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成下個富裕群體
——中國“共富”的理想追求與現實圖景
30年前，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社會分配實行平均主義，稱得上富裕群體的很少，基本上是“共同貧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推動改革的時代強音。
30年後，“先富”政策效應已經充分顯現，我國富裕群體逐漸壯大，財富正逐年增加，但富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複雜。社會貧富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現在的12.66:1，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496，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我們不禁要問：“共同富裕”難道僅僅是一種美好的願景？
分配製度決定了社會財富的歸集和流向。我們如果還不加大分配製度改革創新的力度，財富將會進一步向某些群體集中，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將要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這是全體國人的福音。
人們希冀，2010年成為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年。
麵對“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和現實圖景，我們策劃了本期專題，約請有關知名專家深入剖析中國先富群體形成的曆史軌跡和發展趨勢，社會分配製度改革調整的方向，未來中國“共富”路線圖如何繪就等，並通過網絡調查、記者問卷調查等方式，征集了13298名公眾對“富裕”的理解以及造就更多的後富群體的路徑與方法。值得一讀。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先富群體的成長規律與趨勢
處在改革和轉型期的中國，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說政策引向哪裏，富裕群體就可能產生在哪裏
在中國怎樣才能獲得財富？怎樣才能迅速積累財富？獲得財富的條件是什麽，有沒有規律可循？怎樣才能更好地分配財富？這些都需要在理論上進行闡釋。
七種致富類型：中國先富群體的成長軌跡
中國的富裕群體是伴隨改革開放一起成長起來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至少出現了七種致富的類型：
政策致富。政策致富是一般規律，好的大政策使大多數人致富，行業性的、部門性的、地區性的好政策使部分人致富，這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如此。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政策好政策使中國不斷走向國富民強。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政策逐步放開，率先在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湧現了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發展工業的同時發展旅遊、房地產、金融、飲食服務等第三產業。深圳、珠海、廈門等特區的出現，在東南沿海出現了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波致富熱潮，許多人紛紛下海經商，其中很多人取得了驕人的業績。
實業致富。實業致富主要是靠辦企業、出產品致富。1979年改革開放，計劃因素從絕大部分領域逐步退出，民營資本得以進入民生行業、輕工業、服務業等。20世紀80-90年代東南沿海地區的家族(家庭)企業是典型的實業致富，他們生產鞋子、襪子、罐頭、襯衫等民生必需品和打火機、手電筒、縫紉機、家電、塑料等家用輕工產品。當時的消費市場特征是：由於物質生活水平長期落後和購買力低，消費者隻在乎 “有”，較少要求“好”，使得這一批企業主迅速致富。現如今，人們隻要兢兢業業、遵紀守法、誠信經營、厚積薄發、控製風險地經營，就有可能致富。
投資致富。改革開放初期，老百姓隻能購買政府債券或銀行儲蓄，投資渠道狹窄。隨著經濟發展，金融債券的投資渠道被拓寬。
例如股市。中國股票市場的瘋漲和狂跌，使一批人成為了富翁。
又如房地產市場。進入新世紀以後，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和二線城市房價出現普漲、暴漲，漲得連房地產老板都不敢相信。2006年-2009的胡潤排行榜中，房地產行業是最大的財富創造者。很多中國的大企業也把房地產作為副業來經營。
資源致富。資源即是財富，誰掌控了資源，並把資源變資本就可以使自己變得很富有，一個地方是如此，一個人也是此。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於是，占有資源，掠奪資源，整合資源就成為了市場經濟中謀求致富的一幕大戲。山西煤老板就是靠煤炭資源致富的一群暴富者的代名詞。
中介代理。中介代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市場細分的結果。
中介代理者中，中層經理以上者的收入都非常高，達到年薪幾十萬、上百萬的量級。這是新興的財富群體，高收入中介代理者中有文化經紀人，他們是在演出、出版、影視、娛樂、美術、文物等文化市場上為供求雙方充當媒介而收取傭金的經紀人。還有保險代理人。以1998年中國保監會成立為標誌，中國保險業邁入深度發展的時期，保險代理人作為新興的行業發展起來，中層保險經理也成為了社會的高收入群體。此外還有在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工作的人，他們都有可觀的收入，是先富人群。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衡量一個國家創造力大小的重要標誌，與財富創造和先富群體的崛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2006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量超過了德國，成為了世界第五大專利大國。中國的知識產權市場也開始逐步發育和完善，使得智力成果的價值能夠順暢通過市場獲得價值體現，知識產權所有者(學者、教授、藝人、作家、技術人員等)也因此可以獲得可觀的財富，藉此邁入富裕階層的行列。
如 2009年中國作家排行榜中，第1名鄭淵潔2000萬，第2名郭敬明1700萬。明星、藝術家的收入更高，成為“天之驕子”。他們的高收入與中國文化產業的改革和發展息息相關。又如軟件業。中關村科技城是我國軟件產業的基地，成為了中國創新產業的窗口和平台，一大批高新技術從業人員獲得了很高的經濟收入，湧現了一大批富裕者(管理者和技術人員)。
違規違法致富。從計劃到市場，從摸著石頭過河到設計出一套完整的製度，需要一個過程。有的人就利用這個過程中的不完善撈取好處。
如利用“雙軌製”致富。一些商品是計劃定價，一些商品是市場定價，而市場定價是高於計劃定價的，這就導致很多人通過各種關係，倒賣產品和批文，富了很多人。還有的靠走私貨物致富。包括從國外走私進來汽車、摩托車、原油等。還有的靠坑蒙拐騙致富(如傳銷)，靠販毒販賣文物致富，靠汙染環境致富，靠行賄受賄致致富……市場經濟是一個大染缸，如果調控不好，就會出現各種違規違法致富的現象。
這就是30多年來中國先富群體、大富群體、暴富群體的富裕軌跡和富裕途徑，無論是靠政策致富、實業致富、投資致富，還是靠名望致富、教育致富、科技致富、知識產權致富，或是靠權力致富、關係致富、精英結盟致富、其它違規違法致富，它們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中國市場的活力與機會，是老百姓尋求致富的方式和希望，是中國進一步向前的動力。
