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來，那些糾結於中國的人和事
中國控
“我愛你，中國”——又遠不止“愛”這麽簡單。
是愛裏帶著哀愁，心裏憋著勁，眼裏含著淚水，滿腦子糾結，胸中懷著一團火，又不時發出一聲歎息。
是願意為之奮鬥終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自己罵她就可以，別人罵就不可以。是在中國想出國，出了國更愛國。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體製。是既對未來充滿希望又對現實絕望。
這就是“中國控”，愛恨糾結，欲說還休。100年來，從顛覆滿清的海外留學生、抗日軍民、民族企業家、反內戰的文人、抗美誌願軍、紅衛兵、勞動模範、自衛反擊戰戰士、改革開放弄潮兒到“中國可以說不”的年輕人，從為國爭光的奧運健兒、創業者、下崗工人、農民工、網絡公民到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國控”為國運而悲喜，與中國人的處境同進退。盡管他們是如此地投入，但結局也許是其餘生、後代還要繼續與中國的人與事糾結下去。
當別人看到中國的積貧積弱，“中國控”看到意誌和美德；當別人讚美中國的進步光鮮，“中國控”看到問題和劣根性。“中國控”對中國到底懷著怎樣的情感？如張海兒所言：“我是如此地熱愛她，以至於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國控
梁啟超、魯迅、林語堂、柏楊、薩馬蘭奇、功夫、唐人街、《時代》周刊、匯豐銀行、中國人。
他們愛中國，也“恨”中國；它們觀察中國，也展示中國。在他們和它們的身上，凝聚著中國所代表的種種複雜意象，流露出他們與中國多年以來糾結不清的情感、行為、思想和性格。
梁啟超
理智上疏遠本國，感情上維係傳統
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25歲的梁啟超流亡日本，救國夢想在現實麵前不堪一擊。這個國家就是這樣，它總有辦法讓一個熱血青年走投無路。
維新變法的結局無疑是個悲劇，但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殺當天，菜市口觀者如雲，北京城萬人空巷，大多隻是看熱鬧。國人喜歡圍觀，這個脾氣至今未變。梁啟超後來撰文曆數中國人的弱點：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等等，而國民性問題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課題。
1902 年，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用“中國之新民”的筆名連續發表政論文章，“新民說”由此產生。他在《釋新民之義》中說：現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學術、技藝方麵取人長補我短，卻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學術、技藝的根本來源。“新民”的概念顯然接受了近代歐洲啟蒙主義思想，梁啟超將打造新國民視為強國的首要任務，“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影響巨大，新文化運動、魯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從中找到淵源，而“改造國民性”的話題直到今天中國人還在談。一個話題可以談上100年，國人之堅忍確非虛傳。
洋務運動是向西方學經濟，維新變法是向西方學政治，新民運動則開始向西方學文化，然而這是最難的。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說，梁啟超“由於看到其他國度的價值，在理智上疏遠了本國的文化傳統；由於受曆史製約，在感情上仍然與本國傳統相聯係”。也許正是這種理智與情感的糾結，讓梁啟超走向了民族主義。這項人類晚近的發明，通過新民運動和中國發生了聯係，並在那個年代彌補了現實價值與曆史傳統背離的裂縫。建立一個新型的民族國家成為“新民”的目的，梁啟超曾用文學化的語言將這個全新的想象共同體描述為“少年中國”。
1905 年，由於革命黨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憲計劃被擱置。身在日本的梁啟超聞訊，痛心疾首。他對立憲寄予厚望，希望中國走一條從開明專製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立憲的道路。在後來同革命派的論戰中，他認為中國民智未開，革命將導致“暴民騷動”、“殺人盈野”，而收拾亂局的人一定是獨裁者，這必然重新走向專製。後來的曆史發展，很大程度上證實了他的擔心。但他能預見，卻無力阻止。英雄往往更無奈。
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次年中華民國成立，革命派倡導的共和製終於成為現實。流亡了14年的梁啟超回到祖國，他反對為了實現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並不反對共和。事實上，很少有人像梁啟超那樣為了維護共和付出那麽大的心血。民國初年，他組成了進步黨，模仿美國的兩黨製與國民黨在國會中抗衡；1916年袁世凱稱帝，他與蔡鍔策劃武力倒袁；1917年張勳複辟，他請出段祺瑞誓師討張。
在那個多變的時代，梁啟超以一種現代人格以及披肝瀝膽的真誠，將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結合在一起，他獻身於民眾的信念終生未渝。1926年3月，梁啟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協和醫院接受腎切除手術，不幸發生醫療事故，醫生將其健腎誤切。協和醫院是當時最好的西醫醫院，因為這件事遭到了輿論的攻擊。梁啟超篤信科學，極力推廣西醫，他擔心此事會影響西醫在中國的普及，最終受損的是百姓，所以，反而發表文章替協和辯解。但手術後，他氣血大虧，病情也逐漸惡化。1929年1月19 日，梁公辭世，春秋五十有六。
魯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上世紀初的一天，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異國的課堂上看到了讓他深受刺激的一張幻燈片：一個中國人綁在中間，將要被處死，圍觀的是前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也是中國人。這名年輕人由此決定棄醫從文：“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時，他叫周樹人，後來，他是魯迅，除了圍觀殺頭的意象一再出現在他的作品中，終其一生，他都致力於國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始於1918年那部堪稱振聾發聵的小說《狂人日記》。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於圍觀殺頭的國人們，他們行為的源頭在哪裏？《狂人日記》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日記》的主角是“狂人”，所謂“吃人”論被視為譫語尚不足引起國人的惡感；到了1921年魯迅寫《阿Q正傳》，由於入木三分的刻畫，還在連載時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駁魯迅“醜化”中國、尖刻、惡毒的言論就甚囂塵上。確實，魯迅的話，讓太多人不舒服：“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記念劉和珍君》)，他說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能做得了人的時代，隻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他說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瞞和騙”，從來不敢正視，即使知識分子也不例外，萬事閉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說中國人不但“不為戒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就連動一隻椅子腳都要流血的……
