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極其短見的政策－－教育產業化

一個極其短見的政策－－教育產業化

付明泉

 

中國上個世紀90年代，不知道什麽專家的研究和哪個“偉大的”領導者拍了腦袋，教育部出台了一個讓人費解的政策，“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應該是中國特色的東西。當然，各個國家大學學生都要繳納學費，從學校的角度來講，教育也算是一個產業，要維護這樣一個大學的運轉，必須要學生繳納學費，從社會募集捐款，從國家獲得支持。盡管對於英國和很多發達國家來講，教育確實成了他們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他們是在收取國際學生的學費，本質和國家貿易一樣，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國家，教育還不足以成為這樣一個創收的部分，顯然，產業化針對就是我們自己的學子，我們相當於和大學生宣布，你們就是我們的顧客，我們就是你們的賣方市場。

 

這樣的口號，這樣的政策，如何能不讓“中國這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再次顯示出黑貓白貓，八仙過海的神通？ 於是，擴招開始，教學樓加高了，“國際科學現代化”的中國大學城比比皆是了，經費呢？自然出自學生，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農民再次感覺到了政策對他們的徹底威脅，孩子考上大學也讀不起了。

 

同時，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再次浮現出來，考還是不考，讀還是不讀…又出現在貧困的中國農村學子和父輩的腦海裏。 中國的教育機構再次顯示出出奇的活力，教育係統的大小頭目都開始活躍起來，教育再次顯示出了它強大的旺盛的眾人趨之若鶩的生命力。當然，不是說人們多追求知識，是權力再次顯示出了力量。教育的領導者第一次感覺自己原來也可以如皇帝一樣，原來自己不是清水衙門，也是改革開發的受益者，聚光燈一下就照耀在自己的頭上，真燦爛啊！

 

這第一個剝削學生浪潮過後，教育係統的大小知識分子，覺得依然不過癮，於是呢？我們看到一些賣狗皮膏藥的出現了，君不見，名片上先是某某教授，後麵是一堆總監的頭銜？君不見，教授附庸風雅，研究課題組是找不到他了，你能看到他，不是在企業的招標會上，就是在和領導喝酒的餐桌上；君不見，權錢交易多了一個點，知識的交易，君不見，幾百年前，英國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在他們那裏真的體現出了力量，不僅如此，也徹底改變他們自己的，他們老婆丈夫情人的，七大姑八姨奶的命運麽？

 

如果說人們的打油詩說中國有些流氓更像領導，有些領導更像流氓，那麽中國的很多教授無疑是很像商人了，我在企業的時候接觸過一些教授，他們忙於應酬，基本沒有時間做研究，當然，有些是不想研究了，有些確實出於無奈，學校給了指標，必須完成，產業了嘛，所以必須就是去找錢，抓銀子成了教授的第一任務，這樣的教授，這樣的學校，如何能培養下一代？

 

提出教育產業化有一定的時代原因，中國的教育從1949年後一直是最嚴格的計劃管理，國家財政確實是很大一塊負擔。隨著開放，其他行業的逐步放開，教育嚐試進行改革，但是讓人奇怪的是，中國可以創收的行業很多，中國可以打開黑匣子的行業很多，中國可以放開壟斷的行業很多，而教育無疑是最要謹慎的改革陣地，我們對其他都無比謹慎，唯獨對這個教育，反而進行了最大膽，最魯莽，最冒進，最無知的改革。中國提出這個方案的專家絕對不是糊塗人，那為什麽呢？核心是“怕，利，誘，權” 四個字造成的，投其所好的提出建議，對高層領導怕失去自己的任何，在利益誘惑麵前，感覺自己可分一杯羹，都使得這些專家和研究者可以放棄任何原則，他們提出的建議，不是諂媚勝於諂媚，就如趙樹理的小說中描寫的地主和小鄉紳之間的奉承被奉承的笑話，“領導說，公雞能下蛋，他說，親眼見，領導說，砂鍋能搗蒜，他說，搗的爛”。

 

中國教育產業化是中國最黑暗，最無知，最可怕，影響最深遠，最惡毒的一個政策，在這個政策的指導下，無數大學黨委書記，領導者中飽私囊，趁機貪汙。學術界的學術腐敗，爭權奪利欺上瞞下開始如決堤之河，暴虐橫行。學校成了一個新的衙門，這個衙門不僅具有以前衙門的其他權威，還有用畢業和學曆這些光環來控製學生的新的權威。

 

我在大學讀書，後攻讀研究生，攻讀了一年，忽然發現，原來我的學籍檔案被無故放到下一年，研究之，才發現，原來是有些人頂替了我的指標，要提前畢業，這是何等的黑暗？當我去問本學校的研究生辦公室，他還理直氣壯的說，這是學校內部事情，不關你事。當我後來大怒，要一直告到教育部，他才逐漸緩和語氣。後來係裏居然還威脅說，再鬧，讓你學術就不畢業，真是應了那句話，叫“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更有趣的是，當我工作後，一次和一個老總談起此事，他笑著說，這不算什麽，我在大學當領導的同學，也都經常這麽操作。

 

被稱為歐洲的良心的伏爾泰說，學會寬容吧，那是人類的最高美德。我一直很欣賞這句話，並力行之。我也絕非私人恩怨和牢騷去反對一個政策，評論一個事情。但是寬恕是有條件的，退讓是有分寸的，接受是有原則的。世界是有正義和真理的。就如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所說，“寬恕你的敵人，但是永遠記住他們的名字”。

 

從1949年起，我們提起八股文，都是反對，提起古代的科舉，就覺得是落後的代名詞，實際上，從隋朝開始的科舉製度，是中國最偉大一次曆史飛躍，它徹底打破了如“九品中正製”等士族大家在人才上的全麵壟斷地位，第一次相對公平的在全社會進行人才選拔。而此後的曆代封建王朝和皇帝，隻要不是徹底的昏君，幾乎都對科舉選拔過程嚴格監管，皇帝更是對監考官失職瀆職幾乎都是殺無赦的命令，隻因為，教育和選拔真正的人才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子孫萬代都是無比重要的。

 

如果我們今天，一個考上大學的寒門學子，依然要麵對如作坊一樣產業化的學校，他們求學無門，深造不能，我們的學校和機製使得真正從事研究的教授們不能有效的培養人才，培養好的人才受到官僚的壓製，不能人盡其才，人才不能得到有效的發揮，造成對人才大麵積的浪費，那就是一種嚴重的對子孫萬代的犯罪行為，任何政府，任何組織，任何領導者，都沒有權利去糟蹋中國的教育。而提出把中國教育產業化的專家和領導者，是最愚不可及的，他們犯下最不饒恕的極大的錯誤並製造了極大的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