中國富裕群體形成的財富公式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方式是世界上最獨特的案例，具有中國特色。這是因為，一方麵中國正在努力發展市場經濟，另一方麵發現很難套用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解釋。
西方經濟學認為，財富的短期創造公式是勞動力L、資本K結合產生財富，即W=F(L,K)，而長期的財富創造公式是W=F(L,K,T)，考慮了技術更新T的因素。在中國，情況則更為複雜，人際關係錯綜複雜，潛、顯規則縱橫交織。政策會產生財富，人脈即社會資本會產生財富，土地資源也是重要因素。於是中國的財富生產公式變得更加複雜，也更貼近中國的實際，我們把它抽象為W=F(L,K,T,Sr,P,Rt,I)，其中L為勞動，K為資本金融，T為技術水平，Sr為人脈等社會資本，P為國家和地方政策，Rt為地租，I為智力因素(知識、創意等)。各種生產要素按照重要性博弈定價，按均衡分配比例利潤。由於中國財富創造公式的複雜，使得中國富裕群體產生的途徑更加多元化。
中國人創造財富具有獨特性，積累財富也具有獨特性，即存在兩種積累方式並立並存的現象，在某些行業領域是隨機彈性積累(自由平等競爭)，而在某些行業領域是定向剛性積累(壟斷性經營)。
隨機彈性積累主要是指機會均等積累，它通過公平競爭創造和積累財富，各成員之間的財富積累是彈性的變動的，若財富變少，則要增強競爭優勢，力爭獲得好的業績，實在不濟，可以選擇退出該領域；若財富很大，也要兢兢業業、力圖保持良好的業績和競爭優勢。整個市場是開放的、彈性的。這種財富積累圖景符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建設橄欖形結構社會”的理想目標。在這種分布中，絕大多數群體處在中等收入範圍，極富裕者和市場失敗者都很少。這種積累的典型行業有：農產品、生活必需品、輕工業、服務業、服裝業等。這些行業的根本屬性是民所必需、遍地經營、市場參與量大。
定向剛性積累，是指在該領域行業內，財富總量在分配過程中傾向於固定地從部分成員流向另一部分成員，財富流出部分和流入部分的成員規模上存在一定的比例關係。這種定向剛性積累的財富積累模式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它的形成源於：一是壟斷，分為自然資源壟斷和行政壟斷。典型行業有石化、電信、重工業、煤礦、鋼鐵、水泥等；二是因為行業規律和內部結構，因為在該行業內，真正創造財富的是少部分人的智力知識(IT產業、投資等)、概念運作(文化創意產業等)和組織模式(中介、代理、信托、直銷等)。財富定向剛性積累的後果是使財富越來越多的向少部分人集中，使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合理，貧富懸殊越來越大。
在一個社會中，定向剛性積累的行業是允許其適當存在的，但社會的主要行業一定要是隨機彈性積累的，否則一旦社會主要行業都是暴利行業，那麽必然由於壟斷或精英結盟，出現貧富分化和實業空心化。
中國先富群體產生的規律與趨勢
規律一：先富群體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誕生
1949到1953年，新中國成立後當時首要的任務是鞏固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建立。1953-1979年間，中國社會一度存在以富有為恥、以貧窮為榮的社會思想和輿論，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使誰都不敢致富。
改革開放使一切成為可能。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開始引入。政策致富、雙軌製致富、實業致富等使第一批先富群體得以誕生。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經濟組織方式和科技領域出現重大創新，於是投資致富、知識產權致富成為最新的致富渠道，新的職業群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造富的過程。
規律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要
中國的財富群體之所以能致富，都是因為滿足了當時的社會需求。1980年後的政策致富和實業致富是對當時社會巨大潛在消費需求的反映。商品短缺是當時國民經濟中的高頻詞。短缺經濟是我們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後，由於本身存在的巨大消費量和國內外消費水平之間的巨大差距，中國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鞋子、襪子、衣服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麵的龐大消費需求，給東南沿海的相關製造業帶來了長期的繁榮發展，正是在這裏誕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萬元戶”。之後又有了家庭投資理財的需求，於是金融債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為中國老百姓的投資需求提供了相應的機會。
進入21世紀，知識、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種現代化的生產要素，越來越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許多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百萬富翁、千萬富豪、億元大佬被成批製造出來，其中一大批作家、明星、軟件商邁入富豪群體。
規律三：致富與政策高度相關
中國富裕群體的產生和國家政策是密切相關的。正是由於國家計劃在一些領域內的退出，才給了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中國富裕群體本身就是嵌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例如：“抓大放小”政策給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騰出了空間和舞台，保險業政策出台促進了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股票債券機構和法規的出台促進了股市的生長，城市化戰略給了房地產業巨大的發展空間。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前期主要是釋放性的政策，在輕工、農業等產業的政策都屬於釋放性政策。改革開放後期，尤其是邁入21世紀，政策的製定更具有先導性和前瞻性，例如在網絡技術、概念產業、3G通信等方麵。處在改革和轉型期的中國，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說政策引向哪裏，富裕群體就可能產生在哪裏。
規律四：致富越來越從低端向高端發展
縱觀當今社會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大的經濟社會發展趨勢：那就是從基本消費品時代邁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再從耐用消費品時代邁入知識創造品時代。
基本消費品經濟主要解決的是人們的“衣食”，即主要解決吃飽飯不挨餓、穿好衣不受凍，蔬菜、食品、紡織、服裝、鞋帽等行業都屬於典型的基本消費品時代的經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79-1990年間大概處在基本消費品時代，生產和銷售服裝、鞋帽、打火機、罐頭、煤油等都是當時普遍的致富形式，東南沿海的個體私營企業基本上都是圍繞這些產業來做。
