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社會的貪腐現實和似是而非的鄧小平理論（全十一篇）
第一篇 中國貪腐論
付明泉
2010年4月10日
中國之腐，非一日矣。 源則政令多出、百弊叢生、行言甚遠、幫派林立；流則汙濁不堪，愚氓怠慢。近之跑官賣官、貪汙結私、賄賂公行、草菅人命、貪腐享樂，皆已昭然於官場；而公行於世間。 而書生則以言語措辭冒犯即被問罪，被加之重刑，而發出之文辭為避嫌而隱晦之字，已費於理解過於千年文字控製之厲，此防民之口已甚於防川。而於會議之上，高官滿座，權貴集結，豪言萬語，空話連篇。今日掌上雷動，明日權貴貪腐如常。明泉曰：嗚呼，我堂堂華夏，文明千年，英雄輩出，才子林立，如梁公言：“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奈何有今日天下之貪腐，褻瀆我民眾，侮辱我祖先？ 奈何有今日權貴，使得我堂堂古國，民間千年道德盡廢，而誘使民眾區區隻為追逐銅錢者乎，此與牛與馬與奴與隸何別焉？奈何我堂堂大國，文武兼備，卻汗流而俯首僅仰他國之鼻息乎？
明泉曰： “今日中國之腐，危害非僅在民眾之生活，而在民眾之生存也；今日中國之腐，危害非僅在中華之礦產，而在摧毀中華之文明也；今日中國之腐，危害非僅限於當代，而乃禍及我中華子孫也；今日中國之腐，危害非僅在親屬私情利益之庇，而在於動搖中國之司法公正也，今日中國之腐，危害非僅限於成人之體，而在於未來之中國少年以至千秋萬代之安康也。”
今日也，中國之危機，如我國民，視而不見，聽而不入，察而不思，處危局而袖手，臨苦難而營私，達險境而旁觀，何以負得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祖先之訓誡也。
而中國之興，絕非僅官員之興，中國之富，絕非僅特權之富，中國之能，絕非少數能人之能，中國之福，絕非僅貴族之福，而中國之麗，絕非僅樓宇之麗，中國之儒，也絕非大儒之儒，中國乃大邦，唯有天下蒼生之安，方為真安，唯有天下民眾之康，方為真康，唯有天下庶民之均，方為真均，唯有天下百姓之寧，方為真寧。唯有真安，唯有真康，唯有真均，唯有真寧，中國始為真正之強，真實之強，真實之能，真實之貴。才有如任公百年前所言之震撼，為“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第二篇 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吃喝嫖賭抽的物欲社會麽？
付明泉
2010年4月14日
人類發展了幾千年，人類到底要建成一個什麽樣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正義，公平，平等，博愛這些看似簡單的詞匯，實現起來確是萬分艱難的。 在風雨交加的被役使去修長城的900個看起來太微不足道的最底層的民工，卻以一個震爍千古也無限發人深思的口號開始了埋葬夢想千秋萬世的大秦帝國運動，那就是陳勝吳廣開始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當任誌強說出了“青年人要以買到好房作為人生的崇高理想”時，我們不能想像，如果按照這個崇高理想，這還是那朝氣蓬勃，活力無限的中國青年麽？這還是那些具有五四精神的反抗落後壓迫的中國青年麽？這還是梁啟超所頌揚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的中國青年麽？這還是毛澤東在莫斯科說出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就像早晨89點鍾的太陽”的中國青年麽？
第一個從哈佛經理學院畢業的唐慶華先生曾說過“人類與命運的搏鬥中，必然包含著與貧窮的搏鬥”。我一直相信這點，但是另一個問題是：“人類與命運搏鬥的全部含義是不是就是僅僅和貧窮的搏鬥？”人類的全部生命和崇高的追求是不是就是發財夢的實現？人類的全部享樂是不是就是物質的全麵“高規格”的享受？
人類文明社會有據可證的有幾千年的曆史，這幾千年中，人類的個體生命的長度很長曆史時期以來沒有大的增加，但是人類生命的寬度和充實度卻有大的增加；人類的物質享受的改變並沒有增加人類的壽命，人類純粹物質的享樂是比古代更好了還是更差了，依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是一個顯然的問題是，人類的科學更進步了，人類的發明的東西更多了，人類享受的更豐富了，但是人類有這些就夠了麽？這些就是人類的全部追求麽？
顯然這是不夠的，不然，人類就無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從有文明記載起，就開始了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追求，從三大宗教到無數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都從人類的更高層次和更大意義上尋求人類生活的更廣泛“更有意義”的價值。任何社會，任何階層，人們曾形成的一個普遍的共識就是“人類需要精神世界的充實，人的最高價值依然是精神豐碑而非純粹的物質享受”。愛因斯坦說：“藝術，科學和宗教是一個樹的三個分支”。他又說，“我們人類對自己知之甚少，就如一條魚，對其終生暢遊的水有知道多少呢？”
