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雨》反映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發生在上海的諜報戰。尤其是圍繞日軍會在12月7日襲擊珍珠港這一情報上的鬥爭。
電影開頭提到左爾格小組成員，近衛首相秘書，尾琦以及左爾格先後犧牲。可能大家對這一段曆史會不太清楚，下麵是轉貼老拙的文章，希望會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曆史。
注：跟《東風雨》有關的背景資料，原作者老拙，發於。
正文：
1991年，國家安全部印發了一本名為《左爾格在日本》的內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爾格30年代初期在中國建立諜報小組時吸收的中共地下黨員，是左爾格上海諜報小組的核心成員。方文此書從特工角度全麵總結了左爾格在日本工作的經驗教訓。
方文在研究了左爾格的全部供詞之後說，左爾格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認自己是蘇聯紅軍總參四局派出的諜報人員，而且寫了5萬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麵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其內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時期先到共產國際總部、後到紅軍總參情報局的工作情況，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況。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泄露了紅軍情報部門的領導人和紅軍情報工作的基本戰略戰術。
左爾格為什麽會招供，而且泄露了紅軍情報部門的絕密情報？
方文分析說：左爾格“是希望像他曾參加救援被中國蔣介石政府逮捕的共產國際代表牛蘭夫婦那樣，在國際知名人士呼籲下得以獲釋”。由於他有求生的幻想，“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法庭鬥爭的氣概就消失了。對敵人的審訊不采取堅決抵製的態度，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那就是有問必答。他的長篇自供狀幾乎把他一生的情況，從家庭到德共，到國際，到紅軍情報部，到中國，到日本都談到了。”
這個分析明顯說不通。
我們知道，蘇共也好、中共也好，對於地下黨員和特工人員，有著嚴格的紀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被捕後絕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鐵證如山，也不能承認，這樣才能同時以公開和秘密手段實施營救行動。如果身份暴露，就隻能以秘密手段實施營救。如果泄露黨的秘密，視為叛黨，就不可能進行營救。如果出賣同誌，就是叛徒，必須鎮壓。
也就是說，無論是否暴露身份，絕不開口供述組織秘密，是黨組織進行營救的前提。一旦開口供述，黨組織營救出獄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爾格清楚這一點嗎？
肯定清楚。
左爾格肯定清楚的有兩個典型案例。一是牛蘭夫婦案，二是“神秘西人”瓦爾敦案。與左爾格案相同的是，在這三個案件中，當事人都是“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先說牛蘭夫婦案。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派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員。職位雖然不高，接觸的機密卻非常多，最為重要的是保存著遠東各國支部給共產國際的大量文件，以及共產國際給遠東各國支部發放經費的明細賬目。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後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後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在搜查牛蘭夫婦掌握著的幾處房子時，搜得有共產國際遠東局 1930—1931年的帳冊，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從他那裏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如此之多，以至於《申報》登了兩個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鐵證麵前，牛蘭夫婦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問題，堅持自己的公開身份——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於是，共產國際利用工會組織開展營救。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 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隻好放人。
就在這時，顧順章被捕後供出了牛蘭。顧順章的供詞說：“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接著，向忠發也間接供出了米蘭夫婦：“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這樣，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國民黨當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牛蘭一家從上海前往南京，牛蘭夫婦此時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但是，牛蘭夫婦並沒有因此開口說話，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其他一概不說。
這樣，共產國際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公開營救。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
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複，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這樣，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決定動用紅軍情報部門的遠東情報組織左爾格小組，查明牛蘭夫婦的關押地，為公開營救行動提供確鑿證據。應該指出的是，使用戰略情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說明共產國際下了巨大的決心。因為這樣做，顯然冒著該戰略情報組織暴露的風險。當時，左爾格上海小組通過長期努力，剛剛在中國各地建立起一個戰略情報網路，一旦暴露，損失無法估計。即便如此，紅軍情報部也好，左爾格本人也好，都沒有任何猶豫。左爾格決定，由方文負責查找牛蘭夫婦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務後，通過他的情報員聯係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中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衝。左爾格接著指示方文，設法通過張衝，拿到牛蘭的親筆紙條，證明他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確鑿證據，共產國際才能進一步開展營救行動。方文又與張衝聯係，兩天後得到答複：“手跡可以送出，代價是二萬美金。”二萬美金，這在當時是筆巨款。左爾格拿不出來，中共方麵也拿不出來。當時，共產國際每個月通過牛蘭給中共的經費也就這個數目，以至於方文都反對送給張衝如此巨款。但是左爾格堅持同意，並立即向莫斯科總部報告，要求火速送來二萬美金，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經費。莫斯科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同誌已經上路。紅軍總參情報部派遣哈爾濱秘密聯絡站的負責人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這筆巨款。這時，在哈爾濱的另外一名蘇軍情報人員、德國共黨員奧托•布勞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這個奧托•布勞恩就是後來進入中央蘇區，被捧為“太上皇”的李德。
二萬美金一到，左爾格就交待方文：“告訴張衝，先交貨，後付款”。很快，一張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了方文，上邊寫了兩行俄文。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小包，並對他說：“貨是真的。這是貨款，速付對方。”有了這張紙條，國際營救組織了更為聲勢浩大的行動。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公開審理牛蘭夫婦案。獄內牛蘭夫婦絕食抗議，獄外各方麵大張旗鼓聲援營救。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至此，牛蘭夫婦生命得以保全，營救行動告一段落。然而，左爾格小組卻因此而暴露了。二萬美金的交易，後來被證明是張衝的陰謀，種種跡象表明，特務已經開始跟蹤，尋找他們的蹤跡，左爾格小組因此被暴露在中統的視線之內。為安全起見，1932年底蘇軍情報部將左爾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員撤回莫斯科，隻留下了一名叫陸海防的外圍情報員。事實證明，為了營救牛蘭夫婦，蘇軍在華情報機構遭受了重大損失。間接地，中國紅軍也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情報來源（為了說明這一點，需要很長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彎兒了）。而且，這個損失並未就此結束。
接著再說“神秘西人”瓦爾敦案。左爾格撤回後，莫斯科派瓦爾敦來到上海。瓦爾敦通過陸海防重建了蘇軍在華情報網，並以陸海防作為他的核心助理，負責與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各地情報員聯絡。1935年4月，陸海防被捕，隨即叛變指認瓦爾敦。5月初，瓦爾敦在上海被沈醉帶軍統特務逮捕。
被捕後，瓦爾敦一言不發，問他任何問題都不回答。這樣，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來，連他的國籍、姓名都不知道。當時的媒體因此給這位一言不發的特工起了個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當著指認他的陸海防，瓦爾敦用英語怒斥：“叛徒！”接下來就再也不發一言。
華爾頓入獄後，蘇軍情報部門全力營救，中共地下黨也通過魯迅及其日本友人協助營救，抗日戰爭爆發後，蘇方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張衝達成協議，蔣經國由蘇返華，華爾頓也於1937年12月經新疆返蘇。被關押期間，紅軍總參四局授予他旅級政委軍銜。
這兩個與左爾格關係重大的案件，當事人都是在證據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絕不開口供認，而得到蘇共和中共或公開或秘密營救的典型案例。左爾格作為長期從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報人員，他肯定知道，必須嚴守組織紀律，絕不開口供訴，才能得到組織上竭盡全力的營救，而且不排除象營救瓦爾敦那樣，以日方人員進行交換的可能。左爾格也肯定知道，隻要開口供訴，就等於自絕組織營救的後路。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左爾格開口供認自己是蘇軍總參謀部四局派遣的諜報人員時，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無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爾格小組核心成員之一的畫家宮城被捕。憲兵對其嚴刑拷打，宮城跳樓自殺，被樹枝擋住骨折重傷。憲兵仍不放過，繼續用刑，宮城熬不過去，供出核心成員尾崎秀實、電報員克勞森和克勞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勞森和左爾格被捕。宮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爾格的真實身份是蘇軍總參四局情報員，隻知道左爾格是為共產國際工作。接著克勞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個白俄，與克勞森結婚後被蘇軍情報部門審查過，因此她知道左爾格和他丈夫克勞森是為蘇軍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勞森接著供出了真相。
左爾格被捕後，一口咬定自己是為德國大使奧特將軍工作，並再三要求見奧特將軍。這時，德國大使奧特也正在為左爾格事件而奔走。奧特絕不相信左爾格是蘇聯特工，為了把左爾格“撈”出來，一直找到新任首相東條英機那裏。東條隻好硬著頭皮指示法相允許奧特去探望左爾格。但是，完全獨立的日本司法係統並不屈服於政治方麵的壓力。他們認為，必須先讓左爾格招供，才能允許他與奧特會見。
據審訊左爾格的吉川檢察長回憶，在宮城、尾崎、克勞森、安娜紛紛供訴的情況下，吉川把他們的供詞給左爾格看，終於取得突破。左爾格承認了自己是蘇軍總參情報局的特工人員。
一旦開口，左爾格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後來，當奧特被允許與左爾格會麵時，在簡短的幾句對話之後，左爾格最後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麵了。”奧特聽到此話，身體不由地一震。
這就明白無誤地說明，左爾格在開口供述之時，就知道組織營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無疑了。
所以我們說，以期望得到組織援救來解釋左爾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說不通。因為這麽做的結果，恰恰是堵死了組織營救的可能。
那麽，左爾格是不是因為熬不過鬼子的酷刑而開口招供的呢？
不會。
二戰結束後，1949年春，駐日美軍情報局在審理左爾格一案時，當年審問左爾格的日本檢察官吉川和玉澤光三郎，預審法官和地區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審訊期間未對左爾格用刑。當然，日本人的宣誓證詞很不可信，不能作為我們的判斷依據。對於這些日本當事人的宣誓證詞，美國人也不信，並且舉出兩個反證的實例。1934年，新西蘭人畢克頓被特高課審訊時慘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記者柯克斯受審時從東京憲兵司令部越窗跳樓身亡。這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爾格的身份畢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國的大使顧問。宮城和尾崎被捕後，先後供出左爾格和其他同案人員。10月16日，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日本檢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準了除左爾格以外，包括西園寺公一、前首相兒子犬養、克勞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於外務省的反對，左爾格的逮捕令卻是由首相東條英機批準。也有一種說法，是由近衛首相批準。但是當天早晨東條內閣因左爾格案全體總辭職，因此不太可信。
左爾格被捕後，德國大使奧特將軍和納粹黨駐使館政治專員毛森格上校極其憤怒，在使館裏大喊大叫上綱上線，認為逮捕左爾格是挑撥德日關係的大陰謀。奧特一邊將此作為德日之間的重大事件直接電告希特勒，一邊緊急約見日本新任外相東鄉。對著東鄉大吵大鬧沒有見效之後，奧特又直接去找東條英機，死活要見左爾格。東條無奈，讓法相岩村安排奧特與左爾格見麵。被日本司法機構頂住後，奧特又去拜訪天皇的禦兄弟，然後給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發電，堅決主張對日本施加外交壓力，強硬要求施放左爾格。黨衛隊長毛森格也沒閑著，寫了一份共有22條證明左爾格完全無辜的文件，交給日本憲兵司令中村將軍，並將報告呈遞希姆萊…
日本司法機關方麵雖然頂住壓力，沒有立即讓奧特見到左爾格。但是他們肯定知道，早晚要讓奧特會見左爾格。如果屆時左爾格乘機露出身上的傷疤，必將被德國大使抓住把柄，借機指責日方刑訊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爾格的供詞。因此，在奧特大使見到左爾格之前，日本人不會動用大刑、酷刑，不會使左爾格留下傷痕。然而，在見到奧特之前，左爾格已經開口供出核心實情；之後，左爾格又主動要來打字機開始撰寫長篇文字供詞，日本人已無必要對他用刑了。
所以，左爾格並不是由於熬不過鬼子的酷刑而開口招供的。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左爾格是意識到最後時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憶。這是蘇聯的主流看法。1964年蘇聯承認左爾格並授予蘇聯英雄稱號之後出版的《間諜—左爾格》一書，這樣描述佐爾格要來打字機準備撰寫時的心理活動：“左爾格心裏明白，他不會活著回去了。應該讓人們知道他是怎樣生活的，他的奮鬥目標是什麽，讓人們由衷地懷念他吧。”
這麽說，不是沒有可能。但不能解釋，佐爾格為什麽要供出情報工作的細節、方式方法以及領導機構等等機密？
事實上，長期從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員，守口如瓶的性格幾乎與生俱來。從第一天起，他們就被反複教育灌輸“無名英雄”的思想，因此從來也不指望“人們由衷地懷念他”。不要說被捕後在敵人麵前，就算麵對著親人咽下最後一口氣，不該說的還是不能說。舉兩個例子。
徐強是上海特科最後的負責人，是他組織特科人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尋找到在街頭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強病故後，他的愛人李雲說：“最後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誰？徐強到死都沒跟我說。他不說，我也不問。”
北大教授陳翰笙是左爾格上海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左爾格被派往東京，原來上海小組中的中共黨員隻有陳翰笙被左爾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後，多少人勸陳老寫寫這方麵的情況，老爺子就是搖頭。80年代，已經80多歲的陳翰笙仍然在帶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幫人查找汪偽政權時期司法部長的資料，問到老爺子。老爺子說，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國名人錄。學生果然在那裏查到了該漢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錄時，學生順便也查了陳翰笙，記載居然更詳細。讓他震驚的是，書裏寫到：根據日本的情報，1944年蔣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陳翰笙，昆明突然飛來架英國軍用飛機，把陳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問老爺子，這是怎麽回事？老爺子笑笑說：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到棺材裏去的。
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讓人們由衷地懷念他吧”仍然解釋不了左爾格為什麽會招供，供出蘇軍情報機構的機密。
最後，左爾格是不是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呢？除了方文有這樣的看法以外，美國研究者也持如此觀點，盡管沒有明說。1966年，美國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經過長達三年的研究，查閱日本和德國有關檔案記錄，走訪日本、德國、法國和美國，出版了《左爾格案件》一書，其中大量引用了左爾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書中說到：
左爾格對審訊他的日本特高課警員說：“當情況變得對日本政府不利時，或許用的著我。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我願為日本效勞。”
據日本特高課警員說，左爾格一刻也沒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處極刑。
本書又在另一處提到：左爾格對於承認為紅軍參謀部四局工作的供詞“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認為：“左爾格之所以不願向警察局交待這一事實，是因為他尋思，如果確定他屬於某軍事機構，就有可能被移交給憲兵，槍斃了事。”
情況確實如此。戰時對於軍事間諜，確實可以一經證實立即拉出去給斃了，不必審判。左爾格應該明白這一點。
這樣推理下來，左爾格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隻能承認在戰略情報方麵的工作（因為那是為了避免日蘇之間的戰爭），絕對不能承認在日蘇作戰中的情報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認由於他提供情報而使日軍慘敗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爾格並沒有隱瞞或者堅決否認他的情報曾經兩次使日軍在與蘇軍的交鋒中敗北，而是很詳盡地做了供述。正是在這本美國人寫的《左爾格案件》一書中，詳細披露了左爾格的間諜小組在柳斯科夫、張鼓峰、諾門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做出，其主要資料來源出自左爾格的供詞，因為小組的其他人員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麵和詳細。
關於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從鷹犬到走狗》已有詳細介紹。其中說到，鬼子根據柳斯科夫提供的情況，連續發起的張鼓峰和諾門坎作戰，均以慘敗告終，以至於不少日本人一直到最後都認為這是一個陰謀，是個斯大林策劃的“反間計”，目的在於打消日本對蘇聯的戰鬥意誌，持這種看法的人到現在都還有，認為柳斯科夫在這場間諜戰中就是最重要的那個角色——“死間”。這種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張鼓峰事件其實是參謀本部想證實柳斯科夫情報的可信度，結果中了蘇聯人的套。
柳斯科夫並非“蘇聯人的套”。“蘇聯人的套”是左爾格小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總參謀部，立即全麵供出蘇軍在遠東地區的全部機密情況，包括部隊部署、裝備、兵力、密碼暗語啥的全都兜了個底兒朝天。臨了還告訴鬼子：西伯利亞已經成立了反對派組織，跟一堆幹柴火的，就等著關東軍過去點把火，熊熊大火燒起來——“蘇聯很快就會崩潰”。這話鬼子愛聽，因為正好板垣、東條和土肥原策劃了一個對蘇軍試探性戰術進攻行動，一直沒敢動作，被這個柳斯科夫一忽悠，膽子壯了，決定立即動手，以至於天皇不同意都沒給攔住。
這時，根據1936年簽訂的日德共同防共協定，日本人將柳斯科夫的供詞轉交德國大使館。遞交情報的時候，特意加上一句：“蘇聯人的，很快的完蛋！”負責與日軍總參謀部交換情報的，是德國大使館助理武館肖爾，聽了這話有點兒半信半疑，想找個人商量商量怎麽向德軍總參報告，就想到了左爾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肖爾與左爾格在同一個團，算是老戰友了。左爾格來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詞頭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國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蘇聯很快就會崩潰”的說法，結成聯盟左右夾擊蘇聯，麻煩可就大了。於是左爾格使勁勸說肖爾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說八道，千萬不能輕視蘇聯。然後，左爾格趕緊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詞拍成微縮膠卷，以電報、密件兩種途徑報告蘇軍情報局。與此同時，左爾格安排小組各情報員加緊收集日軍動向。畫家宮城、尾崎秀實和左爾格本人從德國武官處獲得的情報都表明，日軍將在哈桑湖製造一次邊境衝突。日軍認為，在邊境衝突中，蘇軍肯定不願意擴大衝突，他們會自動退出湖畔高地。左爾格立即將各種情報通報莫斯科，並且強調：“日本今後的政策方向將取決於這次衝突的結果。如果蘇軍在邊境上稍有軟弱或動搖的表現，都將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動他們進行更大的冒險。”
7月底，日軍開始向張鼓峰蘇軍邊境哨所發起攻擊時，左爾格小組的情報員記者武凱利奇到衝突地區采訪，觀看了日軍炮兵陣地等設施。8 月10日，蘇軍集中大量飛機、坦克、大炮，發起反擊作戰，侵入張鼓峰地區的日軍被殲3000餘人。
1939年5月，關東軍又挑起了諾門坎事件。這時，武凱利奇又應邀前往滿洲采訪。畫家宮城則得到可靠情報，日軍調集了大批部隊，定於昭和14年8月24日拂曉發起進攻。8月21日，蘇軍先發製人搶先發起攻擊，將日軍包圍並予以殲滅性打擊，日軍損失數萬人和大批武器裝備。
正當日軍在諾門坎被蘇軍包圍殲滅時，左爾格對德國大使奧特說了一番話。他說：“我曾經說過，柳斯科夫這種人說紅軍軟弱無能，他的話已被揭穿，純屬欺人之談。德國應該更深刻地研究整個諾門坎事件，還應該打消紅軍不堪一擊的概念。”
8月23日，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國保證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想到，左爾格把這一切交待的如此詳細明確，實實在在觸到日本人的痛處，等於自己給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於傻到“一刻也沒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處極刑”吧？
也正是上麵提到的日本特高課警員大橋回憶說：“有一次，左爾格跟我開玩笑地說：‘大橋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變成鬼來纏住你！’我回答：‘那麽你這位唯物主義者也相信鬼啦？’左爾格聽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見，左爾格不可能是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
那麽，左爾格到底是為什麽招供的呢？