耐用消費品時代主要解決“住行”，住的方麵有房子、家具、空調、洗衣機、電視、裝修等行業，即房地產和其相關產業。行的方麵有汽車產業、交通運輸業、鐵路網絡(高鐵、地鐵)、出租車行業等。1990年至今，中國仍處在此階段。
預測：未來中國的富裕群體將更多的是知識創造者
知識創造品時代，主要與知識產權創造和精神消費有關。典型形式有文學產業、電視產業、電影產業、音樂產業、創意產業、概念產業、軟件產業、廣告設計、奢侈消費業等，主要是靠知識智力來生產，滿足人類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潛力無限的智力創造資源，不斷加大的政策支持，這將成為中國未來富裕群體產生的內在邏輯。
財富本身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分配財富則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則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最為穩定、和諧的財富分配目標。除事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重大國計民生等重要領域之外，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實現勞動力、資本的自由流動，才有可能在全社會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才是解決根本問題之道。
中國需要先富群體，需要越來越多的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創新創造富裕起來的百姓大眾。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誰都離不開誰，隻強調一方的重要性都是片麵的。
如果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不能很好地處理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關係，中國先富群體的成長將會是畸形的，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將難有持續的動力支持，和諧社會的構建將會遭遇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帶來的巨大挑戰。
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
——“誰是下一個富裕群體”大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
■ 56.5%的受調查者認為，“有房，有車，有閑錢，有保障”才算富裕
■ 下一個富裕群體是誰？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具有市場頭腦，深諳經營之道的人”(占總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總46.8%)、“高學曆人士”(占總43.5%)
■ 中國式共同富裕的短板，73.5%的受調查者選擇了“收入分配體製不能有效地調節貧富差距”
■ “2010年社會分配改革，你最大的期待是什麽？”結果顯示，排在前兩位的分別是： “推動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改革”(占總65.4%)、 “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占總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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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財富的增長舉世矚目。人均GDP從1979年的417元人民幣，達到2009年的3603美元，2010年預計將達到4000 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國內地的富裕人數為36.4萬人，躍居全球第四位。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傾向和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趨勢。如何調整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話題之一。
創造財富、分配財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其目標都是指向共同富裕。那麽，在當前情況下，如何造就更多的“富裕”群體？誰是下一個“富裕”群體？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打造“後富”群體的關鍵因素是什麽？中國式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哪？等等。針對以上公眾關注的問題，人民論壇雜誌在人民論壇網、人民網、新浪網做了關於“誰是下一個富裕群體”的網絡調查，受到網友的極大關注，短短三天時間，共有12078位網友參與。同時，人民論壇記者還隨機采訪調查了1220位普通群眾。本次調查總計參與人數13298人。
富裕的標準是什麽
——56.5%的受調查者認為，
“有房，有車，有閑錢，有保障”才算富裕
“在當今社會，您認為富裕的標準是什麽？”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五成多的受調查者認為“有房，有車，有閑錢，有保障”才屬於富裕(占總56.5%)。另有46.7%的受調查者認為“年收入15萬以上，有一定數量財產性收入”屬於富裕，還有38.7%的人選擇“年收入7萬以上，看得起病、買得起房、上得起學，不為生計發愁”。
專家表示，所謂富裕是基於人們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如果物質水平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和享受可稱之為富裕。從網友選擇的結果來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存在的社會問題和公眾的普遍訴求。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認為，嚴格地講，一成不變的、普遍適用的標準是不存在的。在西方發達國家，擁有百萬、千萬財富的人可以稱之為富人，但也隻占總人口的少數，多數人是擁有比較穩定收入、衣食無憂的所謂“中產階層”。網友對“富裕”的理解，似乎更像是一種“中產”的標準。
另外，還有35.4%的受調查者認為“各人要求不同，很難有統一標準”，28.4%的受調查者認為“錢夠用就行，主要是精神富足、不空虛”，22.9%的受調查認為“收入10萬以上，至少有按揭式住房，有‘三險一金’”。
下一個富裕群體是誰
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具有市場頭腦，深諳經營之道的人”(占總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總46.8%)、“高學曆人士”(占總43.5%)
“您認為現在我們麵臨哪些好的形勢，可以造就更多的富裕群體？”調查的結果顯示：選擇“國內外相對穩定的局勢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扶持”的占28.0% ，選擇“中國經濟良好的發展預期”的占24.4% ，還有19.3%的受訪者選擇“社會上人們 ‘盼富’熱情很高、‘求富’願望很強烈”，而選擇“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迅速，可以更多地用之於民”的占14.4%。隻有4.5%的受訪者選擇了“‘先富’ 群體已經具備一定的能力和條件幫扶其他群體”。可見，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政策的良好預期，以及致富的願望遠遠高於先富帶後富的機製。
