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共和國元帥：徐向前傳》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在十年動亂中，徐向前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曆經風險和坎坷。從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被打倒。這一係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風暴雨，許多事他來不及細想，更想不到會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鬧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紅衛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帥，都沒有穿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臨時得到通知說，接見完紅衛兵之後，毛主席要和元帥們照相。元帥們的工作人員，都急忙返回住地取軍裝。賀龍元帥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張照片，是毛澤東和元帥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張曆史照片。
1966年秋，紅衛兵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軍隊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當麵告狀，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限製太多”。於是林彪提出：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機關、院校和文體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10月5日，以軍委名義，發出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取消了院校黨委領導，強調“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麵，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
從此以後，軍隊院校和機關就大亂起來，軍隊與地方的一些“造反”組織，相互串聯、勾結，相繼發動了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衛部隊戰士的身上，踏著“人橋”，瘋狂地衝進國防部大院和總參謀部大樓。隨後不久，在林彪的堅持下，軍委發出了關於軍隊軍以上機關開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軍區開展“四大”不要全麵鋪開，可分批進行。因為軍隊肩負著戰備任務，特別是地處沿海、邊防的軍區，即使內地軍區，也要區別情況，如武漢軍區地處水陸交通樞紐，搞不好對全國都有影響。要搞，可以在一兩個軍區試點。徐向前這個意見，實際沒被采納。
1966年國慶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蕭華向徐向前說，請老帥們接見一下軍隊院校來京的學生。徐向前說，你們準備個稿子，請葉帥代表大家講一講就行了。蕭華說，還是請老帥們都講一講好。
過了幾天，蕭華給徐向前送去了講話稿。徐帥看後，加了加強戰備的話。11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全軍院校10萬來京師生大會。周總理、陶鑄副總理，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參加接見，周總理、陶鑄副總理接見後退場，由四位老帥講話。他們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強調穩定軍隊的重要性。陳毅在講話中說，有的同誌頭腦發熱，給他一條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處。徐向前在講話中強調：“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周圍還存在著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絲毫的鬆懈。”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主席著作，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書，不會行動，那樣就會變成教條了。老帥們從穩定軍隊出發，苦口婆心地引導。葉劍英講話時，獸醫大學的一名學生遞了一張條子，質問今天的會議經過林彪批準沒有？葉帥看了條子很氣憤，當場念給大家聽，說：“他懷疑我們偷偷開會，大家相信嗎？總理和陶鑄同誌都來了嘛。四位軍委副主席的講話，我們是集體討論過的，這能說是背著軍委開會嗎？”賀龍元帥當時已受誣陷，他出席大會，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忌恨。江青氣急敗壞地說：“你們把賀龍拉出來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慫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頭指向幾位老帥的講話。有幾個院校成立了“批資籌備處”，在大街上公開刷出“陳、葉講話必須批判”的大標語。軍隊內的“造反派”開始衝擊軍事領導機關，揪鬥軍隊的領導幹部。
會客室裏氣氛沉寂。徐向前這位領兵幾十年的老元帥，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對於黨分配給他的工作，從不計較。他認為升遷和調動，對一個革命者、特別是一個軍人來說，隻有“服從”二字。由於他多年身體不好，患著嚴重的偏頭痛和胸膜炎，這些年抱病參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從心了。他的身體狀況，黨中央和毛澤東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麽人，在這個嚴酷的動亂之中，把他推了出來！是信任呢，還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許久，徐向前自知難以勝任，便說：“我多年有病，對幹部不熟悉，請轉告毛主席，這個工作我擔當不了。”楊代總參謀長說：“不行啊，這是江青提議，主席決定的。”
聽說是江青的提議，徐向前一時難以相信。他和江青從沒一起共過事，也從來沒有私人接觸。徐向前心裏劃著問號，本來就不平靜的心情，更加煩躁和不安。對這場“大革命”，他和許多人一樣不能理解，他期望著毛主席能更改對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來了全軍文革成員名單以及改組全軍文革的通知。看來，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這個全軍文革小組長已成定局，看了“通知”，當即表示了三條意見：
第一，新的全軍文革未組成前，是否請中央文革出麵先與各派群眾座談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講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軍隊搞“文化大革命”，不要黨委領導不行。現在有的機關幹部起來要求成立革命戰鬥組織，有這種苗頭。尤其是空、海軍，擔負著保衛空海防的任務，戰備任務比較頻繁，指揮失靈了不好。機關幹部成立戰鬥組織，形成幾派就不好辦了；
第三，部隊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議在適當範圍講一講。北京軍區抓廖漢生，又要抓楊勇、鄭維山；空軍今天又把王輝球、成鈞和常乾坤帶走了，這個問題要研究解決一下，否則大家沒有底。