左爾格招供，特別是泄漏了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許多機密，既不是因為期望被營救，也不是因為熬不過酷刑，又不是單純為讓人們懷念他，更不是為了保住性命。那到底是為了什麽呢？
1944年11月7日，左爾格被日本鬼子處以極刑。在被捕到犧牲期間，左爾格沒有與自己人接觸的機會，沒有把他的真實想法傳遞給組織、傳遞給後人的機會。因此，這個原因已經不可能被人們所知，我們隻能通過推測來進行判斷了，盡管可能並不一定正確。
我覺得，我們的推測，應該建立在以下三個基點之上：
其一，左爾格是一個意誌非常堅強的人。特別突出的表現是1938年發生的車禍事件。那一次，左爾格酒後駕駛摩托車，為躲避小巷中突然衝出的一輛小臥車高速撞牆，重傷之後他以極大的毅力支撐著不要失去知覺，因為他的上衣口袋裏裝著一份準備發給莫斯科的電報。到醫院後，左爾格始終以頑強的意誌力支撐著，並表示必須見到克勞森，否則絕不上手術台。醫生後來的診斷表明，當時左爾格頭部重傷、齶骨裂開、牙齒被撞掉，肩膀脫臼，傷情嚴重。左爾格一直撐到克勞森來到醫院，取走密件，隨即昏死過去。這時，日本警察走進了急診室。
其二，左爾格是一名天才的情報人員，有著超過常人精明的頭腦。這一點毋需多言，從他從事情報工作11年，獲取了許多重大情報，他在情報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戰績，為世人所稱道，沒有相當精明的頭腦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爾格具有堅定的信仰，這一點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後，左爾格通過他的供述，了解到蘇聯肅反大清洗的情況，得知他的直接領導紅軍四局老局長別爾津也受到牽連，雖然對左爾格情緒影響很大，但並沒有動搖左爾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為蘇聯提供情報。被捕之後，左爾格始終非常關心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據審訊左爾格時擔任翻譯的井駒教授回憶說，左爾格總是向他詢問蘇德戰場的情況。當聽說斯大林格勒被包圍時，左爾格判斷戰爭的轉折點即將來臨，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駒教授打聽情況。每當庭上法官與書記員議論時，左爾格就在底下向井駒教授詢問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戰況，而對自己的案情似乎並不關心。當斯大林格勒的戰場局勢向有利蘇聯的方向發展時，“他那嚴肅的麵孔泛起了一絲微笑”。巢鴨監獄的犯人後來回憶說，當蘇聯在斯大林格勒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左爾格高興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駒教授說，他對左爾格講述蘇德戰場的情況，檢察官、法官看在眼裏並未阻止。表明日本人並沒有對左爾格封鎖消息，那樣的話，蘇聯不承認左爾格的公開表態，日本人更沒有必要對左爾格封鎖，因為這是摧垮左爾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種關於左爾格的書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爾格因此產生反蘇的情緒，看到的卻是在蘇聯公開否認之後，左爾格依然對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由衷高興。這隻能說明，左爾格對此已有心理準備。蘇聯人寫的書中說，左爾格臨刑前高呼“蘇聯萬歲！紅軍萬歲！”美國人寫的書說，日本的記錄中沒有左爾格高呼萬歲的記載，隻是說他死得很平靜。美國人的書還說，盡管左爾格供認了許多獲取日本核心戰略情報的情況，但“他從來沒有對此認罪。”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被捕之後，左爾格對於自己的性命、榮辱已經置之度外，他更關心的是蘇聯在這場世界大戰中能否打贏。
我們推測左爾格供述的真實原因，必須站到當時左爾格的立場，以這三個基點去看問題。
我們看到的第一點，就是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站在專業情報人員的角度看問題，左爾格小組之前獲取的戰略情報可能完全作廢。
左爾格被捕之前，日本近衛內閣已經確定了南進的戰略決策，但尚未確定開戰的時間。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爾格已經將此戰略情報報告莫斯科之後，會不會改變戰略或者推遲行動時間呢？這是一個專業戰略情報人員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諾門坎戰役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日本不是蘇聯的對手，因為蘇聯紅軍的飛機、大炮、坦克數倍於日軍。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當然更不可能是美國人的對手，因為美軍的飛機、大炮、坦克更是數倍於蘇聯。因此，日本人要想取勝或者說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太平洋戰場主動權，隻能依靠突然襲擊。現在，戰略上的突然性由於左爾格小組的工作已經喪失，按軍事常識來說，這個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話，失敗的概率非常大。
這裏需要插一句，雖然左爾格小組是為蘇聯提供情報，但是這個小組聯係的範圍非常廣泛，情報完全有可能透露給了英美。因與左爾格小組聯係緊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蘇聯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沒有中國人。不是沒有中國人參加，而是沒有抓到中國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左爾格小組的核心情報員法國記者武凱利奇與英國使館有聯係，日本警察衝進英國使館逮捕了情報處處長雷德曼，氣得英國人把日本駐英使館的宣傳參讚鬆本也給抓了起來。
事後站在軍事角度來看，在戰略意圖已經暴露的情況下，繼續執行南進計劃，是一個非常明顯錯誤的決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戰爭資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國人張網等待的槍口上。當然，事實上日本人最後獲得了突然性，突襲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國人的重大失誤，並不能說明日本人在戰略情報已被美國獲取的情況下仍然冒險發動進攻在軍事上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首腦機構得事先到來自各個方麵的情報，顯示日軍將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軍發動進攻。美國人為什麽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從軍事常識出發，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樣是出於軍事常識的理由，否認了各個方麵關於德軍將在1941年6月進攻蘇聯的情報。當時，斯大林根據軍事常識，認為德軍如果要進攻蘇聯的話，必須大量準備過冬的大衣，於是下令紅軍總參四局盯住德國人的軍大衣生產。因為幾百萬軍隊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國必須在廣泛的範圍內進行製作，難以保密。斯大林認為，什麽都可以造假，惟有這一點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個軍事常識上的錯誤，他認為德軍三個月就能全部解決蘇聯紅軍，6月份發起進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場雪來臨之前就能解決問題，因而根本沒有下令給德軍準備在蘇聯嚴寒地區使用的冬大衣。結果，當德軍在莫斯科城下迎來蘇聯嚴寒的冬季時，部隊沒有禦寒衣物，兵員大量凍傷，成為莫斯科戰役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
總之，日本人軍事常識上的錯誤，加上美國人基於軍事常識犯下的錯誤，最終造成了太平洋戰爭的曆史。但是，在獄中的左爾格不可能在雙方都犯常識性錯誤的基點上去考慮問題。他必須站在專業戰略情報人員的角度上，考慮情況發展的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日本在戰略意圖已經暴露得情況下調整戰略，改為大張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陸軍主力陳兵中蘇邊界，以海軍主力包圍海參崴，牽製蘇軍遠東部隊不使其西調，配合德軍首先解決蘇聯。爾後，在德軍獲勝的情況下，從東線發起對蘇聯的進攻，必定能夠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戰爭資源。實際上，這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當時最為當心的情況。毛澤東曾經說，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世界可能陷入幾十年的黑暗時期。
第二種可能，日本將計就計，表麵上仍取南進態勢，以迷惑各方，但並不行動。當遠東蘇軍主力西調並與德軍糾纏無力東顧之後，於1942年春突然襲擊蘇聯，從背後打擊蘇聯並取得西伯利亞地區的戰爭資源，來一個“河蚌相爭，漁翁在後”。實際上，日本原先就有進攻蘇聯的計劃，但先決條件是遠東蘇軍主力西調剩餘兵力少於16個師，時間在1942年春天。
第三種可能，日本堅持原定戰略，在太平洋地區發起對美英的進攻。如果這樣的話，進攻發起時間就非常關鍵。因為在日軍進攻發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種戰略的可能，遠東蘇軍就不可能大量西調。
而且，在左爾格被捕時，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蘇聯正麵臨生死關頭的嚴峻形勢。由於左爾格可以隨時進入德國大使館的電報室閱讀最新戰報，因此他對於蘇德戰場的情況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蘇軍已損失數百萬軍隊。9月30日，德軍發起進攻莫斯科的“台風”行動，當天就撕開了蘇軍左翼防線並實施迂回。到10月8日，德軍已包圍了蘇軍西方方麵軍、預備方麵軍和蘇布良斯克方麵軍主力，並在包圍圈內進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將衝出德軍重圍的西方方麵軍和預備方麵軍殘部合並組成的新的西方方麵軍，任命朱可夫上將為西方方麵軍司令員，全麵負責莫斯科防禦戰的指揮。10月13日，德軍再次突破蘇軍防線，將蘇軍主力包圍。14日，蘇聯政府機構和駐外使團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爾格被捕的當天，德軍突進到距莫斯科僅60英裏的莫紮伊斯克，同時完成了對維亞茲馬和布良斯克這兩個包圍圈內蘇軍的清剿，蘇軍66.3萬人被俘，損失坦克1242輛，大炮和迫擊炮5412門。
麵臨如此嚴峻的局麵和日本戰略取向的多種變化可能，左爾格知道，蘇聯急需對日戰略情報。左爾格還知道，由於日本已經不再存在蘇聯戰略情報組織和人員，蘇聯獲取對日戰略情報的希望隻能寄托在另一個方向的兩條情報線上了。
這另一個方向，就是中國。兩條情報線，一條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上海情報科，它的戰略情報員，包括打入上海滿鐵調查課的中共日籍黨員中西功和打入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中共日籍黨員西裏龍夫；另一條線就是紅軍總參四局派遣原左爾格上海小組的中共黨員，分別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構成的情報網絡，這些小組都有電台，直接與莫斯科聯係。其天津站站長就是本文開始提到的方文。
左爾格知道，這兩條線將能夠繼續偵查並向莫斯科提供日軍的戰略動向。其中，中共上海情報科的能力更強。
很多書籍上記載，左爾格小組獲取了日軍“關特演”真實情況的情報，左爾格自己在供詞中也如此是供認，以致於蘇聯人、美國人寫的書都把此事記在左爾格小組名下。實際上，左爾格知道，查明“關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報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於1941年6月下旬閃擊蘇聯後不久，1941年7月，日軍以“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名義向滿洲集結，引起蘇聯和中共的高度警覺。延安要上海情報科查明日軍此舉的真實目的，任務交給了中西功。恰在此時，滿鐵派中西功回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到東京後，中西功約見了尾崎秀實。尾崎告訴他，7 月2 日禦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因此，這次大兵北調，名義上是“演習”，有“北進”蘇聯的危險。因此，尾崎建議：“你不妨在回上海時，路過滿洲實地觀察一下，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因為不能完全排除陸軍用造成事實的辦法壓迫內閣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見，中西功回上海時，特地到大連逗留了幾天。滿眼所見，盡是日軍士兵，連街頭公園、學校、工廠全擠滿了兵。車輛、馬匹、坦克、被服、彈藥、汽油，一條戰備物資的洪流從大連海邊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卻看到，士兵們在海邊進行進行登陸演習！這說明，日軍這是以“北進”為名，為“南進”做準備！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過上級明確地回答延安：所謂“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是否會北攻蘇聯，要依蘇德戰場形勢而定。
與此同時，中西功將情況通報了東京的尾崎秀實。
這就說明，蘇聯左爾格小組與中共上海情報科之間，通過尾崎秀實與中西功之間的聯係，互通情報，協同作戰，左爾格對他們是很了解的，是能夠指望上海情報科接替左爾格小組繼續為反法西斯戰線提供對日戰略情報的。
但是，當檢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實、宮城興德和克勞森等人的供詞拿給他看時，左爾格隻覺得一股冷氣從後脊梁直衝大腦。對於這兩條線，宮城興德、克勞森都一無所知，但尾崎秀實對中共上海情報科的幾位日籍黨員都非常了解。當年，中共特科的王學文在上海日本東亞同文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時，在日本學生中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學習馬克思主義，並發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西裏龍夫等後來加入中共的一批黨員都是出自這個小組。當時，尾崎秀實作為派駐上海的日本記者，同情中國革命，也經常參加這個小組的活動，因而與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和長期的聯係，中西功進入滿鐵上海調查課就是尾崎秀實介紹的。所以，尾崎秀實對這批中共日籍黨員非常了解。現在，尾崎秀實已經開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這條線必然全麵崩潰，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打入日本、日軍內部的情報人員將不複存在，損失不可估量！
事實上，尾崎秀實也確實是供出了上海東亞同文學院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在美國人寫的《左爾格案件》一書中，在一開始講述尾崎秀實時就說到：“中共負責日本事務的領導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別感興趣的是東亞共同編劇學校（肯定是翻譯不準確，應為東亞同文學院，下改）。”“東亞同文學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後來又與一批日本左翼記者和日本‘來客’合並，”組織學習團體。“這個學習團體經常集會，其成員參加中共上海黨組織。尾崎秀實經常參加這種會議。”這些情況隻能來自於尾崎秀實的供詞。如果特高課立即順著尾崎秀實的這些供詞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報科的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
怎麽辦？我相信左爾格在看到尾崎秀實等人的供詞時，腦子裏急速轉動的，正是這三個字——怎麽辦？
怎麽辦？
其實左爾格並沒有更多的選擇。他隻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盡可能地拖延時間，以掩護中國的兩個戰略情報機構繼續完成任務。
左爾格知道，為此他必須做到兩點。第一點，盡可能地拖延時間。這就要求他多說，從自己的出生開始說起，說得越多，拖延的時間就越長。他不但說，而且要求用打字機寫，一共寫了5萬多字，一直寫到1942年3月，也就是寫了半年之久。後來的情況證明，左爾格的這一做法確實為中西功爭取了極其寶貴的時間。方文說他跟左爾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沒聽左爾格談過他的身世，還是通過他的供詞了解的。這說明，左爾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內的所有供詞都是極端秘密的內容，對最可靠的戰友都不能說，但現在已經顧不得了。第二點，要讓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這就要求他說的沒有一句假話，要麽不說，說出來的必須經得起查證。左爾格作為情報人員肯定知道，日本特高決不會輕易相信他的供詞，必定進行查證，隻要有一句被證明是假話，關鍵時刻他為掩護中國的戰略情報機構說的話，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後來的情況同樣證明，在日本特高懷疑到上海方麵時，左爾格的掩護說辭確實暫時迷惑了大橋。
後來的情況說明，無論我上麵的推測是否實際情況，左爾格的做法客觀上都起到了掩護中國戰略情報機構的作用。
否則，如果左爾格象“神秘西人”那樣一言不發，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實身上，根據他的供詞窮追到底，那麽上海情報課就不可能繼續工作8個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上海情報科發出了日軍奇襲珍珠港和進攻中途島兩大至關重要的戰略情報。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左爾格被捕後，上海情報科的情況。
中共上海情報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續。
1934年，大名鼎鼎的“紅隊”，被“中統”派遣“細胞”打入破壞，一日之內全體隊員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複勸降無效後，1935年2月，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傑明四人被執行絞刑處決，
幾乎與此同時，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長朱鏡我、宣傳部下屬文委書記陽翰笙和社聯黨團書記許滌新等36名黨員幹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臨時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壞，被搜查的機關達四十處，被捕三十九人。
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臨時中央局和特科負責人王世英根據王明、康生的來信，決定對本身機構進行縮編並分批撤離。500多黨員幹部，一部分轉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隻留下一個辦事處，由丘吉夫負責。過了兩個多月，1935年11月18日，國民黨特務又將特科上海辦事處破獲，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並沒有潰散，剩下的少數人員在特科情報科負責人徐強領導下繼續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難的時期，徐強組織特科的剩餘人員，經過半年搜尋找到了流浪街頭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與國民黨接觸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傳遞國民黨上層欲與中共進行談判的意圖。
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國共合作之後，上海特科被改組為中共上海情報科，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之所以能夠擔負這項任務，是因為江蘇省委委員王學文在1937年調延安工作時，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兩名日籍黨員。
西裏龍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在教授王學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還是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1932年1.28事變後，日海軍陸戰隊要求同文書院學生參加侵滬戰爭。同文書院團支部則在同學中開展反戰運動，結果全體學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裏龍夫來到上海謀職，就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上海總局記者。1934年，他設法找到王學文，加入中共，開始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後，西裏龍夫就任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奏任級囑托（顧問）、偽中華聯合通訊社指導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記者，打入日軍高層。
1934年，中西功經尾崎秀實介紹到大連滿鐵總社調查部就職。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認為日本侵華的策劃中心已移至上海，於是設法調到上海，通過西裏龍夫與王學文接上聯係。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軍支那派遣軍特別囑托（顧問），滿鐵上海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日本“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派駐上海委員，打入日本駐華情報機構。
1939年，徐強調回延安，吳紀光接手上海情報科工作。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吳紀光調整加強了上海情報科。上海以中西功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名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名義上，這個調查班的任務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麵上層人物的活動情報；實際上，這個特別調查班裏安插了多名上海情報科的中共黨員。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程和生擔任聯絡員。在南京，有西裏龍夫、李一峰（偽中央社采訪部主任，汪偽特工總部顧問）、汪敬遠（汪精衛隨從秘書）三名戰略情報員，李得森及其妻子張敏以行醫為掩護設立南京情報站，張明達擔任與上海方麵的聯絡員。在華北，尾崎莊太郎打入日軍北支派遣軍司令部任情報課長，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經商名義活動，並派錢誌行到北平建立聯絡站。這樣，上海情報科構成了埋伏在日軍內高層的情報網絡，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華日軍以及汪偽、日蔣之間活動的戰略情報。據八路軍總部作戰參謀楊迪回憶，當時日軍的重要軍事、政治行動，總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報。
1941年10月，左爾格、尾崎秀實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來自東京的一封電報，電報上隻有三個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締共產黨，中西功就此寫了一篇報道性的文章，題目叫作《鎮壓日本左翼的狀況》，嚴厲抨擊日本當局“正在製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實協助，傳遞到上海，在《中國論壇》雜誌上用白川次郎的筆名發表。這個筆名，隻有同文書院幾名關係密切的同學才知道。因此很顯然，這是一封報警電。
怎麽辦？程和生請示吳紀光，吳紀光請示潘漢年。潘漢年聽完說：延安轉達莫斯科方麵的請求，要求我們迅速查清日軍南進的開戰時間。這是關鍵問題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考慮，容我想一天再說。
潘漢年應該知道，周恩來早就給中央特科定下過規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論此人是否可能叛變，與之有關聯的其他人都必須立即撤退隱蔽。不過這時候，潘漢年還不知道左爾格小組出事的情況，但是他知道德軍已經兵臨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時日軍的戰略情報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意味著什麽。
第二天，潘漢年再與吳紀光會麵時，他已下定了決心。
潘漢年對吳紀光說：“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非常嚴竣，了解和掌握日軍的戰略動向，是我們的第一重要任務，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中國抗日的範圍。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們用一切力量注視日軍南進還是北進的方向問題。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談過，他對日本南進還是北進非常關心，非常焦慮。說如果日本北進的話，我們將麵臨非常艱難的局麵。因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協。他還說，果真出現那種局麵的活，共產主義大本營和全世界、全人類都要經受一段黑暗時期。你看，形勢多麽嚴重？現在，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央又要我們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日期，這是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提供更進一步的明白的戰略情報。這個時候，該怎麽辦？”
