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曆史》雜誌 更名《看曆史》
主講人：雪珥
1，晚清改革沒有成功，並且促發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失敗。傳統史家都說，這一切的原因是晚清改革的力度不夠、不徹底。我認為這是大錯特錯的！
晚清的所有的史料都證明了：滿清王朝、幾千年的帝製之所以在那武昌城頭一聲炮響，幾個潛伏在軍隊當中的黑幫一鬧事之後，就土崩瓦解了，國家就毀了，這與革命黨是決然沒有關係的！事發時孫中山還在國外洗盤子，他還是在吃麵的時候才偶然看到這則新聞的。
那為什麽幾個潛伏在軍隊當中的黑幫一鬧事兒，一個國家就垮了？因為國家本身已經四分五裂了，滿清王朝作為那麽龐大的一個房子，它的基礎已經被掏空了。不用玉樹那樣的地震，隻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垮。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它改革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它改革太快了。我們傳統的史家通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或者說有意回避這種觀點。
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是什麽？是權力的分配。權力的分配從中國來講，大家都覺得當權的人應該把權力釋放出來，不能捏在那麽幾個核心人手裏。這種認識咱們茶餘飯後談談可以，但是你細分析一下，這樣把權力分下去，是不是就能出現彼此製衡、大家都有發言權的民主呢？首先，權力是兩個路徑的分配，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的權力分散到18個行省，最終出現的分配結果是什麽？是由一個獨裁團體變為18個獨裁團體。造成的後果就是，18個獨裁團體當中，互相以鄰為壑，自成堡壘。這就是晚清改革放權過快，直到把自己的權威都放沒了的結果。
其中最最明顯的就是在晚清的鐵路建設當中的四川的保路會。按照國民黨的口徑，保路會是革命的先聲啊，辛亥革命一聲炮響，靠的是保護四川鐵路建設不流入洋人之手的保路會。這種說法純粹是扯淡，根本沒那回事兒！（《看曆史》2010-5-4）
2，從腐敗、落後的四川保路會真相，看晚清改革的放權！
你們知不知道四川保路會成立之後的第一項任務是什麽？就是在湖北和四川邊境設卡，嚴防死守湖北人進來。湖北也在修鐵路，你的鐵路不能過來，過來就跟你玩命。四川保路會它為什麽要保路？真是為了保護國家的利權不被洋人拿走嗎？大清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了，一開始鐵路建設大家都不願意碰，認為修鐵路要破壞墳墓、破壞風水，大家就不願意建鐵路。後來發現修鐵路有錢掙，大家又一窩蜂上馬，一共成立了17個地方鐵路公司。這些都是民營資本，老板們湊錢。更多的像四川那樣的情況是，小地主們、小業主們在行政權力的撮合下，集資成立了那麽一個公司。這個公司成立之後，董事長帶著他們公司的公款在上海炒股票，虧了200 多萬。各個省份的17個公司都是烏煙瘴氣，每一個公司都比原來的國有企業更腐敗。因為沒有人監督它，國有企業至少還有官方的檢查紀檢機構監督它，雖然它形同虛設，但有一張皮在總比什麽都沒有要好一點點。
可民營企業什麽監督機構都沒有，就是那麽幾個領頭的人說了算。董事長帶著這筆錢在上海炒股炒虧了。這個時侯中央也看出有問題，要求把鐵路收歸國有，就是政府出錢，把你的股份買下來。否則就是社會資源的浪費。當時以鄰為壑修出的路問題非常多：一是修的爛，二是修的慢，第三個是路和路之間不通，所以出現很多絕路，一條路修到省邊境以後，和對方省的路沒連上。還有很多鐵路非常荒僻，在你省裏是方便了，但對於大盤來講沒任何作用。
中央看到這個問題了。盛宣懷當時在當郵傳部長，相當於交通部部長兼電信部部長，最終他建議由中央把鐵路贖買回來。對中央的這一決定各省舉雙手歡迎，包括四川，因為原來大家買了鐵路公司的股票都砸在裏頭了，現在終於可以解套了。但是四川鐵路公司就提出，炒股虧的兩百萬，中央必須給我補掉。雙方價碼就因為這個談不攏。盛宣懷給他們答複時寫了一封信，我認為寫得非常好。盛宣懷說：我是人民的公務員，這錢不是我的，這個錢是全體人民的，政府沒有權利給你們去補你們自己貪汙腐敗造成的漏洞。