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一直到凱恩斯，他們都在探討經濟學意義上的人類的發展和創造規律。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合適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卡爾馬克思認定自己找到了真理，那就是共產主義的社會結構。他認定這是一個最能為人類謀福利的事業，他曾形容這個事業時豪邁的說:"如果我們選擇了一條最能為人類謀福利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她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一切人而犧牲，到那時候，我們能得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的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屬於億萬人民，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麵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將灑下熱淚”。
當然，蔣介石先生不這樣認為，他從蘇聯回來，堅定的認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好的，但是實現的狀態並不理想。出於各種私利和曆史原因，他把共產主義描繪成了“青麵獠牙，共產共妻”，這讓很多擁有豪宅綢緞金條，擁有三妻四妾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們很是恐慌，他們似乎已經看到那些“翻身”的窮人正衝進來，奪走他們的妻妾，拿走他們的金銀綢緞，占有他們的房屋。當然，如果讓他們看看今天的中國，他們不但不害怕，也許還能弄個官員當當。
據說，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也說出了“如果你個人大權在握，那你就不僅僅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而是進入共產主義了”。體現了他對共產主義實現的困惑和思考。而他所形容的共產主義，顯然依然是物質至上的，特權專製的唯我獨尊的所謂個人“共產主義”。
然而，改革32年來，中國社會呈現出了“發財就是真理”，“物質利益至上”和全麵的“拜金主義”。能人主義，顯貴至尊，有錢有本事的人類還為進化的遠古時代就有的不高的物欲追求成了“盛世價值”。脆弱的道德鼓動和宣傳抵擋不住物質享受和瘋狂的物質膜拜。人類的精神世界開始轉向了“發財就是真理”的“發財就是能人”，“有權就是高人”，“不論過程，成了就是英雄”價值觀。整個社會出現的攀比和狀態已經使得很多人理解共產主義就是有吃，有喝，有情人，有賭，有抽的社會狀態。
如果這就是我們苦心實行的主義，那麽在幾百幾千年前我們就已經實現了，如果共產主義真的就是高級的吃喝嫖賭抽的而不是人類的道德空前高尚奉獻的社會，那麽這樣的社會，還是最好不要實現。
第三篇 中國當代最凶惡的“特權”資本主義
----林肯和毛澤東都痛恨的資本主義
付明泉
2010年4月2日
上個世紀30年代，到達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形容他見到毛澤東的印象時說，“麵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林肯，被美國民眾認為是捍衛了美國統一和民主國家的總統。1863年11月19日，美國時任總統 亞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戰爭的決定性的葛底斯堡戰役後發表了他的著名演說，他最後說：“我們要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我們要在這裏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我們要使國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的新生，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林肯要維護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但是希望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講話中說，“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一九四○年的九萬擔，一九四一年的二十萬擔，一九四二年的十六萬擔，保證了軍隊和工作人員的食糧。” 