“怎麽辦？”吳紀光問。
潘漢年說：這個時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東去”。隻有向東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完成延安交給的任務。但是考慮到中西功是日籍黨員，可以先征求他的個人意見。
吳紀光明白，這是冒著被捕的巨大危險，提著腦袋深入虎穴奪虎子的行動。對於中共黨員來說，在萬不得已時，確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況，但中西功是日籍黨員啊。因此，聽了潘漢年的決定後，吳紀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樣向聯絡員程和生傳達。果不其然，程和生聽了上級的決定，眨巴著眼睛，半天都沒有說話，最後打了個冷顫擠出一句：“就這樣決定了？”
吳紀光看著程和生的樣子，盡管心裏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堅定地說：“決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著最後的希望問“如果中西功持反對意見呢？”
程和生這麽問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於中西功拒絕冒這樣大的危險。
“當然，我們得尊重他的意見。不過，你得一字不改地把決定傳達給他，快去吧。”
程和生沒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傳達上級指示時，便帶著一種情緒。在他想來，中西功定會表現為難，而且可能婉言推辭。如果他推辭，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吳細細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據地去。另他沒有想到的是，中西功聽後，竟肯定地點點頭，說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滿口答應了。中西功倒反過來勸他，說老吳的決定是如何如何正確，任務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草率撤退。至於到東京以後，不必為他擔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護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來，就在程和生請示上級的同時，中西功也在反複地思考相同的問題——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電報後同他談話的表情。程和生為他的安危擔心，極力主張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為了保護他。他之所謂去請示老吳，十之八九也是去討柄尚方寶劍，一旦領導決定了，他便隻好執行，沒有話說，“向西去”。
可是，那麽一來，程和生、倪之驥、程維德這些在“特別調查班”裏的同誌們怎麽辦？都轉移嗎？如果都轉移了，“滿鐵”這個重要情報點豈不就徹底撤銷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區”，南京的西裏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都會因為與他關係密切而暴露。這個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不能容許這個局麵出現。
一定要保住這個情報網。
怎麽保住呢？
辦法很簡明，他仍舊堅持在“滿鐵”，不向西去。
隻要他在，情報網就存。他走，情報網就亡。就這麽簡單。
“建立這樣一個深入的情報網是多麽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之後，下定了決心。這時，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堅持留下來，那麽也就意味著南京的西裏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也要冒著同樣的危險留下來堅持。這事，必須征求西裏龍夫的意見，並且與他商量麵臨的局勢與應對的辦法。想到這裏，中西功立即乘夜車趕往南京。
兩人一見麵，開門見山，根據近衛倒台、東條組閣的情況，推測近衛的私人秘書尾崎秀實很大可能隨著近衛的倒台而受到某種牽連。
“尾崎秀實凶多吉少。”西裏龍夫口氣斷然。
“也說明在近衛的檔案庫裏有關於我們的報告材料。”中西功說。
“是啊！不過，情況不明，任何判斷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東京去一趟，實地偵察一下。”
西裏龍夫隔著眼鏡片向他投來的眼光充滿驚愕，臉也漸漸伸長了。好一陣，兩人就這樣四目相對著，誰也不說話。
“那，”西裏龍夫問：“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東條的廣播講話，雖然承襲了近衛關於戰爭國策的調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武夫，比近衛更急於發動戰爭，‘南進’好像要開始了。我要掌握這個戰爭之神的脈搏。”中西功邊說邊觀察西裏龍夫的臉色，見他仍舊那麽驚愕地直視著他，顯然對他的回答，覺得文不對題。便進一步闡說，他擬東京之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希望偵得東條發動南進戰爭的具體計劃和準確的時間，然後再決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堅持使“滿鐵”這個情報點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後，他有點激動地說：
“我的作用是別人難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對上海情報科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我不作無謂犧牲，但我絕不怕犧牲。”
西裏龍夫的眼簾隔著眼鏡片漸漸垂了下來。
中西功並沒有直接指出，自己“向東去”，西裏龍夫就必須在南京堅持，其實冒著同樣危險，但他知道，西裏龍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碼頭登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標要設法拿到日軍發動“南進”戰爭具體時間的確切情報，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發出“向西去”的電報到底是怎麽回事。中西功寄希望於尾崎秀實，什麽事瞞得過首相顧問兼秘書？雖然近衛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隻要見到尾崎秀實，就有希望。總之，見到尾崎秀實，就一切就都好辦了。
中西功不知道，當他踏上日本國土時，尾崎秀實已經被捕半個月了。尾崎秀實不僅供出了左爾格和他本人的各種活動情況，而且在供詞中提到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提到了書院裏的馬列主義學習團體，提到了中共在同文書院建立的支部，而且發展了一批黨員。如果特高課大橋警部補順著這個線索追下去，不難把當年同文書院中與尾崎秀實關係密切的學生列出一個名單，從中不難發現，中西功在上海同文書院曾經因向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反戰傳單而遭逮捕並被停學一年的檔案記錄，也不難發現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在東京因參與“無產階級研究所”的活動而先後被捕的記錄。如果特高課發現中西功這時候秘密回到東京，隻要跟蹤和竊聽他的電話，看他與誰聯係，立即就能逮個正著，讓中西功有來無回，將中共上海情報科一網打盡。
然而，特高課大橋警部補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時他正在傾聽著左爾格滔滔不絕的供詞，企圖從中找到更多的線索。
到達東京後，中西功找了個小旅館住下，就去電話間給尾崎秀實打電話。撥了號碼之後，半天沒有回聲。“怎麽回事？難道近衛下台，尾崎的電話也撤銷了？還是出了意外？”
他輕輕掛斷了電話，又拿起話筒，撥了號碼，對方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聲音尖細：“你是誰？”
“請找水野成先生說話。”
過了一陣，傳來男人的聲音：“你是哪位？”
“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有點感冒，您是哪位？”
“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聽出來我還要問你嗎？你是誰？”對方緊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彥三郎，我應征入伍了，馬上要上船，來不及去看你了。”
“是嗎？噢，多多保重，哎，哪個彥三郎？”
“好的，再見。”
中西功重重叩上話筒。接電話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聽到他第一句話後，便會驚喜地輕叫一聲。然後用調侃的語調，學他的話：“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嗎？”這是他們每次通話的習慣，後來變成接頭暗語似的。而且，從口氣聽，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麽是什麽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撥號碼，找洪津良勝。
“請問，浜津良勝先生在嗎？”
“浜津良勝？”對方溫和地反問：“你找他幹什麽？”
“朋友，好久不見了，想念他。”
“到警視廳看他去吧。”對方掛上了電話。
中西功手握話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這些接電話的人一定是警視廳留在那兒等待“自投羅網”者的警察！濱津良勝進了警視廳，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看來，“白川次郎”發警報確實是事出有因，情況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務還是必須完成。
中西功轉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務的途徑：“哎，可惜海軍部裏沒有熟人。到總參謀部去一趟怎樣？在那裏會看到些有用的現象。但是，憑一個“滿鐵”調查員的身份證，硬闖進去，是毫無道理的。即使闖進去，有誰會對你談什麽“南進”不“南進”？誰會給你看絕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親友，要想進那個大門，警衛也是不允許的。那是何等森嚴的機關？隻有到軍報道部去試一試，那裏有個佐藤癸二，是個記者，過去有過一麵之識，從他口裏也許能探得一點消息。”
中西功唯獨沒有想到，他打了這兩個電話，等於再次給特高課提了個醒。特別是他找的這個水野，與中西功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同班同學，當年他們幾個左翼學生把反戰傳單塞在火柴盒裏，向訪問上海的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一同被領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同文書院開除，中西功被停學一年。水野被捕後，他的這段曆史已經被特高課翻出來並記錄在案。如果特高課多少警覺一點，查一查水野有沒有個叫“彥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發現打來電話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曆史上的好友們排查一遍，中西功立馬就會在劫難逃，哪裏還容得他在東京滿世界地到處找人探聽帝國的機密？
可是沒有。留守的特工沒把電話當回事，他們的頭頭大橋警部補正在傾聽左爾格的供詞，騰不出時間去關照那些張網等魚的特工們。後來的情況說明，如果大橋這時候每天聽聽那些特工的情況匯報，中西功同樣在劫難逃。
中西功沒有想到這一切，他腦子裏都是如何完成任務。
第二天，中西功來到軍報道部，可是沒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癸二去台灣了。萬般無奈的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級的間諜手法，賴在軍報道部不走，傾聽記者編輯們的議論。記者們的誇誇其談，幫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駐在中國南方的軍隊，正在向台灣集結，佐藤癸二去台灣，正是要隨軍報道的。也就是說，集結在台灣的部隊將有作戰行動。同時，7 月調到滿洲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部隊，正在海運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島集結，有的直開東印度。
無疑，南進作戰已經在行動中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計劃中的開戰日期，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務。
關於堅持“滿鐵”情報點的“萬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遲。因為形勢正在急劇變化，未來難以預料。
怎麽能得到開戰日期呢？從哪裏下手？
一般機關和人員誰也不知道。
正在進行的內閣和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連軍報道部的采編主任都不得入場。
怎麽辦？
中西功疲憊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訴他：“先生，有人給你來過電話。”
“誰？”
“他沒有告訴我姓名，隻叫我轉告您，請您到西邊去。我問他到西邊什麽地方，他說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驚，“這人到底是誰？他怎麽知道我到了東京，住在這兒？也許，這位朋友就在軍報道部。隻是他不願意把自己暴露給我，而在暗中幫助我？”
中西功決定再去軍報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從路邊走出來，但是沒有。
到了軍報道部，他在走廊裏，在樓梯口，在記者間，在各編輯室走來走去，凡有人問“您找誰？”他便說“看個朋友”。同時用最友好的微笑爭取和人家談話，譬如“你知道他在哪裏嗎？”“你們很忙啊？”“我好像見過您。”令他非常失望，竟沒有一個人向他顯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種眼神和臉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經明白：這位朋友不會在大庭廣眾出麵和他打招呼的，隻能寄希望於他再來電話。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飯，他沒離開房間一步，但始終沒收到一個電話。
這位朋友是誰呢？他又著急，又緊張。
不管是誰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負，應該趕緊離開東京。
但是，日軍南進發動戰爭的日期是哪一天？
這個任務不完成怎能離開東京？
在這裏會被警視廳發現而出現麻煩嗎？
中西功相信不至於，茫茫東京至今還未發現有人跟蹤他。除了那位暗中幫助的好朋友。
就這樣，輾轉反側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個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學，在銀座經營一個小書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閑聊之中聽說他有個姐夫在軍部擔任通訊參謀管收發電報。於是，中西功纏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請他吃飯，以幫助佐山在上海開店的名義，讓他找姐夫打聽開戰的時間，最好在開戰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過了些日子，佐山竟對他笑道：“我姐夫說了，開戰不開戰還沒定呢，也許明天就對美國佬開火，也許永遠不打他們了，得看和他們的談判。美國答應我們的條件，就不打他們；不答應，就不客氣。還說，這種秘密，不要我問。他說現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談話不小心，就會被俄國間諜聽去。我姐夫是個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書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卻碰見了臉色黝黑胡子拉茬的軍部報道部記者佐藤癸二！
佐藤癸二剛從台灣回到東京，中西功趕緊把他拉進路邊酒店。中西功急切地問：“台灣怎麽樣？要進攻了嗎？”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繼之仿佛想到了這位在“滿鐵”的朋友是掌握全盤軍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說：“沒有。在等待，看談判。駐德國的來棲大使已經到美國去幫助野村特使了。談判最後日期限在月底，到30 日為止。內部消息說，沒有成功的希望。海軍已經在獺戶內海集結完畢，我想要求到那裏去，沒批準，今天還得回台灣。”
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但是還需要查對一下，中西功估計，在他逗留東京期間，“滿鐵”收到的“編內參考”裏，會有這方麵的消息。
返回上海後，中西功進了“滿鐵”，一頭紮到資料研究室。匆匆翻閱近期內新到的各種“編內參考”、“情報交流”、“調查通報”、“軍部通報”、“軍密”、“絕密”、“機要”…
終於找到他需要查對的條目了。在1941 年11 月6 日的《編內參考》上，“對美國談判要領”欄內，刊載“來棲大使今日飛香港轉美，協助野村特使與美國談判，詳細申明日本對美談判條件之最後讓步，堅決要求按甲案迅速達成協議。對美方徒尚空談的非現實態度，要促使其對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認識，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剛才，他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裏，也看到了這個“以11 月底為限。”那裏是這樣寫的：一、以駐滿洲、朝鮮的16 個師團對蘇戒備；二、按既定方針對中國作戰；二、對南方，以11 月底為限，加強對美英的戰爭準備…
還有，他拿過紙筆，重新翻出“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一條，匆匆抄錄下：
阪田中將，三個師團，泰國；
今村中將，三個師團，馬來亞；
本間中將，四個師團，菲律賓；
寺內大將，二個師團，香港。
看來，戰爭在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給他帶來了南京聯絡員送來的西裏龍夫的密信：
“中西君：近衛倒台，尾崎秀實君境況如何？甚為懸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牽夢繞，不敢設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為助君功成，特將我日前應邀參加‘總軍’歡迎關東軍參觀團招待會上得來的點滴資料奉告：
——關東軍留20萬防蘇。其餘全部南調；
——海軍集結作戰待機海域：擇捉島卑冠灣；
——11 月下旬艦艇啟動，航向東南。
消息係參觀團團長酒後密告。不知是為討好我這報道部顧問，抑或向我宣揚他廣知軍情？皆不必細究，然準確無疑。因該君雖已微醉，但口齒清楚，裝腔作勢地出言莊肅。”
看完密信，中西功對程和生說：“馬上安排，我要麵見老吳。”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吳紀光報告：根據各方麵情報綜合分析，特別是“日美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軍航行時間推算，日軍發起“南進”作戰的時間是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星期天。
這個情報立即報告了延安。潘漢年還指示吳紀光，將這個消息捅給軍統上海站“21號”。 晚上，吳紀光約見了那兩位21號的“朋友”，明確告知他們：“據從高級方麵得到的可靠消息，日軍將在12 月8日發起南進戰爭，你們趕緊報告上峰。到時候戰爭一打起來你們定會時來運轉。”
這兩人追根刨底問他：“那個最高方麵？姓皇還是姓汪？”
吳紀光笑笑說：“上海人王黃不分，趕緊上報去吧。”
恰在此時，莫斯科戰役進入了最為緊張激烈的階段。
10月20 日，德軍完成了對維亞茲馬和布良斯克這兩個包圍圈內蘇軍的清剿，蘇軍66.3萬人被俘，損失坦克1242輛，大炮和迫擊炮5412門。
11月 13日，德陸軍總參謀長哈德爾在中央集團軍群總部召開了各軍團參謀長會議，下達了“1941年秋季攻勢命令”。中央集團軍群為此共集中了51個師。 擔任正麵攻擊任務的是克魯格的第4集團軍；其左麵是霍特的第3裝甲兵團和赫普納的第4裝甲兵團，任務是分別從北方和西方包圍莫斯科；右麵的古德裏安的第 2裝甲軍團則從南方向莫斯科包圍。
11月16日，德軍“秋季攻勢”開始發動，霍特的第3裝甲兵團慢慢地向莫斯科西北方向前進，23日占領了克林。在霍特兵團右麵，赫普納的第4裝甲兵團進到了莫斯科以西的齊維特科瓦。 同時，南麵古德裏安的第2裝甲軍團包圍了莫斯科東南方的圖拉。擔任正麵攻擊的第4集團軍在中央集團軍群司令包克元帥親自指揮下，把一切可以抽調的兵力都投入了戰鬥。
11月28日，德軍突破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到達伊斯特臘鎮，這裏距莫斯科隻有24公裏，霍特從他的望眼鏡裏已能看見克裏姆林宮的圓頂。
12月1日，包克揮其疲憊之師，再次發起攻勢以作最後的努力。12月2日，小股德軍突破蘇軍防線，衝入莫斯科近郊。但莫斯科的工人們從工廠衝出來，將小股德軍趕了出去。這時候，德軍已經精疲力盡，銳氣喪盡。這時，包克元帥認為蘇軍師團已被其全殲而蘇軍預備隊也已用完。用包克的話說就是 “如果再有最後一個營的兵力投入攻擊，也許就可以決定勝負。”但是，德軍卻發現越來越多的蘇軍西伯利亞精銳師源源不斷地出現在他們麵前。
12 月2日這天夜裏，莫斯科的氣溫下降到零下50度，大部分德軍身無禦寒之衣，成千上萬的德軍被凍死凍傷。可怕的嚴寒不僅摧殘士兵的身體，而且還使機器停轉、武器失靈。與德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西伯利亞的蘇軍有著充分的冬季作戰裝備，蘇軍新型坦克T-34、T-35在嚴寒下仍能照常發動。
同一天，中西功在“滿鐵”資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編內參考》上看到一條 “宮內訊”稱：11 月29 日上午9 時30 分，宮中舉行政府和重臣懇談會，出席者，政府方麵為首相、陸相、海相、企劃院總裁，重臣為若槻禮次郎、阿部信行、廣田弘毅、近衛文麿、林銑十郎、岡田啟介、米內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誡政府：“南進戰爭，若為求日本之獨立與生存，開戰寧敗也無悔；若非為此目的而訴諸武力，則危險非常。”廣田、林銑、阿部三重臣稱：“既然政府決心已定，隻好表示信賴。”經首相誠懇解釋，全體重臣對政府開戰決心，最後“表示諒解”。
12 月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見吳紀光，傳告：“戰爭肯定將在12月8日爆發。”
12月6日，蘇軍發起開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反攻。科涅夫指揮的加裏寧方麵軍率先對北路德軍發起反擊，兩天後收複克林。朱可夫指揮西方方麵軍向中路和南路德軍發起了強大反攻。到12日，各路德軍戰線被蘇軍迅速突破。15日，蘇聯政府機構遷回莫斯科。到12月底，莫斯科會戰結束，蘇軍取得了蘇德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殲滅德軍50餘萬，坦克 1300餘輛，火炮2500門。
12月8日這天，中西功把自己關在家裏，等待著來自太平洋戰場的消息。當他聽到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取得輝煌大勝”時，壓抑在心中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拍桌子打板凳地對妻子發火，最使他難以理解甚至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換來的重大情報，竟絲毫未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在這之前，中西功內心一直抱著某種希望，希望他的情報能夠促使美國向日本發出警告，以便遏止這一場注定會將日本拖進災難的戰爭。但是現在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就在中西功、西裏龍夫他們成功地獲取日本戰略情報這段時間裏，特高課的大橋警部補在幹什麽呢？
特高課的大橋警部補正在緊張地審訊左爾格。
到11月下旬，特高課獲取了左爾格的第一批供詞，日本人需要德國人協助調查左爾格供詞的真實性了，他們私底下捅給德國大使館納粹特派員梅辛格一份供詞，又通過外交渠道交給奧特大使一份供詞。
左爾格的供詞很快被送到德國。12月初，德國秘密警察開始對左爾格案展開調查，除了對檔案資料進行調查之外，還動用蘇聯境內的間諜組織進行查證。
德國大使館和日本警視廳都在緊張地期待著德國秘密警察的查證結果。奧特大使和梅辛格不相信左爾格會是蘇聯人的間諜，日本日本警視廳不相信左爾格說的都是實話。
與此同時，大橋對左爾格的審訊仍在不間斷地進行，僅在12月8日突襲珍珠港這天休息了1天。
1941年的聖誕節到了，德國秘密警察的調查還沒有回音，德國駐日使館的全體人員就象家裏有人患了重病一樣，無精打采地聚集在聖誕樹前聽奧特大使致聖誕祝詞。奧特開口就說，聖誕樹前少了左爾格。他相信，左爾格的苦難終於盡頭，他一定會出獄。然而，奧特的話沒有得到掌聲。
元旦，在上海，吳紀光特意將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慶祝1942年的到來。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吳紀光表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顯得憂心種種，並不怎麽高興。吳紀光覺得，可能是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的被捕對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於是問他： “你跟尾崎很熟悉嗎？”
中西功說：“無話不談。”
“他回把你供出來嗎？”
“不會。”
“其他人呢？”
“也不會。”中西功顯得很自信。
“…？”吳紀光疑慮地看著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這個場麵，趕緊捅捅中西功。