結果，這件事最終沒談攏。一旦談不攏，四川的股東就要虧錢，核心的人物就說：要抵製這件事，給中央施加壓力。他們抵製肯定不會說：我是因為炒股票虧空了錢，中央不給我補，所以我要抗議。他們高高地舉起的，是民族主義的大旗。罵中央賣國，把路收回去是賣個老外。當時中央也沒錢啊，找老外借錢那是引進外資啊！保路會就說這不行，這種賣國行為決不能幹。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四川保路運動。
我個人認為，對國家民族的利益來講，這是一個極其落後的、極其反動的民間的自發行為。但是，革命黨一直沒有機會上路。革命黨是黑幫，中國老百姓一直是不喜歡黑幫的，誰打黑老百姓酒擁護誰，不管打黑是出於什麽目的。中國老百姓從來就不願意跟著黑幫去鬧事兒。結果這個時候革命黨就開始來勁兒了，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攪得更混，最好能把火點起來。然後中央才會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這些叛亂，才會造成武昌的空虛。
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體製改革是大量的放權，這種放權的結果是——鼓動了地方的離心傾向。（《看曆史》2010-5-4）
3，始於鎮壓太平天國時期的權力下放，到了晚清改革時再也刹不住車了！
清代的放權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太平天國開始的。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大清王朝這下子可能撐不住了，因為當時是南方有太平天國，北方有英法聯軍，真的叫內憂外患。就在那個時侯，鹹豐皇帝又死了，兩個寡婦加一個年輕的親王，三個年輕人，恭親王最大，也才26歲，慈禧25歲，慈安23歲，三個年輕人頂起了王朝整個的基業。最終把太平天國平息下去，進行了所謂的洋務運動，把政權鞏固下來。
但是在鎮壓太貧天國的過程中，中央沒有資源，中央剩下最大的資源是什麽？權力嘛！所以放權，讓曾國藩他們自己征兵、就地籌糧籌款，這就造成了太平天國打完了，軍隊方麵尾大不掉；其次是大量才財政權的下放。致使中央手上的砝碼不足。
到了1910年改革的時候，中央一方麵要繼續下放權力，另一方麵要在地方搞分權，把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給從原來的省長、市長手中分割開，在各個省建立谘議局。這是在宣統年間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地方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了地方上當時的“人名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當時的一些地方領袖，來與地方官員形成製衡。各谘議局成立之後，不斷與地方衙門出現矛盾。而當時中央政府幾乎是一邊倒支持議會。地方的長官也是人精啊，沒有人是很愚昧的，在大清的官場上混到總督巡撫，那都是人中龍鳳，他們馬上就看明白了，紛紛向議會靠攏，憲政的旗子舉得比誰都高，喊民主的聲音比誰都響。於是各省政府就開始與議會共和了。這下子中央就被動了，這就像三國演義一樣，中央是一方，地方的行政長官是一方，地方的議會是一方，代表了地方鄉紳們的一些利益。這樣導致地方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合流，不斷向中央要政策。你中央能在我省免稅幾年麽？或者像廣東那樣，給中央打報告，在香洲成立一個特區，可以設妓院，可以設賭場，稅收全免，以作為全國示範。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中央的權力越來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改革需要有權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沒有有力的行政資源去保障，你這改革措施怎麽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權威資源的放棄，來換取改革的推進，最後變成事與願違。它放了很多的權力給地方，最終地方拿這些權力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了嗎？最終的情況是，18各省，變成18個獨立的王國，互相之間還在不停的爭鬧。