“你認為下一個‘富裕’群體是誰？”調查結果顯示，排名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具有市場頭腦，深諳經營之道的人”(占總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總46.8%)、“高學曆人士”(占總43.5%)。而選擇“懂得高新尖技術的人才”的占總39.6%，選擇“具有某項特殊技能的人才”的占總37.5%。選擇“公務員”的占總35.3%、“具有某種海外背景的人士”的占總22.6%。卻僅有19.3%的受訪者選擇了“中產階層”。
從以上投票結果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未來的富裕群體，要麽懂得經營之道，要麽是知識精英，要麽具有一技之長，要麽就具有特殊的背景，而且大有百舸爭流之趨勢。但對“中產階層”的認同度較低，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人們對社會收入分配改革的預期較為缺乏信心。因此，長期來看，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題中之義。
“成為下一個‘富裕群體’中的一員，你是否抱有很高的預期？”調查結果顯示，37.6%的受調查者認為“不抱什麽預期，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另外有39.3%的受調查者表示“正努力奮鬥著”，15.5%的受調查者認為“覺得自己完全具備能力”，另有7.6%的受調查表示，“說不清楚”。
中國式共同富裕的短板
67.8% 的受訪者認為，造就更多“富裕群體”關鍵是“實行公平競爭，消除特權和壟斷”
當問到“您認為打造‘後富群體’的關鍵因素是什麽”時，67.8% 的受調查者選擇了“實行公平競爭，消除特權和壟斷”，53.5%的受調查者選擇了“健全法製，保障創業者的合法權益”，另外有49.7%的受調查者選擇了 “調整分配結構”，有43.9%的受調查者選了“個人的努力和稟賦”。
專家表示，“實行公平競爭，消除特權和壟斷”是後富機製的前提。凡是人為設定的不利於“多數致富”的特權、特許權、進入壁壘、區域保護、行業壟斷、人事禁錮等製度規定，都應當通過改革撤除。這些壁壘不除，就談不到公平競爭，就難以造就後富大眾。
青連斌教授告訴人民論壇記者，在一部分人已經率先富裕起來的背景下，先富帶後富，使全體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就不再應該僅僅是一個議題了，更不是時機是不是成熟的問題了，而是必須切實采取措施加以推進的實際行動了。
在國外，富人們依靠道德主動向社會捐贈，並逐漸成立了基金會，從而將“二次分配”拓展到了慈善事業，形成了“三次分配”。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你認為‘先富’帶‘後富’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麵？” 排名第一位的是，“‘先富’缺乏足夠的社會責任，主動幫扶‘後富’”(占總42.6% )。由此可見，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先富群體做得還遠遠不夠。
“你認為中國式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哪？”調查結果顯示：73.5%的受調查者選擇了“收入分配體製不能有效地調節貧富差距”、57.2%的受調查者選擇了“社會保障機製不健全”、45.6%的受調查者選擇了“城鄉貧富差距大，農民共同富裕還麵臨許多難題 ”，選擇“東中西區域發展不協調，中西部還有一些地區相對落後 ”、“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貧乏”、“‘先富’帶‘後富’的機製不健全”分別占32.3%、27.1%、16.6%。
先富群體通過怎樣的途徑致富
40%以上的受調查者認為“國有企業高管”、“民企中經營成功者”、“文體界明星”等都是“先富”群體
針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出現的‘先富群體’，您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哪些類型”這一問題，46.6%的受訪者選擇了“國有企業高管”，43.2%的受訪者選擇了“民企中經營成功者”，還有41.5%的人選擇了“文體界明星”；另外有32.5%的受訪者選擇了“政府官員”。而選擇“知識及技術精英”、“專家學者”、“各類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的分別為22.4%、 21.3% 和18.4%。
專家表示，這個調查結果基本上客觀地反映了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富裕群體在各個社會階層的分布狀況。
“2009年胡潤富豪榜中，中國的前1000個的新富家族，其個人家庭資產，至少都超過了7億人民幣。”“雖然從2002年開始推行國企高管年薪製，規定高管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12倍，但現在這一數字早已被突破。”人民論壇網網友留言。
“您認為‘先富群體’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富裕起來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資本”(占總58.5%)、“權力”(占總 43.4%)、“投機”(占總38.5% )，而選擇“知識”、“勞動”的隻占36.2%和32.3%。正如專家指出的那樣，利用社會轉型期的某些不規範狀態，依靠事實上的權錢結合，確實富了一部分人。這恰恰很好地解釋了當前中國社會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仇富”、”仇官”心態的現實。
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高幹子女占據了相當比例。而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馬克告訴人民論壇記者，那些非法致富、憑借權錢交易富起來的群體是後來的事，也是體製改革與完善不到位的產物。
2010年社會分配改革的最大期待
59.7%的受調查者認為，“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最關鍵
“2010年社會分配改革，你最大的期待是什麽？”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 “推動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改革”(占總65.4%)、 “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占總 59.7%)、“國家財政分配更多用於民生領域”(占總 56.3%) 。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誌強在接受人民論壇記者采訪時表示，建立健全職工的工資正常增長機製，在當前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目前不是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少數的富裕階層，絕大多數的低收入階層，中產階級發育不良，僅為18%。在平均數的統計中，大多數社會成員感到收入“被增長”。健全工資增長機製，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必然是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之歸依。
