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打開百年曆史糾葛 [zt]

《聯合報》


《聯合報》專欄以“回顧百年，前瞻新世紀”為主軸，推出“全球化元年——新世紀、新挑戰、新思維”係列，承編者不遺在遠，約我加入討論。編者給我的題目是“打開民族主義與民主的百年曆史糾葛”。我實無能力，更不敢妄想在短短一文中完成這一莊嚴的任務。幾經考慮，我隻能略略提出個人的曆史觀念，疏淺與漏失是不可避免的。這雖是一個曆史性的議題，但鑒往知來之間，終不能與當前中國的現狀全無照應。不過這種照應僅僅是原則性的，不涉及實際人事與政策，隻有如此，曆史觀察才能保持其最大限度的客觀性。

三次政權移轉的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主義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民族獨立和民主都是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兩者相較，民族獨立的要求卻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強烈多少倍。這是我們必須首先認清的曆史事實。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首標民族主義，其次才是民權主義，這一先後次序便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的普遍心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經曆了三次政權的變更：一九一二年滿清讓位於中華民國；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國民黨政權；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我們稍一追究這三次政權移轉的曆史，便不難發現，其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主義。不過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成分相當複雜，不能不稍加分析。辛亥革命所憑借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的，並不是從西方傳來的，因為它的主要號召力是“排滿”，即推翻滿清征服王朝的統治。所以一九○二年東京革命派留學生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一九○ 五年同盟會誓詞中民族主義也隻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八個字。當時大概隻有孫中山對歐洲的民族主義較有認識，但追隨他革命的人則仍然取傳統的解釋。他們的基本策略是恢複明清之際民族仇恨的記憶——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類，以激動人心。盡管辛亥革命是在“列強瓜分在即”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的民族主義意識至少還沒有透顯出來。

北伐時期的民族主義則已是現代的，它所針對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學生運動是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成熟表現，“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事實上已為未來的北伐——規定了具體的目標。但是北伐時期的民族主義又有其特殊的曆史背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列強對改組後的國民黨的疑忌，因而處處阻撓國民黨的革命活動，其中尤以英國人最為囂張，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英租界當局的種種作法等於向中國人展示西方帝國主義的活標本。一九二四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動廣州“商團”與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作對，和一九二五年上海英租界所發生的“五卅事件”，不過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已。所以北伐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新高潮是英國為主要對象而激成的。北伐之所以迅速地取得勝利，民族主義戰的激動是一個不容抹殺的精神要素。

中共政權成立的主要憑借也是民族主義，我已一再陳述過，不必多費筆墨。這裏隻需著重指出，它對民族主義的操縱與利用主要得力於日本的侵略，從西安事變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是中共由脫離困境走向大規模發展遊擊根據地的兩大關鍵時刻。一九七二年毛澤東當麵向來訪的日本田中首相“感謝皇軍”幫助了他的 “革命”，確是脫口而出的一句由衷之言。但是，毛澤東為了凝聚中國人對中共新政權的向心力還必須經過一次重大轉折，即調動中國人百年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憤怒情緒。因此他必須在抗戰結束之後化“反日”為“反美”。這一努力在一九四九年就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中共深知中國知識階層受美國文化與教育的影響太大，一時不容易肅清。毛澤東在評《白皮書》中特別提出“民主個人主義者”為批判的對象，即其明證。這樣我們才能懂得毛澤東為什麽會不計一切後果，決心要打韓戰。關於中共參加韓戰，由於前蘇聯檔案一部分已經公開，我們知道其內情是極其複雜的。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我隻想指出，毛澤東認清了：隻有與美國正式打仗，才能徹底達到全國“反美”的目的。也唯有如此，他的政權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民族意識的基礎之上。五十年代末期，由於“大躍進”之類的冒進政策招致了重大的危機，他更進一步公開“反蘇修”，再度乞靈於民族主義以解除困境。所以在上述三個政權之中，隻有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運用才達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境地。

儒家知識人欣賞民主或民權

上麵我們以最簡要的方式說明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所發揮的巨大力量。在這一力量的對比之下，我們才能進一步探討民主在現代中國的命運。民主或民權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葉已傳到中國。最早宣揚這一價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時又主張改革的知識人，像王韜、郭嵩燾、薛福成等初到歐洲，親見西方民主製度的實際運作之後，幾乎都異口同聲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並論。早期儒家知識人欣賞民主或民權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麵∶第一是政權和平轉移，不必每一次改朝換代便必須經過一場暴力動亂，殺人如麻；第二是人民接受的政治權威是經過自己同意的，這是“民約論”為什麽特別受到晚清學人青睞的根本原因；第三、個人的自主和尊嚴在民主體製下可以受到有效的保障，這裏我必須指出，譚嗣同在《仁學》中便已十分重視“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民族主義以民族或國家的集體為出發點，所追求的是整個民族或國家的自主；民主或民權則最後必須落實到個人（包括個人的家庭），這便和今天最流行的“人權”觀念分不開了。王韜在英國看到犯人在監獄中所受到的“人的待遇”，曾深受感動，這大概使他聯想到古代關於“畫地為牢”的傳說，在這一點上他實已觸及“人權”問題的核心。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西方所獨有的價值，而毋寧把它看作“古已有之”，但卻在西方獲得了實踐而已。這大致是“五四”以前，傳統知識人對於民主或民權的一般看法。孫中山後來在三民主義講演錄中仍然表達了這個觀點。