所以我覺得，晚清的改革，恰恰不是國民黨所說的，晚清改革太慢了，事實上是太快了。（《看曆史》2010-5-4）
4，汪精衛刺殺載灃案——晚清政治風度一瞥。自此之後，遊戲規則顛覆了，中國進入了黑幫政治、痞子運動階段！
晚清改革開放還是保守，最有典型性的是1909年，汪精衛在北京銀錠橋上刺殺載灃，炸彈沒響，汪精衛被抓住了。按照當時大清國推行法製化以後的《大清刑法》，當時的民政部長善耆，那是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職能，這個人很開明，他就勸載灃，說你別殺汪精衛了。在審問汪的時候善耆還對汪精衛說，如果你加入革命黨是為了國家富強的目的，那我也要加入革命黨。善耆甚至還給革命黨送過錢呢！所以革命黨中很多人意誌不夠堅定，對善耆很有好感，像孫中山那樣意誌堅定的就認為，你別被人家收買了，這個世界沒好人。最後善耆勸載灃把汪精衛給放了。而且從始至終沒有打過他一頓，在牢裏好吃好喝，還買報紙給他看。
若幹年後，汪精衛在南京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有人就說，汪院長，為了擴大我們的執政基礎，是不是拉更多人走進我們權力中來。汪精衛說，不行，我們的政權是那麽多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腦袋換來，你要進來可以，拿鮮血來換！可是，他忘了他的腦袋當年事誰留下來的。有鮮血去換權力，然後抓著權力不放，這不是黑幫政治是什麽？
大清王朝覆滅之後，中國傳統的政治遊戲的規則沒有了，換上來的是什麽，就是黑幫政治，同盟會是什麽，就是黑幫啊。康有為是什麽，也是黑幫啊。中國進入和黑幫政治和痞子運動。什麽叫痞子運動，就是我說的我自己根本不信，我說這些隻是因為它管用，等到不管用了我就換一個。沒有真正的信仰，所有的信仰都是忽悠人的東西。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幾個黑幫分子在武昌城頭進行了一場嘩變，就造成了整個國家土崩瓦解。但是，國家沒有發生內戰，因為還有一個強有力的人——袁世凱。這些年我一直在講，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在哪裏？辛亥革命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不革命。這就是我們批判它的革命不徹底。你想想在一個王朝覆滅之後，勝利者竟然沒有對失敗者趕盡殺絕。勝利者之間的不同派係也沒有打仗。愛新覺羅家族在下課之後居然沒有被殺戮。財產全部帶走，而且供著你，當個國家顧問。這種局麵在中國是非常難得的。但是這種局麵在宋教仁被刺殺之後就結束了。送中山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凱刺殺的，而現在所有的史料板上釘釘的是，刺殺宋教仁的凶手是青洪幫。袁世凱和青洪幫真沒關係，青洪幫是誰的關係呢？國民黨就是青洪幫出來的。反正最終是誰幹的也沒查清楚。但是孫中山一意孤行要武裝反抗，連黃興都跟他翻臉了，說袁世凱都同意用法律來解決，甚至同意把審判庭放到南京，不放到北京。再搞內戰不是自己把法治弄亂了嗎？所以當時沒人跟著孫中山，他就自己拉一幫人，到西南拉最腐朽、最沒落、最反動的軍閥，那幫軍閥正好找機會去投機，搶地盤。所以把辛亥革命難得的勝利果實，五千年來難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寬容付之一炬。最後開始你殺我我殺你，趕盡殺絕之後還要把你搞臭的黑幫政治。所謂的“二次革命”就開了非常非常不好的頭。（《看曆史》2010-5-4）
5，浮躁的晚清知識分子，沒能成為一支穩定社會的啟蒙力量！
1840 年前後，還是有一些書生、一些知識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國的道路，現在我們教科書上提到了魏源，寫了本著名的《海國圖誌》。但是我們不知道，魏源的《海國圖誌》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暢銷書，甚至大多當時的知識分子聽都沒聽過。日本有一個改革者，叫做高山靜坐，是明治維新時著名的奇兵隊隊長，奇兵是天皇的一支近衛軍。這個人二十多歲的時候第一到上海，逛書店，說我要買魏源的《海國圖誌》。書店老板沒聽說過，但是《海國圖誌》當時在日本是一本暢銷書。老板就給他推薦什麽呢？你看看怎麽樣寫詩寫文，怎麽樣應對科舉的書吧！人家去買救國救民的書，這裏就推薦高考指南，公務員指南。於是高山靜坐又對書店老板談起，你怎麽看沙俄在北邊對你們的種種威脅侵略行徑？老板很不屑的說，那是夷狄，根本對中國不會有什麽威脅。