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沒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下去。他說，戰爭的前途無疑正向著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方向發展，但是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力不能掉以輕心。 9.18以來，日本海軍基本沒有使用，陸軍在中國和其他戰場沒有受到過重創。日軍突襲珍珠港取得重大勝利，迅速占領了東南亞大片領土，短期看其戰爭實力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說：“我總是在擔心。”
“擔心什麽？”吳紀光問。
“日本陸軍會就此罷休嗎？”
“你指什麽？”
“當日本海軍取得這麽大的勝利，耀武揚威的時候，陸軍會怎麽樣？他們忍受得了嗎？會不會乘遠東蘇軍大量西調之機，在春季化凍之前來個突然北進呢？別忘了，他們是軍國主義，戰爭狂人，不能用對常人的眼光分析他們可能采取的行動。”
吳紀光點著頭說：“對！延安來電也要我們特別注意盯住日軍在北方的行動！”
會見之後，程和生陪著中西功走回家。路上，程和生不滿地對中西功說：“先生，你怎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兩次要你對他說對你安排的意見，你怎麽就是不說？”
中西功皺眉點頭道：“我聽懂了，倒是你好像沒聽懂我的話，我們是個整體，要想整體，個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1942年元旦過後不久，德國使館接到柏林蓋世太保的來電。來電說：東京寄來要求查證的關於左爾格的材料，已經全部由檔案材料和“有關方麵”的調查所證實。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特高課的大橋根據尾崎等人供詞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動，開始懷疑到左爾格小組與中國方麵的聯係。在拉姆紮小組中有蘇聯人、日本人、美國人、波蘭人、朝鮮人。南斯拉夫入、德國人、法國入．英國人，就是沒有中國人（陳翰笙因“神秘西人” 瓦爾敦被捕，已於1935年撤回上海）。大橋對此此百恩不得其解，難道中國人有自己的對日情報機構？對於蔣介石的藍衣社、軍統、中統，日本人並不陌生，他們不可能搞出什麽象樣的“謀略”來。但是中共呢？過去，日本警視廳長期以來籠罩著一種空氣，誰要是重視中共，不是被嘲為幼稚，便被斥為“恐共病”，荒唐透頂。現在，聯想到尾崎說到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裏的中共組織，大橋的疑慮進一步加深了。“中共會不會有他們的‘左爾格’小組在搞對日‘謀略’呢？”大橋依舊對此心存懷疑。他仔細翻閱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每頁檔案資料，竟也沒有嗅出一點與中國人有關的味道。僅有一個名叫中西功的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和尾崎秀實交好。而這個中西功卻是“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的首席調查員。明白地說，他幹的是和大橋自己一樣性質的差事，有什麽可疑呢？而且，這個中西功在“滿鐵”任職近十年。八年前，東條英機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曾密令憲兵對駐滿洲的軍、政、憲、特機關中的每個成員進行秘密審查。那次審查，對有不忠於大日本的言論者，概以“涉赤”鎮壓。那次鎮壓，由於捕殺過多，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像中西功這樣的老“滿鐵”經過了秘密審查，應該是可靠的。但是，他還是不放心。首相秘書尾崎秀實就是活生生的例證。事發前，有誰懷疑過他？大橋決定發個密電給“滿鐵”上海辦事處，調閱中西功的全部檔案和有關材料。可是卻遲遲不見上海方麵的答複。
接到德國方麵的證實，大橋認為既然左爾格說的都是實話，這個問題也就不妨問問左爾格。於是他在一次審訊時問左爾格：
“你不是在上海住過幾年嗎？上海可是個中共巢穴啊！”
左爾格不慌不忙地回答說：“你可不能把所有與我接觸過的人，包拾你們巳經逮捕的一些入。都說成是我的同誌。你要打消你的怪念頭，你以為我的情報是別人提供的嗎？不，我的情報百分之六十來自德國駐日使館；都是在外交活動中你們無意間透露出來的。”
大橋明白，左爾格這是在承攬罪責，替他人做掩護。接著大橋收到“滿鐵”上海辦事處的複電，內稱：中西功君已被借調到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任囑托（顧問），“滿鐵”無權調動其有關檔案雲雲。大橋興助差點被這個複電氣瘋了，但他最後還是通過陸軍部調來存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詳錄”一份，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顯赫功勞的記載。再看一遍，仍無半點可疑和破綻，儼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國情報專家，難怪結論上寫著：中西功是一個忠於大日本帝國的情報專家，中國問題專家，中國通。
大橋十分失望，但他沒有泄氣：“尾崎秀實每次去中國出差時，都曾和中西功會晤過，他們之間，原是沒有公務來往的。若說僅是朋友關係，那麽作為情報專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點“赤色”氣味，那還算什麽忠於大日本的情報專家？如果說他們的來往不含政治內容，那才不合邏輯呢。”
不過在左爾格審訊結束之前，大橋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顧，這件事隻能先防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課對左爾格的審訊終於結束了。
大橋找來負責東京所有的偵破點線的特高課長、警部補鬆本和警吏野村。
“你們有什麽可報告的嗎？” 他問他倆。
“沒有。”野村說。
“一點沒有？”
“沒有。”鬆本作證。
“一點可疑的也沒有嗎？”
野村看了看鬆本，吞吞吐吐他說：“好像，有人給尾崎秀實家通過電話。”
“哪是什麽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電話，在搜查時被拆卸壞了。”
“噢！”
“有個人給水野成家通過電話，說是水野成的叔父彥三郎應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這麽個叔父嗎？”
“現在應征的人很多，或許有。”
“或許有？查過嗎？”
“沒有。沒有查過。”
大橋臉色陡變：“為什麽不查？”
“或許水野家族確實有個應征的彥三郎。”鬆本壯膽地說。
“或許，或許，或許，或許！”大橋興助咆哮起來，同時連連拍桌子，震得記事冊和電話機都跳起來。
鬆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們對大橋這般發作，全不理解，很為之奇怪，像在說：“這有什麽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現在應征的人確實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沒有個應征的，有什麽奇怪？！”
“或許他就是我們要捕捉的呢？”大橋神經質般吼叫。
鬆本和野村又相視一眼，顯然這是他們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橋怒衝衝，對他們咬牙瞪眼好一陣，然後強按怒火，壓低聲音，狠狠地又問：“還有什麽或許？”
鬆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說：
“也有個人給洪津良勝家打過電話。”
“是誰？”
“隻說是朋友，許久不見麵，很想念他。”
“沒請他到濱津家裏來會麵？”
“他要請洪津親自接電話，監聽的回說洪津不在家。對方便追問：‘他到哪裏去了？’監聽的急了，說：到警視廳去找他吧。對方隨即掛斷了電話。”
大橋仰天長歎了一聲：“這不等於明白告訴他：洪津已經被捕了嗎？！”
鬆本和野村麵麵相覷，以為高橋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們兩人急，孰料大橋卻定睛凝思起來。
大橋在想：好你個左爾格！原來你這麽痛快一說就是六個月，原來是掩護中共的左爾格在跟俺們大日本帝國玩“謀略”呢！
大橋轉臉對戰戰兢兢的鬆本和野村說：你們的，上海的幹活！
大橋經過一番調查，很快查到尾崎秀實等人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曾經秘密回到東京，而且到處活動。給水野成和洪津良勝打電話的無疑就是中西功，因為他們都是上海東亞同文學院的同學，在同文學院都因散發反戰傳單被捕過。
因此，鬆本和野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滿鐵”事務所，要他們配合行動逮捕中西功。令鬆本和野村沒有想到的是，“滿鐵”事務所竟然予以拒絕。“滿鐵”事務所強調，中西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忠於職守的有功之臣，沒有確鑿的罪證，光憑一紙拘捕令，他們實難從命；又說他已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囑托（顧問），沒有總軍簽署命令，誰敢動他一根毫毛。
鬆本和野村三番五次說明，他們有東京警視廳的拘捕令，“滿鐵”事務所卻仍振振有詞地說：“請不要忘記這是在中國。”“是在總軍管轄範圍內。”“中國有句名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後雙方相持不下，“滿鐵”方麵竟冷冷地說：“這事你們還是去找總司令部商量吧”。
沒辦法，鬆本和野村又找到總司令部特務部。沒想到，總司令部的回答跟上海“滿鐵”事務所如出一轍，特務部的人說：“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沒有任何罪證，即使有，也是反間諜機構上海憲兵司令部的事，我們無能為力。”
鬆本和野村又跑到上海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的回答得更幹脆：“這是你們警視廳的事，還是去找興亞院的特高課去吧！”
鬆本和野村到了興亞院，興亞院則說：“上海有我們領事館，他們有治外法權專管上海日僑，這是他們份內之事，決無推辭之理。”
鬆本和野村又找到領事館，領事館卻說東京警視廳的拘捕令在他們這兒不頂事，必須有內閣的命令…
就這樣，鬆本和野村到處碰壁，手裏拿著拘捕令，還就是抓不了中西功。
等終於從東京得到內閣命令，領事館予以合作時，偏偏中西功又隨南進進攻浙贛線的日軍第13 軍做隨軍調查去了。由於第13 軍一路南進，經常變換駐地，一時間無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
最後，鬆本和野村想出一個計策。他們兩人來到中西功在上海的家中，對中西功的妻子和妹妹說：“我們是中西功的朋友，從東京來的。聽說中西先生去年到東京找過我們，很遺憾沒有見到。如果中西先生從前線來電話，請轉告他，務必回來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談。”
這時候，中西功正帶著程和生正在杭州。對於國民黨軍隊的連續後退，中西功不免唉聲歎氣，程和生卻多長了一個心眼。
程和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吳要求帶他來杭州，為的是隨身多個耳目，接觸中國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暫時離開上海，以觀察東京和上海方麵的動靜，相機行事。程和生知道，這一點歸他掌握，但是作為自己便不能隻限於這一點了，他想盡最大努力找到一個地下黨組織的人。他的所謂“相機行事”，就是要在出現危急的時候，把中西功通過地下關係，護送到根據地去。這樣，就算將來“警報解除”，中西功再回上海“滿鐵”也有話可說——去浙江四明山附近“調查”去了。深入新四軍活動的農村地區調查，本來就是他們“特別調查班”的份內工作。於是，程和生就在杭州到處逛大街、看商店，終於找到一家小商號，老板娘答應他：“過兩天鄉下來人，把你要的貨帶來。”
程和生興衝衝地回到旅館，就看見中西功剛放下電話。
“誰來的電話？”程和生問。
“正好，你回來啦，我馬上要回上海一趟。”中西功答非所問。
“為什麽回上海？誰來的電話？”
“我妹妹惠子。說是東京來了兩位朋友，要我回去敘敘。”
“什麽樣的朋友？”
“他們說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到東京找過他們的，到時候見麵會讓我大吃一驚！”
“你要小心。憲兵隊的朋友不是說東京方麵要抓你嗎？”
“沒事，都20多天了。如果他們要抓我，早已經動手了。至少，他們要先向‘滿鐵’作個通報，可是我們出來，‘滿鐵’絲毫沒阻攔，說明他們一無所知。”
“……”
看見程和生不言語，中西功接著說：“我知道，你都是為我安全著想，我很感激。不過，我還是不能同意你的辦法。不管情況多麽危急，我們都要堅持鬥爭，就像你們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要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不妨回去看看，至少可以了解東京方麵的情況。你留在這等我，我處理完事，立即回來。”
“順便到‘滿鐵’觀察一下。最好見見憲兵隊的那位朋友。”
“當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車站。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上海家中被捕。同一天，西裏龍夫在南京被捕。之後，尾崎莊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興幸在山西被捕。
就這樣，由於左爾格的招供，從客觀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課的作用，中共上海情報科從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繼續工作了8個月。根據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方知達的回憶，在這段時間裏，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係列的重要情報：
關於日軍將於1941年 12月8日發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報；
關於日本對中國戰場的戰略方針：1、戰略封鎖，攻占我國東南沿海從寧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監視美英海軍活動；2、正麵作戰，進攻豫南、贛北、晉南和長沙，逼迫蔣軍；3、鞏固占領區，對華北進行“強化治安”，對蘇北進行“大掃蕩”，用大兵力殲擊作戰。配合南進作戰；
關於華中、華北日軍兵力及其調遣情況；
關於占領區經濟危機，汪精衛訪日求援、日本貸給3 億日元，實際上是以繳獲蔣軍的武器折價支付的情況；
關於蔣軍高級將領投敵和閻錫山策劃投日的情況；
關於日攻美後第13 軍成立“對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況；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
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
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 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占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
關於日本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
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銳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
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裏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占領區全部的報告；
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日軍部署調整情況的報告；
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在華中敵占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
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第13 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
關於日軍占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的分析報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裏龍夫送出了關於日軍將發起中途島戰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報。
中西功等人被捕後，上海情報科考慮到他們的身份尚未最後暴露，為了保護他們，下令所有中共黨員堅守崗位，不得撤離。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中共黨員明知非常危險，但是沒有一人逃跑。
此時，特高課也確實沒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實身份。在獄中，中西功拒絕回答特高課的問題，鬆本和野村百般審問無果後心生一計。他們把一名國民黨藍衣社被捕叛變的特工朝鮮人林得山關進中西功的牢房，偽裝難友，企圖套出中西功的實情。中西功中了計。他過於擔心中共黨員的處境，千方百計想把他被捕的情況傳出去，讓中共黨員趕緊撤退。
這一天，鬆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來探監。林得山借此機會告訴中西功，他是重慶方麵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麵活動，把他撈出去。中西功由此動了心，他想，這個林得山現在和日本方麵是怎樣一種關係呢？這是必須弄清楚的。重慶方麵有那麽一種人，他們自己和汪精衛方麵的漢奸們，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時又和日本方麵發生接觸。但是不管怎樣，要利用他。要盡力把危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隻要他能給帶出一個警報去，那麽，上海、南京、北平的同誌們就可避免一場毀滅性的損失。時間要爭取快，那怕早半點鍾，早一分鍾，都是寶貴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來，請你轉為拜托她，可以嗎？”
“叫她怎麽辦？”
“叫她到上海霞飛路國泰大戲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國書店，問店員，塔斯社在哪裏，會有人告訴她。”
“然後呢？”
“請她到塔斯社所在地點，告訴那裏的人。就說中西功被捕了。
“噢！”
“開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裝著不理會她，這沒關係，隻要她說出是我——中西功請求你，拜托她去送的這個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國機關，她一個中國女人進進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說，我這種案子，她也要被憲兵監視。一旦被發現，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沒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語。”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訴我，我叫我太太通過電話和他聯係，倒是可以的。”
“那裏有我們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沒有。”
“那麽，你有沒有要好的中國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會說日本話，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雖然緊迫，卻絕不能把“滿鐵”特別調查班班長程和生這個名字告訴這個結識不到20 小時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滿鐵”的津金。於是說：“我有個朋友在“滿鐵”任職，叫津金，是個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滿鐵’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請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個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請您太太找個同伴，兩人到霞飛路，像朋友相見那樣高興地大聲說話，就說：‘你知道嗎？聽說日本人中西功被憲兵逮捕了。’在一個地方說過以後，換個地方再說，這樣，人群裏或許有知道我的人，他們自會去活動的。
“這太冒險吧？”
“是啊，所以請求您，如果怕這樣做危險，就請您太太請個人到南通附近的啟東去，在那裏可以找到新四軍，請她把這裏的情況報告新四軍，新四軍一定會非常感激你們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陣，皺眉問道：“為什麽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張揚出去呢？”
“事關重大。”中西功著急地重重點下頭。
“希望他們營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勞無益的。”
“哪是為什麽？”
“關係到我們延安方麵的行動，關係到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千千萬萬生命。”
“你的事情這麽重大嗎？”
“是的，所以，無論如何，請求您答應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訴我一個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國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許會來，我告訴她。”
中西功眼睛裏充滿了激動的淚光，很想向林得山深深鞠躬致謝，但是他知道，此時此刻，不能也不宜。他隻能用感謝的語氣，清楚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您，我的同誌們一定會感謝您。請您轉告您的太太，我懇求她，無論如何，費心了，拜托了。並且，告訴她， “滿鐵”上海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是：13480。13480 您記住了？”
由此，特高課確認，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屬於“中共諜報團案”，接著展開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為了向其他人發出警報，程和生乘囚車路過上海的繁華街市市跳車自殺。
程和生跳車撞破了顱骨，嚴重腦震蕩，嘔吐不止。跌斷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當日軍憲兵把他拉到醫院搶救時，醫生不知該從哪裏下手，因為他從頭到腳全是血汙，隻得先把他全身脫光，用藥水涮洗，然而他已經氣息奄奄了。
日本憲兵絕不願讓他就此死去。因為他這跳車行動既說明了他的身份，又證明了他在這個情報集團裏的地位。
經過搶救，程和生蘇醒過來。當他睜開眼時，看見身邊是日本憲兵和與他同時被捕的滿鐵“特別調查班”的另一位重要骨幹倪之驥。程和生聲音微弱地說：“廁所！”並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憲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驥背他上廁所，然後跑上樓去報告。
倪之驥背起他，走進廁所，他卻不下地，附在倪之驥耳邊，斷續他說：“他們對你…一無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組織報警…”
倪之驥明白了，他要上廁所，是為給他下指示，便點點頭。
當倪之驥背著他走出廁所時，四個日軍憲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廁所門外，七手八腳把他抬上床。四個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聲，抬起就走。當他被顛顛簸簸抬到三層樓梯轉彎處時，便溘然長逝了。
隨後，日本警視廳特高課接著逮捕陳一峰、汪敬遠、李得森、張敏、鄭百千、程維德、以及“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特別調查班”裏的程鴻鉤等中共黨員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聯絡員張明達乘亂逃生。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對左爾格執行死刑。這時，中西功也被關押在巢鴨監獄，左爾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對麵更裏麵一點的地方。當左爾格從他的監房前走過去的時候，中西功聽見左爾格低低的聲音對他說：“再見了，朋友。”
在此前後，方文從天津日本憲兵監獄越獄成功。
方文說：左爾格在保護敵區工作的同誌和組織方麵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複敵人的審訊中采取了避重就輕的方法。例如敵人追問他在上海時的工作情況時，他把重要的情況都隱蔽起來了。關於他如何參加救援牛蘭夫婦的活動和如何從國民黨監獄裏送出牛蘭的字條的經過隻字未提。關於他所領導的並由我負責的中國小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蓋起來了，未提任何具體情況，他隻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個中國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從來沒有姓過王，可見他是任意編造的，用以應付敵人的。其實我和我的小組中重要同誌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記。那時我們都在日寇占領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別建立了軍事情報小組。我們都有秘密電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訊。如果左爾格供出我們的真實情況，我們就不難被敵人破獲。但我們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幹擾。在左爾格被捕兩年多後我的小組在天津遭受敵人破壞。但那是由於我的秘密電台被日本憲兵隊的測向機所發現，因而我和我的電報員先後被捕。在審訊中，敵人雖發現我的工作與蘇聯有關，但他們未能把我的案件與左爾格的案件聯係起來。因為他們始終未曾審問與左爾格案有關的問題。如果這種關係被他們發現，我們必被送到東京歸案。由於我的案子未被當作與左爾格案有關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敵人麻痹大意的情況下，越獄逃脫。
