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江澤民在上海 憶江澤民同誌與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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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慧好學、才華出眾的好所長
曾培炎
(時為上海電科所整流器室技術員，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62年，我和江澤民同誌同一年到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長，我是技術員。那時他三十六歲，已經在長春一汽當過動力分廠廠長。我二十三歲，剛剛從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係畢業。江澤民同誌是我踏上社會後最早的領導之一，雖然我們之間差距很大，接觸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到所裏不久就聽同事們議論，新來的副所長與眾不同。江澤民同誌參加革命很早，還吃過洋麵包，專業技術很精通。他平時戴一副深色寬邊眼鏡，風度翩翩，見到大家總是微笑著打招呼，群眾都願意跟他接近，同他討論問題。那時政治掛帥，天天講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我們開會在大食堂，一說聽報告大家就犯愁，唯獨聽他的報告不一樣，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報告既突出政治，又不會滿篇大道理、講些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時穿插具體事例，十分生動活潑。講到關鍵的地方，他會插一點方言，比如四川話，說得挺像，也經常英文講幾句，有時還引用唐詩宋詞，他小時候讀過，隨口就來，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誌們聽著感覺很親切，不是那麽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種享受。他出國回來，除了介紹考察內容，還給大家講一些國外的見聞和社會情況，我們能聽到這些信息十分難得。在那個極左思想盛行、封閉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躍，與群眾坦誠相待，給研究所帶來了一股新風。
除了開大會、聽報告，所裏各種各樣的業務會議也非常多，隻要有江澤民同誌參加就會顯得很有生氣、從不冷場。他主持會議，很善於引發和調動大家思考，鼓勵大家發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見，做出明確結論，而且要言不煩，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這個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裏做了很多在業內有影響、有意義的大事，開展工作既抓全麵又突出重點。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其中一項，就是製訂中小型電機標準。事非躬親不知難，後來我也搞過標準化工作，要把所有生產企業的標準統一起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電機又是機電產品的核心部件，應用麵廣，品種雜亂，可以說是機械係統最通用的、產品產量最大的標準化工作，全國中小型電機的生產廠家很多，意見很不一致，難度可想而知。但產品的標準化不僅有利於保證質量、方便用戶，而且一個好的標準能為國家節約不少物質財富。當時上海電科所是全國統一行業標準的歸口單位，江澤民同誌組織了行業中有關廠所的專家共同開展工作，最後形成各方認可的統一標準係列，通過了部門審定，應用到實際生產，最終對促進我國電機工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舉一個我親身經曆的例子。1963年，一機部因產品需要，要求我們所試製高頻脈衝閘流管。可是那時已經有風聲，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遷到西安去。部裏的研究任務已經下達，做與不做、怎麽做，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做的話，必須大動幹戈改造設備和廠房，但真要搬遷，又要把新設備拆掉，會造成很大浪費。就在大家舉棋不定的時候，江澤民同誌做出決定，派我們一批新畢業的大學生外出“借雞生蛋”，借用南京四機部工廠現成的技術設備搞閘流管試製。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出發前他專門找我去辦公室談話，拉了把椅子讓我坐，促膝交談。他怕我們有思想顧慮，就講了任務的重要性，要求必須集中精力完成好這項工作，並明確由我帶隊。他的談話為我們這批年輕人穩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時間，在工廠的協助下，我們試製出了三種樣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遷到西安。研究所沒花國家一分錢進行設備廠房改造，圓滿完成了部裏交辦的任務。我想這也體現了他善於組織協調、攻堅克難的領導才能。
江澤民同誌是學電機出身的，他擔任技術副所長是專業對口。但所裏研究的專業麵很廣，除了中小型電機，還包括自動化、低壓電器、整流器、船用電機電器、電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麵，想把這麽多領域的科研部門組織好，光懂一個專業知識麵是遠遠不夠的。江澤民同誌在這個崗位上工作起來卻很得心應手。同事們一致公認，他非常善於學習，而且學得很快，稱得上活學活用。這是他的特點，我想在所裏其他老同事口中也能聽到這樣的評論。
