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月間，中國連續發生四起針對校園學生的暴力事件。這在新中國六十年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不容否認，這是中國開創的前無古人的改革持續深化這一曆史背景下的產物。在這個階段，新舊體製仍在磨合，不同群體的利益交錯甚至對立，社會矛盾大量存在。如果不是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社會，這是任何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所不可避免的。實際上就是進入後發達階段，矛盾也未必消失。這方麵最典型的就是美國。
美國自今年起已經發生幾十起槍擊案（僅舊金山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七起），遍及社會各個層麵。從大學、中學校園、到教堂、法院、五角大樓（附近）、醫療機構、餐館，當然重災區仍然是校園。
應該說槍擊案在美國已是積重難返之症，上至總統下至百姓，均罹患其禍。據統計，每年死於槍下的美國公民高達三萬至四萬人！另有8萬人受傷，平均每天80多人成為槍下冤魂。最為荒唐的，是去年竟然在軍營裏也發生了槍擊事件，13人被打死，造成和平時期美軍最大的傷亡。
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發生悲劇的原因也不同，也自有其曆史不可避免性。但悲劇發生之後，如何應對、如何解決，卻可以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製度的標準之一。
中國自校園悲劇發生之後，教育部立即下發緊急通知，加強校園安全。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更表示“學生生命不保，談何教育？”。公安部也同樣迅速反應，要求全國公安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加強對學校和幼兒園的安全保衛工作，開展一場全國學校、幼兒園及周邊治安秩序專項整治行動。”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都做了具體的批示。
除了國家層麵外，各地方也立馬風行地推出各種措施，以切實保護學生的安全。在北京，各學校出現警車、警察巡邏、護衛。此外北京市還要求，要在每所學校配備一名治安信息員，每天向警方通報學校治安狀況。重慶立即排查校園周邊精神病患者，並成立單獨的“校園警察”，規定可當場擊斃傷害學生的凶犯。廣東省則規定“校園出事故，一票否決”。南京自五月一日起， 70名統一著裝並配備警棍、警用辣椒水等警械的專職校園保安，進駐鼓樓區67所公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福建、濟南、青島、蘇州……實際上全國各地都立即動員起來，應對這前所未有的挑戰。
反觀美國，槍擊悲劇屢屢發生，百姓深受其害，政府卻是束手無策，毫不做為。從表麵上看，此類悲劇的原因在於槍枝泛濫，但背後還是製度。
美國由於是一個移民國家，建國初期社會動蕩，而且又麵臨著英國的軍事威脅，故人人自危之下必然人人選擇持有槍枝。這有其曆史合理性。然而，在國家安全大大提升之後，政府不做為，卻是其製度的必然。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社會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階層。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統治者要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和選擇，並以被統治者同意的方式進行治理。而問題就出在建立在這一套理論之上的製度模式。
美國政府是通過選民選舉產生的。在三億多人口的美國，竟有2億多槍枝被民眾持有。民眾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盡管危害社會，美國政府自然也無法、無力改變。這不妨稱為依賴民意治國。問題在於，民意並不總是正確的，還經常處於變動之中，甚至前後矛盾。當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數美國民眾支持。但幾年之後，美國深陷泥潭，民眾又轉而反對。其實，像伊戰這樣複雜的地緣政治事件，民眾怎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進行判斷？而且如此依賴民意治國，政治精英的責任何在？豈不把自己等同於大眾？別忘了，老百姓選你是因為認為你能力出眾，可以領導一個國家。這應該是政治人物占有權力的自私，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這又和選票決定一切的製度密切相關。其實這樣的事情是民主國家的通例，絕非美國個案。印度人口增長失控，但無政黨敢提出計劃生育政策，否則就會被選民拋棄，也就隻能任問題存在並愈演愈烈。
然而，決定美國政府的不僅僅是民意，背後還有更重要的財團，實際上，代表資本的財團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這可從候選人的選擇到最後的競選整個民主運作的過程得到驗證。全球民主國家，候選人的產生大都是政黨提名。這一過程，民眾根本無法參與。從美國的政治實踐看，候選人都產生於即得的利益集團中。要麽是州長（如小布什），要麽是議員（如奧巴馬），要麽是屢立戰功的軍事強人（艾森豪威爾）。誰出線，都是政黨內部博弈、討價還價的結果。候選人產生之後，才交由民眾進行投票。
而這個過程，誰擁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媒體、更多的廣告，誰就會贏得大選。而有能力承擔這個天文數字般選舉費用的，隻有財團。民眾表麵上是自己獨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實際上卻早就被財團以金錢操縱了。而且除了政黨推出的人選外，民眾根本別無選擇。所以西方民主一語以蔽之：選民被動地從有錢人篩選出的幾個候選人中行使神聖的普選權。
