看毛生命後期著作和講話，你會發現，這位對中國曆史十分了解的思想家，軍事家和政治家在用他的驚人的影響力，號召力和至高無上的權力發動這些運動的時候，他的出發點，思想和原動力，確實是因為擔憂他和他的戰友們浴血奮戰建立的新中國進入一個周而複始的革命-官僚腐敗-再革命的曆史周期律。

當他的繼任者，新的領導者用眼前的平反和利益讓人歡欣鼓舞的時候，全國人民似乎認同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人們感覺一切都是貧窮造成的，於是，致富成了第一位，但是過去的，曆史延續的道德觀依然統治著中國社會，大多數人們依然沒有忘記要做個好人，做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社會還沒有表現出病態和更多問題。但是經過了10年，20年，30年的單純發展經濟，當全社會發展一切都圍繞著“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論，悶聲發大財”的小作坊主的短見和偏激的理論以後，人們驀然發現，社會的道德體係已經倒塌，很多的美醜被徹底顛倒，過去最醜惡的東西也能擺到台麵，很多消滅的醜惡起死回生，蠢蠢欲動。過去的光榮成了徹底的垃圾，人們在喧囂中開始找不到方向，在穩定壓倒一切，經濟這邊獨好的口號下，一些人中飽私囊，大肆揮霍，一些人忍饑挨餓，如上菜一樣，毛澤東曾擔憂的事情一樣不缺甚至更多的擺到中國社會這個大桌麵上。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再次降臨。

從去年強暴女學生致死的富家公子的“俯臥撐”案到在看守所打死新婚因為貧窮偷砍幾顆樹木的青年的“躲貓貓”案，從洗浴城的女工殺死來求歡的鄉級官員到貧困女研究生的自殺，從山西8歲煤窯的包身工到三鹿奶粉案，從廣州街頭公開搶包到公開搶嬰兒，中國司法解釋到了“為天下人笑”的程度，中國社會問題已經到了無以複加，觸目驚心的狀況，如果說在毛和鄧的時代，在法律這個持續的體製還沒建立完備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用他們的權威進行專政和三大戰役對犯罪集團的打擊，那麽今天這些也沒有和無法實行了，我們感覺到的就是極端的混亂和背後的龐大利益集團關係的盤根錯結。

 
中國的教育和知識精英，本來是社會很尊重的行業和群體，知識分子應該是全社會的精神的中流砥柱，可是近年來，民眾越來越不看好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為什麽呢？我想很多是這些知識分子和教育體係內的人自己造成的，他們中很多人唯利是圖，在社會的潮流麵前，喪失了基本的信仰和風尚，羨慕大商人，拜物教橫行，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蕩然無存。完全敗壞了知識分子的形象和喪失了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基本品格。

有一個北大教授說上防人群99%是精神不正常人，我看他該去看看精神病醫生，他的頭腦不是缺氧就是極端的不正常，他覺得自己是教授了，高高在上了，覺得似乎自己脫離了這個體製了，他覺得自己社會關係網發達，他和家人不會遇到不公平，就算遇到了，他也可以擺平，不需要通過上訪，這是十分可笑的，他該去好好讀幾本書，該好好讀讀和理解拿破侖元帥和皇帝的名言名篇，和他的那句“從偉大到可笑，相差隻有一步”。

從裸體做官到和黑社會公然勾結，從暗中對檢查官下手到省部級官員大都市公開炸死情婦，中國的官場的官員已經從橫征暴斂，猶抱琵琶半遮麵到了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公然暴虐橫行的階段。從引資融資，招商引資，出賣土地到直接參與入股，官員已經從羞答答的隱蔽拿錢階段發展到了公開掠奪共有財產的階段； 從溜須拍馬到直接跑官，中國官員已經從間接發跡之計開始學會迅速升遷之法，從為人民服務到為人民幣服務，中國官員已經從掩飾時期發展到了公開扯下遮羞布的階段。 有些官員攜帶著無知，夾雜著私欲，走向了無恥。

第三篇 “黑貓白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全麵摧毀中國社會道德的“理論”

付明泉

鄧小平的三卷本文選，我很早讀過一卷和二卷，三卷是後來很晚讀的，鄧小平的很多很重要的文章和講話還是集中在1978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期的，這也是他的對毛的部分他沒有參與的運動，不是全部（比如反右，因為那時他是一些專案的組長）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和後來實行改革等一係列政策的重要事件的進行指導的重要講話和文章。對全國影響很大的有很多話，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都是在這些文章提出的。這些被稱為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成了後來的鄧小平理論。

但是有些話，就如數學定理一樣，如果脫離了相應的語言環境，脫離了相應的前提條件，就不那麽正確，甚至十分荒謬。列寧說，“真理向前邁進一小步，就變成了錯誤”。那麽顯然，脫離一個大環境的語言是傳遞的信息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和可怕的。其中有兩句是典型的案例，一個就是黑貓白貓論，一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對那種嚴格的階級論和語言的批判顯然十分反感，這從他的文集很多講話都可以看的出來，盡管早期是有些出於當時的環境十分隱蔽的表達，但都能看出他對那種大批判的理論家的憤怒和反感。基於此，他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理論等等，都是反對過分強調生產關係和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的東西的實用主義對策。但是正如當年解讀毛主席語錄一樣的片麵，他的話被有意無意的割裂了，於是，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傳遍了大江南北，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的要敢於大膽改革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話被好意惡意的放大了。