他又說： “但是我們一方麵取之於民，一方麵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他說:"不顧人民困難，隻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我們一時候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是我們立即動手建設了公營經濟。" 他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在1949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講演中，他說：“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夥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鬥。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誌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隻是時間和條件。 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
林肯和毛澤東要建設的國家是不同的，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也是和目前的中國的特權資本家階層不同的，那就是，他們都要建立一個為了大多數民眾的國家。林肯概括為“民有民治民享”； 而毛澤東提出的是“為人民服務”。 他們一個共同點都是要反對寡頭不要民生的大資本家和資本特權的絕對壟斷。
中國當代的資本主義，是毛澤東要建設社會主義所反對的走資派建設資本主義，也正是林肯所反對的寡頭不顧民生的資本主義。正如我在我的另一篇文章《論毛澤東曾給出的精辟的定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闡述的“毛澤東在60年代已經預見到這個‘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要推行的資本主義，將不是一定程度照顧發展國民的資本主義，不能尚給能讓民眾有一定民生的資本主義，不是還能讓民眾擁有一定民權的資本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會是寡頭的資本主義，壟斷的資本主義,權貴的資本主義，特權的資本主義，是官僚的資本主義，是特權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資本主義，說穿了，是權力控製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是比封建主義更殘酷，對民眾剝削更嚴酷的資本主義。中國民眾不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真正的民主，民權，民選，民治，和那種天賦人權的思維，相反，中國民眾得到的，隻是可憐巴巴的壟斷特權賜予的“目的功利的‘毫無廉恥的’‘沒有任何標準和道德的’‘利用權力盤剝和奴役‘民眾的‘欺騙的壟斷的嗜血的暴力的’所謂“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製度。”
改革32年來，中國當代的權貴階層以發展經濟為招牌，以學習西方，打開國門，發財致富為誘餌，以“反對毛澤東的所謂‘貧窮社會主義’為借口，實際上既丟掉了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建設大同社會，消滅剝削階級的社會理想，也丟棄了資本主義國家中所捍衛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 他們利用自己獨特的權力，使得自己不需要法律約束和並遊離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德體係之外，換句話說，他們利用中國式權力丟掉了毛澤東試圖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和捍衛社會主義道德，也丟棄了林肯等一直在捍衛的民生資本主義的法治社會和資本主義道德。剩下的，隻有特權顯貴的特殊權力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為自己和自己子孫的瘋狂發財的掠奪，他們除了私欲貪婪的變換花樣的剝削褻瀆民眾不顧民眾死活，就隻有了一點“厚臉皮”和可憐的臨場發揮的“政治戲劇化”的“精彩”表演。
第四篇 論“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當代的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
付明泉
2010年4月4日
