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衡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考古學家。1927年1月出生於湖南省澧縣。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係，1949年轉入史學係，1952年大學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蘭州大學，1956年調回北大曆史係，曆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為博士生導師。現擔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殷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
鄒衡主要從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裏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
1946年我高中畢業，1947年沿著長江考了三次大學，首先是在武漢，接著到南京，然後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學。當時我住宿、上學都在宣武門一座兩三層高的房子裏，到二年級的時候才去了紅樓。開始的時候我上的是法律係，因為這個係費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錢。我覺得專業課及格很容易，所以經常聽曆史係、中文係、哲學係的課。胡適雖然是校長，但他開了很多課，胡適講課腦子很清楚，很幽默，學問也好，基本不看講稿，學生對他都很崇拜。我聽過他的三門課：曆史、哲學、與曆史有關係的地理（講的《水經注》）。地理課沒講完，胡適就離開北平了，1949年1月的時候，北平解放了。
1949年下半年，我對法律越來越沒有興趣，因為很崇拜郭沫若，就轉到了曆史係。畢業後，我又讀了三年考古專業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老師有郭寶鈞、裴文中、夏鼐、向達等人，我的指導老師郭寶鈞是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家之一。當時，搞考古的，全國隻有十多個人，北大的研究生隻有7個人，其中有後來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朱光召。
研究生期間，我在鄭州做了兩年多商代遺址發掘研究，此外，還在洛陽待了半年多時間，挖了很多墓。這個時候我對自己的目標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帶著問題去的。之前，我已經確定要解決郭沫若在曆史學上沒有解決的三大問題，為它奮鬥一輩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過文獻來研究，但這個方法無法解決，我就想走另外一條道路——考古學。
第一大問題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之前，郭沫若認為是從商朝開始的。而大家習慣性的說法是5000年，這個影響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鄭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學術界一百多人在河南開了一個會，才肯定我的觀點是對的。根據我的考古研究，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從商朝後期開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最早有一個夏朝，但是，否認的人不僅在國外有很多，在國內學者中也有不少。顧頡剛認為禹是一個蟲子，他沒有否認夏朝存在，但也沒有承認。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沒有完全解決。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觀點，夏朝確實存在，但很多學者認為我所說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實是商朝的。不過到了1997年後，國內學者基本上都同意我當年提出的觀點了。
第三個問題是，郭沫若一直沒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銅器，這樣，以前的曆史就難以確定。我後來發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銅器，但非常遺憾，郭沫若這時已經病危了。
《中國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講義
研究生畢業以後，我到蘭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學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緒。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調回了曆史係考古專業，我在這裏一直待到現在。回來以後，北大很重視我，因為當時搞考古的人特別少。可惜好景不長，運動開始了，我帶學生去考古，工作剛做完，學生就說，我們要批判，就開始批我這個白專典型。“文革”期間，我還被打為“漏網右派”。
1961、1962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兩年，郭沫若出過一本書，名叫《中國史稿》。
這本書的內容不是他親自寫的，而是中國科學院集合了十幾個左翼專家寫的。我當時在給學生上課，就給他們開了一些參考書，其中就有《中國史稿》。結果有兩個學生就對我說：“鄒先生，別的書可以參考，但《中國史稿》就不必了。”我當時大吃一驚，因為我認為郭沫若這樣的學者的著作肯定沒有問題，就問他們原因。學生就說，這本書我們看了，有很多與你發的講義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講義。我完全不相信學生的話，認為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絕不會抄我的講義，就把這本書與我的講義對照一看，我越看越吃驚，有一二十萬字與我的講義完全一樣。
我當即向總支書記匯報，他又向副校長兼係主任翦伯讚匯報。翦伯讚當時十分生氣，拍著桌子說，“這還了得，抄到北大來了，連一個注解都沒有。”過了一會兒，他對我們說，憑自己對郭沫若的了解，他不會做這樣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還囑咐我們不要將此事鬧大，然後向校長陸平匯報。三天以後，□□部部長陸定一以及中國科學院十多個人開車來到翦伯讚家，向他表示道歉，並保證再版時該書一定會全部重寫。
正在這時，“三家村”事件出來了，翦伯讚也受到批判。結果，在“文革”中曆史係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衝擊，當時給我羅列的罪名是“給翦伯讚提供材料”。我當時就想，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槍斃。那時我隻有三十多歲，剛檢查出來有心髒病。在“文革”中，又被他們說成“個人主義”：你為什麽要對翦伯讚說你的講義被抄？無非還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嘛，抄了就抄了，有什麽了不起？你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太厲害了。