電影開頭提到左爾格小組成員，近衛首相秘書，尾琦以及左爾格先後犧牲。可能大家對這一段曆史會不太清楚，下麵是轉貼老拙的文章，希望會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曆史。
注：跟《東風雨》有關的背景資料，原作者老拙，發於。
正文：
1991年，國家安全部印發了一本名為《左爾格在日本》的內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爾格30年代初期在中國建立諜報小組時吸收的中共地下黨員，是左爾格上海諜報小組的核心成員。方文此書從特工角度全麵總結了左爾格在日本工作的經驗教訓。
方文在研究了左爾格的全部供詞之後說，左爾格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認自己是蘇聯紅軍總參四局派出的諜報人員，而且寫了5萬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麵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其內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時期先到共產國際總部、後到紅軍總參情報局的工作情況，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況。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泄露了紅軍情報部門的領導人和紅軍情報工作的基本戰略戰術。
左爾格為什麽會招供，而且泄露了紅軍情報部門的絕密情報？
方文分析說：左爾格“是希望像他曾參加救援被中國蔣介石政府逮捕的共產國際代表牛蘭夫婦那樣，在國際知名人士呼籲下得以獲釋”。由於他有求生的幻想，“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法庭鬥爭的氣概就消失了。對敵人的審訊不采取堅決抵製的態度，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那就是有問必答。他的長篇自供狀幾乎把他一生的情況，從家庭到德共，到國際，到紅軍情報部，到中國，到日本都談到了。”
這個分析明顯說不通。
我們知道，蘇共也好、中共也好，對於地下黨員和特工人員，有著嚴格的紀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被捕後絕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鐵證如山，也不能承認，這樣才能同時以公開和秘密手段實施營救行動。如果身份暴露，就隻能以秘密手段實施營救。如果泄露黨的秘密，視為叛黨，就不可能進行營救。如果出賣同誌，就是叛徒，必須鎮壓。
也就是說，無論是否暴露身份，絕不開口供述組織秘密，是黨組織進行營救的前提。一旦開口供述，黨組織營救出獄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爾格清楚這一點嗎？
肯定清楚。
左爾格肯定清楚的有兩個典型案例。一是牛蘭夫婦案，二是“神秘西人”瓦爾敦案。與左爾格案相同的是，在這三個案件中，當事人都是“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先說牛蘭夫婦案。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派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員。職位雖然不高，接觸的機密卻非常多，最為重要的是保存著遠東各國支部給共產國際的大量文件，以及共產國際給遠東各國支部發放經費的明細賬目。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後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後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在搜查牛蘭夫婦掌握著的幾處房子時，搜得有共產國際遠東局 1930—1931年的帳冊，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從他那裏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如此之多，以至於《申報》登了兩個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鐵證麵前，牛蘭夫婦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問題，堅持自己的公開身份——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於是，共產國際利用工會組織開展營救。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 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隻好放人。
就在這時，顧順章被捕後供出了牛蘭。顧順章的供詞說：“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接著，向忠發也間接供出了米蘭夫婦：“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這樣，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國民黨當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牛蘭一家從上海前往南京，牛蘭夫婦此時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但是，牛蘭夫婦並沒有因此開口說話，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其他一概不說。
這樣，共產國際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公開營救。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
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複，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這樣，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決定動用紅軍情報部門的遠東情報組織左爾格小組，查明牛蘭夫婦的關押地，為公開營救行動提供確鑿證據。應該指出的是，使用戰略情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說明共產國際下了巨大的決心。因為這樣做，顯然冒著該戰略情報組織暴露的風險。當時，左爾格上海小組通過長期努力，剛剛在中國各地建立起一個戰略情報網路，一旦暴露，損失無法估計。即便如此，紅軍情報部也好，左爾格本人也好，都沒有任何猶豫。左爾格決定，由方文負責查找牛蘭夫婦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務後，通過他的情報員聯係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中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衝。左爾格接著指示方文，設法通過張衝，拿到牛蘭的親筆紙條，證明他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確鑿證據，共產國際才能進一步開展營救行動。方文又與張衝聯係，兩天後得到答複：“手跡可以送出，代價是二萬美金。”二萬美金，這在當時是筆巨款。左爾格拿不出來，中共方麵也拿不出來。當時，共產國際每個月通過牛蘭給中共的經費也就這個數目，以至於方文都反對送給張衝如此巨款。但是左爾格堅持同意，並立即向莫斯科總部報告，要求火速送來二萬美金，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經費。莫斯科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同誌已經上路。紅軍總參情報部派遣哈爾濱秘密聯絡站的負責人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這筆巨款。這時，在哈爾濱的另外一名蘇軍情報人員、德國共黨員奧托•布勞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這個奧托•布勞恩就是後來進入中央蘇區，被捧為“太上皇”的李德。
二萬美金一到，左爾格就交待方文：“告訴張衝，先交貨，後付款”。很快，一張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了方文，上邊寫了兩行俄文。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小包，並對他說：“貨是真的。這是貨款，速付對方。”有了這張紙條，國際營救組織了更為聲勢浩大的行動。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公開審理牛蘭夫婦案。獄內牛蘭夫婦絕食抗議，獄外各方麵大張旗鼓聲援營救。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至此，牛蘭夫婦生命得以保全，營救行動告一段落。然而，左爾格小組卻因此而暴露了。二萬美金的交易，後來被證明是張衝的陰謀，種種跡象表明，特務已經開始跟蹤，尋找他們的蹤跡，左爾格小組因此被暴露在中統的視線之內。為安全起見，1932年底蘇軍情報部將左爾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員撤回莫斯科，隻留下了一名叫陸海防的外圍情報員。事實證明，為了營救牛蘭夫婦，蘇軍在華情報機構遭受了重大損失。間接地，中國紅軍也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情報來源（為了說明這一點，需要很長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彎兒了）。而且，這個損失並未就此結束。
接著再說“神秘西人”瓦爾敦案。左爾格撤回後，莫斯科派瓦爾敦來到上海。瓦爾敦通過陸海防重建了蘇軍在華情報網，並以陸海防作為他的核心助理，負責與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各地情報員聯絡。1935年4月，陸海防被捕，隨即叛變指認瓦爾敦。5月初，瓦爾敦在上海被沈醉帶軍統特務逮捕。
被捕後，瓦爾敦一言不發，問他任何問題都不回答。這樣，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來，連他的國籍、姓名都不知道。當時的媒體因此給這位一言不發的特工起了個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當著指認他的陸海防，瓦爾敦用英語怒斥：“叛徒！”接下來就再也不發一言。
華爾頓入獄後，蘇軍情報部門全力營救，中共地下黨也通過魯迅及其日本友人協助營救，抗日戰爭爆發後，蘇方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張衝達成協議，蔣經國由蘇返華，華爾頓也於1937年12月經新疆返蘇。被關押期間，紅軍總參四局授予他旅級政委軍銜。
這兩個與左爾格關係重大的案件，當事人都是在證據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絕不開口供認，而得到蘇共和中共或公開或秘密營救的典型案例。左爾格作為長期從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報人員，他肯定知道，必須嚴守組織紀律，絕不開口供訴，才能得到組織上竭盡全力的營救，而且不排除象營救瓦爾敦那樣，以日方人員進行交換的可能。左爾格也肯定知道，隻要開口供訴，就等於自絕組織營救的後路。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左爾格開口供認自己是蘇軍總參謀部四局派遣的諜報人員時，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無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爾格小組核心成員之一的畫家宮城被捕。憲兵對其嚴刑拷打，宮城跳樓自殺，被樹枝擋住骨折重傷。憲兵仍不放過，繼續用刑，宮城熬不過去，供出核心成員尾崎秀實、電報員克勞森和克勞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勞森和左爾格被捕。宮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爾格的真實身份是蘇軍總參四局情報員，隻知道左爾格是為共產國際工作。接著克勞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個白俄，與克勞森結婚後被蘇軍情報部門審查過，因此她知道左爾格和他丈夫克勞森是為蘇軍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勞森接著供出了真相。
左爾格被捕後，一口咬定自己是為德國大使奧特將軍工作，並再三要求見奧特將軍。這時，德國大使奧特也正在為左爾格事件而奔走。奧特絕不相信左爾格是蘇聯特工，為了把左爾格“撈”出來，一直找到新任首相東條英機那裏。東條隻好硬著頭皮指示法相允許奧特去探望左爾格。但是，完全獨立的日本司法係統並不屈服於政治方麵的壓力。他們認為，必須先讓左爾格招供，才能允許他與奧特會見。
據審訊左爾格的吉川檢察長回憶，在宮城、尾崎、克勞森、安娜紛紛供訴的情況下，吉川把他們的供詞給左爾格看，終於取得突破。左爾格承認了自己是蘇軍總參情報局的特工人員。
一旦開口，左爾格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後來，當奧特被允許與左爾格會麵時，在簡短的幾句對話之後，左爾格最後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麵了。”奧特聽到此話，身體不由地一震。
這就明白無誤地說明，左爾格在開口供述之時，就知道組織營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無疑了。
所以我們說，以期望得到組織援救來解釋左爾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說不通。因為這麽做的結果，恰恰是堵死了組織營救的可能。
那麽，左爾格是不是因為熬不過鬼子的酷刑而開口招供的呢？
不會。
二戰結束後，1949年春，駐日美軍情報局在審理左爾格一案時，當年審問左爾格的日本檢察官吉川和玉澤光三郎，預審法官和地區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審訊期間未對左爾格用刑。當然，日本人的宣誓證詞很不可信，不能作為我們的判斷依據。對於這些日本當事人的宣誓證詞，美國人也不信，並且舉出兩個反證的實例。1934年，新西蘭人畢克頓被特高課審訊時慘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記者柯克斯受審時從東京憲兵司令部越窗跳樓身亡。這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爾格的身份畢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國的大使顧問。宮城和尾崎被捕後，先後供出左爾格和其他同案人員。10月16日，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日本檢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準了除左爾格以外，包括西園寺公一、前首相兒子犬養、克勞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於外務省的反對，左爾格的逮捕令卻是由首相東條英機批準。也有一種說法，是由近衛首相批準。但是當天早晨東條內閣因左爾格案全體總辭職，因此不太可信。
左爾格被捕後，德國大使奧特將軍和納粹黨駐使館政治專員毛森格上校極其憤怒，在使館裏大喊大叫上綱上線，認為逮捕左爾格是挑撥德日關係的大陰謀。奧特一邊將此作為德日之間的重大事件直接電告希特勒，一邊緊急約見日本新任外相東鄉。對著東鄉大吵大鬧沒有見效之後，奧特又直接去找東條英機，死活要見左爾格。東條無奈，讓法相岩村安排奧特與左爾格見麵。被日本司法機構頂住後，奧特又去拜訪天皇的禦兄弟，然後給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發電，堅決主張對日本施加外交壓力，強硬要求施放左爾格。黨衛隊長毛森格也沒閑著，寫了一份共有22條證明左爾格完全無辜的文件，交給日本憲兵司令中村將軍，並將報告呈遞希姆萊…
日本司法機關方麵雖然頂住壓力，沒有立即讓奧特見到左爾格。但是他們肯定知道，早晚要讓奧特會見左爾格。如果屆時左爾格乘機露出身上的傷疤，必將被德國大使抓住把柄，借機指責日方刑訊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爾格的供詞。因此，在奧特大使見到左爾格之前，日本人不會動用大刑、酷刑，不會使左爾格留下傷痕。然而，在見到奧特之前，左爾格已經開口供出核心實情；之後，左爾格又主動要來打字機開始撰寫長篇文字供詞，日本人已無必要對他用刑了。
所以，左爾格並不是由於熬不過鬼子的酷刑而開口招供的。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左爾格是意識到最後時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憶。這是蘇聯的主流看法。1964年蘇聯承認左爾格並授予蘇聯英雄稱號之後出版的《間諜—左爾格》一書，這樣描述佐爾格要來打字機準備撰寫時的心理活動：“左爾格心裏明白，他不會活著回去了。應該讓人們知道他是怎樣生活的，他的奮鬥目標是什麽，讓人們由衷地懷念他吧。”
這麽說，不是沒有可能。但不能解釋，佐爾格為什麽要供出情報工作的細節、方式方法以及領導機構等等機密？
事實上，長期從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員，守口如瓶的性格幾乎與生俱來。從第一天起，他們就被反複教育灌輸“無名英雄”的思想，因此從來也不指望“人們由衷地懷念他”。不要說被捕後在敵人麵前，就算麵對著親人咽下最後一口氣，不該說的還是不能說。舉兩個例子。
徐強是上海特科最後的負責人，是他組織特科人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尋找到在街頭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強病故後，他的愛人李雲說：“最後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誰？徐強到死都沒跟我說。他不說，我也不問。”
北大教授陳翰笙是左爾格上海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左爾格被派往東京，原來上海小組中的中共黨員隻有陳翰笙被左爾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後，多少人勸陳老寫寫這方麵的情況，老爺子就是搖頭。80年代，已經80多歲的陳翰笙仍然在帶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幫人查找汪偽政權時期司法部長的資料，問到老爺子。老爺子說，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國名人錄。學生果然在那裏查到了該漢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錄時，學生順便也查了陳翰笙，記載居然更詳細。讓他震驚的是，書裏寫到：根據日本的情報，1944年蔣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陳翰笙，昆明突然飛來架英國軍用飛機，把陳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問老爺子，這是怎麽回事？老爺子笑笑說：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到棺材裏去的。
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讓人們由衷地懷念他吧”仍然解釋不了左爾格為什麽會招供，供出蘇軍情報機構的機密。
最後，左爾格是不是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呢？除了方文有這樣的看法以外，美國研究者也持如此觀點，盡管沒有明說。1966年，美國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經過長達三年的研究，查閱日本和德國有關檔案記錄，走訪日本、德國、法國和美國，出版了《左爾格案件》一書，其中大量引用了左爾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書中說到：
左爾格對審訊他的日本特高課警員說：“當情況變得對日本政府不利時，或許用的著我。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我願為日本效勞。”
據日本特高課警員說，左爾格一刻也沒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處極刑。
本書又在另一處提到：左爾格對於承認為紅軍參謀部四局工作的供詞“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認為：“左爾格之所以不願向警察局交待這一事實，是因為他尋思，如果確定他屬於某軍事機構，就有可能被移交給憲兵，槍斃了事。”
情況確實如此。戰時對於軍事間諜，確實可以一經證實立即拉出去給斃了，不必審判。左爾格應該明白這一點。
這樣推理下來，左爾格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隻能承認在戰略情報方麵的工作（因為那是為了避免日蘇之間的戰爭），絕對不能承認在日蘇作戰中的情報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認由於他提供情報而使日軍慘敗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爾格並沒有隱瞞或者堅決否認他的情報曾經兩次使日軍在與蘇軍的交鋒中敗北，而是很詳盡地做了供述。正是在這本美國人寫的《左爾格案件》一書中，詳細披露了左爾格的間諜小組在柳斯科夫、張鼓峰、諾門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做出，其主要資料來源出自左爾格的供詞，因為小組的其他人員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麵和詳細。
關於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從鷹犬到走狗》已有詳細介紹。其中說到，鬼子根據柳斯科夫提供的情況，連續發起的張鼓峰和諾門坎作戰，均以慘敗告終，以至於不少日本人一直到最後都認為這是一個陰謀，是個斯大林策劃的“反間計”，目的在於打消日本對蘇聯的戰鬥意誌，持這種看法的人到現在都還有，認為柳斯科夫在這場間諜戰中就是最重要的那個角色——“死間”。這種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張鼓峰事件其實是參謀本部想證實柳斯科夫情報的可信度，結果中了蘇聯人的套。
柳斯科夫並非“蘇聯人的套”。“蘇聯人的套”是左爾格小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總參謀部，立即全麵供出蘇軍在遠東地區的全部機密情況，包括部隊部署、裝備、兵力、密碼暗語啥的全都兜了個底兒朝天。臨了還告訴鬼子：西伯利亞已經成立了反對派組織，跟一堆幹柴火的，就等著關東軍過去點把火，熊熊大火燒起來——“蘇聯很快就會崩潰”。這話鬼子愛聽，因為正好板垣、東條和土肥原策劃了一個對蘇軍試探性戰術進攻行動，一直沒敢動作，被這個柳斯科夫一忽悠，膽子壯了，決定立即動手，以至於天皇不同意都沒給攔住。
這時，根據1936年簽訂的日德共同防共協定，日本人將柳斯科夫的供詞轉交德國大使館。遞交情報的時候，特意加上一句：“蘇聯人的，很快的完蛋！”負責與日軍總參謀部交換情報的，是德國大使館助理武館肖爾，聽了這話有點兒半信半疑，想找個人商量商量怎麽向德軍總參報告，就想到了左爾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肖爾與左爾格在同一個團，算是老戰友了。左爾格來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詞頭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國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蘇聯很快就會崩潰”的說法，結成聯盟左右夾擊蘇聯，麻煩可就大了。於是左爾格使勁勸說肖爾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說八道，千萬不能輕視蘇聯。然後，左爾格趕緊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詞拍成微縮膠卷，以電報、密件兩種途徑報告蘇軍情報局。與此同時，左爾格安排小組各情報員加緊收集日軍動向。畫家宮城、尾崎秀實和左爾格本人從德國武官處獲得的情報都表明，日軍將在哈桑湖製造一次邊境衝突。日軍認為，在邊境衝突中，蘇軍肯定不願意擴大衝突，他們會自動退出湖畔高地。左爾格立即將各種情報通報莫斯科，並且強調：“日本今後的政策方向將取決於這次衝突的結果。如果蘇軍在邊境上稍有軟弱或動搖的表現，都將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動他們進行更大的冒險。”
7月底，日軍開始向張鼓峰蘇軍邊境哨所發起攻擊時，左爾格小組的情報員記者武凱利奇到衝突地區采訪，觀看了日軍炮兵陣地等設施。8 月10日，蘇軍集中大量飛機、坦克、大炮，發起反擊作戰，侵入張鼓峰地區的日軍被殲3000餘人。
1939年5月，關東軍又挑起了諾門坎事件。這時，武凱利奇又應邀前往滿洲采訪。畫家宮城則得到可靠情報，日軍調集了大批部隊，定於昭和14年8月24日拂曉發起進攻。8月21日，蘇軍先發製人搶先發起攻擊，將日軍包圍並予以殲滅性打擊，日軍損失數萬人和大批武器裝備。
正當日軍在諾門坎被蘇軍包圍殲滅時，左爾格對德國大使奧特說了一番話。他說：“我曾經說過，柳斯科夫這種人說紅軍軟弱無能，他的話已被揭穿，純屬欺人之談。德國應該更深刻地研究整個諾門坎事件，還應該打消紅軍不堪一擊的概念。”
8月23日，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國保證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想到，左爾格把這一切交待的如此詳細明確，實實在在觸到日本人的痛處，等於自己給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於傻到“一刻也沒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處極刑”吧？
也正是上麵提到的日本特高課警員大橋回憶說：“有一次，左爾格跟我開玩笑地說：‘大橋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變成鬼來纏住你！’我回答：‘那麽你這位唯物主義者也相信鬼啦？’左爾格聽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見，左爾格不可能是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
那麽，左爾格到底是為什麽招供的呢？
左爾格招供，特別是泄漏了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許多機密，既不是因為期望被營救，也不是因為熬不過酷刑，又不是單純為讓人們懷念他，更不是為了保住性命。那到底是為了什麽呢？