在《呐喊·自序》裏魯迅曾剖白投入文學創作的原因：假如說中國是一間沒有窗戶、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是讓他們從昏睡陷入死滅，少點痛苦呢，還是大聲呐喊，喚醒幾個人起來反抗這個絕境？他選擇的是呐喊，因為，希望是不能抹殺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盡全力，直插要害。
魯迅最被詬病的是對傳統的“全盤”揚棄，這被稱為“偏執”，曾被稱為“魯迅之子”的作家摩羅甚至在新著《中國人站起來》中說，魯迅對中國文化和曆史起到過誤導的作用，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種下了帶毒的種子。魯迅是說過“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請不要忘記，他說這些話時的語境：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經證明行不通，社會亟需變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現出如此激烈的態度，如何能觸動昏睡已久的國民？而且也請不要忘記，魯迅的舊學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東京的時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門下學《說文解字》。魯迅何嚐不能做過著閑適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樣？但他選擇做那個不討好的批判者，正說明他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時時警醒於國民劣根性的。1927年，來中國考察的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委托劉半農等給魯迅寫信，稱擬提名魯迅角逐諾貝爾文學獎。魯迅的答複是，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就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林語堂
對中國人講西洋文化，對西洋人講中國文化
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林語堂不無得意地為自己擬了一副對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但林語堂的這種自得，恰恰也正是身處中西文化激烈衝突時代的他的全部內心糾結所在。
在甲午海戰中國戰敗這個令人沮喪的年份裏，林語堂出生在閩南的一個鄉村牧師的家庭。這個從小就“被培養成為一個基督徒，成為一個進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對新學表示讚同的人”，在教會學校完成了他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這個奇特的身世使他對西方價值的認同甚至“愛慕”，比當時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來得真誠而強烈。所以，他從德國萊比錫大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投入新文化浪潮時，他最熱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談歐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輩文人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語堂未必是“談歐化”的最佳人選，他在這方麵的所作所為，也的確稱不上成績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紹中國進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國想像”這一點而言，他們三人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林語堂。
1935 年7月，在廬山避暑的林語堂應他的美國朋友賽珍珠之約，也出於對中國傳統“情感上的義務”，開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寫後來為他在英語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國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林語堂出人意料但卻堅定不移地扮演了一個中國文化超級粉絲的角色——這和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有很大衝突。他不僅用包括《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京華煙雲》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國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論證“長衫優於西裝”。基於這種粉絲心態，林語堂輕易地掠過了中國舊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墮落的醜惡現象，即使看見，也會很自然地對它們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國學者列文森有一個說法，可以用來解釋林語堂身上的這一矛盾，他說：“每個人對曆史都有一種情感上的義務，對價值有一種理智上的義務，並且每個人都力求使這兩種義務相一致。一個穩定的社會，是一個大家在普遍原則上選擇他們所繼承的獨特文化的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華帝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中國人熱愛他們的文明，不僅因為他們生在這種文明之中，而且因為他們認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紀，曆史和價值在許多中國人心靈中被撕裂。”
林語堂毫無疑問也遭遇了這種撕裂，他為此深感矛盾，但他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他在《八十自敘》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這一衝突的的最好辦法就是：當麵對中國的現實的時候，他憑著“理智上的義務”盛讚西方的好，當他麵對西方世界時，他又會出於對中國傳統“情感上的義務”為他們奉上對於中國最美的讚頌。為此，世人揶揄他“對中國人講西洋文化，對西洋人講中國文化”，但林語堂卻當仁不讓地予以笑納。
1940年，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的紐約艾邁拉大學(Elmira College)的校長對林語堂曾作如下恭維：“你的英文極其美妙，使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既羨慕欽佩又深感慚愧。”而比這更讓人開心的讚美據說來自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訪東南亞的準備工作之一，便是讀林語堂的書。他說：“林語堂講的是數十年前中國的情形，但他的話今天對我們每個美國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這個讚美，1976年去世的林語堂已經聽不到了。
