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千年 此禍最大---論中國式特權和中國式腐敗

悠悠千年 此禍最大---論中國式特權和中國式腐敗

付明泉
 

中國的貪腐問題，非一日兩日，腐敗的問題，幾乎和中國的曆史時間一樣長。即使封建社會的君主，其中很多也是對腐敗深惡痛絕的，這倒不代表他們本身不腐，而是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族王朝和政治，讓他們更覺得腐敗是貪腐者拿走了自己家的東西。朱元璋嚐試將腐敗官員的屍體做成稻草人來震懾其他官員，但也未能遏製住大明王朝的貪腐，康熙皇帝更是對天下官員發布，“恨貪官勝過恨造反者”之語，但是也未能遏製住很快到來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大清帝國的整體官吏的腐敗。清朝末年那個著名的民間冤案，因為吏治腐敗，官場賄賂公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使得慈禧太後也隻能歎息，“你一個小女子的一個狀子，就摘掉了我大清200多官員的頂戴花翎。”

過去白居易的詩歌說野草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那麽腐敗和整治腐敗倒是很符合這野草和火的描述，最後兩句也挺符合，腐敗也算是“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了。真是一種讓人笑不起的黑色幽默。

腐敗是最能激起民憤的，盡管有些官員東窗事發後，說“自己貪腐也不容易，費盡心機，勞動不少”，但是這種機關算盡的貪腐的辛苦確實不能也不可能被廣大民眾所同情，因為人類本性還是崇尚進步，光明，高尚和奉獻的。而腐敗，這一種極端自私的本性的貪婪與登峰造極的自我行為，沒有絲毫高尚和進步的含義在其中，這種行為比一個動物為了填飽肚子的本能和滿足解決饑餓的基本需求來殺死獵物要貪婪自私暴斂的多，這是一種奢侈的貪婪和索取，所以這種所謂的“貪腐的辛苦勞動”也注定永遠不會被廣大民眾所認可。

國父孫中山在100多年前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然後這貪腐問題，100多年後，卻是依舊，還有愈演愈烈之壯，從銀子到鑽石，從布匹到名車，從銀票到豪宅，從私下交易到公然賄賂，從暗地行凶到黑社會公開氣焰囂張，腐敗的身影無處不在。

如果說20年前曾經的反腐敗的全國運動道出人們對部分官員特權不滿的話，那這種特權現在早已被放大千倍萬倍，但是大多數的民眾不想不能也不敢同時也無力再去發出任何不滿之聲，很多人在夢想並忙著進入那千萬分之一的特權階層，那些得到機會和機遇又及時按照潛規則辦事的商人，下海官吏，文人，各行各業的進入或掛邊那個特權階層的人們，在感覺得道之後，立刻把自己打扮成飛翔的雄鷹，高談中產階級的迷夢，一起來歌功頌德，然後夢想著繼續爬升進入到真正的特權階層。

革命試圖改變過中國的腐敗，但是威懾一時，千萬分之一的特權階層被消滅後，他們的利益開始被更少的特權階層所取代。如果僅僅如此，中國的民眾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中國人們多可以原諒皇族的奢侈，但是有些時候不能原諒一個七品芝麻官的囂張，而接下來的情況是，七品芝麻官的縣令的某些特權也被大多民眾原諒了，但是民眾確實無法做到寬容到原諒七品芝麻官下麵上百九品，十品，到無品官員，直到雞犬的飛揚跋扈和貪汙腐敗了。 這個時候，民憤的出現就不怪異了。

一個20世紀初期的英國資本家麵對罷工工人講話說，“我和你們的區別，不僅僅是我剝削你們，你們的貧窮有自你們自身的原因。” 這樣的話被資本家廣為推崇，就算一定的道理，但顯然有環境和個人和階級的出發點在其中。而中國現實社會，無疑把這個觀點更加誇大了，特權階層，富起來的人，和某些攀附富人特權的“專家”（專門欺騙大家？）都表達出了，“富人能力更強，有過人的能力和魅力的觀點。”好人壞人“的說法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做“明白人”，所謂明白人就是不問過程，隻看結果發跡的人，這“明白人”開始被吹噓，被美化。 就算中國的很多民眾再容易被洗腦，但是這些極端自私自利的充滿階層特色的片麵的為自己每天強取豪奪得到的利益和行為辯護的“明白人”顯然無法為大眾所接受。人們的疑問是，“飛翔的都是蒼鷹麽”？