1944年11月7日，左爾格被日本鬼子處以極刑。在被捕到犧牲期間，左爾格沒有與自己人接觸的機會，沒有把他的真實想法傳遞給組織、傳遞給後人的機會。因此，這個原因已經不可能被人們所知，我們隻能通過推測來進行判斷了，盡管可能並不一定正確。
我覺得，我們的推測，應該建立在以下三個基點之上：
其一，左爾格是一個意誌非常堅強的人。特別突出的表現是1938年發生的車禍事件。那一次，左爾格酒後駕駛摩托車，為躲避小巷中突然衝出的一輛小臥車高速撞牆，重傷之後他以極大的毅力支撐著不要失去知覺，因為他的上衣口袋裏裝著一份準備發給莫斯科的電報。到醫院後，左爾格始終以頑強的意誌力支撐著，並表示必須見到克勞森，否則絕不上手術台。醫生後來的診斷表明，當時左爾格頭部重傷、齶骨裂開、牙齒被撞掉，肩膀脫臼，傷情嚴重。左爾格一直撐到克勞森來到醫院，取走密件，隨即昏死過去。這時，日本警察走進了急診室。
其二，左爾格是一名天才的情報人員，有著超過常人精明的頭腦。這一點毋需多言，從他從事情報工作11年，獲取了許多重大情報，他在情報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戰績，為世人所稱道，沒有相當精明的頭腦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爾格具有堅定的信仰，這一點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後，左爾格通過他的供述，了解到蘇聯肅反大清洗的情況，得知他的直接領導紅軍四局老局長別爾津也受到牽連，雖然對左爾格情緒影響很大，但並沒有動搖左爾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為蘇聯提供情報。被捕之後，左爾格始終非常關心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據審訊左爾格時擔任翻譯的井駒教授回憶說，左爾格總是向他詢問蘇德戰場的情況。當聽說斯大林格勒被包圍時，左爾格判斷戰爭的轉折點即將來臨，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駒教授打聽情況。每當庭上法官與書記員議論時，左爾格就在底下向井駒教授詢問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戰況，而對自己的案情似乎並不關心。當斯大林格勒的戰場局勢向有利蘇聯的方向發展時，“他那嚴肅的麵孔泛起了一絲微笑”。巢鴨監獄的犯人後來回憶說，當蘇聯在斯大林格勒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左爾格高興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駒教授說，他對左爾格講述蘇德戰場的情況，檢察官、法官看在眼裏並未阻止。表明日本人並沒有對左爾格封鎖消息，那樣的話，蘇聯不承認左爾格的公開表態，日本人更沒有必要對左爾格封鎖，因為這是摧垮左爾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種關於左爾格的書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爾格因此產生反蘇的情緒，看到的卻是在蘇聯公開否認之後，左爾格依然對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由衷高興。這隻能說明，左爾格對此已有心理準備。蘇聯人寫的書中說，左爾格臨刑前高呼“蘇聯萬歲！紅軍萬歲！”美國人寫的書說，日本的記錄中沒有左爾格高呼萬歲的記載，隻是說他死得很平靜。美國人的書還說，盡管左爾格供認了許多獲取日本核心戰略情報的情況，但“他從來沒有對此認罪。”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被捕之後，左爾格對於自己的性命、榮辱已經置之度外，他更關心的是蘇聯在這場世界大戰中能否打贏。
我們推測左爾格供述的真實原因，必須站到當時左爾格的立場，以這三個基點去看問題。
我們看到的第一點，就是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站在專業情報人員的角度看問題，左爾格小組之前獲取的戰略情報可能完全作廢。
左爾格被捕之前，日本近衛內閣已經確定了南進的戰略決策，但尚未確定開戰的時間。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爾格已經將此戰略情報報告莫斯科之後，會不會改變戰略或者推遲行動時間呢？這是一個專業戰略情報人員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諾門坎戰役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日本不是蘇聯的對手，因為蘇聯紅軍的飛機、大炮、坦克數倍於日軍。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當然更不可能是美國人的對手，因為美軍的飛機、大炮、坦克更是數倍於蘇聯。因此，日本人要想取勝或者說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太平洋戰場主動權，隻能依靠突然襲擊。現在，戰略上的突然性由於左爾格小組的工作已經喪失，按軍事常識來說，這個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話，失敗的概率非常大。
這裏需要插一句，雖然左爾格小組是為蘇聯提供情報，但是這個小組聯係的範圍非常廣泛，情報完全有可能透露給了英美。因與左爾格小組聯係緊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蘇聯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沒有中國人。不是沒有中國人參加，而是沒有抓到中國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左爾格小組的核心情報員法國記者武凱利奇與英國使館有聯係，日本警察衝進英國使館逮捕了情報處處長雷德曼，氣得英國人把日本駐英使館的宣傳參讚鬆本也給抓了起來。
事後站在軍事角度來看，在戰略意圖已經暴露的情況下，繼續執行南進計劃，是一個非常明顯錯誤的決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戰爭資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國人張網等待的槍口上。當然，事實上日本人最後獲得了突然性，突襲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國人的重大失誤，並不能說明日本人在戰略情報已被美國獲取的情況下仍然冒險發動進攻在軍事上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首腦機構得事先到來自各個方麵的情報，顯示日軍將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軍發動進攻。美國人為什麽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從軍事常識出發，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樣是出於軍事常識的理由，否認了各個方麵關於德軍將在1941年6月進攻蘇聯的情報。當時，斯大林根據軍事常識，認為德軍如果要進攻蘇聯的話，必須大量準備過冬的大衣，於是下令紅軍總參四局盯住德國人的軍大衣生產。因為幾百萬軍隊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國必須在廣泛的範圍內進行製作，難以保密。斯大林認為，什麽都可以造假，惟有這一點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個軍事常識上的錯誤，他認為德軍三個月就能全部解決蘇聯紅軍，6月份發起進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場雪來臨之前就能解決問題，因而根本沒有下令給德軍準備在蘇聯嚴寒地區使用的冬大衣。結果，當德軍在莫斯科城下迎來蘇聯嚴寒的冬季時，部隊沒有禦寒衣物，兵員大量凍傷，成為莫斯科戰役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
總之，日本人軍事常識上的錯誤，加上美國人基於軍事常識犯下的錯誤，最終造成了太平洋戰爭的曆史。但是，在獄中的左爾格不可能在雙方都犯常識性錯誤的基點上去考慮問題。他必須站在專業戰略情報人員的角度上，考慮情況發展的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日本在戰略意圖已經暴露得情況下調整戰略，改為大張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陸軍主力陳兵中蘇邊界，以海軍主力包圍海參崴，牽製蘇軍遠東部隊不使其西調，配合德軍首先解決蘇聯。爾後，在德軍獲勝的情況下，從東線發起對蘇聯的進攻，必定能夠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戰爭資源。實際上，這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當時最為當心的情況。毛澤東曾經說，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世界可能陷入幾十年的黑暗時期。
第二種可能，日本將計就計，表麵上仍取南進態勢，以迷惑各方，但並不行動。當遠東蘇軍主力西調並與德軍糾纏無力東顧之後，於1942年春突然襲擊蘇聯，從背後打擊蘇聯並取得西伯利亞地區的戰爭資源，來一個“河蚌相爭，漁翁在後”。實際上，日本原先就有進攻蘇聯的計劃，但先決條件是遠東蘇軍主力西調剩餘兵力少於16個師，時間在1942年春天。
第三種可能，日本堅持原定戰略，在太平洋地區發起對美英的進攻。如果這樣的話，進攻發起時間就非常關鍵。因為在日軍進攻發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種戰略的可能，遠東蘇軍就不可能大量西調。
而且，在左爾格被捕時，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蘇聯正麵臨生死關頭的嚴峻形勢。由於左爾格可以隨時進入德國大使館的電報室閱讀最新戰報，因此他對於蘇德戰場的情況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蘇軍已損失數百萬軍隊。9月30日，德軍發起進攻莫斯科的“台風”行動，當天就撕開了蘇軍左翼防線並實施迂回。到10月8日，德軍已包圍了蘇軍西方方麵軍、預備方麵軍和蘇布良斯克方麵軍主力，並在包圍圈內進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將衝出德軍重圍的西方方麵軍和預備方麵軍殘部合並組成的新的西方方麵軍，任命朱可夫上將為西方方麵軍司令員，全麵負責莫斯科防禦戰的指揮。10月13日，德軍再次突破蘇軍防線，將蘇軍主力包圍。14日，蘇聯政府機構和駐外使團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爾格被捕的當天，德軍突進到距莫斯科僅60英裏的莫紮伊斯克，同時完成了對維亞茲馬和布良斯克這兩個包圍圈內蘇軍的清剿，蘇軍66.3萬人被俘，損失坦克1242輛，大炮和迫擊炮5412門。
麵臨如此嚴峻的局麵和日本戰略取向的多種變化可能，左爾格知道，蘇聯急需對日戰略情報。左爾格還知道，由於日本已經不再存在蘇聯戰略情報組織和人員，蘇聯獲取對日戰略情報的希望隻能寄托在另一個方向的兩條情報線上了。
這另一個方向，就是中國。兩條情報線，一條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上海情報科，它的戰略情報員，包括打入上海滿鐵調查課的中共日籍黨員中西功和打入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中共日籍黨員西裏龍夫；另一條線就是紅軍總參四局派遣原左爾格上海小組的中共黨員，分別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構成的情報網絡，這些小組都有電台，直接與莫斯科聯係。其天津站站長就是本文開始提到的方文。
左爾格知道，這兩條線將能夠繼續偵查並向莫斯科提供日軍的戰略動向。其中，中共上海情報科的能力更強。
很多書籍上記載，左爾格小組獲取了日軍“關特演”真實情況的情報，左爾格自己在供詞中也如此是供認，以致於蘇聯人、美國人寫的書都把此事記在左爾格小組名下。實際上，左爾格知道，查明“關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報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於1941年6月下旬閃擊蘇聯後不久，1941年7月，日軍以“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名義向滿洲集結，引起蘇聯和中共的高度警覺。延安要上海情報科查明日軍此舉的真實目的，任務交給了中西功。恰在此時，滿鐵派中西功回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到東京後，中西功約見了尾崎秀實。尾崎告訴他，7 月2 日禦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因此，這次大兵北調，名義上是“演習”，有“北進”蘇聯的危險。因此，尾崎建議：“你不妨在回上海時，路過滿洲實地觀察一下，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因為不能完全排除陸軍用造成事實的辦法壓迫內閣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見，中西功回上海時，特地到大連逗留了幾天。滿眼所見，盡是日軍士兵，連街頭公園、學校、工廠全擠滿了兵。車輛、馬匹、坦克、被服、彈藥、汽油，一條戰備物資的洪流從大連海邊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卻看到，士兵們在海邊進行進行登陸演習！這說明，日軍這是以“北進”為名，為“南進”做準備！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過上級明確地回答延安：所謂“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是否會北攻蘇聯，要依蘇德戰場形勢而定。
與此同時，中西功將情況通報了東京的尾崎秀實。
這就說明，蘇聯左爾格小組與中共上海情報科之間，通過尾崎秀實與中西功之間的聯係，互通情報，協同作戰，左爾格對他們是很了解的，是能夠指望上海情報科接替左爾格小組繼續為反法西斯戰線提供對日戰略情報的。
但是，當檢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實、宮城興德和克勞森等人的供詞拿給他看時，左爾格隻覺得一股冷氣從後脊梁直衝大腦。對於這兩條線，宮城興德、克勞森都一無所知，但尾崎秀實對中共上海情報科的幾位日籍黨員都非常了解。當年，中共特科的王學文在上海日本東亞同文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時，在日本學生中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學習馬克思主義，並發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西裏龍夫等後來加入中共的一批黨員都是出自這個小組。當時，尾崎秀實作為派駐上海的日本記者，同情中國革命，也經常參加這個小組的活動，因而與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和長期的聯係，中西功進入滿鐵上海調查課就是尾崎秀實介紹的。所以，尾崎秀實對這批中共日籍黨員非常了解。現在，尾崎秀實已經開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這條線必然全麵崩潰，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打入日本、日軍內部的情報人員將不複存在，損失不可估量！
事實上，尾崎秀實也確實是供出了上海東亞同文學院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在美國人寫的《左爾格案件》一書中，在一開始講述尾崎秀實時就說到：“中共負責日本事務的領導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別感興趣的是東亞共同編劇學校（肯定是翻譯不準確，應為東亞同文學院，下改）。”“東亞同文學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後來又與一批日本左翼記者和日本‘來客’合並，”組織學習團體。“這個學習團體經常集會，其成員參加中共上海黨組織。尾崎秀實經常參加這種會議。”這些情況隻能來自於尾崎秀實的供詞。如果特高課立即順著尾崎秀實的這些供詞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報科的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
怎麽辦？我相信左爾格在看到尾崎秀實等人的供詞時，腦子裏急速轉動的，正是這三個字——怎麽辦？
怎麽辦？
其實左爾格並沒有更多的選擇。他隻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盡可能地拖延時間，以掩護中國的兩個戰略情報機構繼續完成任務。
左爾格知道，為此他必須做到兩點。第一點，盡可能地拖延時間。這就要求他多說，從自己的出生開始說起，說得越多，拖延的時間就越長。他不但說，而且要求用打字機寫，一共寫了5萬多字，一直寫到1942年3月，也就是寫了半年之久。後來的情況證明，左爾格的這一做法確實為中西功爭取了極其寶貴的時間。方文說他跟左爾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沒聽左爾格談過他的身世，還是通過他的供詞了解的。這說明，左爾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內的所有供詞都是極端秘密的內容，對最可靠的戰友都不能說，但現在已經顧不得了。第二點，要讓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這就要求他說的沒有一句假話，要麽不說，說出來的必須經得起查證。左爾格作為情報人員肯定知道，日本特高決不會輕易相信他的供詞，必定進行查證，隻要有一句被證明是假話，關鍵時刻他為掩護中國的戰略情報機構說的話，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後來的情況同樣證明，在日本特高懷疑到上海方麵時，左爾格的掩護說辭確實暫時迷惑了大橋。
後來的情況說明，無論我上麵的推測是否實際情況，左爾格的做法客觀上都起到了掩護中國戰略情報機構的作用。
否則，如果左爾格象“神秘西人”那樣一言不發，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實身上，根據他的供詞窮追到底，那麽上海情報課就不可能繼續工作8個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上海情報科發出了日軍奇襲珍珠港和進攻中途島兩大至關重要的戰略情報。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左爾格被捕後，上海情報科的情況。
中共上海情報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續。
1934年，大名鼎鼎的“紅隊”，被“中統”派遣“細胞”打入破壞，一日之內全體隊員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複勸降無效後，1935年2月，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傑明四人被執行絞刑處決，
幾乎與此同時，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長朱鏡我、宣傳部下屬文委書記陽翰笙和社聯黨團書記許滌新等36名黨員幹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臨時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壞，被搜查的機關達四十處，被捕三十九人。
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臨時中央局和特科負責人王世英根據王明、康生的來信，決定對本身機構進行縮編並分批撤離。500多黨員幹部，一部分轉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隻留下一個辦事處，由丘吉夫負責。過了兩個多月，1935年11月18日，國民黨特務又將特科上海辦事處破獲，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並沒有潰散，剩下的少數人員在特科情報科負責人徐強領導下繼續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難的時期，徐強組織特科的剩餘人員，經過半年搜尋找到了流浪街頭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與國民黨接觸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傳遞國民黨上層欲與中共進行談判的意圖。
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國共合作之後，上海特科被改組為中共上海情報科，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之所以能夠擔負這項任務，是因為江蘇省委委員王學文在1937年調延安工作時，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兩名日籍黨員。
西裏龍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在教授王學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還是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1932年1.28事變後，日海軍陸戰隊要求同文書院學生參加侵滬戰爭。同文書院團支部則在同學中開展反戰運動，結果全體學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裏龍夫來到上海謀職，就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上海總局記者。1934年，他設法找到王學文，加入中共，開始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後，西裏龍夫就任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奏任級囑托（顧問）、偽中華聯合通訊社指導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記者，打入日軍高層。
1934年，中西功經尾崎秀實介紹到大連滿鐵總社調查部就職。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認為日本侵華的策劃中心已移至上海，於是設法調到上海，通過西裏龍夫與王學文接上聯係。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軍支那派遣軍特別囑托（顧問），滿鐵上海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日本“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派駐上海委員，打入日本駐華情報機構。
1939年，徐強調回延安，吳紀光接手上海情報科工作。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吳紀光調整加強了上海情報科。上海以中西功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名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名義上，這個調查班的任務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麵上層人物的活動情報；實際上，這個特別調查班裏安插了多名上海情報科的中共黨員。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程和生擔任聯絡員。在南京，有西裏龍夫、李一峰（偽中央社采訪部主任，汪偽特工總部顧問）、汪敬遠（汪精衛隨從秘書）三名戰略情報員，李得森及其妻子張敏以行醫為掩護設立南京情報站，張明達擔任與上海方麵的聯絡員。在華北，尾崎莊太郎打入日軍北支派遣軍司令部任情報課長，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經商名義活動，並派錢誌行到北平建立聯絡站。這樣，上海情報科構成了埋伏在日軍內高層的情報網絡，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華日軍以及汪偽、日蔣之間活動的戰略情報。據八路軍總部作戰參謀楊迪回憶，當時日軍的重要軍事、政治行動，總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報。
1941年10月，左爾格、尾崎秀實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來自東京的一封電報，電報上隻有三個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締共產黨，中西功就此寫了一篇報道性的文章，題目叫作《鎮壓日本左翼的狀況》，嚴厲抨擊日本當局“正在製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實協助，傳遞到上海，在《中國論壇》雜誌上用白川次郎的筆名發表。這個筆名，隻有同文書院幾名關係密切的同學才知道。因此很顯然，這是一封報警電。
怎麽辦？程和生請示吳紀光，吳紀光請示潘漢年。潘漢年聽完說：延安轉達莫斯科方麵的請求，要求我們迅速查清日軍南進的開戰時間。這是關鍵問題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考慮，容我想一天再說。
潘漢年應該知道，周恩來早就給中央特科定下過規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論此人是否可能叛變，與之有關聯的其他人都必須立即撤退隱蔽。不過這時候，潘漢年還不知道左爾格小組出事的情況，但是他知道德軍已經兵臨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時日軍的戰略情報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意味著什麽。
第二天，潘漢年再與吳紀光會麵時，他已下定了決心。
潘漢年對吳紀光說：“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非常嚴竣，了解和掌握日軍的戰略動向，是我們的第一重要任務，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中國抗日的範圍。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們用一切力量注視日軍南進還是北進的方向問題。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談過，他對日本南進還是北進非常關心，非常焦慮。說如果日本北進的話，我們將麵臨非常艱難的局麵。因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協。他還說，果真出現那種局麵的活，共產主義大本營和全世界、全人類都要經受一段黑暗時期。你看，形勢多麽嚴重？現在，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央又要我們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日期，這是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提供更進一步的明白的戰略情報。這個時候，該怎麽辦？”