柏楊
我們的醜陋，來自我們不知道自己醜陋
1984 年，柏楊對前來慶賀生日的朋友說：“我活了65歲，全是艱難的歲月！”半年多後，他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為期3個月的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在那裏做了一場演講，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醜陋的中國人”的觀點。他這般解釋中國人的生存環境：“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
柏楊在這場演講中直言不諱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過濾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並且一一道破中國人的劣根性：“髒、亂、吵”、“不能團結、窩裏鬥”、“不斷地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之所以選擇在美國演講，並非柏楊的初衷，大陸和台灣都沒能給他合適的土壤，剛聽到他要演講的題目，就把他拒之門外：“我們不醜陋，你不要在此地亂講。”當時中國人這種激烈的自我批評實在罕見，據說在美國的演講結束後，柏楊沒有得到任何掌聲，聽眾都是安靜散去。不久後演講稿經過錄音整理，先後在台灣和大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柏楊因此聞名，因此備受爭議，而“中國人”三個字，也成為他一生中談論得最多的話題。
《醜陋的中國人》一度讓柏楊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有日本記者問柏楊：“我們日本人因為你的觀點而看不起你們中國人，請問你有什麽感想？”柏楊回答說：“在我之前，你們所遇到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認為他的國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優秀的。自從你們認識我之後，你們會認識到，中國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國人。我們承認，我們是有許多缺點的中國人；我們承認，我們是有許多不如你們日本人的這樣的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就會對國際社會有補益啊！我請問，你們到底欣賞哪一類中國人，是欣賞我們過去那樣很自大的中國人，還是欣賞我們現在這麽很虔誠的中國人？”(柏楊為基督徒)
正值思想解放時期的中國，柏楊對國人的批判也許恰恰是另一層麵上對國人的正名，他在書中也是這麽寫的：“我所以敢指出中國人的缺點，正因為我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你們所看到的，多是虛驕的中國人。而現在，20世紀70年代後，有檢討能力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國人誕生，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助。”
對國民劣根性和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在柏楊所處的時代，是鮮見的事情。20多年後的今天，柏楊說過的話已經不能引起轟動的社會效應了，像他一樣能罵，甚至比他更能罵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人卻依然隻是湊個熱鬧，而鮮有佼佼者像他所期望的那樣：“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隻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
柏楊一生未拿到任何文憑，1947年還被當時的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到台灣後又因為一幅漫畫而遭遇“文字獄”的無妄之災，在監獄裏度過了9年26天。日本華裔作家黃文雄說他是“一個看過地獄回來的人”，曆史學家唐德剛說“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個小孤兒”，他卻在獄中讀史十年，寫下了《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係錄》和《中國曆史年表》。晚年柏楊說：“我一直以來的努力，就是希望喚醒人們對自身文化的反思。”
2006年，86歲的柏楊宣布封筆，他在大陸版《柏楊曰》的序言裏最後寫道：“不為君王唱讚歌，隻為蒼生說人話。”2007年，柏楊逝世半年前，他坐在輪椅上，花了一個多小時，寫下了6個字：“重回大陸真好”。
薩馬蘭奇
我要告誡每一個西班牙人，中國人是真誠和可靠的
“我現在已經到了人生的最後時刻，我要告誡每一個西班牙人，中國人是真誠和可靠的，無論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國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們一定要和中國發展關係。”這是薩馬蘭奇去世前數月在一個重要場合對他的西班牙同胞的建議，也堪稱他對中國人民最由衷的表白。薩翁生前最珍視的榮譽是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30年來，他來中國29次。
1980年，正值東西方冷戰的最後階段，薩馬蘭奇走馬上任，擔當國際奧委會主席。當時奧運會的政治危機迫使他必須急切推行體育無國界的概念，他需要東方的大國——中國以及諸多的非洲國家的支持，而當時日益開放的中國重回世界的懷抱也需要來自西方世界友情的幫助，於是薩翁與中國相伴成長。正如李承鵬評價：“把中國體育推向世界，讓世界接受中國體育，是這個西班牙老頭畢生的工作。他最大的發明是，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舉重等中國絕對優勢項目締造成奧運常設金牌，讓中國兵團成為金牌大國。這是一個國際友人偉大的創舉，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善舉。”
1982年，薩馬蘭奇來到中國，想落實中國是否會放下當時微妙的中美關係問題，參加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薩翁吃了定心丸。作為對中國支持的回報，薩馬蘭奇許諾，他將為中國獲得第一塊金牌的運動員親自頒獎——那個運動員就是許海峰。1988年，漢城奧運會，朝鮮明確表示抵製，薩翁對中國的參加態度依舊沒底，而當時的中國再一次地支持了薩翁。薩翁當時表態：“看到奧運會真正起到了幫助中國走向世界，並將在未來世界扮演至關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覺得中國是我在奧林匹克運動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說到薩馬蘭奇與中國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薩馬蘭奇的忘年交：鄧亞萍。薩馬蘭奇自己是從一個冰球運動員而轉變成為一個政治家的，在鄧亞萍這個中國女孩的身上，也許他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他鼓勵鄧亞萍學英語，去歐洲進修讀書，為她規劃了與自己也許有相同之處的職業道路。鄧亞萍退役後，在薩馬蘭奇推薦下，成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由此成為第一位進入國際奧委會的中國運動員。北京申辦奧運會期間，鄧亞萍作為申辦形象大使，奔忙於世界各地。有次，薩翁知道同機的鄧亞萍是要去拜見盧森堡大公，就悄悄地幫她做了安排。畢竟，能幫助中國做一點申奧的事情，是薩馬蘭奇老人的最大欣慰。然而對中國的偏愛，並沒有讓薩翁失去客觀、公允。據說，中國第一次申奧，輸給了悉尼，薩翁也是表示默認的。而當中國做好最完美的準備去迎接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薩馬蘭奇也毫不掩飾他對中國的支持態度。
