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群體中，韓寒、劉翔、姚明是響當當的代表。這三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以天賦聞名於天下。當然三人各有不同之處，比如劉翔、姚明是體育天賦，韓寒則是文學創作天賦。不過韓寒最突出的一點還在於他點評時事，而且是以一種十分激烈、叛逆甚至語不驚人而不休之式。
客觀來說，“自古英雄出少年”是文學領域常有之事，但要點評時事、深刻剖析社會，確實需要眼界、理論修養、人生閱曆積累。這些都需要較為漫長的時間去積累。而這些是韓寒所欠缺的。而且觀點中硬傷性的錯誤比比皆是。以他點評電影《孔子》為例。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有如下問答：
德國之聲：說到《阿凡達》，之前這部電影的2D版本在中國全部下線，就有人猜測可能是為了給《孔子》讓位，那麽從現在的結果來看，《孔子》這部電影得到了票房和觀眾的認可了嗎?”
韓寒：……這部電影在宣傳的時候比較高調，它和古代的那個孔子所宣揚的精神其實是不符合的。這種宣傳可能會讓一些觀眾比較討厭。他們會把孔子當作一個聖人，是不可以批評的。事實上，如果孔子真的是一個聖人，那麽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就像印度人從來不會去拍釋迦牟尼，中東人不會去拍穆罕默德，美國人不會去拍耶穌一樣。如果你真的覺得孔子是一個聖人，你就不應該去拍他，你拍他就是褻瀆他。那你既然拍了他，就說明他不是，大家怎麽說都可以。”
這裏麵有兩個錯誤。一是邏輯錯誤。聖人之所以是聖人，不是因為後人拍不拍，而是他的言行，思想。二是知識性的硬傷。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穌早已是各種藝術表現的題材。拍穆罕默德的，如受到中東歡迎的電影《最後的使者》(Muhammad: The Last Prophet)、《先知遺訓》(The Legacy of a Prophet)；拍釋迦牟尼的，如印度導演阿素托史·哥瓦利克的《佛陀》(Buddha)；拍耶穌的，如美國梅爾·吉布森導演的《耶穌受難記》(Passion of the Christ)、馬丁·斯科西斯導演的《基督最後的誘惑》(Last Temptation of The Christ)、凱瑟琳·哈德威克導演的《耶穌誕生》(The Nativity Story)（此段信息引自胡勝華先生博客）。如果韓寒去過法國的盧浮宮，他會發現太多的繪畫作品都是在表現耶穌。我們不難想見深受西方文化浸潤的德國之聲記者麵對這樣一位堪稱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回答，做何感想。
此外，關於時事，韓寒還有一句評論廣為引用： “一個能吃轉基因糧，地溝油菜，三聚氰胺奶，打劣質疫苗針的民族，他們的忍耐力是你所不能想象的高，他們的需求是你所不能想象的低。”
當他這樣評論的時候，他不知道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麵積才370萬畝，而美國已經高達6400萬畝。中國的地溝油菜，三聚氰胺奶也比不過當年美國和英國的瘋牛病，而且他可能不知道，瘋牛病是由於西歐的一些國家如英國為了降低飼養成本，一些摻雜抗生素、激素、化肥、殺蟲劑的蛋白質添加劑加入飼料中，母牛食用後，從胎盤垂直感染給小牛。並且西歐還普遍將肉和骨頭的混合物（肉骨粉）加入飼料----事實上英國曾大量進口骨頭和動物遺體來做肥料或者喂養家畜。差不多一半的骨頭或遺體都是從孟加拉進口的，根據孟加拉的宗教風俗，當地農民在收集的時候可能混雜有人的遺體和骨頭。韓寒還不知道，美國2003年發現第一例病例，2005年就要求韓國、台灣開禁進口美國牛肉。
韓寒其它的驚人之語還有：他高中沒畢業就輟學了，自己說:"七門功課紅燈，照亮我的前程"。還說："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聰明絕頂的人。因為有些博士其實見識沒有多少長進，隻是學會了怎麽把一句人都聽得懂的話寫得鬼都看不懂"。甚至說："人民其實是最愚蠢的"。
指出韓寒的不足當然不是否定韓寒在今日中國的價值以及他在其它方麵的成就。畢竟他還年輕，他還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成長。更何況，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如此極端過？不過在美國時代周刊通過網絡評選的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中，韓寒竟然超過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法國問一百個人至少有九十九個人知道奧巴馬，但不會有人知道韓寒）。網絡民主的荒誕性可見一斑。這種僅靠數人頭來產生領導人的方式的弊端與危害可想而知。一個人不必有足夠的知識，足夠的理性，卻仍然可以脫穎而出。當然，我們理解韓寒在中國產生的背景：文學成就、批評時政。如果他的批評是理性的，客觀的，因而得到社會的認同，並不足慮。但事實卻正相反。在民主社會，各種極端的聲音都有了表達的空間，如果這個社會能夠有效的將之抑製，就可算成功的民主社會。如果這種非理性甚至極端的聲音占據上風，就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巨大的危害。台灣民主化後台獨思想的成功崛起給台灣帶來的極其嚴重的負麵影響就是一例。
看到韓寒，常令人想起劉曉波。或許他從年輕到成熟的轉變，對韓寒，對更多的新生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988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劉曉波出國講學，在途經香港時，接受了當地媒體的采訪。此時的劉曉波言論之偏激、之叛逆震駭世俗。不妨節錄如下：