收入分配體製、社會保障機製、財政使用方向是目前縮小貧富差距的三大短板，是改革的著力點。我們期待製度性的變革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富裕群體，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後富機製：跳出“帶富”問題
無論在什麽階段，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過上相對體麵而有尊嚴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可以作為共同富裕的價值體現或判斷依據
改革開放30多年了，如今富有群體的規模和財富積累是早期“先富者”難以望其項背的，“富二代”、貧富差距擴大等新的詞匯或現象日益流行，就社會群體而言，經過代際轉換，早已今非昔比。如果一定要在群體或階層意義上講“帶”，還不如說富裕階層如何幫助窮者脫貧或者變得富有，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為太過道德倫理色彩。雖然我們看到不少富人行善，但這基本屬於社會救濟範疇，既不可能使窮人變富，也缺乏持續性機製。
因此，今天我們應該跳出群體或階層意義上的“帶富”問題，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抑製或縮小貧富差距擴大並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階段，或者說我們已經沒有“借口”拖延了。
首先是權力資本化問題。應該說，權力介入市場在計劃經濟體製引入市場調節機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這種介入，市場機製的自然生長是困難的。但權力本身也存在成為一種“資源”參與市場分配的可能，一旦條件成熟，這種可能就會變成現實。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人們不難觀察到權力參與市場分配的演進軌跡。問題的實質在於，權力作為個人或群體的資源參與分配，本質上是對社會財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數“暴富”階層的同時，侵犯了他人創造社會財富的收益。
其次是勞工保護問題。一係列研究表明，我國勞動報酬率(勞動報酬占GDP比重)自1998年以來持續下降，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勞資之間的談判機製，特別是工會力量還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再者是市場公平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資源根據市場需求自由進入或退出供給領域，這樣才能實現公平競爭，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基礎性作用。從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角度看，資源進出是否順暢，直接對社會成員創業、就業、收入增長等一係列環節構成影響。
最後是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公共政策問題。我國是一個經過改革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型的市場經濟國家，舊體製的演變與新體製的形成與完善是一個不斷“磨合”的過程，其間難免會出現所謂“越位”、“錯位”、“缺位”現象，如行政性壟斷、社會保障與福利、稅賦輕重與公平等，這些方麵的政策對收入分配格局也構成深刻影響。
共同富裕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或取向，不應該以國別來定義。這裏的“共同”至少指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至於什麽樣的水平標誌富裕則與社會發展階段相聯係，這不應該有什麽國別差異。我認為無論在什麽階段，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過上相對體麵而有尊嚴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可以作為共同富裕的價值體現或判斷依據。共同富裕不是指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絕對無差別或擁有等量的財富，而是應該指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大體相當的富裕水平，相對差別在社會可接受範圍。共同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時點社會成員同時達到某種富裕水平，作為一種動態理念，它應包括致富機會的均等，即“時間可先後，機會要均等”。沒有機會均等，恐怕不少人會長期處於“被平均”或“被富裕”的狀態，收入與財富差距懸殊的現象難以改變。同時，機會平等也是社會保持活力與和諧、共同富裕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
至於共富的難題在哪，關鍵在於體製改革。體製不改革，好多政策不僅難以出台，而且執行起來也會發生扭曲。這是當前最大的難題。(作者：馬 克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貧富差距與收入分配改革
問診篇
如果任由房價繼續高漲，還將刺激投機性購房需求，進一步拉大再分配的收入差距。——全國政協委員李慶雲
一些行業，比如說掌握眾多公共資源的壟斷行業，其收入在不斷增加，形成了所謂的高收入群體。是誰讓這些群體收入這麽高？他們收入高的標準又是什麽？勞動密集型企業中的工人，收入就應該少？我認為，應該把我們的財富大蛋糕換個切法了，新的收入分配辦法中，要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全國人大代表紀玉君
現在的個人所得稅是工資稅，炒股票的人反而不交稅，勞動的人反而要交稅，這有悖於社會公平。——全國政協委員李稻葵
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關係到經濟增長由過度依賴出口向內需拉動轉變的深層次問題。以2009年房地產市場為例，隨著房價飛漲，有能力購房者在樓市的高歌猛進中不斷積累財富，而無力支付首付的居民則離一套基本住房的購買力越來越遠。所以要想拉動內需，就必須先讓百姓有錢花。——全國人大代表劉新國
我記得我在做一些采訪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我們今年農民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他們現在每年有12,000元家庭收入，我聽得挺心酸的。憑什麽農民一家子幹一年12,000元就算挺高，而我們在城市裏工作，一個月掙12,000元都不算高的？——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
支招篇
關鍵是要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如果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就會迫使居民過多承擔快速增長的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擠壓居民的消費。——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