因此，當政治人物最終勝選之時，他必然首先要回報資本的支持。具體到槍擊案，就是要保障槍枝製造商和銷售商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麽哪怕總統都遇到槍擊案，對此等社會問題也無能為力。更別說打死多少學生、平民。
以美國為代表的製度模式盡管有如此之多的問題，比如國內的全球經濟危機、金錢對選舉的決定性影響、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警察濫用暴力（對百姓和外交官）、官員腐敗（州長賣官、議員收賄）、虐囚案、6%的人口消耗35%的資源、高的驚人的犯罪率（包括槍擊案）、貧富差距跨過國際公認的安全線、救災無力；國際上以武力向全球輸出意識形態並大搞顏色革命、偏袒以色列、拒不簽署《京都意向書》、拒不簽署《聯合國保護兒童權利公約》、《禁止地雷公約》、《禁生物武器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拒絕批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關於廢止強迫勞動的公約》（實際上全球一百多個人權公約，美國隻批準了十幾個）等等。但由於美國綜合國力仍居全球第一，也由此仍然掌握世界的話語權，因此這個世界對之或者往往視而不見，或者視之當然，已經失去了反思、批評之力。其實想想，伏爾泰時代，中國文明發展已經放緩、停滯甚至下行，但卻仍然令伏爾泰佩服的五體投地，就是同樣的原因。
中國在西方眼裏，是一個一黨製國家，不是和它們同類的民主國家。但何以當中國麵對校園悲劇時，可以舉國上下迅速地行動起來，采取有效的措施？
首先，所謂政黨、一黨製、多黨製，還有民族國家等等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西方的發明，也都是西方的價值觀和文化。由於西方文明暫時主導全球，它們自然以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並以這種視角來看待全球各國。其實這和當年中國強盛時的表現並無二致。而且哪個時候西方對中國的崇拜之情----當然包括政治製度----並不次於今日中國的自由派。以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為例，他的書房幾十年如一日掛著孔子像，被德國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這和今天某些自由派人士擺放、崇仰民主女神像何等相似。他還認為“中國人是最有理性的”，並將中國人推崇的“理”解釋為“自然之光”，“在道德上歐洲人應該是中國的徒弟”。當然他最大膽的宣言是：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
之所以先回顧這一段曆史，是要告訴大家要跳出西方的話語結構來看待中國，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正如伏爾泰所認為的“中國的君主製度不是獨裁。集權不等於獨裁”。中國著名的曆史學家錢穆在其專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樣的觀點：從先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製政治了。
原因就在於中國獨特的“天命觀”和“家國一體”。在中國沒有“君權神授”一說，更沒有法國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絕對皇權。在中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治理國家，如果失職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實踐上，中國設有諫議製度，所有官員都可以對皇帝提出建議和異議。出了問題皇帝要承擔責任，下“罪已詔”。“這種不稱職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識，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體係，不妨看作是中國的民主觀。“家國一體”則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還有國母一詞、一職），與百姓一家。皇帝有責任和義務為百姓謀福利，從百姓的角度講，也有孝順的義務。這和西方利益博弈、權力限製的政治範式完全不同。所以說，中國沒有階級，沒有貴族，政權是代表整個國家。這就是中國傳承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麵對這種製度，也難怪伏爾泰如此感歎：“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
其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這個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的影響仍然無所不在。更不用說執政黨的基礎就是來自工農。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以人為本”，不妨看作這個政治傳統在新時代的延續和表現。也正是這個原因，當校園悲劇突然發生的時候，這個政府可以排除任何幹擾（實際上和美國不同，也沒有什麽幹擾），立即進行雷厲風行的防範和遏製。我們也相信，效果也將是立竿見影。
中國是注重實用理性的民族。在衡量什麽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時，不是看它如何產生、如何自我宣傳，而是看它如何執政。在針對學生的校園暴力事件中，我們不妨套用偉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作為結尾：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美國這隻製度之“貓”解決不了校園悲劇，是否應該深刻反思呢？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達到希臘的程度，一個社會擁有2億多隻槍的美國又會展現一幅什麽場景呢？恐怕不僅僅是全國半數勞動人口罷工、火燒銀行這麽簡單吧？