薩馬蘭奇曾表示說，“中國是一頭熟睡的雄獅，現在正在醒來”，2008年，當中國舉辦北京奧運會的時候，人們發現這句話已經被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人多次拿來形容如今的中國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後，西班牙《先鋒報》刊登了薩馬蘭奇撰寫的《我為什麽愛中國，尊重中國》的文章，解答了大家對薩馬蘭奇中國情結的疑惑。薩翁在文章中表示：“中國人民是一個擁有超強記憶力的民族，他們懂得珍惜患難之交，不會忘記患難時期與自己站在一邊的人。正因為如此，在北京奧運會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國人民的友誼和對我的愛，這是很難用言語表達的情感。”
功夫
國家興亡，功夫有責
中國武術與中醫、京劇、書法並稱中華民族“四大國粹”。但在封建社會“俠以武犯禁”的皇朝定義下，武術從來就不是社會主流。生於2561年前、創下中國封建社會主體思想儒家的孔子，會武術而沒傳下武藝，傳下的是《論語》。
生於1940年的李小龍，擅長恰恰舞而沒傳下舞藝，傳下的是截拳道和功夫電影。在李小龍之前，中國武術是南拳北腿；在李小龍之後，外國人字典和心目中的中國武術，就是“功夫”(kung fu)。
老外想象每個中國人都會功夫，是一種誤解，這個誤解如同有人誤解印度人都是騎著大象上班。功夫誤解的生成，與李小龍有關。他被稱為“發揚中國武術最有成效的人”。這個隻拍過四部半電影的美籍華人，學詠春而融西洋拳術，自創技擊術和“狼嚎”的表演，對功夫、對武術有著深刻的個人理解：“像其他藝術一樣，從根本上說，武術是一種理智的自我認識，一拳一腳不僅打倒的是你麵前的對手，同時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懼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礙。因為你一旦懂得了這個道理，你就使自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其實中國功夫不是一種武術，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上世紀80年代官方統計到129種武術門派，其中單是少林派功夫，就有內功、外功、硬功、輕功、氣功等(未包括器械部分)；而少林派外功中，單是少林拳術部分就有36種……一個人窮盡一生，都不可能掌握超過一半的中國武術。它像古典文學一樣，源於中華文明千百年來的探索和積累。
近代史上，義和團號稱“刀槍不入”，結果在槍下“死者如風驅草”。霍元甲之後的精武體育會強壯的，隻是中國人的體魄，而非國體。武術家們一拳一腳的功夫，打倒的是外國人和“東亞病夫”的牌子，樹起的是愛國主義宣言。對功夫的熱愛與信賴，反映了中國人的自尊自強精神；但在文明社會裏，功夫經常不如談判桌上和法庭上的嘴皮子。
京劇是中國武術的小舞台，功夫電影是中國武術的大舞台；而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黃易們，續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們之後，給了中國武術一片瑰麗、奇幻、充滿俠義又腥風血雨的江湖。在此，武林高手必是俠之大者，心懷陰謀詭計的人縱然功夫再高也終會被打敗，恃強淩弱必遭鄙視。
現實中，功夫有什麽用？它能健身，能磨練意誌，能防身打架，能觀賞娛樂，能以武會友。功夫，是冷兵器時代的傳奇。在當代，功夫仍活躍於中國電影、電視、遊戲、書籍中，並繼續成為特種教育(武術學校)、特色娛樂(武術大賽和武術表演)和特殊技能(格鬥、防衛、保護重要人物)的一部分。但它實實在在地淡出了大多數中國人的都市化日常生活。今天，全世界超過1億的太極拳練習者與其說是在練中國功夫，不如說是在體會中國哲學；西方觀眾仍迷戀以中國武術格鬥為元素的功夫電影，其實是迷戀東方的身體語言和暴力美學。
在中國，違背了俠義精神的功夫，如同無愛之性，不被推崇。在中國，功夫早已超越技擊術的範疇，而承載了與世相爭的意義：功夫讓人強大；中國人是打不倒的；中國人不能輸在外國人手裏；國家興亡，功夫有責。
所以，功夫電影總能贏得以正義和愛國主義為底色的喝彩。所以，“黃飛鴻”拍了係列，《葉問》之後又出了《葉問2》，據說還想出《葉問3》。
唐人街
它是文化象征，卻不是人生去向
唐人街、華埠或中國城，即便稱謂不同，但背後都是黃色麵孔和中國情懷。100年前，唐人街寓意著中國人在異鄉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濟，100年後，唐人街是全球華人在海外的文化紐帶和尋根之地。唐人街一直完整封存著中國本土文化和東方式的精神內涵，同時記錄著華人在世界各地的拚搏求存之旅。一個唐人街可能是異域世界的文化孤島，而上千個唐人街則映射出世界看中國的另一扇窗口。
時至今日，唐人街最好賣的紀念品仍舊是李小龍的海報。在舊金山唐人街，普通海報的售價是4美元，用檀木相框裝裱起來的要賣到7美元。李小龍在《唐山大兄》中扮演的唐人街子弟形象在華語電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一角色在現實中也確有其人，泰國華工鄭潮安的故事在位於舊金山的海外華人曆史博物館中也有檔案記載，他麵對不公憤然抗爭的事跡在李小龍的戲劇化演繹之後成為華人世界奮發圖強力爭上遊的佐證。
除去李小龍，月餅模子和各類“文革”紀念品以及仿真古董也是唐人街上賣得最好的商品，在國內難得一見的老物件在唐人街反倒琳琅滿目，世界性產品越來越多地打上 “Made in China”的印記，但唐人街上的中國式物件卻大多是當地人生產，“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Canada”。唐人街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種象征，但在全球化時代，要找和當下格格不入的地方，除了人跡罕至的地區，就是人聲鼎沸的唐人街。這種矛盾從唐人街誕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漂洋過海的華人在異域生活，自發地形成聚居區，在生活交困和文化隔膜中日漸自成一體，在地域上和當地相鄰，卻在文化上相隔。粵語是唐人街的通用語言，很多路名也是廣式的，在舊金山唐人街有“企立街”，在紐約唐人街有“堅尼街”和“擺也街”，它最大限度地還原中國式的場景和生活氛圍，但也證明了老一代華人無法融入異鄉，他們輾轉半個地球，卻從來沒有真正過上美式生活。
建於1850年的舊金山唐人街是美國最大的唐人街，街道從最初的三條擴展至現在的近百條，國內能夠買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這裏都一應俱全，一家人參專賣店甚至還進口新鮮的郫縣豆瓣醬。但對於很多華人而言，這裏也隻是一個市場或者觀光點，而非生活的社區。新成長起來的海外華人都把生活的方向定位灣區，新一代留學生則把落腳點瞄準矽穀，他們和老一代海外華人迥然不同，有能力也有機會融入當地社會，唐人街固然是文化象征和思鄉情結，卻不是人生去向。
海外華人有新舊之分，就連唐人街也有新老之別。舊金山的*****街距離老唐人街路途遙遠，建築風格也大相徑庭，老唐人街上的民國式建築在*****街難覓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齊劃一的美式平房，這裏的中餐並不比老唐人街更地道，但因為餐館裝潢更現代，環境更整潔，可以年年入選舊金山市政府評選的“50最佳中餐去處”。老唐人街是第一代海外華工在100多年前建成，而後來的台灣移民在20多年前興建了*****街，雖然被美國人稱作唐人街，但中國味道已經不甚濃厚，書店裏不再擺賣中文刊物，轉而出售《美國國家地理》和《名利場》，各家老板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尋找傳統的中國味，老唐人街的價值當然仍舊無可比擬，哪怕它已經不再是海外華人安身立命的場所。唐人街在歲月中的流變，是這個時代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時代》周刊