“怎麽辦？”吳紀光問。
潘漢年說：這個時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東去”。隻有向東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完成延安交給的任務。但是考慮到中西功是日籍黨員，可以先征求他的個人意見。
吳紀光明白，這是冒著被捕的巨大危險，提著腦袋深入虎穴奪虎子的行動。對於中共黨員來說，在萬不得已時，確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況，但中西功是日籍黨員啊。因此，聽了潘漢年的決定後，吳紀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樣向聯絡員程和生傳達。果不其然，程和生聽了上級的決定，眨巴著眼睛，半天都沒有說話，最後打了個冷顫擠出一句：“就這樣決定了？”
吳紀光看著程和生的樣子，盡管心裏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堅定地說：“決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著最後的希望問“如果中西功持反對意見呢？”
程和生這麽問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於中西功拒絕冒這樣大的危險。
“當然，我們得尊重他的意見。不過，你得一字不改地把決定傳達給他，快去吧。”
程和生沒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傳達上級指示時，便帶著一種情緒。在他想來，中西功定會表現為難，而且可能婉言推辭。如果他推辭，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吳細細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據地去。另他沒有想到的是，中西功聽後，竟肯定地點點頭，說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滿口答應了。中西功倒反過來勸他，說老吳的決定是如何如何正確，任務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草率撤退。至於到東京以後，不必為他擔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護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來，就在程和生請示上級的同時，中西功也在反複地思考相同的問題——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電報後同他談話的表情。程和生為他的安危擔心，極力主張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為了保護他。他之所謂去請示老吳，十之八九也是去討柄尚方寶劍，一旦領導決定了，他便隻好執行，沒有話說，“向西去”。
可是，那麽一來，程和生、倪之驥、程維德這些在“特別調查班”裏的同誌們怎麽辦？都轉移嗎？如果都轉移了，“滿鐵”這個重要情報點豈不就徹底撤銷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區”，南京的西裏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都會因為與他關係密切而暴露。這個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不能容許這個局麵出現。
一定要保住這個情報網。
怎麽保住呢？
辦法很簡明，他仍舊堅持在“滿鐵”，不向西去。
隻要他在，情報網就存。他走，情報網就亡。就這麽簡單。
“建立這樣一個深入的情報網是多麽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之後，下定了決心。這時，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堅持留下來，那麽也就意味著南京的西裏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也要冒著同樣的危險留下來堅持。這事，必須征求西裏龍夫的意見，並且與他商量麵臨的局勢與應對的辦法。想到這裏，中西功立即乘夜車趕往南京。
兩人一見麵，開門見山，根據近衛倒台、東條組閣的情況，推測近衛的私人秘書尾崎秀實很大可能隨著近衛的倒台而受到某種牽連。
“尾崎秀實凶多吉少。”西裏龍夫口氣斷然。
“也說明在近衛的檔案庫裏有關於我們的報告材料。”中西功說。
“是啊！不過，情況不明，任何判斷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東京去一趟，實地偵察一下。”
西裏龍夫隔著眼鏡片向他投來的眼光充滿驚愕，臉也漸漸伸長了。好一陣，兩人就這樣四目相對著，誰也不說話。
“那，”西裏龍夫問：“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東條的廣播講話，雖然承襲了近衛關於戰爭國策的調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武夫，比近衛更急於發動戰爭，‘南進’好像要開始了。我要掌握這個戰爭之神的脈搏。”中西功邊說邊觀察西裏龍夫的臉色，見他仍舊那麽驚愕地直視著他，顯然對他的回答，覺得文不對題。便進一步闡說，他擬東京之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希望偵得東條發動南進戰爭的具體計劃和準確的時間，然後再決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堅持使“滿鐵”這個情報點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後，他有點激動地說：
“我的作用是別人難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對上海情報科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我不作無謂犧牲，但我絕不怕犧牲。”
西裏龍夫的眼簾隔著眼鏡片漸漸垂了下來。
中西功並沒有直接指出，自己“向東去”，西裏龍夫就必須在南京堅持，其實冒著同樣危險，但他知道，西裏龍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碼頭登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標要設法拿到日軍發動“南進”戰爭具體時間的確切情報，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發出“向西去”的電報到底是怎麽回事。中西功寄希望於尾崎秀實，什麽事瞞得過首相顧問兼秘書？雖然近衛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隻要見到尾崎秀實，就有希望。總之，見到尾崎秀實，就一切就都好辦了。
中西功不知道，當他踏上日本國土時，尾崎秀實已經被捕半個月了。尾崎秀實不僅供出了左爾格和他本人的各種活動情況，而且在供詞中提到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提到了書院裏的馬列主義學習團體，提到了中共在同文書院建立的支部，而且發展了一批黨員。如果特高課大橋警部補順著這個線索追下去，不難把當年同文書院中與尾崎秀實關係密切的學生列出一個名單，從中不難發現，中西功在上海同文書院曾經因向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反戰傳單而遭逮捕並被停學一年的檔案記錄，也不難發現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在東京因參與“無產階級研究所”的活動而先後被捕的記錄。如果特高課發現中西功這時候秘密回到東京，隻要跟蹤和竊聽他的電話，看他與誰聯係，立即就能逮個正著，讓中西功有來無回，將中共上海情報科一網打盡。
然而，特高課大橋警部補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時他正在傾聽著左爾格滔滔不絕的供詞，企圖從中找到更多的線索。
到達東京後，中西功找了個小旅館住下，就去電話間給尾崎秀實打電話。撥了號碼之後，半天沒有回聲。“怎麽回事？難道近衛下台，尾崎的電話也撤銷了？還是出了意外？”
他輕輕掛斷了電話，又拿起話筒，撥了號碼，對方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聲音尖細：“你是誰？”
“請找水野成先生說話。”
過了一陣，傳來男人的聲音：“你是哪位？”
“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有點感冒，您是哪位？”
“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聽出來我還要問你嗎？你是誰？”對方緊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彥三郎，我應征入伍了，馬上要上船，來不及去看你了。”
“是嗎？噢，多多保重，哎，哪個彥三郎？”
“好的，再見。”
中西功重重叩上話筒。接電話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聽到他第一句話後，便會驚喜地輕叫一聲。然後用調侃的語調，學他的話：“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嗎？”這是他們每次通話的習慣，後來變成接頭暗語似的。而且，從口氣聽，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麽是什麽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撥號碼，找洪津良勝。
“請問，浜津良勝先生在嗎？”
“浜津良勝？”對方溫和地反問：“你找他幹什麽？”
“朋友，好久不見了，想念他。”
“到警視廳看他去吧。”對方掛上了電話。
中西功手握話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這些接電話的人一定是警視廳留在那兒等待“自投羅網”者的警察！濱津良勝進了警視廳，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看來，“白川次郎”發警報確實是事出有因，情況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務還是必須完成。
中西功轉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務的途徑：“哎，可惜海軍部裏沒有熟人。到總參謀部去一趟怎樣？在那裏會看到些有用的現象。但是，憑一個“滿鐵”調查員的身份證，硬闖進去，是毫無道理的。即使闖進去，有誰會對你談什麽“南進”不“南進”？誰會給你看絕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親友，要想進那個大門，警衛也是不允許的。那是何等森嚴的機關？隻有到軍報道部去試一試，那裏有個佐藤癸二，是個記者，過去有過一麵之識，從他口裏也許能探得一點消息。”
中西功唯獨沒有想到，他打了這兩個電話，等於再次給特高課提了個醒。特別是他找的這個水野，與中西功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同班同學，當年他們幾個左翼學生把反戰傳單塞在火柴盒裏，向訪問上海的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一同被領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同文書院開除，中西功被停學一年。水野被捕後，他的這段曆史已經被特高課翻出來並記錄在案。如果特高課多少警覺一點，查一查水野有沒有個叫“彥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發現打來電話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曆史上的好友們排查一遍，中西功立馬就會在劫難逃，哪裏還容得他在東京滿世界地到處找人探聽帝國的機密？
可是沒有。留守的特工沒把電話當回事，他們的頭頭大橋警部補正在傾聽左爾格的供詞，騰不出時間去關照那些張網等魚的特工們。後來的情況說明，如果大橋這時候每天聽聽那些特工的情況匯報，中西功同樣在劫難逃。
中西功沒有想到這一切，他腦子裏都是如何完成任務。
第二天，中西功來到軍報道部，可是沒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癸二去台灣了。萬般無奈的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級的間諜手法，賴在軍報道部不走，傾聽記者編輯們的議論。記者們的誇誇其談，幫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駐在中國南方的軍隊，正在向台灣集結，佐藤癸二去台灣，正是要隨軍報道的。也就是說，集結在台灣的部隊將有作戰行動。同時，7 月調到滿洲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部隊，正在海運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島集結，有的直開東印度。
無疑，南進作戰已經在行動中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計劃中的開戰日期，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務。
關於堅持“滿鐵”情報點的“萬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遲。因為形勢正在急劇變化，未來難以預料。
怎麽能得到開戰日期呢？從哪裏下手？
一般機關和人員誰也不知道。
正在進行的內閣和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連軍報道部的采編主任都不得入場。
怎麽辦？
中西功疲憊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訴他：“先生，有人給你來過電話。”
“誰？”
“他沒有告訴我姓名，隻叫我轉告您，請您到西邊去。我問他到西邊什麽地方，他說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驚，“這人到底是誰？他怎麽知道我到了東京，住在這兒？也許，這位朋友就在軍報道部。隻是他不願意把自己暴露給我，而在暗中幫助我？”
中西功決定再去軍報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從路邊走出來，但是沒有。
到了軍報道部，他在走廊裏，在樓梯口，在記者間，在各編輯室走來走去，凡有人問“您找誰？”他便說“看個朋友”。同時用最友好的微笑爭取和人家談話，譬如“你知道他在哪裏嗎？”“你們很忙啊？”“我好像見過您。”令他非常失望，竟沒有一個人向他顯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種眼神和臉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經明白：這位朋友不會在大庭廣眾出麵和他打招呼的，隻能寄希望於他再來電話。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飯，他沒離開房間一步，但始終沒收到一個電話。
這位朋友是誰呢？他又著急，又緊張。
不管是誰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負，應該趕緊離開東京。
但是，日軍南進發動戰爭的日期是哪一天？
這個任務不完成怎能離開東京？
在這裏會被警視廳發現而出現麻煩嗎？
中西功相信不至於，茫茫東京至今還未發現有人跟蹤他。除了那位暗中幫助的好朋友。
就這樣，輾轉反側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個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學，在銀座經營一個小書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閑聊之中聽說他有個姐夫在軍部擔任通訊參謀管收發電報。於是，中西功纏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請他吃飯，以幫助佐山在上海開店的名義，讓他找姐夫打聽開戰的時間，最好在開戰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過了些日子，佐山竟對他笑道：“我姐夫說了，開戰不開戰還沒定呢，也許明天就對美國佬開火，也許永遠不打他們了，得看和他們的談判。美國答應我們的條件，就不打他們；不答應，就不客氣。還說，這種秘密，不要我問。他說現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談話不小心，就會被俄國間諜聽去。我姐夫是個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書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卻碰見了臉色黝黑胡子拉茬的軍部報道部記者佐藤癸二！
佐藤癸二剛從台灣回到東京，中西功趕緊把他拉進路邊酒店。中西功急切地問：“台灣怎麽樣？要進攻了嗎？”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繼之仿佛想到了這位在“滿鐵”的朋友是掌握全盤軍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說：“沒有。在等待，看談判。駐德國的來棲大使已經到美國去幫助野村特使了。談判最後日期限在月底，到30 日為止。內部消息說，沒有成功的希望。海軍已經在獺戶內海集結完畢，我想要求到那裏去，沒批準，今天還得回台灣。”
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但是還需要查對一下，中西功估計，在他逗留東京期間，“滿鐵”收到的“編內參考”裏，會有這方麵的消息。
返回上海後，中西功進了“滿鐵”，一頭紮到資料研究室。匆匆翻閱近期內新到的各種“編內參考”、“情報交流”、“調查通報”、“軍部通報”、“軍密”、“絕密”、“機要”…
終於找到他需要查對的條目了。在1941 年11 月6 日的《編內參考》上，“對美國談判要領”欄內，刊載“來棲大使今日飛香港轉美，協助野村特使與美國談判，詳細申明日本對美談判條件之最後讓步，堅決要求按甲案迅速達成協議。對美方徒尚空談的非現實態度，要促使其對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認識，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剛才，他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裏，也看到了這個“以11 月底為限。”那裏是這樣寫的：一、以駐滿洲、朝鮮的16 個師團對蘇戒備；二、按既定方針對中國作戰；二、對南方，以11 月底為限，加強對美英的戰爭準備…
還有，他拿過紙筆，重新翻出“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一條，匆匆抄錄下：
阪田中將，三個師團，泰國；
今村中將，三個師團，馬來亞；
本間中將，四個師團，菲律賓；
寺內大將，二個師團，香港。
看來，戰爭在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給他帶來了南京聯絡員送來的西裏龍夫的密信：
“中西君：近衛倒台，尾崎秀實君境況如何？甚為懸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牽夢繞，不敢設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為助君功成，特將我日前應邀參加‘總軍’歡迎關東軍參觀團招待會上得來的點滴資料奉告：
——關東軍留20萬防蘇。其餘全部南調；
——海軍集結作戰待機海域：擇捉島卑冠灣；
——11 月下旬艦艇啟動，航向東南。
消息係參觀團團長酒後密告。不知是為討好我這報道部顧問，抑或向我宣揚他廣知軍情？皆不必細究，然準確無疑。因該君雖已微醉，但口齒清楚，裝腔作勢地出言莊肅。”
看完密信，中西功對程和生說：“馬上安排，我要麵見老吳。”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吳紀光報告：根據各方麵情報綜合分析，特別是“日美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軍航行時間推算，日軍發起“南進”作戰的時間是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星期天。
這個情報立即報告了延安。潘漢年還指示吳紀光，將這個消息捅給軍統上海站“21號”。 晚上，吳紀光約見了那兩位21號的“朋友”，明確告知他們：“據從高級方麵得到的可靠消息，日軍將在12 月8日發起南進戰爭，你們趕緊報告上峰。到時候戰爭一打起來你們定會時來運轉。”
這兩人追根刨底問他：“那個最高方麵？姓皇還是姓汪？”
吳紀光笑笑說：“上海人王黃不分，趕緊上報去吧。”
恰在此時，莫斯科戰役進入了最為緊張激烈的階段。
10月20 日，德軍完成了對維亞茲馬和布良斯克這兩個包圍圈內蘇軍的清剿，蘇軍66.3萬人被俘，損失坦克1242輛，大炮和迫擊炮5412門。
11月 13日，德陸軍總參謀長哈德爾在中央集團軍群總部召開了各軍團參謀長會議，下達了“1941年秋季攻勢命令”。中央集團軍群為此共集中了51個師。 擔任正麵攻擊任務的是克魯格的第4集團軍；其左麵是霍特的第3裝甲兵團和赫普納的第4裝甲兵團，任務是分別從北方和西方包圍莫斯科；右麵的古德裏安的第 2裝甲軍團則從南方向莫斯科包圍。
11月16日，德軍“秋季攻勢”開始發動，霍特的第3裝甲兵團慢慢地向莫斯科西北方向前進，23日占領了克林。在霍特兵團右麵，赫普納的第4裝甲兵團進到了莫斯科以西的齊維特科瓦。 同時，南麵古德裏安的第2裝甲軍團包圍了莫斯科東南方的圖拉。擔任正麵攻擊的第4集團軍在中央集團軍群司令包克元帥親自指揮下，把一切可以抽調的兵力都投入了戰鬥。
11月28日，德軍突破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到達伊斯特臘鎮，這裏距莫斯科隻有24公裏，霍特從他的望眼鏡裏已能看見克裏姆林宮的圓頂。
12月1日，包克揮其疲憊之師，再次發起攻勢以作最後的努力。12月2日，小股德軍突破蘇軍防線，衝入莫斯科近郊。但莫斯科的工人們從工廠衝出來，將小股德軍趕了出去。這時候，德軍已經精疲力盡，銳氣喪盡。這時，包克元帥認為蘇軍師團已被其全殲而蘇軍預備隊也已用完。用包克的話說就是 “如果再有最後一個營的兵力投入攻擊，也許就可以決定勝負。”但是，德軍卻發現越來越多的蘇軍西伯利亞精銳師源源不斷地出現在他們麵前。
12 月2日這天夜裏，莫斯科的氣溫下降到零下50度，大部分德軍身無禦寒之衣，成千上萬的德軍被凍死凍傷。可怕的嚴寒不僅摧殘士兵的身體，而且還使機器停轉、武器失靈。與德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西伯利亞的蘇軍有著充分的冬季作戰裝備，蘇軍新型坦克T-34、T-35在嚴寒下仍能照常發動。
同一天，中西功在“滿鐵”資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編內參考》上看到一條 “宮內訊”稱：11 月29 日上午9 時30 分，宮中舉行政府和重臣懇談會，出席者，政府方麵為首相、陸相、海相、企劃院總裁，重臣為若槻禮次郎、阿部信行、廣田弘毅、近衛文麿、林銑十郎、岡田啟介、米內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誡政府：“南進戰爭，若為求日本之獨立與生存，開戰寧敗也無悔；若非為此目的而訴諸武力，則危險非常。”廣田、林銑、阿部三重臣稱：“既然政府決心已定，隻好表示信賴。”經首相誠懇解釋，全體重臣對政府開戰決心，最後“表示諒解”。
12 月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見吳紀光，傳告：“戰爭肯定將在12月8日爆發。”
12月6日，蘇軍發起開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反攻。科涅夫指揮的加裏寧方麵軍率先對北路德軍發起反擊，兩天後收複克林。朱可夫指揮西方方麵軍向中路和南路德軍發起了強大反攻。到12日，各路德軍戰線被蘇軍迅速突破。15日，蘇聯政府機構遷回莫斯科。到12月底，莫斯科會戰結束，蘇軍取得了蘇德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殲滅德軍50餘萬，坦克 1300餘輛，火炮2500門。
12月8日這天，中西功把自己關在家裏，等待著來自太平洋戰場的消息。當他聽到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取得輝煌大勝”時，壓抑在心中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拍桌子打板凳地對妻子發火，最使他難以理解甚至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換來的重大情報，竟絲毫未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在這之前，中西功內心一直抱著某種希望，希望他的情報能夠促使美國向日本發出警告，以便遏止這一場注定會將日本拖進災難的戰爭。但是現在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就在中西功、西裏龍夫他們成功地獲取日本戰略情報這段時間裏，特高課的大橋警部補在幹什麽呢？
特高課的大橋警部補正在緊張地審訊左爾格。
到11月下旬，特高課獲取了左爾格的第一批供詞，日本人需要德國人協助調查左爾格供詞的真實性了，他們私底下捅給德國大使館納粹特派員梅辛格一份供詞，又通過外交渠道交給奧特大使一份供詞。
左爾格的供詞很快被送到德國。12月初，德國秘密警察開始對左爾格案展開調查，除了對檔案資料進行調查之外，還動用蘇聯境內的間諜組織進行查證。
德國大使館和日本警視廳都在緊張地期待著德國秘密警察的查證結果。奧特大使和梅辛格不相信左爾格會是蘇聯人的間諜，日本日本警視廳不相信左爾格說的都是實話。
與此同時，大橋對左爾格的審訊仍在不間斷地進行，僅在12月8日突襲珍珠港這天休息了1天。
1941年的聖誕節到了，德國秘密警察的調查還沒有回音，德國駐日使館的全體人員就象家裏有人患了重病一樣，無精打采地聚集在聖誕樹前聽奧特大使致聖誕祝詞。奧特開口就說，聖誕樹前少了左爾格。他相信，左爾格的苦難終於盡頭，他一定會出獄。然而，奧特的話沒有得到掌聲。
元旦，在上海，吳紀光特意將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慶祝1942年的到來。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吳紀光表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顯得憂心種種，並不怎麽高興。吳紀光覺得，可能是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的被捕對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於是問他： “你跟尾崎很熟悉嗎？”
中西功說：“無話不談。”
“他回把你供出來嗎？”
“不會。”
“其他人呢？”
“也不會。”中西功顯得很自信。
“…？”吳紀光疑慮地看著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這個場麵，趕緊捅捅中西功。