這三條意見的意思很明確，要穩定軍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亂揪亂鬥。顯然和林彪、江青一夥的想法格格不入，從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禍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個急件：全軍文革小組名單已經“軍委通過，中央批準”。就這樣，徐向前被迫倉促上陣，擔任全軍文革組長。命令還未公布，消息已經傳了出去。許許多多的電話，各種各樣的問題，蜂擁而來。
新的全軍文革小組1月12日正式成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餘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癡、葉群、王蜂、張濤、和穀岩。14日建立辦公機構，在三座門開始辦公。徐向前眼看軍隊各機關、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亂，上任後，決定狠抓一下軍隊的穩定。他每天在電話機旁，像戰爭年代指揮作戰一樣，下達命令，回答各方麵提出的種種問題。原有的兩部電話機不夠用了，又新增加上兩部。他在電話裏，不止一次作出這樣回答：
“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
“軍隊不準大串聯！……”
“不準成立戰鬥隊，不準打砸搶，不準亂抓人！……”
海軍司令蕭勁光被北海艦隊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聞訊後，立即打電話給海軍文革辦公室，命令那裏的“造反派”立即把蕭勁光送回來。他語氣堅定，態度明確，“造反派”不得不照辦。後來他說話也不靈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電話裏和他爭辯起來。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拋出“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口號。接著衝擊軍事機關，揪鬥大軍區領導人的事件不斷發生。有的軍區作戰室被封，一些領導人被掛黑牌，畫鬼臉。一些軍隊“造反派”組織的人員，開車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問題，無理取鬧。
徐向前難以製止事態的發展。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他根據“十六條”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議，斷然提出5個不準：不準隨便抓人，不準任意抄家，不準戴高帽，不準掛黑牌，不準遊街等。會上，周恩來總理表示讚同，但陳伯達、江青不表態，結果無法作出決定。
1月中旬，陳伯達、江青蓄意整蕭華。陳伯達在接見群眾組織時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在陳伯達的煽動下，總政機關大樓裏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總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辟謠。消息傳到了毛主席那裏，江青很緊張，趕忙令人覆蓋大字報。1月19日下午，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江青一夥叫嚷軍隊“不能特殊”。老帥們則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應有所區別。爭來爭去，僵持不下。陳伯達、江青等人節外生枝，又對蕭華進行突然襲擊。江青說：“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麽意思？”葉群從口袋裏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說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等等。還有幾個人發言批蕭華，都有發言稿，說明他們是早有預謀的，隻是老帥們都蒙在鼓裏。散會時，徐向前鄭重宣布：“會議的內容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條紀律。”但是，會後楊勇在排以上幹部會上作了傳達，總政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所以，晚上，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被轉移到西山才免遭揪鬥。
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陰陽怪氣地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麽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地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骨。接著“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
1月23日，徐向前開了一夜的會，早上7點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憊不堪，正想休息一下，這時牆外傳來“我們要見徐向前”，“我們要見徐向前”的吵鬧聲，徐帥聞聲心煩，抓起大衣旋風般地衝出房門，身後留下“哐”的一響關門聲。他麵對“造反派”，正襟坐下，氣勢凜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沒想到徐帥真的坐到了他們麵前，一時手足無措，愣了半天，才有一個頭頭要徐帥對楊勇的事表態。徐帥在前一天已聽說上麵有人說了話：楊勇要“燒而焦了”，此時徐帥仍然說：對楊勇同誌要“燒而不焦”，有錯誤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這幫“造反派”沒有撈到什麽，但他們總算見到了徐向前，於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呼嘯而去。
揪鬥蕭華後，又揪鬥楊勇。眼看著全國各地黨政機關癱瘓了，軍隊如果再亂下去怎麽辦呢？身為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電話請示中央文革，卻得不到回音。在全軍文革剛成立時，林彪曾規定：全軍文革屬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主要是中央文革領導，有事先請示中央文革，然後再報告他。但實際情況是，陳伯達、江青都很難找到。徐向前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著軍隊亂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見解行事。幾次叫秘書打電話給林彪的辦公室，要求見林彪。回答不是說“身體不好”，就是說“已經報告過了”，林彪不肯見。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決定要直闖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車，才告訴秘書給“林辦”電話通報一下。
在西城區一個名叫毛家灣的深宅中，住著林彪和葉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門和普通建築，掩蓋著住宅內部的奢侈豪華。林彪忌風又怕見水，後院內卻專修了一座龐大的室內遊泳池，四季溫水不斷。林彪為了坐在室內曬太陽，用進口的石英玻璃，安裝了一個曬口。徐向前的突然到來，打斷了林彪和陳伯達的密謀交談，使他們有些不悅。不過，林彪還是以元帥對元帥的禮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當前全軍混亂的情況，提出：
“軍隊不能允許建立戰鬥隊，軍隊這樣亂下去不行，要盡快搞個條條和規定。”
林彪聽了，連連點頭。他主持軍委工作，軍隊亂了他也交代不了。當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見。於是口述了穩定軍隊的“九條”並請葉帥、聶帥到毛家灣來研究。陳伯達當即告退。上述九條，經軍委討論通過後，確定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去釣魚台，請中央文革再加討論。去前，徐帥特意打電話給陳帥，請他也到會助陣。