中國會成為世界的老大嗎？鷹真的能擁抱熊貓嗎？
從1923年到2010年，出現在《時代》周刊上的中國是一個待拯救的對象、危險的赤色分子、重要的夥伴和對手。如今，中國與《時代》共同的進步是：這個國家不再是荒誕的異類，而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的研究對象。
《時代》創刊的第二年，就將目光投向了這個遙遠的國家。第一個上封麵的中國人是吳佩孚，此時《時代》周刊的創辦人亨利·盧斯離開中國已經12年了。作為傳教士的兒子，盧斯在中國山東的登州出生，對於童年生活過的這個國家，盧斯懷有某種複雜的鄉愁。
第二個出現在《時代》周刊封麵上的中國人是蔣介石。一個基督徒，妻子受過美國教育，在《時代》雜誌或者盧斯眼中，蔣介石已經跟吳佩孚那樣的軍閥完全不同了。1937年，蔣氏夫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第二年1月，兩人一起出現在《時代》周刊的封麵上。
1955 年，蔣介石最後一次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麵上，背景是紅星照耀的海峽，一個士兵望著對岸的大陸，委員長眼神複雜——此時他已退守台灣島6年。盧斯時期的《時代》雜誌，對於中國的情感，被意識形態割裂著，他曾對友人說，我是在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地方已被共產黨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著它再次成為自由之鄉。
從1976年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麵人物，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1976年1月19日，在周恩來去世11天後，當時中國的形勢還不明朗，《時代》周刊便稱鄧小平為“北京的新厲害角色”，稱他是直率的小個子，會把蘇聯大使罵得灰溜溜離席，對美國也不太客氣。
長期以來，出現在《時代》周刊封麵上的中國人多是政治人物，他們鐵腕、強悍，決定著這個龐大國家的走向，而普通中國人是《時代》周刊封麵上的“紅色螞蟻”。一直到1984年，裏根總統訪華前夕，一個穿著軍綠色棉大衣的中國青年，喝著可口可樂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麵上，背景是中國的長城。《時代》周刊的提問是：“中國的新麵孔，裏根將會看到什麽？”
最近十多年，《時代》周刊中的中國樣貌有著微妙的變化。1999年6月7日的文章《下一個冷戰？》認為，美眾院所謂中國“竊取”美核技術的《考克斯報告》誇大了中國的危險性，但是競爭還是存在的。而美國該怎麽辦？那一期的封麵上一隻中國人的眼睛透過紅星看過來。讓人感到隱隱不安。2000年，《時代》周刊發問：“中國會成為世界的老大嗎？”2005年6月20日，又以“小世界，大賭注”探討中美的親密關係，是會變好還是會更壞，我們能給彼此的發展騰出地方來嗎？鷹真的能擁抱熊貓嗎？
李宇春、章子怡、韓寒這樣的中國新一代受到《時代》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細微之處被展現。《時代》到位地解釋2009年的關鍵詞“被”，它的來源以及反映的當下中國的社會心態。
關於新中國60周年國慶的報道《繁榮之路》則充滿了溢美之詞，“軍事硬實力和正步走將會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世界沒有被嚇壞的話。一個不可見的現實是，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老大正在帶領全球從經濟衰退中走出來”。接著，又有Bill Power在《時代》周刊亞洲版上撰文，美國可以從中國學習的5件事。讓中國人討論了好幾天。
中國不再是個荒誕的異類，但依然是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的研究對象。某種程度上，《時代》周刊對中國的了解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多。中國人有時會沉醉於別人的注視而不可自拔，相對而言，那個觀察者似乎更理性。
匯豐銀行
世界的本土銀行，一百四十六年不離不棄
沒有任何一家國際銀行在中國的命運，堪比匯豐，如此跌宕起伏而又不舍不棄。匯豐銀行，全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英文全稱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草創時，它是中國金融市場的教員與先行者；戰亂時，它是被衝擊的帝國主義犧牲品；和平時，它是新新中國的戰略投資者，很難說得清匯豐對於中國，中國對於匯豐那種愛恨交織、榮辱與共的伴生關係。
為了向從事對華貿易的英國公司提供融資和結算服務，香港大英輪船公司監事蘇石蘭1864年在香港建立匯豐銀行，1865年開始營業，同年在上海設立第一家分行，並隨即在世界各地建立分行網絡，但重點仍在中國及亞太區。146年來，它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從未中止，它是中國金融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親曆者，不少金融工具亦由匯豐首度引入中國，既貪戀於中國的巨大市場，又時刻不忘維護宗主國的切身利益，使匯豐既成為先進經濟製度的領導者，又常成為民族主義者眼中的“帝國主義”代言人。 1874年，匯豐經辦了中國第一筆公債，1911年後取得關、鹽兩稅的存款權，它曾在中國發行紙幣，壟斷外匯市場，又領導列強銀行團對華貸款，提供侵略性的政治借款和鐵路、礦山等經濟借款。
146年來，匯豐在中國的命運與中國近現代史一樣跌宕起伏，經曆無數艱難風波：19世紀時期，紅頂商人胡雪岩曾和匯豐銀行合作借錢給左宗棠作為軍資，後來李鴻章得勢後，胡氏被抄家，匯豐這筆巨資也遭到損失；辛亥革命後，新政府將滿清政府所有債項全部取消，而匯豐亦難逃重創；二戰香港淪陷，日軍將匯豐香港資產全部充軍；1949年上海解放後，匯豐上海銀行資產又被全部沒收。而匯豐銀行總部原在香港，後在1943年遷至倫敦，也是為避太平洋戰爭所致。
今人也可從如今上海外灘的匯豐舊址(現為浦東發展銀行)領略昔日老匯豐的風光：屹立在門前的第一對獅子已被上海曆史博物館珍藏，其後複製的另一對銅獅如今固守在匯豐香港總部門前。這座占地9338平方米、當年花費1000萬兩白銀建造、充滿著英國新古典派精神的建築曾被譽為“從蘇伊士運河到白令海峽最講究的房子”，到今天都是整個外灘最令人矚目的建築。
大陸解放後，匯豐在內地的業務不得不大為收縮，僅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汕頭四分行得以營業。1954年汕頭、天津分行關閉，1955年北京分行停業，同年4月匯豐將在大陸的財產包括上海分行大廈交給政府，上海分行繼續營業，留任職工租用圓明園路房屋為行址，上海分行縮小營業範圍。忍辱偷生的曆史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得以改寫，憑借與中國的深厚淵源與對中國市場的深刻理解，匯豐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首家取得內地銀行牌照的外資銀行、第一家獲準在北京向內地居民和企業提供外幣銀行服務的外資銀行、 “入世”後第一家向內地企業提供人民幣服務的外資銀行。今天，匯豐在內地23個城市擁有99個網點，成為在內地網絡規模最大的國際性銀行。
