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政局、市老齡辦、市統計局公布了最新統計的上海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顯示上海60歲以上的老人，已占戶籍人口近四分之一；預計到2015年，這一比例將升至三成。老齡化問題，已擺在了我們眼前。我們準備好了嗎？
從2010年到2030年的這20年，上海人口老齡化乃至高齡化將迎來鼎盛時期。當壓力持續升高，許多上海人，特別是處於“夾心層”的白領工薪族，不得不認真考慮贍養老人的大問題。屆時，不僅僅是人們關於養老的倫理觀念需要轉變，這個城市的養老模式和體製，也麵臨極大的挑戰。
“雨水充足、陽光明媚，隨便撒一把種子就能長出苗來。”易富賢這樣向生活周刊記者形容當下中國所享受到的“人口紅利”。他現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科研人員，長期關注中國人口狀況，寫過頗受爭議的《大國空巢》。
根據易富賢研究，至2010年，中國15-64歲的勞動力年齡人口達9億多、19-22歲最有活力的人口達1億，均創下曆史紀錄。相應的，老年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部分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僅11%，總撫養比不到40%。“和發達國家比較，應該說是輕鬆的。”易富賢表示。
“人口紅利”也分給了上海。目前，上海6.6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養老問題尚不突出。城市化的先行優勢、人口規模優勢和大都市特有的集聚效應，也都在減緩老齡化速度。“但是——”邏輯開始拐彎，“20年後，中國老年人口的數量翻番，老年撫養比將升至27%。”易富賢指出，近期的“民工荒”算是初露端倪。
觀念的衝撞
現實往往比邏輯轉得更快。許多上海人，特別是處於“夾心層”的白領工薪族，整天疲於奔命，重壓之下，不得不認真考慮贍養老人的大問題。送養老院，於是成為一種選擇，未來幾年，市民政局等有關部門也的確會加大投入。
但真要把長輩往養老院送，並不容易。“我有個朋友，兩年前送父親去養老院，整個家族一片反對聲。”文化公司經理陸新瑾告訴記者。去年11月，當她自己也把91歲高齡的父親送到養老院時，是有些忐忑的。照傳統觀點，這種行為距離“不孝順”才一箭之遙。不僅親友，老人本身也有想法。
因此，盡管千挑萬選後的那家民辦養老院挺不錯，陸新瑾仍事先“騙”父親說，是去“康複中心”。入院那天她才托出真相，並寬慰道：這是“帶護理的”養老院，除了名稱，和康複中心、護理院沒什麽區別。
可沒幾天，陸新瑾又把父親接了回來。原來，院方安排老人住二樓，陸新瑾發現，室友中有憂鬱症患者，拒絕和外界溝通，全靠護理工照顧。她側麵了解到，有的老人就是因為被子女送進養老院而想不開，滑入了沉默的深淵。“我怕爸爸受壞情緒感染，心裏有疙瘩，所以雖然付掉了兩周的費用，但一直沒去住。”經院長協調，老人搬進新開辟的三樓，陸新瑾才放下心。
“也是沒辦法。”陸新瑾說，去年父親不慎骨折，由於傷了股骨，無法打石膏，使出院後的養護造成困難。“我爸爸不安分，經常獨自活動，媽媽不在了，我們又管不住，恢複受到很大影響。”陸新瑾工作忙，遂想找個機構代她“監督”，住醫院不可能，便想到了養老院。
這種“沒辦法的辦法”，有一定普遍性。愛晚亭敬老院院長顧毓青即坦陳：“十年前剛開張，社會上還認為老人來養老院是子女的不孝順，好多年來，我們床位都招不滿。”近些年情況好些，但離解開心結，觀念完全更新，尚有一段距離。
現實的推力
老觀念和新觀念之間的距離，應該說是不短的。但走完短距離，未必需要長時間，如果有現實壓力的助推。
這個壓力是：據市民政局、市老齡辦、市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上海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315.7萬人，占戶籍總人口22.3%；如將年齡提高至65歲，則占15.8%——“老齡化”概念都罩不住了。按國際標準（14%），上海已駛入“高齡化”階段，向“超高齡”邁進。
這和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建立的預測模型相符。該所所長桂世勳告訴記者，根據他們的統計和測算，上海的老年人口會於2009年突破300萬大關，這已成現實，且稍稍加快。此後更是逐年增長，2015年超400萬，2030年達到峰值：547萬。
可見，從2010年到2030年的這20年，變得尤為關鍵，高級經濟師戴律國稱之為“迅猛增長期”。他撰文稱：“這一時期，上海人口老齡化乃至高齡化為世界罕見，也是中國曆史上老齡化的鼎盛時期。”戴律國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圖形上看，如同原爆時產生的蘑菇形。注意，“蘑菇雲”是今年起升騰的，簡言之，上海已駛入了人口結構發生巨變的那個“彎道”。