“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大學畢業生有95%是廢物”
“西化與中國製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沒有和稀泥和調和的餘地”。
“隻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
“中國社會正處在曆史的農業文明階段，必須補課。中國就要被殖民三百年才可以實現真正的曆史變革。香港一百年殖民變成今天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但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劇的，但並不是逃避。我要掙紮，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中國人壓根兒就不會說真話。”
此時的劉曉波，可說無視傳統、無視中華文明、甚至無視人類。狂妄、傲慢、絕對、自負。然而在經曆過人生風雨之後的劉曉波就完全改變了。以下的文字你很難和上述的劉曉波聯係在一起。
“我不敢往自己靈魂深處望一眼，哪裏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
“我隻關心抽象的崇高而抽象的正義、人權、自由，把親人整日為我的安全心驚肉跳視為世俗的懦弱”。
他甚至去年年底寫下這樣的文章《我沒有敵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和尊敬自己的對手，稱讚他們和平、理性，時時流露善意，並且對比過去的經曆，肯定他們尊重在押人員的人格和權利基礎上表現出來的人性化管理的進步，甚至感謝他們對他的人道待遇。他還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我願意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
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責備，對家庭親人的愧疚、對反對者的尊敬躍然紙上。這兩個都是真實的劉曉波，一個是年輕時的，一個是經曆風雨之後的劉曉波。
所以我們對韓寒要包容，要寬容，更何況從文字上，他的激烈程度遠遠遜於當年風華正茂時的劉曉波。劉曉波能夠走向理性、平和、自謙、沒有仇恨，韓寒何以不能呢？我們沒有必要用一個人年輕時的話語來肯定或否定，就偉人如毛澤東者，早年的時候不也說過“湖南獨立”這樣偏激的話嗎？正如基督教所言：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
最後，還有一尾：其實一個人和一個黨都是一樣的。一個黨成長階段講的話，自然無法用來印證它成熟時的表現和理念。
客觀來說，“自古英雄出少年”是文學領域常有之事，但要點評時事、深刻剖析社會，確實需要眼界、理論修養、人生閱曆積累。這些都需要較為漫長的時間去積累。而這些是韓寒所欠缺的。而且觀點中硬傷性的錯誤比比皆是。以他點評電影《孔子》為例。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有如下問答：
德國之聲：說到《阿凡達》，之前這部電影的2D版本在中國全部下線，就有人猜測可能是為了給《孔子》讓位，那麽從現在的結果來看，《孔子》這部電影得到了票房和觀眾的認可了嗎?”
韓寒：……這部電影在宣傳的時候比較高調，它和古代的那個孔子所宣揚的精神其實是不符合的。這種宣傳可能會讓一些觀眾比較討厭。他們會把孔子當作一個聖人，是不可以批評的。事實上，如果孔子真的是一個聖人，那麽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就像印度人從來不會去拍釋迦牟尼，中東人不會去拍穆罕默德，美國人不會去拍耶穌一樣。如果你真的覺得孔子是一個聖人，你就不應該去拍他，你拍他就是褻瀆他。那你既然拍了他，就說明他不是，大家怎麽說都可以。”
這裏麵有兩個錯誤。一是邏輯錯誤。聖人之所以是聖人，不是因為後人拍不拍，而是他的言行，思想。二是知識性的硬傷。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穌早已是各種藝術表現的題材。拍穆罕默德的，如受到中東歡迎的電影《最後的使者》(Muhammad: The Last Prophet)、《先知遺訓》(The Legacy of a Prophet)；拍釋迦牟尼的，如印度導演阿素托史·哥瓦利克的《佛陀》(Buddha)；拍耶穌的，如美國梅爾·吉布森導演的《耶穌受難記》(Passion of the Christ)、馬丁·斯科西斯導演的《基督最後的誘惑》(Last Temptation of The Christ)、凱瑟琳·哈德威克導演的《耶穌誕生》(The Nativity Story)（此段信息引自胡勝華先生博客）。如果韓寒去過法國的盧浮宮，他會發現太多的繪畫作品都是在表現耶穌。我們不難想見深受西方文化浸潤的德國之聲記者麵對這樣一位堪稱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回答，做何感想。
此外，關於時事，韓寒還有一句評論廣為引用： “一個能吃轉基因糧，地溝油菜，三聚氰胺奶，打劣質疫苗針的民族，他們的忍耐力是你所不能想象的高，他們的需求是你所不能想象的低。”
