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農民趙作海被屈打成招，冤獄坐了11年。隻因為“被害人”又“活了過來”，這才重見天日。據 5月13日《南方周末》報道，趙作海出獄後，有“法院帶來的記者”問他“要感謝誰”，他說感謝法院，感謝黨。記者再問還要感謝誰，他一時僵住了。眾人散去後，趙作海坐立不安，反複躺下又起身，最後喃喃自語：“為什麽要感謝？我不感謝。”
對此，馬少華先生的評論是：趙作海被那個記者“誆”出了一個感謝。但是，因為這樣的感謝未及深思，所以後來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法院帶來的記者與複雜問題謬誤》，5月15日《南方都市報》）。看來，趙作海兄弟雖然坐了11年冤枉牢，腦子還不糊塗。他幾乎本能地意識到，那個記者提的問題，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問題是個“問題”。
馬少華先生告訴我們，這種“有問題”的提問方式，學名叫“複雜問題謬誤”。其特點，是在提出的問題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傾向或結論。比如“你為什麽不喜歡張三”，其實就包含著“你不喜歡張三”的結論（或者前提──引者注）。“你要感謝誰”也一樣，即“你肯定要感謝誰”。然而實際上，你並不一定不喜歡張三，也不一定要感謝某某。顯然，這在邏輯學中屬於一種謬誤，所以有此學名。
不過，這學名恐怕也忒學院了一點。依我的土匪脾氣，應該叫“陷阱問題”和“誘供方式”。誘供當然比逼供“文雅”，但本質上沒多少區別。比如問你“為什麽不喜歡張三”，隻要回答哪怕一丁點理由，你就座實了“不喜歡張三”的“罪名”，等於“不打自招”，稀裏糊塗就把自己給“賣”了。所以，這種提問方式，比嚴刑逼供更陰險，也更惡毒。
或許有人會說，又是陰險又是惡毒，你也太誇張了吧？對不起，一點都不誇張。馬少華先生告訴我們，所謂“複雜問題謬誤”，是專門用來對付那些“腦筋一時轉不過來的人”的。什麽人“腦筋一時轉不過來”呢？隻能是弱者。他們或者弱智，或者弱勢，比如被審問或者被盤問。這時，他們心裏原本就緊張，哪裏還能夠 “腦筋急轉彎”？
那麽，又是什麽人能用這種方式來對付弱者呢？也隻能是強者。或者大權在握，可以生殺予奪；或者居高臨下，可以先聲奪人。哪怕隻是一個記者，因為掌握了話語權，也是可以這樣對付弱者的。趙作海一個剛出監獄的農民，哪裏頂得住？
如此恃強淩弱，大家說算什麽事？
其實不要說趙作海，便是聰明絕頂如李承鵬，不也中了套麽？那男記者問他，賺得眼球，拉動人氣，賺了稿費，這就是你們出書的目的嗎？李承鵬居然接茬，還一五一十地告訴他為什麽“不是”，活像一個審訊室裏的“犯罪嫌疑人”，極力在洗刷自己。如果李承鵬讀了馬少華先生的文章，就會知道這種提問方式，是早被悄悄置入了傾向或結論的。這些傾向或結論就像地雷，已經作為邏輯前提預設在那裏，單等你來送死。
其實不要說李承鵬，便是我易中天，同樣招架不住。比如那主持人問“你質疑餘秋雨是不是為了保持名人熱度”，就也是置入了傾向或結論，或預設了邏輯前提的──但凡質疑名人，都是為了炒作自己；如果本人也是名人，則一定是“為了保持名人熱度”。
然而糟糕得很，我跟趙作海、李承鵬一樣，也是“腦筋一時轉不過來”，隻覺得不對勁，便脫口而出說“拒絕回答愚蠢的問題”。結果怎麽樣呢？被罵作“毒舌門”。當然，下回就有辦法了，可以說“拒絕複雜問題謬誤”。
不謙虛地說，我和李承鵬，已經不算“弱智”或者“弱勢”，尚且一時半會反應不過來，落入陷阱。換了沒有媒體經驗的人，還不定被欺負成啥樣。這樣的“陷阱問題”和“誘供方式”，難道不陰險，不惡毒？
相比之下，那個“法院帶來的記者”，就已經很善良了。雖然這個記者也很不靠譜，居然在當地官方向趙作海道歉時，去問他“要感謝誰”，好像趙作海應該感謝道歉者似的。但畢竟，該同誌並沒有像對付李承鵬和我那樣，或者像挨了“中華女”一耳光的那位美眉一樣，預設一個“道德汙名”，隻不過想弄點歌功頌德或感恩戴德的話回去交差。馬馬虎虎，也可以理解吧！何況趙作海也確實有“需要感謝”的人，這就是本案中的所謂“死者”。那人如不“活了過來”，趙作海還不得 “把牢底坐穿”？
可惜，這不是記者要的答案。
也許是為了確保自己的采訪結果，一些記者幹脆把自己需要的答案，赤裸裸地替采訪對象說出來。比如“五一勞動節”那天，有某電視台記者拿著話筒在工地采訪。那記者問：今天全國人民都放假了，你們卻在工地揮汗如雨。但是，你一想到這建築落成後，市民就能得到很多快樂，你的心裏就特別高興，是不是？
那位工人又能說什麽呢？也隻能說“是”吧？
於是，記者跟工人握手，感謝他的“配合”。然後，他又再“揮汗如雨”地跑到別的工地，去問同樣的問題。答案，當然也是同樣的。最後，我們的屏幕上，便滿是“工人階級的高尚情操”，紅旗如海，歌聲如潮，殘陽如血。
這當然很好，很正麵，很主旋律。隻不過，這還是新聞，還是采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