這個彎拐得很邏輯，也極現實。當壓力持續升高，無論“夾心層”本身樂意與否，陸新瑾等人當初的選擇，就成了有效的解決方案之一。屆時，關於養老的倫理觀會迅即調整——現實能為一切觀念轉換提供合法理由。
但問題在於，“上海是中國最早進入老年型人口的特大城市。”桂世勳說。最早，意味著缺乏經驗，特別是應對“高齡社會”的經驗。而在易富賢看來，30年“中國奇跡”有“人口紅利”的功勞，而當“蘑菇雲”漸漸吞噬紅利，現行發展模式也會遭遇瓶頸。
撒種子就能長苗的時代遠去了，今天的70後、80後既麵臨著贍養長輩的現狀，也麵臨著“防老”的未來。當你我老去，將麵臨怎樣的情境？上海的養老體製和各類養老機構，準備好了嗎？
空等的尷尬
“隻剩下了一個床位。”陸新瑾回憶，“如果不是三樓及時裝修完畢，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她父親住的梅隴敬老院位於虹梅南路，附近幾家也“客滿”了。閔行區社會福利院院長陳方告訴記者，他們2000年後正式向社會開放了600個床位，規模很大了，仍舊供不應求。“床位全部住滿，還有700多個人等候入住。”
傳統的外環和外環以外尚且“一床難求”，回頭看市中心，情況更是可想而知。上海第一社會福利院坐落於宛平南路，由市民政局全額撥款，設施完善，院長王定榮向記者透露，院內194個床位早就滿員了，“僅2005年後申請登記的，就還有700多人在排隊。”
康乃馨老年公寓身處內環，可謂占據黃金地段，記者在其周圍步行僅10分鍾，居然看見了另兩家養老院。但接受采訪時，老年公寓主任許建萍表示：“我們之前做了一年半的調查，覺得還是有必要再開一個。”她的理由是，楊浦區有60萬老人，養老院卻隻有45個，而且以“老年公寓”為概念的養老院隻此一家。康乃馨距開業尚有半個月，91個床位就已經被預訂了30個。看來，他們的判斷很準確。
“老人們深知床位緊張，所以一旦住進來就不願離開。”陳方院長告訴記者。王定榮院長則表示，入住第一福利院的老人，基本是“養老送終”。采訪中，記者聽到了好幾個案例：老人或進醫院手術，或被家人帶回住一段時間，但都會繼續支付相關費用，以免失去床位。
既然城區超負荷，有人就往郊區發展。盧灣區60歲以上的老人比例，超出了市平均標準，全區7家養老機構“超員”已久。2007年底，劉培蒙便和盧灣區民政局合作，在鬆江區葉謝鎮開辦了銀葉港灣敬老院，擁有300多個床位。不料開業一年多，床位閑置率達80%，少人問津。9號線的開通雖然帶來了人氣，今年也好一些，但總體狀況仍不盡如人意。
這種“城熱郊冷”的現象持續了好些年，究其原因，就是路途遙遠，城區老人及其家屬寧願空等一場，也不想舍近求遠。對此，劉培蒙曾抱怨，家屬不應貪圖自己方便，而要依據老人的喜好選擇。
不過，陸新瑾的話或許更具代表性：“正因為考慮到父母的感受，才不考慮太遠的地方，否則他們真會以為我們在變著法遺棄他們。”梅隴鎮敬老院和陸新瑾的家就隔著一條河，“爸爸想家了隨時可以回來。”確實，對於剛剛掙脫觀念枷鎖的子女，走出第一步已屬不易。
民營的困境
劉培蒙起先是做水管生意的，因有感於老人無處養老，投入600萬建養老院。盡管獲得過盧灣區民政局的300萬資助，但作為民營養老院，個中艱辛亦不難想見。劉培蒙卻以“我們是幹實事的”為由，拒絕談論。語氣有些生硬，似刻意壓製著什麽。
快人快語的顧毓青則說得很直接，“有多少困難，隻有我們自己清楚！”顧毓青是李雙雙扮演者、著名表演藝術家張瑞芳的親家，1999年底兩人合計著辦一個養老院，具體事項由顧毓青負責。次年養老院動工，原先答應資助60萬的朋友因資金被凍結，款項無法到位。情急之下，張瑞芳拿出了積蓄，顧毓青在澳洲的女兒女婿，雖家徒四壁也掏出10萬元。還是不夠，顧毓青一咬牙，賣掉了房子，18萬——放到今天，後麵加個零再翻倍都不止。
可養老院差不多虧了十年，“2006年之前年均虧損24萬，隻能東挪西借，去年剛有起色，盈利一萬。”說著，顧毓青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愛晚亭月入9萬，去掉房租2.7萬、護工工資3.7萬、水電煤8000，以及每月還5000元舊債，“再加上其它支出，還剩多少？”顧毓青把退休教師的工資全投入了，平時就住養老院。“養老院的房子也是租的，這就是說，我沒有自己的房產了，可能死無葬身之地！”
辦養老院究竟賺不賺錢？據記者了解，公辦養老院不以盈利為目的。市第一社會福利院院長王定榮告訴記者，該院為市民政局全額撥款單位，“我們的樓是1984年造的，需要維修的年份撥款會多一些，近十年算下來，大概年均1000萬。”閔行區社會福利院則由區政府撥款，“每年1000萬，我們收入600萬，采取收支兩條線，收到的都上繳。”陳方院長透露。
相比之下，民辦養老院就要麵臨盈利壓力，而據記者了解，即便是運作良好，多數也隻能做到“微利”。一個出路是走高端路線，如親和源老年公寓。從開業之初，房租就收到3500元、護理費300-600元、餐飲每天15元。由於硬件設施一流，提供優質服務，價高、位置偏等均未影響親和源，開業初期就有數百人來登記，且不乏華僑、港澳人士。