這句話幹脆被人解讀成了，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就行。我想這應該是離開上下語境，錯誤解讀一句話的最典型的案例。解讀的的人有那麽笨麽？顯然沒有，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一是也許鄧小平當時也是希望寧右不左，他曾在他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了，曆史上受左的影響太大了，可見，從他的出發點，他是反感左的；其二是如毛在過去領導革命的想法一樣，開始寧可過之，不可不足，也是他的一個出發點。其三，各級執政者，忽然一個大轉身，理解是不足的，他們在做具體工作和指導的時候，隻能采取更精煉的傳達和指示，於是這個割舍上下文的語言就這樣在大眾中流行了。其四，就是幹脆有人渾水摸魚，更喜歡這個解釋，便於他的利益操作。於是中國的社會問題再次產生了，有人發現自己早就懂這一點，甚至不需要最高領導人指出。於是有人感覺不僅僅黑貓白貓花貓，狗能抓住耗子也行。還有人幹脆覺得不抓耗子隻要貌似抓耗子也行，有人覺得幹脆抓假耗子隻要上級以為是真耗子就行。

總之，這樣解讀之後，這句話對中國的道德衝擊是巨大的，實際上，我和很多年輕一點的人交談，他們似乎知道全部小平的理論，除了開放（還是個模糊的宏觀詞），就是這個黑貓白貓論了。於是昔日做好人的理論坍塌了，做明白人，做聰明貓的理論誕生了，如果抓到耗子是好貓，那顯然，不論假耗子，真耗子，不論是別人抓到的耗子，還是自己的，總之，隻要達到目的，自己是好貓，別人也說自己是好貓了。於是全社會的道德體係開始瓦解，千年來的道德觀，榮辱觀，美醜觀，都被現實主義的利益觀所替代了。這種小作坊主的利潤至上，落井下石，誠信全無，隻是為達到目的的觀點恰恰正是100多年前馬克思批判西方資本家的“永遠希望隻是傾銷他們的商品，而不考慮社會效益和不擇手段”的思維成為一致。

“摸著石頭過河”同樣是一個文選中讓人費解和讓人誤解的語言。如果說，鄧小平說的是，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可遵循，就如一個人摸著石頭過河。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理論一般都是高屋建瓴的，是有預見和計劃的，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中曾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我們無法算出未來的結果，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事實預測到未來的結果，…他又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趨勢）這是東方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這是海邊可以看到桅杆的帆船，這是母腹中躁動的要成熟的嬰兒。” 顯然，摸著石頭過河是經驗主義的東西，是在摸索的感性主義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理性主義的認識階段，就如康德講的感官的東西，也是辯證法講的認識的第一階段，既然如此，這如何能成為理論的一部分呢？這不是一個悖論麽？

鄧小平的很多講話，偏向實用主義的居多，他的思想很多和胡適，杜威的實用主義更加接近，隻是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他聰明睿智的回答記者的提問，更多是一種辯論術，而不能做為理論和科學。比如，他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對自己的評價時說，“我對自己半開就不錯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我犯過很多錯誤，但是都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一個指導全國的理論，必須是理性的，全麵的，兼顧人們理解力和具有繼承性的，但是不幸的是，小平的經驗主義的總結和毛的高屋建瓴的係統理論，形成了兩個界限分明的壁壘。 我不知道一些研究家是如何銜接和搭起這經驗主義的概括和毛的係統理論的橋梁。在我讀了多次毛的四卷，鄧的三卷後，我隻是感覺，我們的各個時期的“理論”除了名義上的繼承，很難於建立起溝通的橋梁，這也許正是造成中國社會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和“色”

付明泉
2010年4月12日

改革32年來，中國一直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口號下，進行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摧毀式的發財迷夢。從當初的大款到民營企業家，一直到後來的運作大資本的官員權貴，都不同時間受到社會的熱捧。在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盡管我一直認為是貓就會抓耗子，不抓耗子的動物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且那些動物也不該用抓耗子來衡量優劣），摸著石頭過河（既然都不知道怎麽過河，是摸著石頭，等於沒說，這是理論麽？長江沒石頭，怎麽過？有石頭，也不提前計劃，就摸著過？），發展才是硬道理（什麽是軟道理？） 教育要從娃娃抓起（似乎全球人都知道，但是抓的如何啊？）等似是而非的理論的指導下，全社會陷入了空前的迷茫，空前的混亂，空前的嘈雜，空前的浮躁。

當“做一個能人，做一個有錢人，做一個有權人，做一個發財的人，做一個會享受的人，做一個欺騙他人達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個為自己子孫賺錢的人”的世界觀取代了“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純粹的人，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做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的時候，中國特色開始全麵顯現了。如果有人敢於阻止特權階層發財和特權階層的權力，那不論是要自由還是要發言，不論是要正義還是要生存，統統會被權貴特權階層槍炮打跑和處理了。

中國之特色的特，其一，就是中國的特權，有了中國特權，就有中國的特殊地位，可以用很小的力氣很小的技巧，招商引資，出賣土地，重組上市，原始股票，讓特權階層完成讓西方資本家眼紅的幾代的財富積累在瞬間完成

中國之特色的特，其二，就是中國的特殊製度，依然是“刑不上大夫”，有了中國的特殊製度，有特權的顯貴人物就可以遊離中國法律之外。

中國之特色的色，其一就是色和權力的有效結合，這個色不是一般的風流故事，是和中國全體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依然可以讓高官可以“衝冠一怒為紅顏”，殺人貪腐營私舞弊，隻為紅顏一笑。

中國之特色的色，其二就是鼓勵“對內搞活”，使得連西方也嚴加管製的的娼妓色情遍地開花，出現了明禁暗中鼓勵的方式，中心還是為了“發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詞匯，中國的千年道德古訓，千年禮儀廉恥，千年地下資源，千年正氣骨氣正在被特權逐漸驅散和推倒，中國二字，用於此地，已無中國之底蘊，而其中社會主義除了黨的領導也已經失去了毛澤東的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的任何影子，而唯獨剩下的隻有“特”和“色”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