將現行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2000元調整為個人所得稅起征參考點為5000元，並允許納稅人選擇按個人或按家庭為單位申報納稅。——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後
開征奢侈品稅和奢侈稅是合理調控消費的好辦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
建議政府加大宏觀調控，用法律手段控製市場經濟，防止民營企業家們用不正當手段掙錢。同時大力發展一批高素質的民營企業家 ，調動他們的“發財願望”，從而帶活整個市場經濟。隻有這樣，才能讓貧富差距日漸縮減。——全國政協委員王乃靜
規範高管的薪酬首先應打破壟斷。當然，在短短一年裏能對高管工資進行控製調節，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根本的措施在於打破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才能實現公平合理的競爭局麵。——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
應該提升農民工的工資標準。當前造成“民工荒”現象的部分原因，就是新生代農民工對低標準工資收入的一種“無聲的反抗”。——全國政協常委錢克明
政府應該通過積極擴大就業、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例等手段，優化分配格局。同時，加大國家公共財政對文化、教育、交通、醫療和社會保障事業等公共服務產品的投入。——全國人大代表黃榮
窮人與富人的關聯邏輯
在社會階層財富分配不均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化的條件下，一部分人麵臨生存危機，另一部分人也必定要受到牽連，換言之，窮人活不了，富人也活不好
社會分配體製存在的不公和失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民財富的增加，絕大多數人都受惠於改革發展。但是，必須承認，現在的社會分配體製又存在著不公和失範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麵：
一是勞動者所得持續下降。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可以發現這樣一種普遍性現象，即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據了解，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國還不到10%。據調查，近十年廣東經濟增長得很快，經濟總量已先後超過新加坡、香港、台灣，正在趕超韓國，但廣東的農民工卻沒有合理分享到廣東經濟發展的成果，即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幾乎沒有增長！這就是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問題。
二是收入分配領域失範問題嚴重。如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形同虛設，勞動者的工資被拖欠；公務員的收入因欠透明而未成為“陽光工資”；單位在參加社會保險時任意降低繳費工資基數的現象屢見不鮮；所得稅的計征因收入的不規範而存在著較多漏洞；一些人通過各種手段獲取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等。
三是公共福利嚴重不足，再分配力度明顯不夠。如社會保障體係殘缺不全，漏洞仍大，絕大多數鄉村居民與相當數量的城市居民還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教育機會因公共投入不足而導致福利性持續下降，進而損害了教育的公平性；公共衛生投入不足而且資源配置失衡。換言之，公共資源的分配長期重城市輕鄉村的格局還未從根本上扭轉。
四是稅收等相關政策不利於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低實際上不利於低收入階層，而不開征遺產稅則明顯有利於高收入階層；政府的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教育資源配置、公共衛生資源配置等均不利於農村居民，不利於低收入群體，等等。
所有這些，均表明在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30多年後，國家財富的持續增長並未真正實現全民共享的發展目標，收入分配領域已經出現的問題，日益明顯地影響到了經濟社會的協調、和諧發展。
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將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和諧
分配製度對於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古今治亂循環無不圍繞著發展和分配而展開。時至今日，在金融危機衝擊下，現行收入分配製度已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短期穩定與長期發展。
近年來，我國各地群體性事件頻發，其背後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長期處於失衡的狀態。2007年，我組織了一次有關社會公平問題的大型，在11個省市發放 4000多份問卷調查，80%以上的受訪者對社會公平度的認可很低，不僅低收入階層認可度低，而且一些獲益較多的機關事業單位與私營企業主階層也對當前的社會公平認可度低，這是一個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的社會信號。
社會不公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過去長期過分追求效率優先乃至形成片麵追求財富增長的結果。由於缺乏公平性，導致利益的調整缺乏合法性，無法得到被調整的一方的認可，進而會表現為訴訟、上訪。
應當承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進入了富裕階層，但在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的情形下，怎麽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確實已經成為我們麵臨的當務之急。
一方麵，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下去，貧富分化必然帶來階層對抗，進而形成顯性化的社會危機，這就涉及經濟發展乃至政治穩定。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的上升，以及有人搶劫小額財物是為了因無錢治病而想進監獄治病、有人因年老無靠而犯法是為了進監獄養老等個案的出現，已經表明這不是杞人憂天。
另一方麵，在社會階層財富分配不均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化的條件下，一部分人麵臨生存危機，另一部分人也必定要受到牽連，換言之，窮人活不了，富人也活不好，因為社會不穩定帶來的危機與風險，同樣直接影響著富人的生活環境與質量。在財富日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的時候，大多數人便不可能有消費能力，經濟發展模式與增長方式轉換的目標便不可能實現。因此，收入差距問題是民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與經濟發展問題。
立體推進分配改革