高山靜坐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中國人身穿夷狄之服裝，口倡聖德之言，實際上已經非常敗壞了。跟他一起去的一個下級武士，沒文化，回來時也向上級部門報告，說我認為，隻要給我一萬名日本武士，我就能征服全中國。這是當時日本人的想法。魏源在日本已經成了暢銷書，而中國根本就沒人看這本書。
當時的知識分子提出了一些救國的方案。但中國人的特點是什麽，藥方滿天飛，誰也不服誰，誰都在開方子，最搞笑的就是有人認為為什麽中國這麽落後，就是因為咱們的漢字有問題。然後很多知識分子就去研究拚音方案，在1910年以前，光拚音方案至少出現了11種。我不是說研究這個不好，其實也很好！但是，在那樣一個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穩定力量，成為中國啟蒙的一種力量，結果他們變得非常的浮躁，什麽東西都是大躍進。每個人都認為隻要我的東西一上，中國就得救了。漢字改掉，隻要用拚音，中國馬上就得救，輪船就能比國外造的高，槍炮就能比國外打的準。這樣浮躁的爭端，最終演變成痞子政治，大家救國方略之爭，就成了野心和權力之爭。這裏麵最典型的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看曆史》2010-5-4）
6，失意讀書人的典型：廣東小人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根本不是社會改良派，而是黑幫政治的始作俑者！
今天，國共兩黨的主流的史家都認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義者，其實不是，我認為他們就是恭親王的評價——廣東小人。
他們所有的東西就是為了掌權。高考考不過人家。康有為不是屢試不中、高考失利嘛！現在我們得到的所有的關於他們的情報，都是假的。他們既沒有和光緒皇帝有那麽密切的聯係，也沒有在知識分子當中有那麽大的號召力。
這一切都是他們作為被通緝的要犯，在逃亡的時候自己編造出來的。他們把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寫成中央的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保守的腐朽的，一個是改革的進步的。胡扯蛋，根本沒這回事。說慈禧太後如何反改革，光緒皇帝如何樣器重他們。因為他們要在中央一個塑造出天使，一個魔鬼。
日本人、英國人在他們逃亡的時候，就給本國發電報。我查了當時的外交檔案，這兩個人就是當年的大忽悠。日本的態度就是：那就先留著吧，反正是政治犯，不定哪天就有用了。他們就靠忽悠在海外華僑中籌款籌糧。
國民黨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我就和台灣的一些人爭，什麽叫華僑是革命之母，康有為他們籌錢也是在海外，從這個意義上講，華僑也是反革命之母。華僑懂得什麽政治，三刀嘛，菜刀、剃刀、剪刀，他們在海外開始就靠這個生活。康梁跑到那邊去，要籌糧籌款他就必須提一個響亮的口號，靠這個來換錢。所以他偽造一個衣帶詔，整天在那裏拜，這是他的道具。你看，皇帝給了我們衣帶詔，要我們勤王，你們華僑子民能不籌款嗎？
籌到的錢都拿來幹嘛了？康有為在海外，走到哪裏就換一個二奶。在巴西投資房地產。在保皇黨最苦難的時候，他拿了10萬美金，在巴西逍遙了一年。10萬美金是什麽概念，早十幾年前，美國買了整個阿拉斯加，隻用了72萬美金。有的華僑想參與祖國建設，回國投資，這都必須經過康有為的同意。他允許回國投資的，還必須讓他康有為參股。不聽話的就幹掉你！這是什麽？這根本不是政治黨派，這是一個黑幫，黑手黨。他們與中國的另一支黑幫殺來殺去，這就我們史上敬仰的那些讀書人幹出來的事情。（《看曆史》 2010-5-5）
7，同盟會也是黑幫
中國另一個黑幫同盟會，他們的目的和康梁一樣，也是籌糧籌款。為了這個事情孫文可以答應李鴻章：小孫，你把康有為幹掉我給你10萬兩。孫中山居然答應了！
在 1900年6月18日這天，當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台的時候，北京的端王——光緒皇帝的堂兄弟，皇位繼承人大阿哥的清代在做著帝王夢。。同一天，李鴻章派人帶一艘軍艦去香港海麵去接人，接誰，接孫中山。他們兩約定在廣東舉行秘密會談。孫中山的想法是鼓動李鴻章做大總統，在兩廣獨立。派去接的這個人叫劉學詢，大家可能不熟悉他。這個人是廣東的大賭王，原來是在中央機關做翰林的，然後廣東賭業放開，他就回到廣東下海，成了很大的賭王。他也想做皇帝。