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沒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下去。他說，戰爭的前途無疑正向著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方向發展，但是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力不能掉以輕心。 9.18以來，日本海軍基本沒有使用，陸軍在中國和其他戰場沒有受到過重創。日軍突襲珍珠港取得重大勝利，迅速占領了東南亞大片領土，短期看其戰爭實力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說：“我總是在擔心。”
“擔心什麽？”吳紀光問。
“日本陸軍會就此罷休嗎？”
“你指什麽？”
“當日本海軍取得這麽大的勝利，耀武揚威的時候，陸軍會怎麽樣？他們忍受得了嗎？會不會乘遠東蘇軍大量西調之機，在春季化凍之前來個突然北進呢？別忘了，他們是軍國主義，戰爭狂人，不能用對常人的眼光分析他們可能采取的行動。”
吳紀光點著頭說：“對！延安來電也要我們特別注意盯住日軍在北方的行動！”
會見之後，程和生陪著中西功走回家。路上，程和生不滿地對中西功說：“先生，你怎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兩次要你對他說對你安排的意見，你怎麽就是不說？”
中西功皺眉點頭道：“我聽懂了，倒是你好像沒聽懂我的話，我們是個整體，要想整體，個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1942年元旦過後不久，德國使館接到柏林蓋世太保的來電。來電說：東京寄來要求查證的關於左爾格的材料，已經全部由檔案材料和“有關方麵”的調查所證實。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特高課的大橋根據尾崎等人供詞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動，開始懷疑到左爾格小組與中國方麵的聯係。在拉姆紮小組中有蘇聯人、日本人、美國人、波蘭人、朝鮮人。南斯拉夫入、德國人、法國入．英國人，就是沒有中國人（陳翰笙因“神秘西人” 瓦爾敦被捕，已於1935年撤回上海）。大橋對此此百恩不得其解，難道中國人有自己的對日情報機構？對於蔣介石的藍衣社、軍統、中統，日本人並不陌生，他們不可能搞出什麽象樣的“謀略”來。但是中共呢？過去，日本警視廳長期以來籠罩著一種空氣，誰要是重視中共，不是被嘲為幼稚，便被斥為“恐共病”，荒唐透頂。現在，聯想到尾崎說到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裏的中共組織，大橋的疑慮進一步加深了。“中共會不會有他們的‘左爾格’小組在搞對日‘謀略’呢？”大橋依舊對此心存懷疑。他仔細翻閱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每頁檔案資料，竟也沒有嗅出一點與中國人有關的味道。僅有一個名叫中西功的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和尾崎秀實交好。而這個中西功卻是“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的首席調查員。明白地說，他幹的是和大橋自己一樣性質的差事，有什麽可疑呢？而且，這個中西功在“滿鐵”任職近十年。八年前，東條英機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曾密令憲兵對駐滿洲的軍、政、憲、特機關中的每個成員進行秘密審查。那次審查，對有不忠於大日本的言論者，概以“涉赤”鎮壓。那次鎮壓，由於捕殺過多，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像中西功這樣的老“滿鐵”經過了秘密審查，應該是可靠的。但是，他還是不放心。首相秘書尾崎秀實就是活生生的例證。事發前，有誰懷疑過他？大橋決定發個密電給“滿鐵”上海辦事處，調閱中西功的全部檔案和有關材料。可是卻遲遲不見上海方麵的答複。
接到德國方麵的證實，大橋認為既然左爾格說的都是實話，這個問題也就不妨問問左爾格。於是他在一次審訊時問左爾格：
“你不是在上海住過幾年嗎？上海可是個中共巢穴啊！”
左爾格不慌不忙地回答說：“你可不能把所有與我接觸過的人，包拾你們巳經逮捕的一些入。都說成是我的同誌。你要打消你的怪念頭，你以為我的情報是別人提供的嗎？不，我的情報百分之六十來自德國駐日使館；都是在外交活動中你們無意間透露出來的。”
大橋明白，左爾格這是在承攬罪責，替他人做掩護。接著大橋收到“滿鐵”上海辦事處的複電，內稱：中西功君已被借調到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任囑托（顧問），“滿鐵”無權調動其有關檔案雲雲。大橋興助差點被這個複電氣瘋了，但他最後還是通過陸軍部調來存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詳錄”一份，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顯赫功勞的記載。再看一遍，仍無半點可疑和破綻，儼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國情報專家，難怪結論上寫著：中西功是一個忠於大日本帝國的情報專家，中國問題專家，中國通。
大橋十分失望，但他沒有泄氣：“尾崎秀實每次去中國出差時，都曾和中西功會晤過，他們之間，原是沒有公務來往的。若說僅是朋友關係，那麽作為情報專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點“赤色”氣味，那還算什麽忠於大日本的情報專家？如果說他們的來往不含政治內容，那才不合邏輯呢。”
不過在左爾格審訊結束之前，大橋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顧，這件事隻能先防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課對左爾格的審訊終於結束了。
大橋找來負責東京所有的偵破點線的特高課長、警部補鬆本和警吏野村。
“你們有什麽可報告的嗎？” 他問他倆。
“沒有。”野村說。
“一點沒有？”
“沒有。”鬆本作證。
“一點可疑的也沒有嗎？”
野村看了看鬆本，吞吞吐吐他說：“好像，有人給尾崎秀實家通過電話。”
“哪是什麽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電話，在搜查時被拆卸壞了。”
“噢！”
“有個人給水野成家通過電話，說是水野成的叔父彥三郎應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這麽個叔父嗎？”
“現在應征的人很多，或許有。”
“或許有？查過嗎？”
“沒有。沒有查過。”
大橋臉色陡變：“為什麽不查？”
“或許水野家族確實有個應征的彥三郎。”鬆本壯膽地說。
“或許，或許，或許，或許！”大橋興助咆哮起來，同時連連拍桌子，震得記事冊和電話機都跳起來。
鬆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們對大橋這般發作，全不理解，很為之奇怪，像在說：“這有什麽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現在應征的人確實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沒有個應征的，有什麽奇怪？！”
“或許他就是我們要捕捉的呢？”大橋神經質般吼叫。
鬆本和野村又相視一眼，顯然這是他們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橋怒衝衝，對他們咬牙瞪眼好一陣，然後強按怒火，壓低聲音，狠狠地又問：“還有什麽或許？”
鬆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說：
“也有個人給洪津良勝家打過電話。”
“是誰？”
“隻說是朋友，許久不見麵，很想念他。”
“沒請他到濱津家裏來會麵？”
“他要請洪津親自接電話，監聽的回說洪津不在家。對方便追問：‘他到哪裏去了？’監聽的急了，說：到警視廳去找他吧。對方隨即掛斷了電話。”
大橋仰天長歎了一聲：“這不等於明白告訴他：洪津已經被捕了嗎？！”
鬆本和野村麵麵相覷，以為高橋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們兩人急，孰料大橋卻定睛凝思起來。
大橋在想：好你個左爾格！原來你這麽痛快一說就是六個月，原來是掩護中共的左爾格在跟俺們大日本帝國玩“謀略”呢！
大橋轉臉對戰戰兢兢的鬆本和野村說：你們的，上海的幹活！
大橋經過一番調查，很快查到尾崎秀實等人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曾經秘密回到東京，而且到處活動。給水野成和洪津良勝打電話的無疑就是中西功，因為他們都是上海東亞同文學院的同學，在同文學院都因散發反戰傳單被捕過。
因此，鬆本和野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滿鐵”事務所，要他們配合行動逮捕中西功。令鬆本和野村沒有想到的是，“滿鐵”事務所竟然予以拒絕。“滿鐵”事務所強調，中西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忠於職守的有功之臣，沒有確鑿的罪證，光憑一紙拘捕令，他們實難從命；又說他已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囑托（顧問），沒有總軍簽署命令，誰敢動他一根毫毛。
鬆本和野村三番五次說明，他們有東京警視廳的拘捕令，“滿鐵”事務所卻仍振振有詞地說：“請不要忘記這是在中國。”“是在總軍管轄範圍內。”“中國有句名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後雙方相持不下，“滿鐵”方麵竟冷冷地說：“這事你們還是去找總司令部商量吧”。
沒辦法，鬆本和野村又找到總司令部特務部。沒想到，總司令部的回答跟上海“滿鐵”事務所如出一轍，特務部的人說：“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沒有任何罪證，即使有，也是反間諜機構上海憲兵司令部的事，我們無能為力。”
鬆本和野村又跑到上海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的回答得更幹脆：“這是你們警視廳的事，還是去找興亞院的特高課去吧！”
鬆本和野村到了興亞院，興亞院則說：“上海有我們領事館，他們有治外法權專管上海日僑，這是他們份內之事，決無推辭之理。”
鬆本和野村又找到領事館，領事館卻說東京警視廳的拘捕令在他們這兒不頂事，必須有內閣的命令…
就這樣，鬆本和野村到處碰壁，手裏拿著拘捕令，還就是抓不了中西功。
等終於從東京得到內閣命令，領事館予以合作時，偏偏中西功又隨南進進攻浙贛線的日軍第13 軍做隨軍調查去了。由於第13 軍一路南進，經常變換駐地，一時間無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
最後，鬆本和野村想出一個計策。他們兩人來到中西功在上海的家中，對中西功的妻子和妹妹說：“我們是中西功的朋友，從東京來的。聽說中西先生去年到東京找過我們，很遺憾沒有見到。如果中西先生從前線來電話，請轉告他，務必回來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談。”
這時候，中西功正帶著程和生正在杭州。對於國民黨軍隊的連續後退，中西功不免唉聲歎氣，程和生卻多長了一個心眼。
程和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吳要求帶他來杭州，為的是隨身多個耳目，接觸中國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暫時離開上海，以觀察東京和上海方麵的動靜，相機行事。程和生知道，這一點歸他掌握，但是作為自己便不能隻限於這一點了，他想盡最大努力找到一個地下黨組織的人。他的所謂“相機行事”，就是要在出現危急的時候，把中西功通過地下關係，護送到根據地去。這樣，就算將來“警報解除”，中西功再回上海“滿鐵”也有話可說——去浙江四明山附近“調查”去了。深入新四軍活動的農村地區調查，本來就是他們“特別調查班”的份內工作。於是，程和生就在杭州到處逛大街、看商店，終於找到一家小商號，老板娘答應他：“過兩天鄉下來人，把你要的貨帶來。”
程和生興衝衝地回到旅館，就看見中西功剛放下電話。
“誰來的電話？”程和生問。
“正好，你回來啦，我馬上要回上海一趟。”中西功答非所問。
“為什麽回上海？誰來的電話？”
“我妹妹惠子。說是東京來了兩位朋友，要我回去敘敘。”
“什麽樣的朋友？”
“他們說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到東京找過他們的，到時候見麵會讓我大吃一驚！”
“你要小心。憲兵隊的朋友不是說東京方麵要抓你嗎？”
“沒事，都20多天了。如果他們要抓我，早已經動手了。至少，他們要先向‘滿鐵’作個通報，可是我們出來，‘滿鐵’絲毫沒阻攔，說明他們一無所知。”
“……”
看見程和生不言語，中西功接著說：“我知道，你都是為我安全著想，我很感激。不過，我還是不能同意你的辦法。不管情況多麽危急，我們都要堅持鬥爭，就像你們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要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不妨回去看看，至少可以了解東京方麵的情況。你留在這等我，我處理完事，立即回來。”
“順便到‘滿鐵’觀察一下。最好見見憲兵隊的那位朋友。”
“當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車站。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上海家中被捕。同一天，西裏龍夫在南京被捕。之後，尾崎莊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興幸在山西被捕。
就這樣，由於左爾格的招供，從客觀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課的作用，中共上海情報科從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繼續工作了8個月。根據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方知達的回憶，在這段時間裏，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係列的重要情報：
關於日軍將於1941年 12月8日發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報；
關於日本對中國戰場的戰略方針：1、戰略封鎖，攻占我國東南沿海從寧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監視美英海軍活動；2、正麵作戰，進攻豫南、贛北、晉南和長沙，逼迫蔣軍；3、鞏固占領區，對華北進行“強化治安”，對蘇北進行“大掃蕩”，用大兵力殲擊作戰。配合南進作戰；
關於華中、華北日軍兵力及其調遣情況；
關於占領區經濟危機，汪精衛訪日求援、日本貸給3 億日元，實際上是以繳獲蔣軍的武器折價支付的情況；
關於蔣軍高級將領投敵和閻錫山策劃投日的情況；
關於日攻美後第13 軍成立“對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況；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
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
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 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占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
關於日本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
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銳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
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裏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占領區全部的報告；
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日軍部署調整情況的報告；
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在華中敵占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
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第13 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
關於日軍占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的分析報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裏龍夫送出了關於日軍將發起中途島戰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報。
中西功等人被捕後，上海情報科考慮到他們的身份尚未最後暴露，為了保護他們，下令所有中共黨員堅守崗位，不得撤離。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中共黨員明知非常危險，但是沒有一人逃跑。
此時，特高課也確實沒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實身份。在獄中，中西功拒絕回答特高課的問題，鬆本和野村百般審問無果後心生一計。他們把一名國民黨藍衣社被捕叛變的特工朝鮮人林得山關進中西功的牢房，偽裝難友，企圖套出中西功的實情。中西功中了計。他過於擔心中共黨員的處境，千方百計想把他被捕的情況傳出去，讓中共黨員趕緊撤退。
這一天，鬆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來探監。林得山借此機會告訴中西功，他是重慶方麵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麵活動，把他撈出去。中西功由此動了心，他想，這個林得山現在和日本方麵是怎樣一種關係呢？這是必須弄清楚的。重慶方麵有那麽一種人，他們自己和汪精衛方麵的漢奸們，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時又和日本方麵發生接觸。但是不管怎樣，要利用他。要盡力把危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隻要他能給帶出一個警報去，那麽，上海、南京、北平的同誌們就可避免一場毀滅性的損失。時間要爭取快，那怕早半點鍾，早一分鍾，都是寶貴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來，請你轉為拜托她，可以嗎？”
“叫她怎麽辦？”
“叫她到上海霞飛路國泰大戲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國書店，問店員，塔斯社在哪裏，會有人告訴她。”
“然後呢？”
“請她到塔斯社所在地點，告訴那裏的人。就說中西功被捕了。
“噢！”
“開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裝著不理會她，這沒關係，隻要她說出是我——中西功請求你，拜托她去送的這個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國機關，她一個中國女人進進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說，我這種案子，她也要被憲兵監視。一旦被發現，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沒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語。”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訴我，我叫我太太通過電話和他聯係，倒是可以的。”
“那裏有我們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沒有。”
“那麽，你有沒有要好的中國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會說日本話，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雖然緊迫，卻絕不能把“滿鐵”特別調查班班長程和生這個名字告訴這個結識不到20 小時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滿鐵”的津金。於是說：“我有個朋友在“滿鐵”任職，叫津金，是個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滿鐵’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請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個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請您太太找個同伴，兩人到霞飛路，像朋友相見那樣高興地大聲說話，就說：‘你知道嗎？聽說日本人中西功被憲兵逮捕了。’在一個地方說過以後，換個地方再說，這樣，人群裏或許有知道我的人，他們自會去活動的。
“這太冒險吧？”
“是啊，所以請求您，如果怕這樣做危險，就請您太太請個人到南通附近的啟東去，在那裏可以找到新四軍，請她把這裏的情況報告新四軍，新四軍一定會非常感激你們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陣，皺眉問道：“為什麽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張揚出去呢？”
“事關重大。”中西功著急地重重點下頭。
“希望他們營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勞無益的。”
“哪是為什麽？”
“關係到我們延安方麵的行動，關係到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千千萬萬生命。”
“你的事情這麽重大嗎？”
“是的，所以，無論如何，請求您答應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訴我一個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國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許會來，我告訴她。”
中西功眼睛裏充滿了激動的淚光，很想向林得山深深鞠躬致謝，但是他知道，此時此刻，不能也不宜。他隻能用感謝的語氣，清楚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您，我的同誌們一定會感謝您。請您轉告您的太太，我懇求她，無論如何，費心了，拜托了。並且，告訴她， “滿鐵”上海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是：13480。13480 您記住了？”
由此，特高課確認，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屬於“中共諜報團案”，接著展開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為了向其他人發出警報，程和生乘囚車路過上海的繁華街市市跳車自殺。
程和生跳車撞破了顱骨，嚴重腦震蕩，嘔吐不止。跌斷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當日軍憲兵把他拉到醫院搶救時，醫生不知該從哪裏下手，因為他從頭到腳全是血汙，隻得先把他全身脫光，用藥水涮洗，然而他已經氣息奄奄了。
日本憲兵絕不願讓他就此死去。因為他這跳車行動既說明了他的身份，又證明了他在這個情報集團裏的地位。
經過搶救，程和生蘇醒過來。當他睜開眼時，看見身邊是日本憲兵和與他同時被捕的滿鐵“特別調查班”的另一位重要骨幹倪之驥。程和生聲音微弱地說：“廁所！”並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憲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驥背他上廁所，然後跑上樓去報告。
倪之驥背起他，走進廁所，他卻不下地，附在倪之驥耳邊，斷續他說：“他們對你…一無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組織報警…”
倪之驥明白了，他要上廁所，是為給他下指示，便點點頭。
當倪之驥背著他走出廁所時，四個日軍憲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廁所門外，七手八腳把他抬上床。四個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聲，抬起就走。當他被顛顛簸簸抬到三層樓梯轉彎處時，便溘然長逝了。
隨後，日本警視廳特高課接著逮捕陳一峰、汪敬遠、李得森、張敏、鄭百千、程維德、以及“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特別調查班”裏的程鴻鉤等中共黨員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聯絡員張明達乘亂逃生。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對左爾格執行死刑。這時，中西功也被關押在巢鴨監獄，左爾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對麵更裏麵一點的地方。當左爾格從他的監房前走過去的時候，中西功聽見左爾格低低的聲音對他說：“再見了，朋友。”
在此前後，方文從天津日本憲兵監獄越獄成功。
方文說：左爾格在保護敵區工作的同誌和組織方麵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複敵人的審訊中采取了避重就輕的方法。例如敵人追問他在上海時的工作情況時，他把重要的情況都隱蔽起來了。關於他如何參加救援牛蘭夫婦的活動和如何從國民黨監獄裏送出牛蘭的字條的經過隻字未提。關於他所領導的並由我負責的中國小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蓋起來了，未提任何具體情況，他隻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個中國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從來沒有姓過王，可見他是任意編造的，用以應付敵人的。其實我和我的小組中重要同誌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記。那時我們都在日寇占領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別建立了軍事情報小組。我們都有秘密電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訊。如果左爾格供出我們的真實情況，我們就不難被敵人破獲。但我們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幹擾。在左爾格被捕兩年多後我的小組在天津遭受敵人破壞。但那是由於我的秘密電台被日本憲兵隊的測向機所發現，因而我和我的電報員先後被捕。在審訊中，敵人雖發現我的工作與蘇聯有關，但他們未能把我的案件與左爾格的案件聯係起來。因為他們始終未曾審問與左爾格案有關的問題。如果這種關係被他們發現，我們必被送到東京歸案。由於我的案子未被當作與左爾格案有關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敵人麻痹大意的情況下，越獄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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