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場涉及到不同社會階層利益分配格局的異常複雜的改革，隻有多管齊下，立體型推進，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具體說來：
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已成為製約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礙。有效就業是增加勞動報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計增加“飯碗”，開辟新的就業領域。
2010年的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失業人數有可能突破1000萬人大關，這是現實。因此，政府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應當考慮社會服務相關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旅遊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帶動就業，同時給事業單位與社會團體鬆綁。在努力增長就業崗位、提升就業質量的同時，我還多次主張以“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係”來替代目前單純的工資甚至是最低工資機製，在逐漸提升勞動者即期工資的同時，通過社會保險與職業福利機製來增加其預期收益，將是十分理性的調整方案。
第二次分配問題即財政分配問題。我們現行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做出重大調整，需要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製，即從經濟建設財政、政績工程財政、吃飯財政真正轉向以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為目標的公共財政。
加快二次分配改革的著力點，一是壓縮行政開支，杜絕政績工程，減少直接的經濟建設投資，打造效率政府、效能政府，這方麵有著巨大的潛力。二是強化社保再分配功能。2009年中央政府投向社會保障的財政資金為2906億元，增長16.6%，這是首次投向社會保障的資金大幅度超過財政收入增長，屬於前所未有的，它的實現也表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是需要改革稅收製度。加大所得稅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調高高收入者的累進所得稅率，其次要減少所得稅的累進層級，並加大各層級之間的級差。目前，壟斷行業不僅工資很高，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也很高，企業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加起來超過工資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積金和高企業年金都免征個稅，盡管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在現階段無疑對低收入群體來說不公平，因為低收入群體往往不能參加，也就不能享受國家的免稅優惠。因此，與收入相關的稅製需要基於公平原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次分配。國家應盡快創造便利條件和確立相應的財政與優惠稅製，引導第三次分配，扶持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快速發展。第三次分配，通過慈善的方式讓富人把錢捐獻出來，這也可以緩解貧富差距，同時是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進一步調節的有益調節機製，是社會關係尤其是階層關係的良好的潤滑劑。比爾·蓋茨捐了250多億美元，並且多次表示隻留1%給下一代，99%都要捐出來。而我們國家隻見創造財富的英雄，很少見承擔社會責任的英雄。
為此，建議一方麵放手發展慈善公益機構，並通過這些組織去募集社會資源，提供款物與服務援助，進而興辦各種攸關民生的慈善公益福利事業；
另一方麵，盡快試行社會與個人捐獻慈善公益事業全額免稅優惠政策，同時對慈善公益組織給以相應的財政支持。(作者：鄭功成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如何勾畫“共富”路線圖
國有企業應該把全民看成是股東，上繳利潤給財政相當於給全民分紅，有什麽不可以呢？這完全可以成為擴大財政收入的辦法
共同富裕首先依賴政府改革
人民論壇記者：共同富裕是我們的最終目標。當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時，如何進一步勾畫共同富裕路線圖？
遲福林：我認為，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提高勞動收入的比重；其次，要加大以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的再分配力度。這方麵國家雖然已經加大力度，但是還不夠。我們現在的貧富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均等造成的；第三，要加大財政稅收體製改革；第四，要對國有資本進行重新配置，把更多國有資本配置在公共領域，比如在房地產領域，國有資本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在這些措施實施成熟的基礎上，要有立法來明確規定國民收入分配的相關問題。
關於共同富裕的推進，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壟斷權力帶來的貧富差距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這個問題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風險。上述提出的各項措施，依賴於一些基本的機製，比如一再被提到的財產申報製度，隻有有了財產申報，稅收的問題才能解決。我們現階段已經具備這樣的技術手段等各種條件，關鍵的問題就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決心和魄力。
張卓元：走向共同富裕，主要是這麽幾步：首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第二步，提高中等收入比重，讓知識精英階層憑借知識、技能走上富裕群體的行列；最後一步，削弱公權。事實上，公權不削弱很多事情也做不到，這就是為什麽說，政府改革最重要。目前，我們的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還是有改善的，但是改善太慢，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很多，有合理的，也有不可理的。姚明的收入很高，但是這種高收入大家心裏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怕的是因為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過大，靠權力帶來的灰色收入、靠來曆不明的資本產生的利潤，這是人們無法接受的。
從經濟建設型財政轉向公共財政
人民論壇記者：在走向共富的過程中，目前的短板主要在哪兒？