至於普通民辦養老院，向老人收取的各項費用約在2500左右。新世界養老院護理部的劉主任抱怨：“每個月光水電煤就要六七千，所以我們還在虧本。”顧毓青則指出：“床位在50個以下的很難生存。”而令他們焦慮的是，政府的扶持何時能加大力度。愛晚亭去年才獲得第一筆民政局撥款，22萬元。
民營養老院難以盈利，確實是個問題。畢竟親和源每月4000多元的養老費用，多數上海家庭恐難承擔，何況高端市場的容量也有限，如果民營資本長期無法在中低端市場獲利，要麽政府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要麽繼續讓老人等待公辦的床位空出來。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舒漢鋒指出，政府應鼓勵社會資本投向養老領域，“不要怕民辦的有缺陷，政府要做的就是加強監管。”
模式的局限
按照有關部門的規劃，上海要形成“9073”格局——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顧、7%享受社區居家養老服務、3%享受機構養老服務。這意味著，身體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將主要由其家人負責照顧；如家境不佳，老人身體也不好，則由社區提供上門的養老服務；剩下的3%，特別是病重的，則進入養老機構。換言之，在未來的養老體製中，養老機構在養老中所占比重，有可能下降。
然而，這更多地取決於配套服務能否跟上。陸新瑾告訴記者，她最初跑的是靜安區康複中心，對那裏的條件也相當滿意，“可人家有規定，不收骨折的。”出於無奈，她才去了梅隴敬老院，令她欣喜的是，那兒居然有骨科護理，護工也有豐富的醫學知識。因此，如果社區居家養老無法滿足這類需求，陸新瑾肯定還會選擇養老院。
不過，養老院模式本身也確有局限。朱敏娟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財務，她的婆婆患老年癡呆，常趁家中無人時外出“散步”，無奈之下，隻能將她送進養老院。“我至少跑了8家，多被拒之門外，他們不收殘障老人！”朱敏娟抱怨，最後她才找到了周浦的民樂養老院。”盡管路途太遠，也顧不得了。”正是由於養老院床位緊、門檻高，據記者了解，一些社區醫院裏躺滿了老人，使之成了“變相”養老院。
顯然，現實情況和“9073”格局中的那個3%是有些衝突的。而養老院也有苦衷：照顧老人本就有風險，收了殘障、病重老人就要冒更大風險——有可能老人跌一小跤，養老院就得跌一大跤。近期，某民辦養老院就因院內老人出現意外，而纏上官司。故此，很多福利院設立了門檻，對申請入住的老人進行一番“甄別”。市第一社會福利院一般情況下不收殘障老人，閔行社會福利院也不收，愛晚亭等民辦養老院也不收病情太重和殘障老人。
可見，諸種養老模式恐不宜“一刀切”，而應真正形成有效互補。一方麵養老機構自身需改進，另一方麵社區居家養老也應提供相關服務，起到替代作用。舒漢鋒博士還強調，養老保險這塊也須加強。
還需提醒的是，桂世勳教授曾指出，關於上海撫養比的各項調查，多以“戶籍總人口”為基數，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外來常住人口有多少會在年老後繼續留下，變數很多，與戶籍、社會保障等製度的變遷及生活水平的變化有關，很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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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國有各類養老服務機構3.9萬個，總床位270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數16.9張，發達國家則為50～70張，與發展中國家亦為20～30張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差距。
我國養老機構仍以公辦為主，在城市養老機構中，民政部門舉辦的社會福利機構、光榮院、精神病院等收養性福利機構占59%。民辦養老機構發展緩慢。
上海現有580多家養老院、福利院等，現有7.7萬張床位。
上海中心城區人口集中、老人多，養老院也較集中。
上海最大的養老院於今年1月在長寧區開工，預計可提供近千張床位。
目前，上海居家養老服務社近240家，有3萬多名居家養老服務員已經開始為16.3萬左右的老年人提供居家養老服務。上門的居家養老服務，主要包括“六助”服務（助餐、助潔、助急、助行、助浴、助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