2010年2月1日，匯豐銀行母公司——匯豐控股集團行政總裁Mike Geoghegan連同匯豐控股決策層正式遷至香港，顯示了匯豐控股對於新興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如今正被熱議的上海股市“國際板”熱門上市候選上市公司中，匯豐是最被看好的一個。有人透露，HSBC計劃成為首家在上交所上市的國際企業，向中國投資者發行50億英鎊股票，讓普通中國民眾也能分享匯豐的成長。
生於港滬，輾轉英倫，回歸香港，經曆數次金融危機而不倒，從偏居東亞一隅的地區性銀行成長為全球規模最大、聲譽最卓著的金融機構之一、世界的本土銀行(the world's local bank)，中國一直是匯豐魂牽夢縈的出生地、財富之源與夢想之邦。
中國人
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無數次，在無數個舞台上：春晚、團拜會、留學生茶話會、華僑華人飯局和舞會。《東方之珠》、《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萬裏長城永不倒》、《中國人》、《愛我中華》被無數次唱響。
他們眼含熱淚，聲嘶力竭，手牽著手，脖子像被一根根看不見的線拎著——唱一句“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向左傾斜一次；唱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向右傾斜一次。
新聞會這樣寫道：來自故鄉的歌謠，激起在場所有華僑華人的共鳴，舞台上下匯起一股歌的海洋，在會場上空久久回蕩。
“遠程愛國者”當然想家，那裏有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長大的村莊，遊過泳摸過蟹的小河，看過A片的錄相廳，打過架的哥們，接過吻偷過情的樹林。相較之下，經久傳唱、國家敘事的主旋律隻剩一根中國筋，兩位北美華人創作的《媽呀！中國》反倒更樸實更真切，因為那裏，能看到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愛怨糾結。
與 “偉大”、“神奇”、“奇跡”有關的一切西方讚美，是中國人最愛的一粒春藥、大力丸和致幻劑。中國人孜孜不倦地從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獎中尋找到哪怕一絲中國味道，都會放大咀嚼，常年往複，樂此不疲。每一塊用血汗澆灌出來的金牌，每一張在國際××大獎賽上獲得的證書，每一個站在國際舞台上的黃色麵孔，都會被焊上顯著的“中國”烙印，無論他們的成功之路是否與中國有關。
中國人是個糾結體：幹了壞事的中國人，以騙老外“我是日本人，我是韓國人”收獲掌聲；幹了好事的中國人，隻要喊一句：“我是中國人！”便能贏得尊敬。
中國人一麵踩在毒奶粉、毒疫苗、礦難、地震、旱災、地溝油、××死、高房價的爛泥堆裏，一麵咆哮著反CNN，反家樂福，反日貨，反一切“醜化”中國的西方媒體、人、事以及行徑，如果你不和他站在一起，他會反問：“你還是中國人嗎？”
誰是中國人？中國人是誰？林語堂曾這樣總結中國人：“中國就有這麽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麽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中國人講裙帶，不守規則愛貪小便宜，愛抱團(有人說中國人一個人是一條龍，一群人是一條蟲)，移民海外，做生意紮在唐人街，居家紮在移民村，讀的華文報，上的華文學校，遵循華人禮製，有的人甚至至死說不出一句洋文。
中國人愛寫《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為什麽不高興》、《中國很高興》自愚自樂，以為中國成了股東，不用再為世界打工，站出來很硬。但在麵對現實世界時，卻完全是另一副自甘墮落的麵孔，“中國人怕事、自私，隻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海外歸來不久，對此深有感觸的龍應台就寫下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痛罵吵死人的夜宵攤老板、往河裏倒垃圾的小市民、不守交通規則的計程車司機、汙染城市的黑工廠、賣毒飲料的小商販、讓學生食物中毒的大師傅……“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沉默的大多數’？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老外在中國”之日本 加藤嘉一
“我覺得自己像個遣唐使”
加藤嘉一，日本人，來華7年。
他 1984年生於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現就讀碩士研究生。自從2005月4月親曆“反日遊行”後，開始在海內外媒體發表言論。看加藤嘉一來中國之後的文章，前兩年還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禮貌，還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兩國都有需要相互學習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則越來越大膽生猛，直白地寫出一些他對中國的那些“不喜歡”，那些他觀察到的“前現代化”現象：小到中國人在公共場合的吵鬧和混亂，地鐵禁售報紙的荒唐；中到中國左派右派知識分子，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上相互攻擊排擠的“愚蠢”；大到中國模式下的價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時，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繞著城牆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覺得自己像個遣唐使”。
唐時，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長安城牆的淡青色陰影裏，最讓他們震撼的，不僅是城市規模之大，還有一點，那就是唐代幾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牆護衛，這是日本沒有的。這讓遠道而來的日本遣唐學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嚴的畏懼。
這種情感的底色大概從來沒有變過。在日本，始終能感受到守護神一般的中國陰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為新世紀的遣唐使，但是他來到中國，顯然不是官方派來的學習的使者，驅動他的，是中國對日本“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難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結合起來的力量。
“遣唐使”進京記
2003 年，19歲的加藤嘉一沒上大學多久，就從東京大學退學來到北京。因為東京大學跟他想象的不一樣，他形容日本年輕人“是很壓抑的，受到很多來自前輩的打壓，隻要稍微和別人不一樣，就會遭到排擠”。加藤嘉一天生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認同感”就來源於別人對他的不認同。所以他在沒有人民幣、沒有朋友、不會中文的狀態下倉促來到北京，來研究中國——這個被大部分現代日本人叛逆的威嚴、神秘、龐大的老師。
我們問長居中國的外國人套話的問題裏，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是：“你想象中的中國，和真實的中國有什麽不一樣？”尤其是從2008年奧運會開始，中國舉辦了各種盛大的國際活動，各種國家，各種膚色的人擁入中國，在報紙和新聞中，記者反複拋出這樣的問題，以至於問題的答案幾乎有了定式——“中國很現代很開放很有活力。”這就像我們英文課本裏，第一冊就有中國小朋友和外國友人的對話：“你喜歡中國嗎？你喜歡中國的什麽？”“我愛中國，中國人很友善，中國菜很好吃。”
