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的父母家人趕到深圳處理後事，這是梁超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張照片。南都記者 徐文閣/攝
隻要善後處理得當，我們山區人很厚道的，很多細節不會追究下去。
——— 富士康第九跳死者梁超家的代理律師
富士康這麽多員工跳樓死了，你怎麽不跳，我還可以拿一點賠償。
———曹小姐稱同為富士康員工的丈夫因家庭矛盾要她跳樓
員工梁超縱身一躍，使公眾目光再次集中到了他的雇主富士康。第9次處理相關事宜，富士康已顯熟練，這個企業巨頭正建立各種情緒宣泄的管道，試圖排解數十萬員工的致命憂愁。暗示作用卻在這九連跳中醞釀，截至昨晚，梁超的家屬仍希望從談判中得到更多補償，富士康的員工關愛熱線則已接到數通電話，谘詢跳樓身亡的賠償價格。
針對由九連跳折射出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9位社會學者昨日致信南方都市報，聯名呼籲社會關注。
死者家屬希望補償“越多越好”
梁超來自安徽省嶽西縣，和哥哥梁豐一樣在富士康上班；據警方初步調查，5月14日晚近11時，他用小刀劃傷自己後在宿舍跳樓身亡。
1小時後，梁超的伯父梁獻德接到梁豐電話，並將噩耗告知梁超父母，親戚8人次日一早趕來深圳處理後事。由於悲傷過度，梁超父母至今粒米未進，每天靠輸液維持體力，日夜悲泣，3天裏隻睡了三四個小時。
6年前，梁豐技校畢業，通過勞務輸出進入富士康工作，這家企業的名字第一次傳入梁家人耳中。在他們印象裏，富士康規模龐大，從不拖欠工資，這樣一份工作在家鄉值得誇耀———按照梁超另一位叔父吳森焰的說法，嶽西海拔近千米，“隻要有點誌氣，都闖出來了”———梁超也不例外，他去年首次入職富士康時，就帶了錢回家幫忙蓋房子，家人都以為，這次是第二次入職，應該適應得更好。
吳森焰坦言，自己也從侄兒口中獲悉，“平時除了上班就是睡覺”，但家人並不以為意。
最後的離別顯得不經意。母親那天新買了手機，興奮地把頭一通電話打給了兒子“以後家裏沒人，可以打這個號碼”，據說兒子並不如母親高興，隻是說，正在睡覺，馬上就要上夜班，隨後就是令父母肝腸寸斷的一跳。
“富士康把我們照顧得很好，可能處理那麽多次也有經驗了，來了就有地方住，還專門安排了廠裏的護工陪著梁超的爸媽，有專門的人跟我們談善後的事”，談到補償，吳森焰不願透露具體進展，但承認，“畢竟考慮是自殺，警方說可以排除他殺……”
梁家的代理律師則明確告訴南都記者，梁家希望補償“越多越好”，他回避了這筆補償的定性問題，隻表示，“隻要善後處理得當，我們山區人很厚道的，很多細節不會追究下去。”在場家屬也點頭認可。
富士康員工逼妻子跳樓討補償
事實上，九連跳後的連番補償也確實在富士康園區裏造成了一種暗示作用，部分員工忽略死者家屬的傷心淚，而將著眼點放在了補償金上。
在接連發生跳樓悲劇後，富士康方麵一度自我檢討和反省。耗資百萬的員工關愛中心和專職心理谘詢師計劃由此而生，以便於及時對員工進行心理幹預。富士康集團衛生部部長芮新明向南都記者表示，“心理疾病有可能傳染，如果不加以預防的話，影響會很大。”而富士康媒體發言人劉坤表示，不願見到的心理暗示效應事實上已有所體現。
“現在在情緒渲染下，很多人拿要跳樓來做交換條件，要求廠方滿足其某方麵的要求，讓富士康也難以接受。”一名富士康的部門主任曾向南都記者表示，接連的墜樓事件，讓一些工人變得敏感。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員工就以“第七跳”為由，索取25萬元賠償。
昨日，南都記者了解到，富士康員工關愛熱線已經接到多名員工電話，直接谘詢跳樓身亡能獲取多少賠償。富士康方麵表示，對於每一個存在情緒不穩定或尋求幫助的員工，他們都會全力協助解決問題，減少悲劇的發生，需要政府、企業和媒體的共同努力。
16日晚，園區內甚至有一丈夫逼妻子跳樓討補償。前日，前來員工關愛中心尋求援助的曹小姐告訴南都記者，她與丈夫孫先生是老鄉，都是23歲，現有一子，在家撫養。去年她和丈夫同時進入富士康工作。不久後，她發現丈夫與一名同事關係曖昧，雙方為此發生激烈爭吵。曹小姐稱，事後孫先生不但不悔改，反而誣稱她與人有染，雙方言語不和，多次發生肢體衝突。 “畢竟是家裏的事情，不好張揚”，曹小姐稱自己多次遭遇丈夫毆打，但麵對家庭暴力，她不願求助。
16日晚8時許，在下班回家路上，曹小姐被孫先生攔住，雙方再次發生爭吵。曹小姐稱，丈夫多次索要銀行卡，並惡言相向“富士康這麽多員工跳樓死了，你怎麽不跳，我還可以拿一點賠償”，丈夫的惡言相向，讓曹小姐萬念俱灰。隨後，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為由，安全離開。而在宿舍樓下蹲守的丈夫，也被聞訊趕來的保安勸離。前日，當事雙方分別接受員工關愛中心的調解，兩人情緒已經穩定。
學者籲企業政府員工三方努力
連番的悲劇，以及悲劇引發的不良暗示，也引起了社會學者的關注。昨日，來自清華、北大、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科院等高校的九名社會學者聯名致函南方都市報，呼籲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式的悲劇重演”。九學者建議企業提高農民工待遇，讓員工成為“企業公民”；政府提供多項保障政策，讓農民工成為“社區公民”；而農民工自身，則應珍惜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保護生存權利”。
“這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為什麽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九名社會學者均長期從事中國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研究，在聯名致函內容中他們稱，對富士康接連跳樓事件表示痛心的同時，更讓他們在個體心理層麵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廠” 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前途問題。學者們表示，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呐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這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富士康媒體發言人劉坤曾向南都記者表示，富士康方麵固然對接連的跳樓事件負有一定的管理責任，但也存在一定的社會背景原因。“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致函學者之一———北大社會學係副教授盧暉臨表示，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麵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係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需要企業、政府以及農民工自身的多方努力。致函內容中，九社會學者也針對各方提出建議。學者們建議，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 “企業公民”。地方政府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為農民工融入、紮根城市創造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而從農民工自我保護的角度出發，學者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勞動者今天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