美國自今年起已經發生幾十起槍擊案（僅舊金山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七起），遍及社會各個層麵。從大學、中學校園、到教堂、法院、五角大樓（附近）、醫療機構、餐館，當然重災區仍然是校園。
應該說槍擊案在美國已是積重難返之症，上至總統下至百姓，均罹患其禍。據統計，每年死於槍下的美國公民高達三萬至四萬人！另有8萬人受傷，平均每天80多人成為槍下冤魂。最為荒唐的，是去年竟然在軍營裏也發生了槍擊事件，13人被打死，造成和平時期美軍最大的傷亡。
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發生悲劇的原因也不同，也自有其曆史不可避免性。但悲劇發生之後，如何應對、如何解決，卻可以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製度的標準之一。
中國自校園悲劇發生之後，教育部立即下發緊急通知，加強校園安全。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更表示“學生生命不保，談何教育？”。公安部也同樣迅速反應，要求全國公安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加強對學校和幼兒園的安全保衛工作，開展一場全國學校、幼兒園及周邊治安秩序專項整治行動。”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都做了具體的批示。
除了國家層麵外，各地方也立馬風行地推出各種措施，以切實保護學生的安全。在北京，各學校出現警車、警察巡邏、護衛。此外北京市還要求，要在每所學校配備一名治安信息員，每天向警方通報學校治安狀況。重慶立即排查校園周邊精神病患者，並成立單獨的“校園警察”，規定可當場擊斃傷害學生的凶犯。廣東省則規定“校園出事故，一票否決”。南京自五月一日起， 70名統一著裝並配備警棍、警用辣椒水等警械的專職校園保安，進駐鼓樓區67所公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福建、濟南、青島、蘇州……實際上全國各地都立即動員起來，應對這前所未有的挑戰。
反觀美國，槍擊悲劇屢屢發生，百姓深受其害，政府卻是束手無策，毫不做為。從表麵上看，此類悲劇的原因在於槍枝泛濫，但背後還是製度。
美國由於是一個移民國家，建國初期社會動蕩，而且又麵臨著英國的軍事威脅，故人人自危之下必然人人選擇持有槍枝。這有其曆史合理性。然而，在國家安全大大提升之後，政府不做為，卻是其製度的必然。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社會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階層。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統治者要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和選擇，並以被統治者同意的方式進行治理。而問題就出在建立在這一套理論之上的製度模式。
美國政府是通過選民選舉產生的。在三億多人口的美國，竟有2億多槍枝被民眾持有。民眾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盡管危害社會，美國政府自然也無法、無力改變。這不妨稱為依賴民意治國。問題在於，民意並不總是正確的，還經常處於變動之中，甚至前後矛盾。當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數美國民眾支持。但幾年之後，美國深陷泥潭，民眾又轉而反對。其實，像伊戰這樣複雜的地緣政治事件，民眾怎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進行判斷？而且如此依賴民意治國，政治精英的責任何在？豈不把自己等同於大眾？別忘了，老百姓選你是因為認為你能力出眾，可以領導一個國家。這應該是政治人物占有權力的自私，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這又和選票決定一切的製度密切相關。其實這樣的事情是民主國家的通例，絕非美國個案。印度人口增長失控，但無政黨敢提出計劃生育政策，否則就會被選民拋棄，也就隻能任問題存在並愈演愈烈。
然而，決定美國政府的不僅僅是民意，背後還有更重要的財團，實際上，代表資本的財團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這可從候選人的選擇到最後的競選整個民主運作的過程得到驗證。全球民主國家，候選人的產生大都是政黨提名。這一過程，民眾根本無法參與。從美國的政治實踐看，候選人都產生於即得的利益集團中。要麽是州長（如小布什），要麽是議員（如奧巴馬），要麽是屢立戰功的軍事強人（艾森豪威爾）。誰出線，都是政黨內部博弈、討價還價的結果。候選人產生之後，才交由民眾進行投票。
而這個過程，誰擁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媒體、更多的廣告，誰就會贏得大選。而有能力承擔這個天文數字般選舉費用的，隻有財團。民眾表麵上是自己獨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實際上卻早就被財團以金錢操縱了。而且除了政黨推出的人選外，民眾根本別無選擇。所以西方民主一語以蔽之：選民被動地從有錢人篩選出的幾個候選人中行使神聖的普選權。
因此，當政治人物最終勝選之時，他必然首先要回報資本的支持。具體到槍擊案，就是要保障槍枝製造商和銷售商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麽哪怕總統都遇到槍擊案，對此等社會問題也無能為力。更別說打死多少學生、平民。