當他這樣評論的時候，他不知道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麵積才370萬畝，而美國已經高達6400萬畝。中國的地溝油菜，三聚氰胺奶也比不過當年美國和英國的瘋牛病，而且他可能不知道，瘋牛病是由於西歐的一些國家如英國為了降低飼養成本，一些摻雜抗生素、激素、化肥、殺蟲劑的蛋白質添加劑加入飼料中，母牛食用後，從胎盤垂直感染給小牛。並且西歐還普遍將肉和骨頭的混合物（肉骨粉）加入飼料----事實上英國曾大量進口骨頭和動物遺體來做肥料或者喂養家畜。差不多一半的骨頭或遺體都是從孟加拉進口的，根據孟加拉的宗教風俗，當地農民在收集的時候可能混雜有人的遺體和骨頭。韓寒還不知道，美國2003年發現第一例病例，2005年就要求韓國、台灣開禁進口美國牛肉。
韓寒其它的驚人之語還有：他高中沒畢業就輟學了，自己說:"七門功課紅燈，照亮我的前程"。還說："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聰明絕頂的人。因為有些博士其實見識沒有多少長進，隻是學會了怎麽把一句人都聽得懂的話寫得鬼都看不懂"。甚至說："人民其實是最愚蠢的"。
指出韓寒的不足當然不是否定韓寒在今日中國的價值以及他在其它方麵的成就。畢竟他還年輕，他還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成長。更何況，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如此極端過？不過在美國時代周刊通過網絡評選的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中，韓寒竟然超過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法國問一百個人至少有九十九個人知道奧巴馬，但不會有人知道韓寒）。網絡民主的荒誕性可見一斑。這種僅靠數人頭來產生領導人的方式的弊端與危害可想而知。一個人不必有足夠的知識，足夠的理性，卻仍然可以脫穎而出。當然，我們理解韓寒在中國產生的背景：文學成就、批評時政。如果他的批評是理性的，客觀的，因而得到社會的認同，並不足慮。但事實卻正相反。在民主社會，各種極端的聲音都有了表達的空間，如果這個社會能夠有效的將之抑製，就可算成功的民主社會。如果這種非理性甚至極端的聲音占據上風，就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巨大的危害。台灣民主化後台獨思想的成功崛起給台灣帶來的極其嚴重的負麵影響就是一例。
看到韓寒，常令人想起劉曉波。或許他從年輕到成熟的轉變，對韓寒，對更多的新生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988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劉曉波出國講學，在途經香港時，接受了當地媒體的采訪。此時的劉曉波言論之偏激、之叛逆震駭世俗。不妨節錄如下：
“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大學畢業生有95%是廢物”
“西化與中國製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沒有和稀泥和調和的餘地”。
“隻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
“中國社會正處在曆史的農業文明階段，必須補課。中國就要被殖民三百年才可以實現真正的曆史變革。香港一百年殖民變成今天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但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劇的，但並不是逃避。我要掙紮，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中國人壓根兒就不會說真話。”
此時的劉曉波，可說無視傳統、無視中華文明、甚至無視人類。狂妄、傲慢、絕對、自負。然而在經曆過人生風雨之後的劉曉波就完全改變了。以下的文字你很難和上述的劉曉波聯係在一起。
“我不敢往自己靈魂深處望一眼，哪裏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
“我隻關心抽象的崇高而抽象的正義、人權、自由，把親人整日為我的安全心驚肉跳視為世俗的懦弱”。
他甚至去年年底寫下這樣的文章《我沒有敵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和尊敬自己的對手，稱讚他們和平、理性，時時流露善意，並且對比過去的經曆，肯定他們尊重在押人員的人格和權利基礎上表現出來的人性化管理的進步，甚至感謝他們對他的人道待遇。他還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我願意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
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責備，對家庭親人的愧疚、對反對者的尊敬躍然紙上。這兩個都是真實的劉曉波，一個是年輕時的，一個是經曆風雨之後的劉曉波。
所以我們對韓寒要包容，要寬容，更何況從文字上，他的激烈程度遠遠遜於當年風華正茂時的劉曉波。劉曉波能夠走向理性、平和、自謙、沒有仇恨，韓寒何以不能呢？我們沒有必要用一個人年輕時的話語來肯定或否定，就偉人如毛澤東者，早年的時候不也說過“湖南獨立”這樣偏激的話嗎？正如基督教所言：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
最後，還有一尾：其實一個人和一個黨都是一樣的。一個黨成長階段講的話，自然無法用來印證它成熟時的表現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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