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報》4月16日載文《大國角逐中，時間在中國一邊》，文章說，在澳大利亞的輿論製造者中，有一種日益高漲的共識，那就是認為中國已經是全球翹楚，因此澳大利亞必須不惜一切保證自己在它身邊有個舒適的位置。摘要如下：
例如，工商評論員鮑勃•戈特利布森在周三寫道：“如果美國試圖采取針對中國的經濟手段來重獲超級大國地位的話，那麽吃虧的主要將是美國人自己，而世界的繁榮也將大打折扣。對澳大利亞來說，重要的是這種權力轉移應當順利。”
昨天他又寫道：“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一出中國大戲”。
戈特利布森所言基本屬實，但是人們很容易誤讀北京無可置疑的全球實力以及北京的真實意圖。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決定參加本周由美國總統奧巴馬做東的核安全峰會，這凸顯了北京越來越意識到其經濟分量呼喚領袖角色。
去年7月份在意大利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上，中國還屬於“+5”中的第二等級參與國之一。而現在20國集團的風頭已經蓋過了過時的八國集團，中國是其中的核心國家。
不過，不可能指望中國以我們以前見過的方式履行領袖角色。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項目主任沈岱波(德博拉•塞利格索恩)說，“如果說中國在尋找新角色的時候態度謹慎，並且經常處於守勢的話，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中國曆來就是這樣看待國際關係的。
20世紀中葉至晚期的全球體製是在沒有聽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見的情況下確立的。沈岱波說，中國“通常扮演著局外人的角色，但如今中國有希望迅速轉變為首要關鍵角色”。
傳統的外交談判的特點恰到好處地契合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運作方式。中國領導人產生於黨的官僚體製，而不是西方或印度、巴西等其他大國那樣的公眾選舉政治。中國領導人在談判中不可能改變預先確定的立場。
從經濟增長中顯著受益的是國有企業，與此同時，工資水平則停滯不前。中國經濟規模已是世界第二，但中國仍是個窮國，人均收入還很低。這是一個政黨國家，其體製明顯不同於在後工業化的現代世界中取得過領袖地位的其他國家——蘇聯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例外。
但是蘇聯的經濟在當時與世界其他多數國家沒有什麽關聯，不像今天的中國經濟那樣與全球融為一體。
中國領導人傾向於推遲國內事務中令人棘手的決定。他們喜歡在國際舞台上做同樣的事情——例如對伊朗研製核武器的問題，就像在朝鮮問題上一樣。中國青睞像六方會談這樣的委員會式程序，以便使各方有盡可能長的時間談判，避免必須采取可能使一方或另一方受到孤立的行動。
北京希望對其貨幣做同樣的事情，推遲任何重大的調整。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伊朗問題上一樣，中國新的地位正使它遭遇越來越難以躲避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