因為陳伯達知道九條的內容，所以，老帥們到釣魚台時，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還把總理也請來了。經討論改為七條。當時陳伯達正和林彪關係甚密。他邊把“七條”稿子裝到徐帥口袋裏，邊說：已經通過了，你趕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過的稿子送到“林辦”，回到家已是早晨4點鍾。
2月11日下午的會上。葉劍英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徐向前敲著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革命的支柱嘛，你們還要不要軍隊？如果不要，我就不幹了。”兩位老帥據理力爭，慷慨陳詞，得到了一些同誌的支持，使康生、陳伯達等人無言可對。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這次會上，鬥爭更加激烈了。開始，譚震林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春橋推托說回去和群眾商量。譚震林惱怒了，他大聲質問：“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嘛！你們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黑五類’，有人講話；高幹子弟，怎麽沒人說話！高幹子弟往往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麽？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譚老義憤填膺，越說越激動。他斥責清華大學蒯大富之流搞的“百醜圖”，說：“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又說：“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麵講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越說越氣，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會場。並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周總理要他回來。陳毅也說：“不要走，要留在裏邊鬥爭！”接下去又說：“這些家夥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還講了他和周總理在延安挨過整。餘秋裏也拍著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麽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謝富治插話辯解說，中央文革是保譚震林的。李先念說：“你不要和稀泥！”又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哩，十七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還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譚震林說：“我看十月五日的緊急指示，消極麵是主要的。”
參加會議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審的被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散會後，他們急忙跑到釣魚台去向江青匯報。江青聽了他們幾個人夾敘夾議的報告，暴跳如雷，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裏是附和錯誤路線。”接著她親自打電話給毛主席辦公室，說張春橋、姚文元有要事報告，請求毛主席連夜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裏講時，毛主席卻隻是笑。他們摸不著頭腦，弄不清主席的意思，當張春橋匯報到陳毅說延安整風的問題時，毛主席突然變色，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張春橋繃緊的臉才鬆弛下來。
2月18日上午，江青帶著王力去林彪處，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議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指示。林彪聽後說：“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曉，毛澤東召開會議，在會上大發雷霆，盛怒地說：“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複辟。讓劉、鄧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岡山打遊擊。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餘秋裏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會議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斷斷續續開了七八次會，名日“政治局生活會”，實際上是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夥誣蔑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舉動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則成了所謂“二月逆流”的幹將。
所謂的“二月逆流”，倒並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幾位老革命家大義凜然的莊嚴舉動，是對林彪、江青一夥陰謀篡黨亂軍分子的英勇反擊，是捍衛真理、順應曆史潮流的革命行動。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軍委的領導人，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夥卻說：“這是一場大的路線鬥爭，一場新的大路線鬥爭”。徐向前和幾位領導人，受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一夥的批判。陳伯達說，“徐向前是打頭炮的”。他們利用竊取的權力和地位，一方麵繼續在全國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另一方麵，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老革命家大興問罪之師；說“二月逆流”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和叛徒、特務”。共產黨的民主原則受到了踐踏，一場危機真正到來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會議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全軍文革的工作由蕭華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對幾位老帥說，由於“三支兩軍”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準備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總結前一段“三支兩軍”工作的經驗教訓，不要追究個人的責任，希望老帥們和大家一起把會議開好。由於會議被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操縱，幾位老帥連會議的進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會上作檢查。康生一夥親自到會議各小組點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準備，檢查推遲到11日。他下午作了檢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廣播車、小報、漫畫就擁上街頭。