鄧小平開始的改革，提出了中國特色這個概念，當然，後麵加上了社會主義四個字。顯然，這概念的意思是，中國依然要建設社會主義，隻是這個社會主義是有特色的，當然不是前蘇聯特色的，不是馬克思當年提出的歐洲特色的，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其實，這並不是個新鮮的詞匯，任何主義和思想在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具體執行，肯定是具有特色的，就如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英國的資本主義從政治，經濟，社會形態上肯定是不同的。當然美國人沒有提出美國特色的，英國人也沒有提出英國特色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都是有特色的。
既然如此，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肯定是有特色的，盡管後來“改革精英派”一方麵說，“毛澤東閉關鎖國”， 一方麵又說“毛澤東照搬蘇聯模式，和社會主義國家友好”，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那麽“閉關鎖國”，怎麽還能照搬蘇聯呢？應該回到封閉的古代時期才對啊。顯然，“改革精英派”本質意思就是，毛澤東沒有倒向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改革精英一方麵努力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一點不可怕，其實我們以前過於強調意識形態了，以前我們過於批判資本主義了，我們不該如此，我們應該大膽的發展經濟，學習資本主義的東西”。 隨著國門打開，中國民眾也間接直接看到了西方國家，看到他們天是藍的，水是綠的，很是和諧啊，於是不覺感慨，中國過去真的搞錯了，有些激進的民眾更是高呼，“我們這些年上當了，如果我們早學習西方，也許我們早就人人是富翁，各個是中產，中國早步入小康了”。
我們姑且不說毛澤東時代是否有這樣的基礎去學習西方，是否可能達到西方的發達程度。我們隻是說，在改革32年來，我們到底是不是學習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優秀的東西，即“法高於一切”的基本標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道德和規則的維護。這時候，“改革精英”又急忙來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很可怕，如果堅持了資本主義，民眾沒有活路，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即，不能立法，執法，行政三權分立，不僅不能搞，而且要加上“絕對不走西方的道路”。如果有民主和憲政那樣怎麽樣？精英告訴我們，“中國會亂，百姓會苦，中國完了”。那麽什麽最好呢？改革派的“政治精英”和權貴告訴我們： 第一，要堅持社會主義；第二，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說實行什麽是社會主義，而是告誡民眾，這個社會主義就是不能實現以法高於一切，以及民有，民治，民享，民生的社會形態； 而中國特色則告訴民眾，我們要做買賣，要學習西方的有富人，有窮人的社會形態；中國絕不去實行廣泛的選舉和三權分立，也不實現什麽共同富裕，國家政權采用專政的形式，當然，毛澤東時代對專政的說明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的專政”，而目前精英實際實際實行的是“精英特權能人”對廣大“愚昧沒本事”的中國民眾的專政，這樣看來，這個中國特色確實是不能丟的，丟掉了，就絕對沒有精英特權基層的好處。
這樣看來，改革開放32年來，“改革精英派”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是核心強調的是中國特色，我們如果觀察當今社會的狀態，我們認為，用中國特色的社會，或者中國特色的特權社會，或者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主義社會更準確些。我始終認為，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社會形態，已經無法找到馬克思和毛澤東所堅持的社會主義的任何影子。本質上，中國並不怕普遍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怕具有資本主義社會大部分共同特點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崇尚西方民主的民主運動人士，中國希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士，中國廣大民眾最憤怒的一點在於： 他們“享受”的社會變成中國式特權和壟斷式的“精英特權顯貴對廣大民眾專政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論中國當代的社會現狀
付明泉
2010年3月31日