以美國為代表的製度模式盡管有如此之多的問題，比如國內的全球經濟危機、金錢對選舉的決定性影響、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警察濫用暴力（對百姓和外交官）、官員腐敗（州長賣官、議員收賄）、虐囚案、6%的人口消耗35%的資源、高的驚人的犯罪率（包括槍擊案）、貧富差距跨過國際公認的安全線、救災無力；國際上以武力向全球輸出意識形態並大搞顏色革命、偏袒以色列、拒不簽署《京都意向書》、拒不簽署《聯合國保護兒童權利公約》、《禁止地雷公約》、《禁生物武器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拒絕批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關於廢止強迫勞動的公約》（實際上全球一百多個人權公約，美國隻批準了十幾個）等等。但由於美國綜合國力仍居全球第一，也由此仍然掌握世界的話語權，因此這個世界對之或者往往視而不見，或者視之當然，已經失去了反思、批評之力。其實想想，伏爾泰時代，中國文明發展已經放緩、停滯甚至下行，但卻仍然令伏爾泰佩服的五體投地，就是同樣的原因。
中國在西方眼裏，是一個一黨製國家，不是和它們同類的民主國家。但何以當中國麵對校園悲劇時，可以舉國上下迅速地行動起來，采取有效的措施？
首先，所謂政黨、一黨製、多黨製，還有民族國家等等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西方的發明，也都是西方的價值觀和文化。由於西方文明暫時主導全球，它們自然以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並以這種視角來看待全球各國。其實這和當年中國強盛時的表現並無二致。而且哪個時候西方對中國的崇拜之情----當然包括政治製度----並不次於今日中國的自由派。以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為例，他的書房幾十年如一日掛著孔子像，被德國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這和今天某些自由派人士擺放、崇仰民主女神像何等相似。他還認為“中國人是最有理性的”，並將中國人推崇的“理”解釋為“自然之光”，“在道德上歐洲人應該是中國的徒弟”。當然他最大膽的宣言是：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
之所以先回顧這一段曆史，是要告訴大家要跳出西方的話語結構來看待中國，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正如伏爾泰所認為的“中國的君主製度不是獨裁。集權不等於獨裁”。中國著名的曆史學家錢穆在其專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樣的觀點：從先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製政治了。
原因就在於中國獨特的“天命觀”和“家國一體”。在中國沒有“君權神授”一說，更沒有法國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絕對皇權。在中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治理國家，如果失職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實踐上，中國設有諫議製度，所有官員都可以對皇帝提出建議和異議。出了問題皇帝要承擔責任，下“罪已詔”。“這種不稱職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識，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體係，不妨看作是中國的民主觀。“家國一體”則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還有國母一詞、一職），與百姓一家。皇帝有責任和義務為百姓謀福利，從百姓的角度講，也有孝順的義務。這和西方利益博弈、權力限製的政治範式完全不同。所以說，中國沒有階級，沒有貴族，政權是代表整個國家。這就是中國傳承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麵對這種製度，也難怪伏爾泰如此感歎：“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
其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這個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的影響仍然無所不在。更不用說執政黨的基礎就是來自工農。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以人為本”，不妨看作這個政治傳統在新時代的延續和表現。也正是這個原因，當校園悲劇突然發生的時候，這個政府可以排除任何幹擾（實際上和美國不同，也沒有什麽幹擾），立即進行雷厲風行的防範和遏製。我們也相信，效果也將是立竿見影。
中國是注重實用理性的民族。在衡量什麽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時，不是看它如何產生、如何自我宣傳，而是看它如何執政。在針對學生的校園暴力事件中，我們不妨套用偉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作為結尾：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美國這隻製度之“貓”解決不了校園悲劇，是否應該深刻反思呢？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達到希臘的程度，一個社會擁有2億多隻槍的美國又會展現一幅什麽場景呢？恐怕不僅僅是全國半數勞動人口罷工、火燒銀行這麽簡單吧？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