全國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聲勢，從中央到地方鬧得相當厲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夥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楊、餘、傅事件”。這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林彪親自出麵講話，公開批判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這次大會，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謂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講話中影射攻擊“二月逆流”；康生講話中說，“楊、餘、傅”的後台是“二月逆流”；陳伯達說，“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五個回合。他們在抓楊成武時，居然把和楊成武為鄰的徐帥家所有電話線掐斷，還撤換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原定討論召開中共“九大”、修改黨章。會議開到第三、四天，林彪一夥突然扭轉會議方向，改為批判幾位老帥。他們把“二月逆流”的老帥分割開來，讓到各個小組去受圍攻、批鬥，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編在第5組。在這個“西北小組”的會上，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帶頭攻擊徐向前。有人陰陽怪氣，有人大聲質問。這個說：“你徐向前不老實，要叫紅衛兵來！”那個說：“你不說話，送到大寨去向貧下中農說清楚。”還有人拿著“小紅書”向徐向前念語錄。
會上充滿了恫嚇的氣氛。然而，徐向前穩穩地靜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聲：“有錯誤請大家批判，總要實事求是嘛！”他更沒想到，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九天，突然發來會議“簡報”。在一期“簡報”上，竟編造謊言，誣陷徐向前的夫人黃傑是“叛徒”，誣陷聶榮臻的夫人張瑞華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鬥爭更加嚴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鬥爭的年代，張國燾搞肅反擴大化，為了搜集誣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組派”的罪名，把他的愛人程訓宣逮捕，嚴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後殺害了她。35年之後，竟又重演曆史的悲劇，真叫這位領兵的老帥心情沉重。他了解黃傑，信任黃傑。她1928年入黨，是一位久經艱苦鬥爭考驗的老共產黨員。50多年來，她忠心耿耿，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不息，曆史清白無汙，現在居然得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難道這就是他們說的“要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嗎！
徐向前被“疏散”在開封一年半之久。當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過問他，和許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樣，他每日每時思慮的是：國家的前途，軍隊的命運，人民的生活。他期待著什麽，又擔心著一切。孩子們受他的牽連，也遭厄運。女兒徐魯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兒徐小濤才18歲，當兵沒單位接收，去建設兵團也不要。後來走了“後門”，才當上內蒙生產建設兵團軍墾戰士。老人心裏牽掛她們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徐向前上廬山參加會後，又回到開封。1971年4月8日，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軍隊中幾位老帥，才陸續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後一個回北京的。
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至廬山會議，在5年的大混亂中，徐向前經曆了建國以來空前的一場災難。他莫名其妙地被推進了全軍文革小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圍。先後3次被抄家，多次受圍攻，又從“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許多老革命家一樣，精神、身體上受到了極大的壓抑摧殘。但是，他對革命事業始終懷著無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曆史是無情的，曆史是公正的審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徹底敗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上。這一事件猶如在中國上空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大感意外，無不驚喜林彪終於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稱快。
“九一三”事件後的第一天，三座門會議室裏充滿了嚴肅的氣氛。工作人員聽說很久沒有露麵的老帥們都要來開會，覺得這個會非同尋常。黃永勝一反常態，早早地站在門口迎候老帥。徐向前走進來，黃永勝迎上去問好。老帥麵無表情，不予理睬。聶帥來了，黃永勝急忙迎上去，並解釋說在北戴河沒有去看老帥。聶帥說：“劃清界限嘛！”黃永勝十分尷尬、狼狽。
會議由黃永勝傳達中央第57號文件，通報林彪叛逃，機毀人亡。黃永勝做賊心虛，渾身顫抖，念文件語不成句，隻好由別人代讀。
自從批判“二月逆流”以來，老帥們難得相聚。這天相逢，格外高興。又聞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內心喜悅。一向豪爽的陳毅老總提議，就地擺宴，舉杯相慶。這時，陳老總已身患重病，老帥們關心他的健康，紛紛勸說作罷。
會議一結束，黃永勝的司機習慣地第一個把車子開到了門口。黃永勝急得大聲叫喊：“開走，開走，讓老帥們先走！”司機被弄得莫名其妙。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順應全國人民的意誌，一舉粉碎“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其同夥，終於被押上了審判台。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1981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就是曆史的結論。
