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中國經濟形勢是要崩潰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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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隨著中國率先恢複GDP的高速增長,在大多數人看好“中國模式”率先複蘇的同時,對中國經濟的質疑聲也隨之而來。

主持: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劉琳 殷俊

嘉賓:

陳 平 (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顧海兵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謝國忠 (獨立經濟學家)

張立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如同對其他許多經濟現象的看法一樣,對於中國經濟的走勢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預期。

隨著中國率先恢複GDP的高速增長,在大多數人看好“中國模式”率先複蘇的同時,對中國經濟的質疑聲也隨之而來。特別是中國政府遏製房地產投機的政策引發股市下跌之後,從投資基金經理到投行分析師、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將“硬著陸”的所謂“新崩潰論”乘勢再起。

在質疑者看來,當下的中國和房地產泡沫破滅前的日本一樣,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是巨大的資產泡沫、不良信貸,是內需的不足,是貨幣政策的兩難和不完善的外匯製度,這些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導致“中國奇跡”的崩盤。

中國經濟是否真的存在“崩潰”的可能?新“中國崩潰論”是杞人憂天、聳人聽聞還是先見之明?是否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本刊特邀請了數位對中國經濟增長有長期研究的經濟學家,就此展開對話,期冀在思想的碰撞中為讀者打開一扇觀察中國經濟的窗戶。

崩潰還是持續發展?

《財經國家周刊》:你們如何看最近日益高漲的新“中國經濟崩潰論”?是故意唱衰中國經濟還是確實看到了深層次的問題?

謝國忠:國外的一些基金經理和媒體們往往會追求一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效應,探究其背後的深意可能發現——沒有深意,隻想引人注意。因為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也不了解真正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所以隻能通過驚人之語來提高聲音。

相反,一些已經在香港有十多年從業經驗、專注於大陸市場的基金經理們的態度應該引起關注,因為他們了解大陸的行情。

但不管這些質疑者如何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的增長模式確實問題不小,這是事實。

張立群:之所以國際上有所謂“崩潰論”的聲音,我認為是陷入了美國經濟框架的思維方式。以房地產市場來說,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是有巨大的居住需求支撐的,而這些需求是由收入和儲蓄提高所支持的。這與美國靠次級債支撐住房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房地產繁榮差別很大。

次貸危機以前美國房價大漲、樓市繁榮,是靠高杠杆來維持的,所以他們看到中國房地產市場也認為有泡沫。但國內外的經濟增長所處階段截然不同。

顧海兵:對海外的一些評論,不論是什麽觀點,都沒必要過度反應。我們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國內提出的許多問題都熟視無睹,對海外的議論卻大驚小怪。

具體到所謂“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首先要搞清楚衡量的指標是什麽?從一些公認的經濟指標來看,中國經濟和當年的日本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當年的日本已經是“發達後”,而中國還處在“發展中”,還存在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中國是不是存在房地產泡沫?當然有。但是中國還有巨大的人口,還有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的空間,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基本麵都沒有變化,相比之下資產泡沫的問題就不是主要的了。

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經濟沒有崩潰,不會崩潰,但也不等於不存在嚴重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變成可持續的發展。

陳平:你去關注西方媒體或者學界的言論,基本上每年都會有人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了,這個不足為奇。

在2004年全球經濟形勢大好的時候,有一個奧地利學派的克拉斯穆爾·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大蕭條》。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是,雖然預言中國經濟會麵臨一個大蕭條,但卻認為大蕭條後美國經濟會衰落,中國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如今看來,這樣的判斷更有先見之明,就是全球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起的,卻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事實上,中國的表現比他預言的更好。中國成功的一個經驗,就是利用別人的失誤,抓住自己的機會。

當然,我們也要從美國那裏學到經驗,不能讓金融利益集團綁架決策,防止在房地產領域出現大的風險。

房地產泡沫與選擇性從緊

《財經國家周刊》:新崩潰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樓市泡沫破滅可能最終引致中國經濟增長的“硬著陸”。你們如何看待如今房地產市場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判斷此輪調控新政?