孫中山1901年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進行惠州起義之後，日本政局變更，山縣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掌權。伊藤博文是個穩健派。他就嚴令台灣的日軍：一是把孫文給我趕走，二是把日本現役軍人中的革命黨全部撤回，不準參加革命。這個時侯孫文斷了後援了，起義堅持不下去了。他就到上海去找劉學詢談，讓他出錢。孫文托人給他帶了封信，信裏說：現在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請大哥捐點錢，作為回報是什麽呢，你來當江山，名稱可以是大首領，也可以直接叫皇帝。
國民黨的黨史專家，怎麽解釋偉大孫文說出的這番話呢？他們說這是偉大的孫中山的一種革命策略，蒙他一下，蒙他點錢出來。這種拿信念和信譽拋來拋去的政治，難道不是黑幫政治嗎？（《看曆史》2010-5-5）
8，主流讀書人的集體理想——走進腐敗的公務員隊伍！取消科舉，斬斷了他們的理想路，晚清改革埋下了重大隱患！
保皇黨、同盟會或許有理想，但他們選擇了黑幫和痞子的手段。中國更多的知識分子都沒理想，大家都在想著進公務員隊伍。
晚清改革為什麽失敗了，因為它沒有給知識分子留後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務員考試也沒有，大家最後要憑推薦函。原來還是科舉麵前人人平等，現在隻能去找關係。
當時為什麽那麽多人去日本留學啊，因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對應一個什麽文憑，回來就對應一個什麽級別。那大家一想好啊，能當官啊，那誰都跑過去。日本人也很聰明，辦了很多野雞學校。那都是留學垃圾，速成的。所以那些學生去了很長時間都沒有人會說日語。學會了什麽？學會了喝酒，學會了穿馬靴，陪著劍，看上去器宇軒昂，實際上學回了一肚子男盜女娼。
所以留美學生和留日學生有很強烈的對比，留日學生學回來全在造反，因為他們不會念書，出去三個月就頂個留學生的光環。不趕快鬧事，革命，時間長了，真相暴露了還怎麽上位啊！
留美學生呢，他們回來全都反革命，反革命不是說他站在革命的對立麵，他們反對革命這種手段。留美學生的選拔時非常艱難的，在北京的禮部大堂裏考試，除了漢文一門，其餘數學、化學、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華大學，就是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留美學生經過學習，知道建設是非常艱難的。知道革命取代不了建設。而且他們自身有學識，有本事混飯吃，不用那麽急著去造反。
還有一條知識分子的路線也被堵上了，就是捐官。所有學者都認為捐官是壞的。我認為大局上捐官是壞的，但是之前捐官是好的，它有政治方麵的正麵作用。雍正皇帝就講得赤裸裸，因為官位是有限的，讀書人很多，但是公務員崗位就那麽幾個。你得給人家留一條補救的路啊，讓人家在金錢麵前人人平等。這樣才能防止在社會上有一大批有文化的失業者。
有文化的失業者是社會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失業者沒文化，無所謂啊，他可以幹苦力去。如果那個人學了一大堆政治理論，沒地方用，他就會回去做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這樣的，看他寫的那些命令，根本不通。就這麽一個人，弄出一場驚天動地的事端。如果洪秀全家裏有點錢，給他捐個官，中國就會免去一場災難。
晚清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大家說賣官不好，它就停了。其實後期的捐官是不好，早期的時候，你掏100萬，給你一個局級幹部，但是你隻有級別，你打出來的民片，你們家該是什麽企業還是什麽企業，你是企業的二掌櫃，括號正局級。等你的企業犯了事兒，到公堂裏麵你不用脫褲子。否則縣老爺一發怒，脫了褲子給打大屁股。現在你過去拱拱手就行，因為你和縣太爺平級甚至比他還高。所以清代早期有很嚴苛的規定，捐官，隻能捐虛銜，是榮譽職稱，而不是職務。到後來，就開始捐實職了，那就麻煩了，他捐了 100萬，還不得撈200萬回去啊，所以就造成了一些列的負麵作用。