75歲高齡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望著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歡騰的群眾隊伍，仿佛覺得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難後的新中國的光明前景。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在十年動亂中，徐向前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曆經風險和坎坷。從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被打倒。這一係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風暴雨，許多事他來不及細想，更想不到會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鬧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紅衛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帥，都沒有穿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臨時得到通知說，接見完紅衛兵之後，毛主席要和元帥們照相。元帥們的工作人員，都急忙返回住地取軍裝。賀龍元帥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張照片，是毛澤東和元帥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張曆史照片。
1966年秋，紅衛兵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軍隊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當麵告狀，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限製太多”。於是林彪提出：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機關、院校和文體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10月5日，以軍委名義，發出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取消了院校黨委領導，強調“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麵，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
從此以後，軍隊院校和機關就大亂起來，軍隊與地方的一些“造反”組織，相互串聯、勾結，相繼發動了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衛部隊戰士的身上，踏著“人橋”，瘋狂地衝進國防部大院和總參謀部大樓。隨後不久，在林彪的堅持下，軍委發出了關於軍隊軍以上機關開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軍區開展“四大”不要全麵鋪開，可分批進行。因為軍隊肩負著戰備任務，特別是地處沿海、邊防的軍區，即使內地軍區，也要區別情況，如武漢軍區地處水陸交通樞紐，搞不好對全國都有影響。要搞，可以在一兩個軍區試點。徐向前這個意見，實際沒被采納。
1966年國慶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蕭華向徐向前說，請老帥們接見一下軍隊院校來京的學生。徐向前說，你們準備個稿子，請葉帥代表大家講一講就行了。蕭華說，還是請老帥們都講一講好。
過了幾天，蕭華給徐向前送去了講話稿。徐帥看後，加了加強戰備的話。11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全軍院校10萬來京師生大會。周總理、陶鑄副總理，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參加接見，周總理、陶鑄副總理接見後退場，由四位老帥講話。他們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強調穩定軍隊的重要性。陳毅在講話中說，有的同誌頭腦發熱，給他一條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處。徐向前在講話中強調：“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周圍還存在著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絲毫的鬆懈。”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主席著作，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書，不會行動，那樣就會變成教條了。老帥們從穩定軍隊出發，苦口婆心地引導。葉劍英講話時，獸醫大學的一名學生遞了一張條子，質問今天的會議經過林彪批準沒有？葉帥看了條子很氣憤，當場念給大家聽，說：“他懷疑我們偷偷開會，大家相信嗎？總理和陶鑄同誌都來了嘛。四位軍委副主席的講話，我們是集體討論過的，這能說是背著軍委開會嗎？”賀龍元帥當時已受誣陷，他出席大會，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忌恨。江青氣急敗壞地說：“你們把賀龍拉出來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慫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頭指向幾位老帥的講話。有幾個院校成立了“批資籌備處”，在大街上公開刷出“陳、葉講話必須批判”的大標語。軍隊內的“造反派”開始衝擊軍事領導機關，揪鬥軍隊的領導幹部。
會客室裏氣氛沉寂。徐向前這位領兵幾十年的老元帥，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對於黨分配給他的工作，從不計較。他認為升遷和調動，對一個革命者、特別是一個軍人來說，隻有“服從”二字。由於他多年身體不好，患著嚴重的偏頭痛和胸膜炎，這些年抱病參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從心了。他的身體狀況，黨中央和毛澤東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麽人，在這個嚴酷的動亂之中，把他推了出來！是信任呢，還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許久，徐向前自知難以勝任，便說：“我多年有病，對幹部不熟悉，請轉告毛主席，這個工作我擔當不了。”楊代總參謀長說：“不行啊，這是江青提議，主席決定的。”
聽說是江青的提議，徐向前一時難以相信。他和江青從沒一起共過事，也從來沒有私人接觸。徐向前心裏劃著問號，本來就不平靜的心情，更加煩躁和不安。對這場“大革命”，他和許多人一樣不能理解，他期望著毛主席能更改對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來了全軍文革成員名單以及改組全軍文革的通知。看來，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這個全軍文革小組長已成定局，看了“通知”，當即表示了三條意見：
第一，新的全軍文革未組成前，是否請中央文革出麵先與各派群眾座談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講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軍隊搞“文化大革命”，不要黨委領導不行。現在有的機關幹部起來要求成立革命戰鬥組織，有這種苗頭。尤其是空、海軍，擔負著保衛空海防的任務，戰備任務比較頻繁，指揮失靈了不好。機關幹部成立戰鬥組織，形成幾派就不好辦了；
第三，部隊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議在適當範圍講一講。北京軍區抓廖漢生，又要抓楊勇、鄭維山；空軍今天又把王輝球、成鈞和常乾坤帶走了，這個問題要研究解決一下，否則大家沒有底。