陳平:房地產投資確實存在很大的投機性,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威脅就是對製造業的擠出。在這個領域貨幣政策收緊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我以前建議的“選擇性從緊”。

但是中國的股市並沒有泡沫,不僅不應該收緊,而且要鼓勵中小民營企業上市,這樣老百姓口袋裏多餘的錢就可以投到這些中小型民營企業去,去帶動技術更新發展,否則他們就隻能投向房地產。

謝國忠: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的增長模式確實存在不小的問題,目前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依靠房地產來實現GDP的增長,同時房地產領域的一係列數據都以穩定人心和穩定增長為主要目標,並沒能反映真正的房地產過度投資的現象。

房地產市場是否會在中短期出現很大波動,這要視政策而動。當前的樓市政策變化相當頻繁,而抑製的對象也在不斷調整。政府往往以處理“家庭糾紛”的態度來看待樓市的調整,哪一個孩子或者哪一個群體利益訴求更強烈,政府就會製定相應傾斜的政策。

但中國房地產政策的長遠目標是什麽?這個根本思路要穩定下來,需要上升到國策的高度。以新加坡為例,政府確定樓市政策的主方向是滿足住的需求,於是新加坡80%的人是住公房的。那麽中國樓市的功能是什麽?這個問題確定下來,才能有一套穩定的房地產政策,然後才能再去談這個政策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是什麽。

劉元春:房地產泡沫確實存在,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把它說到經濟“崩潰”的高度,言之過重。

去年底到今年第一季度,房價上漲過快。但是中國市場跟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中國房地產杠杆率很低。首先,中國的開發投資杠杆僅5.8倍,橫向比,在國際上是較低水平;縱向比,在2000年02001年間,開發投資杠杆率曾一度達到7倍以上,因此目前也不是中國市場上的曆史高位;其次,購房者的杠杆率在中國特有的消費理念下更低,僅2.3倍。所以,出現房地產市場波動引發銀行係統風險、經濟增長震蕩這種連鎖反應的概率非常小。

張立群:中國房地產釋放出的是強大的需求信號和購買力。一方麵是城市人口本身存在大量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麵是城市化推動下,越來越多人流向城市,於是在供不應求的局麵下出現了房價上漲。

去年底開始的房價大幅上漲具有其特殊性,是大量產業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投機造成的結果。這種快速上漲的房價,不是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能承受的,因此會抑製自住性購房需求,也會抑製房地產企業開發投資,抑製新的房源供給(由於價格大漲必然伴隨大落,因此房地產企業會產生不好的預期,不敢高價購地、建房),所以必須予以治理。

從目前的效果來看,房價上漲的勢頭被初步遏製,部分地區出現下調的跡象。這恰恰為房地產健康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房地產市場麵臨的不是崩潰,而是逐步走向健康發展軌道,我們應該增強對房地產未來持續較好較快發展的信心。

過度投資VS消費不足?

《財經國家周刊》:目前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在信貸擴張之下,正在走吹泡沫的路線。過分的信貸擴張給銀行係統帶去了莫大的壓力,買單者卻是全國的消費者,這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消費需求,從而製約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你們如何看待上一輪信貸擴張中所隱藏的風險?中國經濟是否受到消費不足的嚴重製約?