一百多年前，號稱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滿清帝國的北洋水師訪問日本的時候，清帝國的海軍將領看到的是日本兒童在湖畔用石頭擊打紙船的遊戲，而喊叫的就是擊沉清海軍主力的致遠和經遠兩軍艦。中國官員很是吃驚，日本官員急忙說，“中國有句話，叫童言無忌雲雲”。之後，日本海軍和中國海軍進行了一場黃海大戰，在日本長期蓄謀之下，終於導致中國海軍的全軍覆滅。
據報道，當問及兒童未來的理想時，中國當代的兒童居然有回答出了“當個貪官”。 而又有兒童的理想是“動手殺幾個貪官”。這童言真的無忌麽？這童言，帶來我們的不僅僅是憂傷和驚訝，不僅僅是汗流浹背，不僅僅是瞠目結舌，而是真實的心靈的震撼。
中國改革32年來，中國社會已經徹底進入了無序無法無道德的境地。中國第一階層的官僚特權階層利用手中的權力，塑造了很多能人和強人，這些能人和強人是建立在強大的權力壟斷基礎上的。而在他們身上，集中了中國各個朝代權貴的特點，換句話說，中國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很多權貴做出的行為他們都已經做到，簡要闡述如下： 1. 圈地運動， 無償或者低價占有耕地進行房地產（類似清朝入關時貴族的跑馬圈地）2，官商勾結，大資本家，民營資本家行賄官員達到間接剝削民眾和侵占國有資產，（類似明朝江南深入官場的腐敗到北洋政府時期的低於壟斷經濟的軍閥政治。 3，司法腐敗，法律形同虛設，躲貓貓案（民眾死於看守所，被說成躲貓貓），俯臥撐案（女學生被幾個官員子弟直接約會出去，跳河，被說成幾個女學生自願跳河，官員子弟在旁邊做俯臥撐） 已經做到了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的“社會理想”。 4 官員腐敗呈現廣泛化，巨額化，直接化，自然化，全局化。貪汙數額已經從幾萬，幾十萬，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貪汙方式從招商引資，合資股份，人情禮份到了直接顧問，直接好處費，直接侵吞國家投資或者直接瓜分國有資產的方式。中國出現了萬千清朝貪官和珅並存的局麵。 5 基本民眾的生活沒有任何保障狀態，食品，藥品全麵出現問題。典型案例如安徽大頭娃娃奶粉（資本家製造的無任何營養的奶粉），河北三鹿毒奶粉，致死性疫苗（山西殺人疫苗導致無數兒童死亡），之後更觸目驚心的問題是，奶粉和其他食品的大量有毒，資本家和政府監管能力的全麵喪失和間歇性休克。 6 教育產業化，更重要的人才選拔的全麵失控。出現了類似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製”的士族做官的家族聯姻控製權力的局麵。中國社會出現了權力的變相世襲和權力壟斷，有才學者已經逐步無力進入中國的上層政治中心。權力壟斷和權力世襲使得社會分配完全掌握在少數特權權貴手中。 7 似是而非的隻問目的，不看過程，隻考慮生產力，不考慮分配方式，隻考慮少數特權者權力控製和世襲，不考慮社會階層關係的理論占據統治地位，能人理論，聰明人理論，順民理論，無原則隻看結果思潮紛紛出爐，整個社會出現了百花齊放，但是既得利益者的花全麵盛開，他們的話語主控局麵。 8 為人民服務和照顧弱者的哲學失去社會各級權利者思維中的主控地位，取而代之是在非起跑線上嚴重權利不對等下的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強者萬歲弱者該死原則。社會再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最腐敗沒落的而非清明的封建社會的狀態。 9 社會兩極分化極端嚴重，而社會輿論和權貴特權階層不斷拋出的強者優秀論，弱者無能論，天生英才論，精英和愚民論，順民崇拜論，專家萬能論，利用權力的不平等和不對等，從思想愚昧廣大民眾。 10 拋棄資本主義中優秀的合理的成分：如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民主，民生，民權，民治，民有，民訴等思想。而僅僅取“上智下愚論”（說什麽發展資本主義就必然有資本家和普通百姓），國有精英論（資本主義也有大量國有資產和掌門人，這些人是精英），科學專家論（動輒就用專家的說法，即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發表所謂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論來說服民眾），庶民順從論（孔子那套“人天生就不同，庶民就該服從主人” 的“從德順”的理論） 11. 在利益至上，權力至上，享受至上基礎上，特權顯貴階層引導民眾行為非政治化，淡泊民主參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意識，引導民眾行為滿足化思維娛樂化頭腦麻木化，思維鈍化並簡單“西化”，中國當代社會出現了道德崩潰的現象，以醜為美，沽名釣譽，出風頭，爭好處，全社會變現出空前浮躁，道德觀黑白顛倒。二奶，小三，妓院，風流浪蕩，毒品，官商勾結，巨額貪汙等西方和封建社會也人人喊打的東西在中國社會呈現了全麵被鼓吹和炫耀並泛濫成災。