這三條意見的意思很明確，要穩定軍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亂揪亂鬥。顯然和林彪、江青一夥的想法格格不入，從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禍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個急件：全軍文革小組名單已經“軍委通過，中央批準”。就這樣，徐向前被迫倉促上陣，擔任全軍文革組長。命令還未公布，消息已經傳了出去。許許多多的電話，各種各樣的問題，蜂擁而來。
新的全軍文革小組1月12日正式成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餘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癡、葉群、王蜂、張濤、和穀岩。14日建立辦公機構，在三座門開始辦公。徐向前眼看軍隊各機關、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亂，上任後，決定狠抓一下軍隊的穩定。他每天在電話機旁，像戰爭年代指揮作戰一樣，下達命令，回答各方麵提出的種種問題。原有的兩部電話機不夠用了，又新增加上兩部。他在電話裏，不止一次作出這樣回答：
“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
“軍隊不準大串聯！……”
“不準成立戰鬥隊，不準打砸搶，不準亂抓人！……”
海軍司令蕭勁光被北海艦隊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聞訊後，立即打電話給海軍文革辦公室，命令那裏的“造反派”立即把蕭勁光送回來。他語氣堅定，態度明確，“造反派”不得不照辦。後來他說話也不靈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電話裏和他爭辯起來。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拋出“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口號。接著衝擊軍事機關，揪鬥大軍區領導人的事件不斷發生。有的軍區作戰室被封，一些領導人被掛黑牌，畫鬼臉。一些軍隊“造反派”組織的人員，開車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問題，無理取鬧。
徐向前難以製止事態的發展。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他根據“十六條”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議，斷然提出5個不準：不準隨便抓人，不準任意抄家，不準戴高帽，不準掛黑牌，不準遊街等。會上，周恩來總理表示讚同，但陳伯達、江青不表態，結果無法作出決定。
1月中旬，陳伯達、江青蓄意整蕭華。陳伯達在接見群眾組織時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在陳伯達的煽動下，總政機關大樓裏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總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辟謠。消息傳到了毛主席那裏，江青很緊張，趕忙令人覆蓋大字報。1月19日下午，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江青一夥叫嚷軍隊“不能特殊”。老帥們則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應有所區別。爭來爭去，僵持不下。陳伯達、江青等人節外生枝，又對蕭華進行突然襲擊。江青說：“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麽意思？”葉群從口袋裏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說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等等。還有幾個人發言批蕭華，都有發言稿，說明他們是早有預謀的，隻是老帥們都蒙在鼓裏。散會時，徐向前鄭重宣布：“會議的內容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條紀律。”但是，會後楊勇在排以上幹部會上作了傳達，總政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所以，晚上，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被轉移到西山才免遭揪鬥。
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陰陽怪氣地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麽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地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骨。接著“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
1月23日，徐向前開了一夜的會，早上7點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憊不堪，正想休息一下，這時牆外傳來“我們要見徐向前”，“我們要見徐向前”的吵鬧聲，徐帥聞聲心煩，抓起大衣旋風般地衝出房門，身後留下“哐”的一響關門聲。他麵對“造反派”，正襟坐下，氣勢凜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沒想到徐帥真的坐到了他們麵前，一時手足無措，愣了半天，才有一個頭頭要徐帥對楊勇的事表態。徐帥在前一天已聽說上麵有人說了話：楊勇要“燒而焦了”，此時徐帥仍然說：對楊勇同誌要“燒而不焦”，有錯誤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這幫“造反派”沒有撈到什麽，但他們總算見到了徐向前，於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呼嘯而去。
揪鬥蕭華後，又揪鬥楊勇。眼看著全國各地黨政機關癱瘓了，軍隊如果再亂下去怎麽辦呢？身為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電話請示中央文革，卻得不到回音。在全軍文革剛成立時，林彪曾規定：全軍文革屬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主要是中央文革領導，有事先請示中央文革，然後再報告他。但實際情況是，陳伯達、江青都很難找到。徐向前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著軍隊亂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見解行事。幾次叫秘書打電話給林彪的辦公室，要求見林彪。回答不是說“身體不好”，就是說“已經報告過了”，林彪不肯見。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決定要直闖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車，才告訴秘書給“林辦”電話通報一下。
在西城區一個名叫毛家灣的深宅中，住著林彪和葉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門和普通建築，掩蓋著住宅內部的奢侈豪華。林彪忌風又怕見水，後院內卻專修了一座龐大的室內遊泳池，四季溫水不斷。林彪為了坐在室內曬太陽，用進口的石英玻璃，安裝了一個曬口。徐向前的突然到來，打斷了林彪和陳伯達的密謀交談，使他們有些不悅。不過，林彪還是以元帥對元帥的禮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當前全軍混亂的情況，提出：
“軍隊不能允許建立戰鬥隊，軍隊這樣亂下去不行，要盡快搞個條條和規定。”
林彪聽了，連連點頭。他主持軍委工作，軍隊亂了他也交代不了。當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見。於是口述了穩定軍隊的“九條”並請葉帥、聶帥到毛家灣來研究。陳伯達當即告退。上述九條，經軍委討論通過後，確定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去釣魚台，請中央文革再加討論。去前，徐帥特意打電話給陳帥，請他也到會助陣。