劉元春:信貸擴張背景之下的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確實是目前經濟麵臨的另一大挑戰。但是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與其他國家相比仍處於中等偏下的水平,處於相對安全的範圍。

我測算過一個數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賬麵負債加上隱形負債,並未超過100%的GDP,而世界上不少國家負債總值均超過100%的GDP,有些國家如日本甚至超過200%的GDP。

去年地方政府債務增長速度過快,存在的風險反而可能催動一係列改革。例如地方政府大上基建項目、政績項目引發的過度投資,會讓銀行在未來麵臨一定程度的呆壞賬風險。因此,政府財務運行的透明化應該借此推進。另外,地方政府融資的快速膨脹可能會再度引發中央和地方之間財權不平衡的問題,因此也麵臨著中央與地方財權關係調整的問題。

顧海兵:中國經濟不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而是消費受到擠壓。如同許多領域不向民間投資開放一樣,民間消費也受到許多製約,當然這兩方麵又相互聯係。比如民間資本進入航空業很困難,同樣對私人航空的消費也受抑製,背後都是管製的存在。所以問題不是投資過度或者消費不足,而是民間的投資和消費都受擠壓。

陳平: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消費不足,也不是投資過度,而是創新不足。

從曆史上看,發達國家可以通過擴大內需來縮小貧富差距,但是發展中國家沒有通過刺激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先例,因為這個階段民眾的需求就是有限的。有些做法隻能削弱中小企業的競爭力,最終加劇企業生存危機和就業危機。

在投資方麵,我們過去在硬的基礎設施方麵投了很多錢,但是對於“基礎製度”投資卻很不足,這就影響到了經濟的競爭力。我主張中國政府“推動內建”,要投資到基礎設施建設,更要推動建設創新體係,這樣才有可能提升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奠定可持續的財富增加的基礎。

政策困境VS持續增長?

《財經國家周刊》: 中國在抑製過度投資與投機的問題上是否存在政策兩難?同時,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抑製流動性泛濫和保證經濟增長目標前是否存在取舍?從這些方麵綜合來看,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走勢如何?

劉元春:這些問題已經說了很多年。之所以政策存在進退取舍的兩難且實施效果不佳,是目標本身就存在偏差。我們給自己製定了一個過高的標準,超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現實。

從需求來看,中國居民目前的大量消費均堆積在住房和耐用消費品上,這樣的需求檔次是由收入水平決定的。那麽這必然引導出這些領域的大量投資。而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到當前這個階段決定的,並非從意願上希望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便能達成的目標。

按照當前的消費需求結構,我認為當前的投資重心仍會在“十二五”階段繼續保持。

謝國忠:如果政策總是強調自身的“騎虎難下”,那麽就必然麵臨兩難選擇。如果總是強調政策需要保持高增長才能保住就業和民生,抑製泡沫和結構調整就會很難達成。

實際上,我認為GDP是否高速增長與目前的就業關係已經不大。一方麵是傳統製造業勞動力不足,出現民工荒;另一方麵是大學生就業難。這個結構上的問題本身便說明經濟缺乏真實的、高增值的空間,因此大學生這個應該創造高價值的人群反而缺乏平台。可以說當前的GDP增長模式難以解決就業的結構性問題。

今年的經濟將麵臨持續上升的通脹壓力,是由於本身存在投資過度與產能過剩,因此嚴重的通貨膨脹不會在今年暴露出來,而很可能是在2012年。

屆時,再加上美聯儲升息到一定幅度導致國際遊資有大舉撤出的風險,中國貨幣當局就將不得不采取較大程度的加息,而那也將是樓價和地價最受挫的時候。

顧海兵:中國經濟的問題,常常是中國人自己能看得更深刻,自己的鞋子自己知道鬆緊。其實許多問題長期以來許多人都在提,比如市場化程度不足,政府對經濟幹預過度,乃至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等等。正是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使得中國經濟雖然能繼續維持一定速度的增長,但這種維持卻不是可持續的。這些才是問題的原因,而經濟數據表現出來的隻是現象。

我認為未來決定中國經濟是繼續維持,還是不可持續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收入分配問題,這個問題要在製度上及時解決。

質疑者說——中國經濟形勢之辯

近期,海外質疑中國經濟走勢的言論再起,新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卷土重來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馬若斌 欒力夫

2010年初,當對衝基金經理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發出“中國走向硬著陸”的言論時,他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一片看好中國經濟走勢的預測當中。