加藤是永遠不會給出這種答案的。當被問道：“你是一個中國控嗎？”他愣了一下，問道：“控是什麽意思。”我說：“控就是喜愛，不是一般的喜愛，而是帶點偏執的喜愛。”加藤嘉一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是中國控。中國有很多東西我不喜歡。”
加藤嘉一來中國的第一天，剛出機場上了出租車，就發現車廂臭臭的，司機旁若無人地抽著煙。他透過車窗看周圍陌生的風景，詫異不斷：“路好寬呢，不停地超車，拐彎又拐彎，這些人是怎麽開車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國沒有交通規則嗎？那些紅燈明明亮著，司機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沒看呢……”他還沒有到北京大學，就被司機小宰了一筆。
一個日本人的反日遊行
早在20世紀初，宇野哲人等4個崇拜中國文化的日本漢學家來到中國，所見所聞，並不是遣唐使帶回來的輝煌壁畫般的記憶，也不是懷金悼玉的《紅樓夢》裏的醉生夢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製度幾無，盜走橫行”的社會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國後寫成的《中國文明記》，唏噓不斷，更是體現出現實中國和文化中國之間的落差，以及其引發的張力。
再早到清朝鹹豐年間，日本一些學者也組了團到北京旅遊觀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國的髒亂，垃圾堆著城牆，深受打擊，回國之後要麽不弄漢學，要麽幹脆自殺。
如果說，這些日本漢學家批評的目光，是源於“愛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齒，是出於“中國控”墜入深淵般的幻滅感，那麽與他們相比，加藤嘉一也許隻能算“貴國的陌生人”。
這種陌生感和距離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維持的，要成為所謂“間諜”很容易，要成為中國的自己人被迅速納入所謂“大國”氣場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選擇了一種費力的方式，來維持他和中國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維持這種關係並不容易，尤其對頻頻往返於中日——這“溫差”巨大的兩國之間。加藤嘉一說：“我出生於80年代中期，那時候，日本經濟的泡沫崩潰，我在日本從來沒有聽過、看過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壞消息。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個階段。後來我來北京，看到的是膨脹的，崛起的，無序的，混亂的中國……這樣的兩個極端。”
在這樣的兩種易燃易爆的情緒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維持著自己的“第三眼”：獨立和理性。他來中國的第二年，就參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議日本通過有爭議的教科書”、“反對日本申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反日遊行。加藤嘉一潛伏在北大清華大學生的隊伍中，靜靜觀察，後來把觀察所得寫成了一篇稿子發往日本。
這篇稿子最終沒有被登出，原因並不是我們以為的因為太過偏激而被“和諧”，反而是因為太過中立、太過理性，與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緒化的、能激發燃點的論調格格不入。從那個時候開始，加藤嘉一意識到他暫時無法實現自己做一個外交家的初衷，因為他無法背叛自己獨立局外的判斷，而去做意識形態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質疑了一個我們都不敢質疑的概念——“愛國”。對他來說，振臂高呼，口口聲聲說自己愛國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豈不是很擰巴？”我問加藤嘉一，其實我本來想問的是，“那你豈不是很委屈？”在中國，加藤嘉一總是被憤青們以“你TMD一個日本人……”謾罵；在日本，加藤卻被主流學者們視為一個無藥可救、被赤化的親華派。當加藤嘉一不斷以活躍的發言試探兩國底線的時候，難以逃避的是兩麵受夾擊的命運。
“中國通”的加藤嘉一沒聽過“擰巴”這個詞，我想了想，說：“擰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的拉鋸戰。”
我眼中的加藤君
一年318次采訪，一年20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寫給FT中文網的，也有《環球時報》的專欄)，加藤嘉一仍然堅持著少年時當運動員養成的每天跑15公裏的習慣。
采訪的前一天他剛出差回來，他晚上故意把自己喝多，打算第二天上午采訪的時候能慌亂一些，本我一些，常態一些，結果他仍然是早上6點鍾就起床，看了一會兒書，把自己拾掇得得體前來赴約。
他也問自己為什麽要把自己弄得這麽累，目的是什麽？換句話說，他既然不“控”中國，那他到底“控”的是什麽，才給了他動力？他是個“犧牲控”吧。加藤嘉一是個喜歡走彎路的人，短短的距離也要選擇最彎曲的路徑，一定要觸摸到社會最曲折、隱蔽、藏汙納垢的拐角處才罷休。他觀察周圍的年輕人，總覺得“他們走的彎路不夠多”。這不僅僅是對一種中國青年惰性與取巧的抱怨，而且是兩者生命強度的截然差距。
他身上有著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武士道的經典《葉隱聞書》裏有名言：“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死是徹底的生，以天下國家為出發點，而非目的。”而加藤嘉一說：“我不在乎自尊，自尊值多少錢？犧牲才是一種美德，我需要靠犧牲，來提醒和感覺自己是活著。”
犧牲當然不是毫無意義的。從最實際的角度來說，雖然加藤嘉一不被日本某些主流知識分子認可，但是他並不在乎，他隻在乎兩種人的看法和意見：一個最高的決策層，另一個是白紙一樣的青少年。隻有這兩者是真正改變曆史的人。
而加藤嘉一早早地就把自己定位為很多很多年之後，會被曆史還原和澄清的那一類人。“比如李鴻章、孫中山……不，還是李鴻章。”是的，相對於孫中山，李鴻章受到的曲解更強也更持久。雖然，加藤嘉一不否認多年後，他也許會從政，但至少今天他仍是個犧牲控——他說，“我要放棄自尊，保護人跨越時空的、本質的、真理的東西”。 (文/蔣方舟)
愛國，就請開列一份清單
國家從理想共同體發展到利益共同體，中國正經曆轉型陣痛，每一個中國人的愛國神經正經受考驗。
“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青天裏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聞一多的愛國是理想主義的，在這位詩人教授看來，國家是一個理想共同體，雖被暗殺尤未悔。
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最近撰文稱，應當承認執政黨也有自身利益。公民維權報道成為傳媒熱點，公民正取代人民這個籠統稱謂。利益群體上升為解答社會現象的關鍵詞。在今日中國人看來，國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聯想到幾年前《新周刊》與新浪網做的“中國欲望榜”調查，排前三位的欲望是自己有更多錢、中國富強和周遊世界。個人命運與國運緊密相聯。
毋容置疑，社會在進步。國家從理想共同體發展到利益共同體是現代社會走向成熟的標誌。國家被社會學家稱為臆想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是利益而不是口號，才是國家實實在在的粘接劑。
國家是誰的？國家與民族相聯，nation-state，斯人斯土。國家又與政府相關，government代表國家，人民被代表的事時常發生。