1909年政治體製改革了，要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一刀切，把這個給停了。你這邊把科舉停了，又把捐納給停了。麻煩了，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失業者，這些人受了一肚子半吊子教育，他們很憤怒，包括那些留日回來的，他們也失業。這批失業的知識分子都去了哪裏？因為正趕上軍隊建設現代化，他們都去了部隊裏。一群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與槍杆子走到了一起，在那樣的情況下，隻要有一星火花，就會爆破。
我覺得是這才是造成晚清改革失控的真正原因，和革命黨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正是由於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走得太猛了，改革才變成了革命，跟所謂驅除韃虜的民族革命更沒有關係！（《看曆史》2010-5-5）
9，我不斷高呼的觀點——晚清改革變成辛亥革命好嗎，它對我們民族的啟示在哪兒？
最終晚清改革失敗了，變成了辛亥革命。這樣的結局對我們究竟有什麽樣的啟示呢？我覺得最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我不斷呼籲的——辛亥革命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沒有殺誰的命，它象征了民族和解，中國人必須摒棄革命的思維。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你幹不好就讓我來幹。你設身處地的想，在你的單位有的事情幹不好，真的是老大能力不行嗎，是他的人品不行嗎，還是事情本身有一定的客觀性。換了你恐怕也隻能處理到這種地步吧。這就是民主的真諦，沒有議員、沒有總理比我們智商更高，他隻是受過這方麵的訓練，他更能吹、更不要臉。處理問題他也未必就全行，但是有一個製衡的機製在製約著他們，你這個處理不行，我來逼著你改。兩個混蛋，你別把他們放在一條陣線裏麵，他們就能製衡，可能就能搞好事兒。
我們中國人是什麽呢？你不行我來，等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較困難啊！從1911年到1981年這七十年，中國的其實是改革的中斷，因為就是你不行換我來，大家都革命啦，革命是什麽，革命是誰做金鑾殿的問題，但是民生問題還是存在的，醫療問題、住房問題、教育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革命就能解決的，你還是得靠改革，還是得靠建設。
隻要大家都不去想老大的問題，就可以慢慢建立一種機製。每個人在當反對者的時候總是義正詞嚴的，可以建立這種機製，但是先要把當權的幹掉，因為他太壞了。咱們在看《辛德勒名單》那部電影時，一個納粹軍官說，他槍指著別人眉心的時候他有一種權力感，一種成就感。辛德勒說那個不是，你真正的成就感是什麽，是I pardon you，我饒恕你。當你有權利一槍崩了人家的時候，你把槍收起來，I pardon you！那個軍官試了一回，當他把對著猶太女人的槍收回來的時候，那個女的跪下了。
但是，萬事總要有個開頭，你必須要一撥人，有機會從七十年的還幫政治裏漂白出來，否則，你去推翻他的時候你也成了他，他的基因就潛入你的身體，你就成了下一個狼人。
所以我們永遠要摒棄革命的思維，要維持一個建設的東西，要把國家建設好，使老百姓安定，就是要相互妥協。不能把自己的東西放的無限大，不能因為自己上訪，被人打了一巴掌，自己明明那個要求不合理的也變成合理了。現在我們有種受害者萬能的情節，受害者是天使的情節，但這個社會上沒有單純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我們每個人在受害的時候，我們可能也在害著別人，所以在文革結束後，隻有巴金一個人在說：我要懺悔！所有人都說這個那個萬惡的誰誰誰幹的，跟自己麽有關係。事實上不是那樣的。我們每一個人在基督麵前都是罪人，隻有沒罪的人可以砸死那個妓女，聖經裏說所有人都放下石頭走了，但是在中國，大家一定先一哄而上，拿石頭把她幹掉在說，下回你自己不幸站在她那個位置上那是你倒黴！（《看曆史》20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