從曆史上看，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人追求民族獨立是和追求個人自主同時起步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是一對雙胞胎。援孫中山自述，他最初隻有“民族”和 “民權”兩個觀念，一八九六至九八在歐洲勾留了兩年，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刺激，才發展出“民生”的思想。而且在“五四”之前，他也是對民主抱著真誠信仰的極少數人之一。盡管如此，民主畢竟沒有像民族主義那樣，在近百年史上展現過真實的威力，不但如此，在上述三個中國政權下，民主的空間和政權依賴民族主義的強度恰成反比例。民國初年的政權建立在一種鬆散的傳統民族意識之上，滿清王朝解體以後，這種意識也隨之消失了。當時幾個主要黨派如北洋軍人官僚派、國民黨（原革命派）和共和黨（原立憲派）都在爭奪高層的權力，對於民間文化和社會力量的發展采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這是新文化運動（廣義的“五四”）得以持續成長的政治背景。民主觀念在中國知識階層中生根便發生在這一階段，但民主畢竟是個體本位而非集體本位的價值，這是它和民族主義的基本區別之所在。民主隻有實現在每一個個人的身上才有真實意義可說。所以“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念是和個人意識的覺醒分不開的。早在一九一六年陳獨秀便已在《青年雜誌》（即《新青年》前身）正月號上正式揭櫫“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則，比文學革命還早一年。這篇文字上承譚嗣同（“個人之自主”）、梁啟超（《新民說》之“權利必自個人始”、和章炳麟（“個體為真，團體為幻”），下啟胡適所謂健全的個人主義（“易卜生主義”）。總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人對於民主的認識逐步加深了，也擴大了。民主不僅是一個空洞的政府形式，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使每一個人的尊嚴、自由、權利等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但在以後的曆史進程中，由於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淹沒了個體的價值，民主始終隻存在於少數知識人的口中和筆下，而不能形成一種持續性的有力運動。

一九二四年改組的國民黨采取了蘇聯“一黨專政”的體製，孫中山在第二年便逝世了，國民黨領導階層中已沒有人深切理解“民權主義”的意義。所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很快便和提倡憲法和人權的民主派發生正麵衝突。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所引起的風波便預示了以下二十年民主在中國的命運，中共在抗戰後期為了“統戰”的需要曾巧妙地運用“民主”的號召力在國民黨地區開辟了所謂“第二戰場”，把許多追求民主的知識人，特別是青年學生，都轉化為它的“盟友”。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終於露出了本來麵目——通過“反右運動”，將“民主個人主義者”一網打盡。國、共兩黨能如此經易地製住了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並不是完全憑借赤裸裸的暴力，我門決不能低估民族主義的精神力量。在日本侵略一天天加緊的三、四十年代，國家民族的生存確遠比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重要，所以在抗戰前幾年連道地的自由主義者也有人主張“新式獨裁”的。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一句話更使得許多一向信奉民主的知識人心甘情願地服從“黨的領導”。“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變成了中國人的天經地義。

民族主義不肯“休假”

從理論上說，國家民族的獨立和個人的自主是互相加強而並行不悖的關係。在整個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的緊急狀態下，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的利益，這也是一般的常識。即使是個人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也承認有“明顯的跟前的危險”時候，個人的權利可以受到必要的限製。但是在國家民族的危機已消失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必須恢複日常的生活秩序。民主則為這一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最合理的秩序。這便進入了民族主義休假的時期。在這一理解之下讓我們對中國大陸上的民族主義略作觀察，以結束本文的討論。

中國大陸今天顯然沒有任何外在的威脅，相反地，在經濟方麵，中共似乎正在擁抱市場的全球化。為什麽在這個時候中共反而極力煽動民族主義的激情呢？此中原因複雜，一言難盡。這裏隻能略作推測。首先是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危機。馬列主義早已破產，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必須另找基礎。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這雖是從前納粹主義的老路，但可以繼續壓製人民對民主和人權的要求，因為“民主”和“人權”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釋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國的 “國情”。所以中共近年來特別欣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其次是民族主義對海外華人仍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最近美國一家華文報紙曾以極顯著的標題報導：大陸上專家分析，中國將在十五年內達到與美國對抗的地位。這雖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趕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說服力。海外若幹華裔科學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成為科技大國”的預言。這一特殊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天朝”意識的複活，在海外是有市場的。第三是民族主義可以逼使台灣早日就範。依中共的估計，對於一部分在台灣的中國人，民族主義可以發生“認同”的效力，但對於仍在抗拒或猶豫的人，則可以有震懾作用。十二億大陸人民都要求“台灣回歸祖國”，試想再拖下去將是什麽後果！

就我在海外所接觸到的大陸中國人而言，有些人似乎接受了中共民族主義的洗禮，但更多人則否認今天大陸上有如此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激情。所以我不敢斷定事實究竟怎樣。我可以確定判斷的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今天都要求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生活秩序，這是中共到現在為止還不能提供的。如果這個要求繼續發展下去，民主的比重必將遠超過民族主義。這似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