第一個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梁啟超曾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而我們也不能不懷疑，並提出疑問，不論那個主義是不是人類的真理，但是目前中國的社會方向還是不是還在堅持那個主義建設國家的方向，而特權顯貴目前所做的事情還是不是“那個17歲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論文就提出‘如果我們選擇了一條最能為人類謀福利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她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一切人而犧牲，我們得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的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屬於億萬人民，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的為人類犧牲自我的追求人類大同的高尚的事業。中國曾在20世紀前半夜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說法，為了警示後人，1949年後被選為國歌的歌詞，那麽，今天，我們不能不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第六篇 中國官員醜態錄---做官如演戲
付明泉
2010年3月15日
一個戲劇，主人公或涕淚滂沱，或淒苦無比的神態讓觀眾為之動容。但是不論多殘酷的或是災難類型的電影戲劇，人們還是知道這是電影和戲劇，是來讓人深思，讓人欣賞，讓人感悟的，還很少有人真的為此當作生活本身，這主要還是因為“藝術來源於生活，但是高於生活”或者說，“藝術不等同於生活”。
然而可悲的是，在當今的中國，很多官員做官當作了演戲，他們的所謂順應時代就是把做官從當老爺回歸到了把自己當作演員，在他們眼中，民眾不是奴仆了，但是變成了觀眾，他們行為更像表演，而非實際的生活行為。 古代美人有，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那麽現在很多官員也可以做到一哭傾人城，再哭傾人國了。美人之哭，讓人憐愛，官員之哭，讓人動容。為什麽動容，是因為他心裏係著民眾，民眾被感動了。但是這個哭，一定是和人民群眾真正的心連心，是觀其境，發於心的感傷，在“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強忍之下依然“忍無可忍”的落淚，隻有這樣的淚水，才能讓民眾感動。
有人說，你怎麽知道官員之哭不是真的如此？ 我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當然無權定義，更不能到人內心辨別真偽，但是我認為，行動是最好的老師。如果一個人真的因為一件大事，達到如此感傷，他在一個很重要的官位，這事對他觸動一定是無比的大，這個大，可以讓他赴湯蹈火，讓他萬死不辭，至少讓他念念不忘，愈挫愈勇的去推動改變這個事情，如果沒有做到如此，我不得不疑問當初他的哭泣到底是拉攏民心，敷衍場麵的類似的表演的需要？
在大會小會上，很多領導慷慨陳詞的批評腐敗，甚至到了聲淚俱下，不要說下屬的小貪官老貪官心生恐懼，就連無所事事的官僚主義者也聞而生畏，民眾更是歡呼雀躍，然而之後，民眾才發現，這是一場戲劇，是一個表演，而民眾自己都成了觀眾，領導的怒，領導的批，領導的傷，原來都是為了這場“表演”的需要。而經過了一段時間，就如一場戲劇和電影，人們逐漸遺忘。真如魯迅所說：“隨著時光的流逝來洗滌舊跡”。場麵過了，話也說了，效果也達到了，戲也收場了。
毛澤東在1949年被他稱為“就要進京趕考”前的西柏坡的中國共產黨七次二中全會上，他說，“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 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把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比作一場精彩的劇目，隻是為了說明這個事業的困難和艱險，精彩和輝煌。然而可悲的是，當今的各級官員把自己當作了演員，在各個官位的舞台上盡情的表演，而且不僅僅是表演，還是不入戲的表演。
中國的很多大小官員全神貫注盯著上麵的領導的顏色，盯著自己的官位和自身和子孫的利益的得失，他們將此美其名曰為“人性”。 不要說高尚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不要說“以身作則”，以及認識到中國官員在中國民眾中的的巨大的榜樣力量，他們甚至忘記了一個技工要以做好本職技術為第一要義，一個學生要以學習為第一要義，一個教授要以講課和研究為第一要義，一個醫生要以技術精湛救死扶傷為第一要義，而做官要以為公眾服務為第一要義的基本社會責任。德國哲學家康德說，“人的行動源於內心的真正的道德準則”。而中國的很多大小官員，他們的內心準則既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或者履行自己的公眾服務責任，而是“能占就占，能貪就貪，能騙就騙，能升必升”的以“做官造福自己和自己後代”的買官，賣官，跑官的哲學。