因為陳伯達知道九條的內容，所以，老帥們到釣魚台時，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還把總理也請來了。經討論改為七條。當時陳伯達正和林彪關係甚密。他邊把“七條”稿子裝到徐帥口袋裏，邊說：已經通過了，你趕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過的稿子送到“林辦”，回到家已是早晨4點鍾。
2月11日下午的會上。葉劍英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徐向前敲著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革命的支柱嘛，你們還要不要軍隊？如果不要，我就不幹了。”兩位老帥據理力爭，慷慨陳詞，得到了一些同誌的支持，使康生、陳伯達等人無言可對。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這次會上，鬥爭更加激烈了。開始，譚震林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春橋推托說回去和群眾商量。譚震林惱怒了，他大聲質問：“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嘛！你們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黑五類’，有人講話；高幹子弟，怎麽沒人說話！高幹子弟往往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麽？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譚老義憤填膺，越說越激動。他斥責清華大學蒯大富之流搞的“百醜圖”，說：“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又說：“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麵講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越說越氣，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會場。並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周總理要他回來。陳毅也說：“不要走，要留在裏邊鬥爭！”接下去又說：“這些家夥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還講了他和周總理在延安挨過整。餘秋裏也拍著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麽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謝富治插話辯解說，中央文革是保譚震林的。李先念說：“你不要和稀泥！”又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哩，十七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還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譚震林說：“我看十月五日的緊急指示，消極麵是主要的。”
參加會議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審的被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散會後，他們急忙跑到釣魚台去向江青匯報。江青聽了他們幾個人夾敘夾議的報告，暴跳如雷，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裏是附和錯誤路線。”接著她親自打電話給毛主席辦公室，說張春橋、姚文元有要事報告，請求毛主席連夜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裏講時，毛主席卻隻是笑。他們摸不著頭腦，弄不清主席的意思，當張春橋匯報到陳毅說延安整風的問題時，毛主席突然變色，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張春橋繃緊的臉才鬆弛下來。
2月18日上午，江青帶著王力去林彪處，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議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指示。林彪聽後說：“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曉，毛澤東召開會議，在會上大發雷霆，盛怒地說：“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複辟。讓劉、鄧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岡山打遊擊。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餘秋裏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會議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斷斷續續開了七八次會，名日“政治局生活會”，實際上是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夥誣蔑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舉動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則成了所謂“二月逆流”的幹將。
所謂的“二月逆流”，倒並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幾位老革命家大義凜然的莊嚴舉動，是對林彪、江青一夥陰謀篡黨亂軍分子的英勇反擊，是捍衛真理、順應曆史潮流的革命行動。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軍委的領導人，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夥卻說：“這是一場大的路線鬥爭，一場新的大路線鬥爭”。徐向前和幾位領導人，受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一夥的批判。陳伯達說，“徐向前是打頭炮的”。他們利用竊取的權力和地位，一方麵繼續在全國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另一方麵，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老革命家大興問罪之師；說“二月逆流”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和叛徒、特務”。共產黨的民主原則受到了踐踏，一場危機真正到來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會議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全軍文革的工作由蕭華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對幾位老帥說，由於“三支兩軍”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準備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總結前一段“三支兩軍”工作的經驗教訓，不要追究個人的責任，希望老帥們和大家一起把會議開好。由於會議被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操縱，幾位老帥連會議的進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會上作檢查。康生一夥親自到會議各小組點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準備，檢查推遲到11日。他下午作了檢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廣播車、小報、漫畫就擁上街頭。