說到這，我再舉兩個例子。一是當時我們整流器研究室曾研製過“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電力機車、軋鋼等重要方麵，卻一度產品質量不穩定。江澤民同誌對此很重視，多次自己下到車間，同技術人員和老師傅一起商量辦法改進。他雖然不是學這個專業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質量問題的要害，同事們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裏電焊機室承擔電子束焊接研究課題，當時國際上也隻有少數國家開展這項前沿技術研究。我參加了課題組，記得江澤民同誌有一次來到現場，對電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興趣，就同我們討論電子槍是什麽、電子束是怎麽形成、如何實現焊接、用在什麽地方，等等。江澤民同誌對新生事物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遇到問題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很善於切中要害。所裏同誌都有一個同感，向他匯報工作必須有充分準備，即使這樣有的還被問得張口結舌、下不來台。那天江澤民同誌就問得很深，有的連我們學這個專業的人也很難回答。當時問到電子槍是我回答，我搞這個專業，卻還是被問倒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正是江澤民同誌敏慧好學、不恥下問的精神和強於記憶、觸類旁通的特長，使他的知識日漸豐富全麵，為日後治國理政、把握全局創造了條件。
江澤民同誌在業務上很強，在人格上也極具魅力。當時所裏有一件不脛而走的“新聞”，就是他仗義執言，堅持給所謂“白專典型”的一名技術人員加工資。那年是全國普調一級工資，這位技術員業務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時在工作上也比較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所在的室就把他當作“白專典型”，決定不給加工資。在江澤民同誌的堅持和關心下，最終得以解決，還是加上了工資。在唯成分論的年代裏，江澤民同誌能如此尊重知識、愛惜人才、仗義執言，確實難能可貴。
江澤民同誌對自己要求很嚴，待人則親切熱忱。當年在所裏是這樣，後來也一直是這樣。1966年，江澤民同誌調去武漢熱工所任所長，我隨整流器室整室搬遷到西安。在那之後因為兩次活動，我有機會和江澤民同誌近距離一起工作。1970年一機部在上海召開可控矽應用大會，抽調江澤民同誌和我及另兩人一起籌備會議，前後忙了一兩個月；1971年在北京舉辦一機部技術革新成果展覽，部裏又調派江澤民同誌和我到京籌備，當時他負責綜合館，是重頭，我負責可控矽館。當時江澤民同誌已經是部屬研究所的大所長，我隻是西安廠整流器室一個組長。我們一起住集體宿舍、擠公交車、到食堂排隊買飯，搶著去鍋爐房打開水，就是起草文件、寫總結報告也總是和大家分擔一部分。我們都是離家長期出差在外，他卻經常關心別人，問有何具體困難。同江澤民同誌在一起，一點看不出他是一個領導幹部，沒有一點架子，總能使人感到同誌加兄弟般的溫暖。
我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從西安坐火車到北京籌備展覽，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澤民同誌和另一位同誌來接我。時間已經是晚上六點多，江澤民同誌二話不說，拉上我們兩個就進了火車站對麵的新僑飯店，自己掏腰包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以前哪有什麽飯局宴會，上這樣的大飯店我是開眼界了。記得這頓飯花了十塊錢。看得出，這頓飯他早有準備。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那時候物質條件很艱苦，十塊錢可以解決三口之家一個月的水電、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錢上飯店總要掂量掂量的。江澤民同誌自己平時很節儉，對同誌卻總是很慷慨。江澤民同誌年齡比我大了整整一圈，這兩次的交往，我確實能感受到一種兄長式的關心。還有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間江澤民同誌也受到了衝擊，他這位所長“靠邊站”了，可他似乎並不在意，處之泰然。這就是江澤民同誌的品格，不論在什麽樣的境遇下，都能熱情關懷身邊的同誌，都能保持樂觀向上、不畏艱難的生活態度。
江澤民同誌很念舊情，後來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過自己的老師和帶過自己的領導，懷念一起工作過的同誌。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澤民同誌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想看望教過自己的老師顧毓王秀教授。顧老知道江澤民同誌訪問日程緊張，要來看他。江澤民同誌堅持不讓，百忙中抽出時間從華盛頓趕到費城顧老家裏。江澤民同誌與交大的老師沈尚賢教授也多年保持聯係，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兩天前剛剛去世。江澤民同誌很是遺憾，執意去看望慰問了家屬。這些還僅僅是我所知道的。離開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後，江澤民同誌仍然關心所裏的發展，經常與老同事們通電話，一有機會就親自會見，或者請到自己家裏做客。後來我們也曾一起在電子部共事，知道江澤民同誌與電子部、機械部的老同誌一直保持聯係，時常聽取他們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難則盡可能給予照顧。
回首往事，在所裏的時候同事們就普遍認為，江澤民同誌政治上很強、思想上敏銳、業務上全麵。年輕同誌從心底裏尊重他、敬佩他，把他當作學習的楷模，大家都感覺到他能幹大事，對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後經過“文革”的磨礪和改革開放的曆練，江澤民同誌走上了中央領導崗位。我是1984年從駐美使館調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國務院工作，因此有機會和江澤民同誌接觸，深切感到他年輕時形成的性格特點和工作作風，在後來更廣的天地裏、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發揮和彰顯。江澤民同誌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領導藝術和卓越才能令世人折服，無愧為當代中國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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