有了這樣一套為官哲學，內心的準則和行動需要不一致的情況下，表演就成了這些官員們的最好的法寶和護身符。正如舞台的演員，他們時而微笑，時而哭泣，時而怒斥，時而溫柔，但是都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讓民眾動容，讓民眾感傷，讓民眾鼓掌，讓民眾繼續他們以前的毫無改變的生活。
我有時想不出，如果毛澤東一直淚水漣漣，如果周恩來總是勃然大怒，如果老一代將帥，各級將領各個麵對對方的軍團都是如同演員一樣去表演，這是否能帶領中國民眾戰勝那麽險惡的敵人？如果民眾發現自己跟隨的這個“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和一切官員，都是在和自己演戲，他們會是如何的沮喪，壓抑，震驚和憤怒。
民眾的生活不是演戲，正如《紅與黑》的開篇說的“現實，殘酷的真實”。
第七篇 理想和利益的較量----張春橋和鄧小平
付明泉
2010年3月10日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到了1997年，總設計師去世了，一個完成的大樓的總設計師去世了，依然可以巍然屹立，但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去世了，改革的事業還沒有完成，就有些危機了，就如一個大樓設計了一部分，現在設計師沒了，那麽誰繼續設計？如何設計？原來總設計師想如何設計，就成了一個永恒的難題。人已去，樓已空，現在唯一能看到的是幾本固定的文選，似乎無法解決殘酷真實變化的現實問題。
鄧小平開了個盒子，這個盒子就是改革開放，改革永遠都是讓人歡欣鼓舞的，美國前總統肯尼迪也曾說過，唯一不變化的隻有變化本身。世界是不是進步和變化的更好，不同的人還是有些爭論，但是變化是大家一致公認的。變化不是壞事，但是關鍵是如何變化，怎麽變化，變化的目的是什麽。開放也是好詞，至少在漢語中是積極詞匯，不是個消極詞匯，難道保守，固執就好麽？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開放是如何開放，開放的目的是什麽？開放的結果是什麽？開放的受益者是誰？
被中國文學家郭沫若評價為“狗頭軍師張”的張春橋是一個被人遺忘的人物，他惡貫滿盈，他害人害己，他落井下石，他野心害人，總之，這個狗頭軍師張看來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喧鬧的當今社會大部分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還有這麽個人。自然，張春橋和鄧小平是無法比了，按後來鄧掌權後“正統”媒介的宣揚，“鄧有軍功，有革命的正牌背景，有過人的心胸，遠大的氣魄，開放的能力，美國訪問的氣概”，最主要的是，讓全國人民都改革開放，步入小康了。
然而，當你看看今天的中國腐朽的特權階層和在大小會議上高談闊論的民族和官僚大資本家們，你真的不由自主的想看看那個一直反對鄧小平的文人政客張春橋的文章。這個曾在上海執政發展經濟的管理者，這個一直跟隨毛澤東並發展了他的後期理論的文人，這個後來做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領導人，並非人們後來說的那樣不堪和惡毒。
從《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開始的張春橋被毛澤東高度注意，在後來他被調到中央工作，張春橋一直發展和實踐毛澤東提出的反資產階級複辟，反對官僚特權階級的理論。後來一些人胡謅張春橋的任何文章都是為了討好毛澤東，如果這樣說，今天的官僚的一切提案意見所謂發言是不是一點沒有實在，都是討好高層呢？這樣說，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張春橋的世界觀，價值觀，理論見解就是如此的，是和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很接近的。所以也有史學家承認，張春橋是毛晚年除了毛以為，最能理解毛的思想，並最大程度發展和支持毛的理論和思想。張春橋和鄧小平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是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