就這樣，一直批了我10年。
鄒衡主要從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裏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
1946年我高中畢業，1947年沿著長江考了三次大學，首先是在武漢，接著到南京，然後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學。當時我住宿、上學都在宣武門一座兩三層高的房子裏，到二年級的時候才去了紅樓。開始的時候我上的是法律係，因為這個係費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錢。我覺得專業課及格很容易，所以經常聽曆史係、中文係、哲學係的課。胡適雖然是校長，但他開了很多課，胡適講課腦子很清楚，很幽默，學問也好，基本不看講稿，學生對他都很崇拜。我聽過他的三門課：曆史、哲學、與曆史有關係的地理（講的《水經注》）。地理課沒講完，胡適就離開北平了，1949年1月的時候，北平解放了。
1949年下半年，我對法律越來越沒有興趣，因為很崇拜郭沫若，就轉到了曆史係。畢業後，我又讀了三年考古專業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老師有郭寶鈞、裴文中、夏鼐、向達等人，我的指導老師郭寶鈞是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家之一。當時，搞考古的，全國隻有十多個人，北大的研究生隻有7個人，其中有後來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朱光召。
研究生期間，我在鄭州做了兩年多商代遺址發掘研究，此外，還在洛陽待了半年多時間，挖了很多墓。這個時候我對自己的目標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帶著問題去的。之前，我已經確定要解決郭沫若在曆史學上沒有解決的三大問題，為它奮鬥一輩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過文獻來研究，但這個方法無法解決，我就想走另外一條道路——考古學。
第一大問題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之前，郭沫若認為是從商朝開始的。而大家習慣性的說法是5000年，這個影響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鄭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學術界一百多人在河南開了一個會，才肯定我的觀點是對的。根據我的考古研究，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從商朝後期開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最早有一個夏朝，但是，否認的人不僅在國外有很多，在國內學者中也有不少。顧頡剛認為禹是一個蟲子，他沒有否認夏朝存在，但也沒有承認。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沒有完全解決。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觀點，夏朝確實存在，但很多學者認為我所說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實是商朝的。不過到了1997年後，國內學者基本上都同意我當年提出的觀點了。
第三個問題是，郭沫若一直沒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銅器，這樣，以前的曆史就難以確定。我後來發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銅器，但非常遺憾，郭沫若這時已經病危了。
《中國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講義
研究生畢業以後，我到蘭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學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緒。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調回了曆史係考古專業，我在這裏一直待到現在。回來以後，北大很重視我，因為當時搞考古的人特別少。可惜好景不長，運動開始了，我帶學生去考古，工作剛做完，學生就說，我們要批判，就開始批我這個白專典型。“文革”期間，我還被打為“漏網右派”。
1961、1962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兩年，郭沫若出過一本書，名叫《中國史稿》。
這本書的內容不是他親自寫的，而是中國科學院集合了十幾個左翼專家寫的。我當時在給學生上課，就給他們開了一些參考書，其中就有《中國史稿》。結果有兩個學生就對我說：“鄒先生，別的書可以參考，但《中國史稿》就不必了。”我當時大吃一驚，因為我認為郭沫若這樣的學者的著作肯定沒有問題，就問他們原因。學生就說，這本書我們看了，有很多與你發的講義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講義。我完全不相信學生的話，認為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絕不會抄我的講義，就把這本書與我的講義對照一看，我越看越吃驚，有一二十萬字與我的講義完全一樣。
我當即向總支書記匯報，他又向副校長兼係主任翦伯讚匯報。翦伯讚當時十分生氣，拍著桌子說，“這還了得，抄到北大來了，連一個注解都沒有。”過了一會兒，他對我們說，憑自己對郭沫若的了解，他不會做這樣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還囑咐我們不要將此事鬧大，然後向校長陸平匯報。三天以後，□□部部長陸定一以及中國科學院十多個人開車來到翦伯讚家，向他表示道歉，並保證再版時該書一定會全部重寫。
正在這時，“三家村”事件出來了，翦伯讚也受到批判。結果，在“文革”中曆史係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衝擊，當時給我羅列的罪名是“給翦伯讚提供材料”。我當時就想，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槍斃。那時我隻有三十多歲，剛檢查出來有心髒病。在“文革”中，又被他們說成“個人主義”：你為什麽要對翦伯讚說你的講義被抄？無非還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嘛，抄了就抄了，有什麽了不起？你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太厲害了。
就這樣，一直批了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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