全國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聲勢，從中央到地方鬧得相當厲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夥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楊、餘、傅事件”。這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林彪親自出麵講話，公開批判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這次大會，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謂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講話中影射攻擊“二月逆流”；康生講話中說，“楊、餘、傅”的後台是“二月逆流”；陳伯達說，“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五個回合。他們在抓楊成武時，居然把和楊成武為鄰的徐帥家所有電話線掐斷，還撤換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原定討論召開中共“九大”、修改黨章。會議開到第三、四天，林彪一夥突然扭轉會議方向，改為批判幾位老帥。他們把“二月逆流”的老帥分割開來，讓到各個小組去受圍攻、批鬥，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編在第5組。在這個“西北小組”的會上，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帶頭攻擊徐向前。有人陰陽怪氣，有人大聲質問。這個說：“你徐向前不老實，要叫紅衛兵來！”那個說：“你不說話，送到大寨去向貧下中農說清楚。”還有人拿著“小紅書”向徐向前念語錄。
會上充滿了恫嚇的氣氛。然而，徐向前穩穩地靜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聲：“有錯誤請大家批判，總要實事求是嘛！”他更沒想到，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九天，突然發來會議“簡報”。在一期“簡報”上，竟編造謊言，誣陷徐向前的夫人黃傑是“叛徒”，誣陷聶榮臻的夫人張瑞華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鬥爭更加嚴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鬥爭的年代，張國燾搞肅反擴大化，為了搜集誣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組派”的罪名，把他的愛人程訓宣逮捕，嚴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後殺害了她。35年之後，竟又重演曆史的悲劇，真叫這位領兵的老帥心情沉重。他了解黃傑，信任黃傑。她1928年入黨，是一位久經艱苦鬥爭考驗的老共產黨員。50多年來，她忠心耿耿，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不息，曆史清白無汙，現在居然得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難道這就是他們說的“要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嗎！
徐向前被“疏散”在開封一年半之久。當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過問他，和許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樣，他每日每時思慮的是：國家的前途，軍隊的命運，人民的生活。他期待著什麽，又擔心著一切。孩子們受他的牽連，也遭厄運。女兒徐魯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兒徐小濤才18歲，當兵沒單位接收，去建設兵團也不要。後來走了“後門”，才當上內蒙生產建設兵團軍墾戰士。老人心裏牽掛她們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徐向前上廬山參加會後，又回到開封。1971年4月8日，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軍隊中幾位老帥，才陸續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後一個回北京的。
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至廬山會議，在5年的大混亂中，徐向前經曆了建國以來空前的一場災難。他莫名其妙地被推進了全軍文革小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圍。先後3次被抄家，多次受圍攻，又從“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許多老革命家一樣，精神、身體上受到了極大的壓抑摧殘。但是，他對革命事業始終懷著無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曆史是無情的，曆史是公正的審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徹底敗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上。這一事件猶如在中國上空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大感意外，無不驚喜林彪終於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稱快。
“九一三”事件後的第一天，三座門會議室裏充滿了嚴肅的氣氛。工作人員聽說很久沒有露麵的老帥們都要來開會，覺得這個會非同尋常。黃永勝一反常態，早早地站在門口迎候老帥。徐向前走進來，黃永勝迎上去問好。老帥麵無表情，不予理睬。聶帥來了，黃永勝急忙迎上去，並解釋說在北戴河沒有去看老帥。聶帥說：“劃清界限嘛！”黃永勝十分尷尬、狼狽。
會議由黃永勝傳達中央第57號文件，通報林彪叛逃，機毀人亡。黃永勝做賊心虛，渾身顫抖，念文件語不成句，隻好由別人代讀。
自從批判“二月逆流”以來，老帥們難得相聚。這天相逢，格外高興。又聞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內心喜悅。一向豪爽的陳毅老總提議，就地擺宴，舉杯相慶。這時，陳老總已身患重病，老帥們關心他的健康，紛紛勸說作罷。
會議一結束，黃永勝的司機習慣地第一個把車子開到了門口。黃永勝急得大聲叫喊：“開走，開走，讓老帥們先走！”司機被弄得莫名其妙。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順應全國人民的意誌，一舉粉碎“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其同夥，終於被押上了審判台。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1981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就是曆史的結論。
75歲高齡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望著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歡騰的群眾隊伍，仿佛覺得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難後的新中國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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