中國是什麽？聞一多一聲吼“咱們的中國”，有人會反問：誰的中國？隻有讓國民有尊嚴地活著，不隻溫飽這麽簡單，國民對國家才有認同感，否則一定會產生分離。分離感正愈演愈烈是危險的。
並不是每一位中國人都有一顆聞一多的赤子之心。經過30年急行軍式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從國家有目標、社會有認同、個人有希望，發展到國家目標僅限當年GDP，個人希望限於有套房，社會認同感則越來越少。
當下中國社會稀缺認同感。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正經曆轉型陣痛，各類惡性社會事件頻生，考驗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愛國神經。在此背景下，《新周刊》與新浪網作了聯合調查：你認為中國人懷有怎樣的愛國情懷，截至5月6日，共計有12655人參加，以下為調查結果的點評。
愛國的擰與順
愛國不是簡單情感，愛國可能是人類最複雜的情感。中國人百年來的中國控情結，無法用簡單詞語描繪。既愛又恨，愛國愛到擰巴的時候是常有的。
國家富強時，愛國更應保持頭腦清醒。至今，西方媒體熱炒“中國世紀”，而網民仍認為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55.9%)。而具嘲諷意味的是，仍有23.9%的網民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隻有6.7%的網民認為中國是下一個超級大國。
不可否認，中國已經是大國了。可以就此認為中國已經崛起了嗎？嚴重不同意者占22.3%，不同意者占21.5%。隻有29.0%的網民同意“但中國仍需努力趕超”。完全同意中國已經崛起者隻有1.6%。
在看待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方麵，網民較為理性。認為不強求、能得當然是好事者占42.6%，但幾乎同樣數量的人認為中國人離諾獎尚遠。
中國富了，一部分中國人也有錢了。但用金錢買不來大國地位，買不來大國應有的尊敬。
最值得網民玩味的問題是：以下什麽詞最能代表你對中國的心情？答又愛又恨的是30.3%，答無奈的是19.6%，答熱愛的排第三位即18.0%，答為之奮鬥終生的是9.4%，答焦慮的是9.1%，還有人選擇了憤怒這個詞(7.5%)，及糾結(4.4%)。許多中國人心裏都有個五味瓶，總被打翻。尤其是最近兩年，大悲大喜，大恨大愛總是伴隨著中國人。
中青報曾發表文章“中國人為什麽如此焦慮？”回帖中我記住這兩條：1.中國少數人壟斷資源，多數人為剩餘的一點資源爭奪，大家能不急嗎？2.低收入階層完全沒有保障，養老、醫療、子女教育都沒有保障，如何能不焦慮？於是隻有金錢才能給人一點依靠。但貨幣也在不斷貶值，所有有點小錢的中產和白領，依然焦慮。
愛國情懷擰而不順，當視為未來常態。清華大學社會學孫立平課題組的研究指出，目前政府是花錢買穩定，民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報紙上人們看慣了跳樓討薪、持刀討薪、聚眾下跪式的“鬧事”，反腐則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竊、內部互掐。這不是“維穩”的長久之計。而新思路是：利益表達製度化，實現長治久安，即人人有說話渠道——如是，才能讓國民愛國的情懷順順當當起來。
愛國的實與虛
人民日報高級編輯淩誌軍曾著文盤點過民族英雄：20世紀第一個10年，是顛覆滿清的海外留學生；30年代是強迫老蔣抗日的軍閥；40年代是反對內戰的文人；50年代是抗擊美國的誌願軍；60年代是紅衛兵；70年代是獨立自強的勞動模範；80年代是自衛反擊戰的戰士；90年代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幾個年輕人。對於這個盤點，你大可以商榷。但有個問題必須提出來：90年代之後中國的民族英雄是誰？
英雄缺位或許是和平時代的特征。當問到現在中國有了“神六”、“神七”，還有大飛機，你覺得應該開建航空母艦嗎？網民的回答頗為理性，回答可以建、隻要是出於國家安全需要和經濟能力許可的占54.2%，回答太應該了、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唯一沒有航母的國家排第二(31.7%)，也有小部分人認為不關我事、無所謂的(14.1%)。
淩誌軍版的民族英雄盤點遺忘了民族企業家，沒有盧作孚等民營企業家的愛國行為，中國的抗日格局都會改寫。他們才是愛國的實幹派，非愛國的口頭派。一百個口水愛國主義者頂不上一個實幹愛國主義者。
60年前，王愛國、張愛國們批量誕生，中國人把愛國寫進自己名字裏。今天的中國人不能說比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人愛國少了，而是愛國的方式變了。
愛國也不關乎是先謝國家還是後謝父母。一個連親人和周圍的人都不愛的人，如何去愛社會、愛國家？還是少提些愛國的華而不實的口號吧。
愛國的冷與熱
2008年抵製法國家樂福事件是以80後年輕一代為主角的。當時知名博友王小峰發文《我不抵製洋貨，隻抵製蠢貨》，央視主持人白岩鬆也提出了理性規勸。結果他們被年輕一代網民罵為老梆子、軟骨頭。
憤青們綁架民意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果你去天涯軍事論壇或強國論壇，你會誤以為當今中國是憤青們的天下。隻有調查能揭真相。本次新浪調查問，你會因為曆史或政治的原因，抵製日貨/法貨/美貨嗎？回答隻要國貨過硬、根本沒有抵製一說的占半數(51.7%)，回答幹脆不抵製日貨、法貨等洋貨、隻抵製蠢貨的占 23.7%，回答會、就應該抵製隻占少數(21.7%)。憤青本來就是社會的少數，或者，憤青隻是世代成長的某個人生階段罷了。
在回答“你覺得外國人可以評上勞模嗎”這個問題時出現了一邊倒的答案，答可以、隻要他們給國家作出了貢獻的占到了88.0%。這是本次調查唯一一個獲高票通過的問題。
傳媒把沒有實際效果的憤青罵戰稱為口水愛國主義，將別有用心打愛國名義的誤國者稱為愛國賊。在和平時期，愛國不表現為冷熱，而更表現為長短或實效。
愛國的去與留
誰讓你生在中國！這是當今人們對社會問題無法釋懷時常用的感歎。也有心灰意冷者發出“趕緊移民吧”的帖子。富蘭克林有句名言：“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李敖借此闡明自己的觀點，他提出“這裏就是我的祖國，我要讓它自由”。在此，我們當頂李大師一下。
如果有機會，你會移民國外嗎？回答會、國外確實有國內沒有的機會的占42.6%，回答會、但出去是為了回來的占27.9%，而回答不會、愛國就應該留在這裏隻占少數(18.6%)。30年出國留學，從淘金鍍金到移民定居，總量上是出去的多、回來的少。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台灣的經驗是，到經濟騰飛時，開始決定不回來的又陸陸續續回來創業了。
其實，很多中國人出國後才學會了愛國，這是事實。隻有在國外，才會意識到母國強大後的自豪感與安全感。中華民族傳統教育自古就講究報效之心。隻要國家強大，國家有施展拳腳的巨大空間，海歸會成為潮流。
所以去與留不是問題，不應成為愛不愛國的衡量標準。
戀人談婚論嫁需要羅列一張清單。初戀者我愛你、你愛我濃情蜜意被實際考量取代。你愛我，怎麽個愛法，請列出清單來。你愛我哪點，你能付出什麽等等。同理，愛國需要列出清單，愛這個國家的哪點，恨這個國家的哪點，不妨一一列出。愛國更需要一張行動清單。
愛國不是單相思，戀愛都是雙向的。你的愛國需要一張清單，同樣，國家也應開列一份清單，對國民的教育、醫療、就業和住房等一係列承諾。美國前總統肯尼迪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麽，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麽。其實能倒過來說才是公平的，愛國需要一張雙向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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