在國家統計局5月11日發布4月份經濟運行數據後,中國經濟過熱成為數家金融機構分析師的共識。

伴隨中國調控房地產措施的出台,新的中國經濟“崩潰論”亦卷土重來。有“末日博士”之稱的投資者麥嘉華(Marc Faber)預言:“中國經濟將在接下來的9~12個月內出現硬著陸。”而查諾斯更是早在2009年底就開始探討如何從“中國的崩潰”中漁利了。

泡沫從房地產市場開始破滅

在查諾斯看來,中國大量投機資本湧入房地產板塊導致的問題,是“迪拜問題的1000倍,甚至更糟”。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則在今年2月預測,中國泡沫將從房地產市場開始破滅。

針對樓市的狂熱局麵,中國政府出台了一係列抑製措施。對於措施能否奏效,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教授認為,中國房產泡沫和資產泡沫的根源症結,在於過剩的流動性、飛漲的信貸數額和過低的金融成本。因此,“打擊房產投機的手段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政府或許可以把投機熱潮從房產市場趕出去,但無法消滅它。它隻會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瑞士信貸經濟學家陶冬預計,通脹將成為今年下半年中國最大的擔憂,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在上漲,從工資到糧食和蔬菜價格。”加拿大皇家銀行(RBC)駐香港策略師布賴恩 "傑克遜(Brian Jackson)認為,房地產市場和銀行信貸是經濟過熱最突出的領域。

信貸過剩導致國內消費不足

“信貸吹起的中國泡沫將在十年內造成一場區域性衰退。”羅格夫認為,中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增加了其泡沫風險。

2010年3月,花旗銀行曾警告說,4萬億刺激政策催生的地方融資平台不良貸款規模,可能會在2011年膨脹到2.4萬億元。

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的首席分析師彼得·蔡漢(Peter Zeihan)分析說,“經濟衰退時期,中國增發了兩倍的貸款以維持經濟活動,全年新增貸款對GDP增長貢獻三分之一。這種規模的貸款產生大量壞賬”。

有觀點指出,中國十年前出現的巨額不良信貸並未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本輪信貸也能夠如此。但邁克爾·佩蒂斯駁斥道:“中國為其銀行危機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雖然並非以銀行係統崩潰的形式出現。”

他認為,中國央行較低的借款利率減緩了不良信貸的堆積速率。同時,央行擴大了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間的差距,從而增加銀行收益,使得中國的家庭被迫為壞賬買單,消費增長被嚴重抑製。中國內需的不足一度為旺盛的外部需求所掩蓋,但金融危機後外需迅速減少,中國經濟的不平衡就凸顯出來。

佩蒂斯認為,如果再次出現不良信貸和政府債務高峰,巨額的不良信貸會進一步抑製消費增長,終究“帶來持續多年的、低於正常水平的增長,如同近20年來的日本一樣”。

打壓投機的兩難選擇

對於如何終結當前的投機熱潮,邁克爾·佩蒂斯提出了兩種途徑——提高利率和降低流動性。但他同時認為,這兩種選擇都頗為棘手。

他分析,若升高利率到足以抑製投機的程度,一方麵會令貸款者無法承受,另一方麵也會影響高度依賴投資的中國經濟的增速。同時,大幅提高利率之後,中國將很難真正實現人民幣升值;而人民幣不升值,又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外貿摩擦,甚至帶來貿易戰的風險,而中國無法承受這樣的後果。

佩蒂斯同時認為,隻要中國堅持控製匯率,貿易順差就會不斷帶來更多外匯儲備,從而使央行很難有效控製國內貨幣供給。而另一種武器——借貸限額,也會影響依賴投資的中國經濟。

邁克爾·佩蒂斯認為,當政府調控帶來的市場恐慌逐漸消散時,市場也許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穩定,隨後會再次爬高。但他擔心,盡管人們目前關注抑製經濟過熱,但也許很快就會轉而擔心經濟低迷,而那又將引起新一輪的、終將導致過熱的舉措。

(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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