普遍的仇富心理有時確實是一個社會的頑疾，但是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很多人都必須靠做“明白人”，靠和貪腐直接或者間接掛鉤和聯係才能發跡，那是非常可怕的；而如果全社會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表現出了“勝者王侯敗者寇”，對“勝者”進行吹噓是更加可怕的；全社會的知識分子對此保持沉默，萬馬齊喑，為虎作倀，那就是極端可怕的，也使得這個社會的道德體係失去所有力量，誠信徹底消失，使得腐敗失去最後的去約束它的譴責力量－－－道德和輿論的有效監督功能。

也許反腐敗也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和曲折不同，人的努力必定在其中，腐敗已經給我們的民眾帶來了太多的災難。如果說，我們為了發展經濟，必須一斷時間內，穩定壓倒一切，不能讓反腐影響經濟建設，那本質就是不顧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死活，以隱性的方式殺死千百萬誠實守法勞動者的代價來換取社會的貌似繁榮的發展，換得少數（還不是特少數）特權階層過著極端腐敗的生活。這代價無疑太大了；直接或者間接利用權力來掠奪民眾的財富而用於少數特權階層，是很多社會的共同特點，但是這種掠奪必須是有一定底線的，至少要保證一定相對競爭的公平，而不是利用權力的赤裸裸的無法可依，權大於法的掠奪，超越一個基本的相對公平底線，社會是肯定不會穩定的。就如肯尼迪所說，“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成功的解救窮人，我們就不能有效的保護富人。” 而權力的腐敗是建立這種相對公平的毒瘤。

中國的真正強大，絕對不在於船堅炮利，不在於尖端武器。一個國家和真正的強大，在於內部，在於民心，在於社會的道德體係和真正的民心所向。普希金在抨擊沙皇製度時說“不論是祭壇，還是監獄，都不是寶座的護符，隻有人民的安寧和幸福，才是寶座永恒的衛兵”。 僅僅以為武器的尖端和武力，就能決定勝負，就如清朝寄希望於洋務運動抵禦列強，在後來的戰爭中依然不堪一擊。今天，我們看到，清朝真正滅亡依然在於民心的失去。國民黨300萬美式裝備精良的軍隊的失敗也依然是失去民心所致。毛澤東曾經說，“決定勝負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還是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的。武器要研發，民心也是必須要得到高度的重視。得到民心的政府“其興也勃焉”，失去民心的政府“其亡也忽焉”。

如果你翻開中國的曆史，在璀璨的光環和文明的背後，你會看到太多民眾的災難。魯迅說，“我看到的是吃人。”戰亂時代，民眾受戰亂之苦，曆史上的紀錄甚至隻能紀錄為“戰亂，殺50萬，餓死200萬等等”發展時期，民眾又要受吏治和腐敗之苦。社會一直在一個老大，表麵和諧，派係林立的狀態，腐敗盛行的吏治下循環往複。如毛澤東所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外無派，千奇百怪”。

千年的曆史證明，靠一個賢君，幾個賢相，什麽人物，是解救不了中國的，他們可以做一定的貢獻，但是不會脫離他們的時代，也改變不了根本的狀況，中國的發展需要急風暴雨，也需要和緩而行。但是曲折的發展不是借口，對腐敗的慢慢整頓，整頓不力，無所作為也是犯罪行為。廣大民眾的參與和有良知媒體的發聲，法律體係的完善，執法體係的加強，全體民眾的道德體係的建立和監督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該有大的牽掛天下的胸懷的，依然要發生，要抗爭，要共同參與建設這個國家，而不該做如梁啟超一百多年前形容的人：“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國家是全體民眾的國家，不是一個領袖的國家，不是一個政黨的國家，不是一個集團的國家。有良知的人是該發聲的，對腐敗的披露，是要有聞一多的勇氣，對腐敗的守住，是要有朱自清的節氣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腐敗的特權在輿論的監督下，變成過街老鼠，也唯有如此，才能讓法和道德體係逐漸完備，最終保證強大的法律和全體民心對腐敗的徹底免疫。

一個民族的最終發展，取決於其民族中的敢於承擔曆史和國家責任的人物，更在於全體民眾的民心所向，兩者的良性互動，才能讓那些隻為自己牟利的政治野心家，私利野心家，權力野心家，名聲野心家無處安身，才能真正水落石出，撥雲見日的發現出中國真正的良心、中國真正的中偉大民眾的力量以實現中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