遲福林：現有的收入分配狀況，應該有兩句話可以概括，一是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二是分配不公比較突出。目前貧富差距拉大可以說有多重因素，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其中由於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差距最能夠引起大家的關注。而目前，我們的收入分配體製短板，主要是勞動收入所占比重太低，所以我們要能普遍地提高勞動收入的比重；第二，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同廣大百姓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這兩年，政府在這個領域可以說加大了力度，但是總體上這個差距還比較大，尤其表現在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製度性差距很明顯。
為此，在這次兩會當中，我有一個大膽的提案。國民收入分配中，當前最首要的，就是在把中國消費率從2008年的48.6%提高到55%至60%，以此作為未來5年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重要目標，並將之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十二五”規劃中。為了實現上述整體目標，中國還應盡快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城鄉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長不低於15%。用5年的時間，使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從約60%提高到70%左右，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張卓元：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消費水平太低。按照新的貧困標準，還有4000多萬沒有脫貧的人，如果按照世界銀行1.25美元一天的貧困標準線，還有一億多人屬於貧困人口。十六大的時候，我們講的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從十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就把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放在首位。這涉及到先富帶動後富。但是如何帶動？先要解決幾千萬人脫貧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能夠比較快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問題。
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有很多途徑，這裏我隻想講一個。我個人認為，如果政府真的想實質性地調整儲蓄、投資、消費結構問題；實質性地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實質性地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消費水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財政要轉型，要從經濟建設型財政轉向公共財政。我們現在人均財政支出是6000多塊，超過了農民一年的收入 (5000多塊)，但是財政支出中的很大部分還是經濟建設支出，其中也不乏政府的政績工程。應該把財政支出越來越多的部分用於民生，重點用於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目前，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例如，以2008年為例，醫療衛生支出是4%多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一個數據，財政用於醫療、社保的支出加起來是15%左右，而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國家，平均下來的這個比重是30%多，也就是我們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個百分點，相當於一萬多億人民幣。即使是這麽少的醫療衛生支出，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於國家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所以，現在的改革，一方麵要增加總量，其次是要調整結構。
所以，我說在提高低收入消費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上的眾多措施中，真正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國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公共支出要真正做到“公共”二字，不能總是用在少數人身上，要做到雪中送炭。如果財政支出達到上述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國家的平均水平，並且都能用在低收入群體上，就能起到很明顯的作用。這關鍵還是取決於政府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政績為本”。
財政支出結構和方向要進一步調整
人民論壇記者：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上的各種措施當中，財政分配是一個主導。我們現在之所以做的還不夠，是理念上的，還是財政欠缺這方麵的能力？
遲福林：我認為還是各級政府認識上的問題。雖然我們的經濟水平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但是我國的發展階段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公平和可持續化。在這個目標下，首先，我們必須把提高消費率，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作為主線並逐步推進。第二，城市化要與統籌城鄉發展同步推進，第三，公共產品供給要以城市、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這些都需要財政支出結構和方向的調整。
張卓元：我認為我國的財政完全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務上更加有所作為。比如增加公共支出，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其中最大的潛力就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一萬億的利潤，應該按照30%-50%比例上繳利潤，不能僅僅用在自身或者用在改善員工福利上。2007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是16000多億，2009年也有 10000多億，這麽多的利潤，上繳給財政的為數太少。美國上市公司50%以上都是拿來分紅的。我們能否將這些利潤拿出來分配？現在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是5%—10%，雖然有幾百億，但是太低了、太少了。國有企業應該把全民看成是股東，上繳利潤給財政相當於給全民分紅，有什麽不可以呢？這完全可以成為擴大財政收入的辦法。但是，目前，尤其是國有壟斷行業的改革一直沒有推進，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政府受到各種利益的牽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