鄧從本質是對資本主義有很大好感的，這點人是忌諱談的，因為畢竟是個敏感問題，但是確實是不可否定的。盡管鄧小平在很多文章中也在闡述社會主義，闡述中國特色，但是他本質是傾向資本主義的，這倒不是為了其他，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哲學觀和世界觀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解決問題就是好主義，達到目的就是好辦法。這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這個解決問題是不是解決了長期問題，這個達到目的是不是實現了根本目的，從小平的曆史和他的行動來看，他看問題，更是見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他有短期目標，但是缺少長期考慮和中期計劃。他對自己也詮釋的無比清楚，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而張春橋和毛一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毛的理論和社會主義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他的一切想法，是如何解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上遇到問題，如何能從根本上達到那個遙遠的目標，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他和毛澤東一樣，不認為小平的資本主義建設方式可以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和毛澤東一樣，他始終不相信物質充足，人自然就會變的高尚，富裕後一切都好辦的哲學。
在如何建設一個國家上，張春橋的思維方式也是和鄧小平也是不同的，鄧小平的方式是摸著石頭過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但張春橋不同，他和毛澤東一樣，是希望從戰略的角度，防微杜漸的消除一切處於萌芽狀態和星星之火狀態的不穩定因素，以實現長期的穩定和平衡。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見到毛澤東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他對美國的無限仰慕和發達的欣賞，遭到了毛的鄙視。康德曾評論人做事情之所以看起來行動和語言不一致，根源還是內心追崇的標準，如果內心追崇和欣賞另外的道德標準和準則，不論他說什麽，他必然會按著內心的追捧去行動。鄧小平和張春橋的行動十分得以證明康德這個理論。
現在的中國特權階級和官僚資本家，不論如何表演和演說，從骨子裏是崇拜西方發達國家的，他們覺得西方的一切都好，除了中國特權這點不學習，其他都從骨子裏仰賴西方，見到西方人物就如小學見到班主任，生怕一個發型一個衣褶沒有弄好，被人嘲笑。對西方的承認和誇獎感恩戴德，對西方的訓斥和指責非常難過，沮喪和恐懼。這樣一種外國月亮比中國圓，亮還帶著香味的心態如何能讓自己真的站直腰杆呢？這樣一個內心真正的準則如何能不使得自己的行動在洋人麵前外強中幹呢？
在英國紫石英號炮擊中國解放軍的時候，毛澤東說，我們怒斥戰爭販子丘吉爾的狂妄聲明。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也說，什麽聯合艦隊，是要控製我們麽？這樣的話，今天的官僚特權階層和中國大資本家階層是無法說出了，這倒不是口氣的問題，是骨子裏的問題，是利益問題，而不是報紙雜誌粉飾的韜光養晦和策略之計。
鄧小平曾說，我們力量不如對方，所以韜光養晦。更有人拚命發展這套理論。這話聽起來耳熟，仔細想想，聽著和晚清末年說的洋人船堅炮厲，再戰必亡十分相似。然而，就是靠這小米加步槍，中國人依然堅強的橫掃晚清末年100多年的恥辱，也依然我們進入了聯合國。
和毛澤東曾批判“唯生產力論”一樣，在張春橋看來，那種單純發展生產，單純富裕，並不能讓中國人腰杆挺直，也不能實現真正精神和物質雙重意義上的國家富強和人民當家做主，反而走向反麵，甚至培養出更多的對外軟弱無骨的權貴和對內嗜血的腐朽特權階層和一貧如洗麻木不仁的落後民眾。而鄧小平的理論的核心觀點，“依然是發展起經濟一切都好辦，我們會腰杆就硬，人民就富，一切都可以了”。所以才有穩定壓倒一切，悶聲發大財，一百年不動搖的政策和理論。這個單純發展經濟，認為富裕了就富強，富強就強大的觀點顯然是十分偏頗的。宋代是個典型的例子，經濟發展的很好，但是依然抵擋不住經濟落後具有強大進取和征服能力的落後的女真和蒙古民族的進攻。而又如同個人，曆史上那種豪門大戶，富裕無比，柔弱無骨，毫無人格的非君子也依然不少。所以古人也從來沒有認為隻要經濟富裕的人就會自然義士，就是君子，所有才有那麽多對人的人格要求的古經。如果僅僅富裕就一切都解決了，古代聖賢書和三大宗教應該全部是發展經濟和理財的經文了。
鄧小平不能為改革開放造成的高房價，高特權，腐敗階層和大資本家的嗜血如命的一切錯誤買單，那麽同樣，我們也不能要求張春橋為文化革命的造成的一切錯誤和罪責買單。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那些左派人物和政治家有一點是比右翼權貴們幹淨的，那就是，他們除了一些中國式的特權來推行他們的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用中國式特權為謀取巨額的中國特色的財富。他們更像一夥清教徒，極力鼓吹和推行自己的理論和思想，但是出發點是目的是為了共同富裕和社會的均貧富。他們的哲學觀是“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不論他們是否做到。而今天的特權右翼大資本家和權貴，他們是權錢美色實惠具得，還要用一些理論來誤導和貶低戲弄褻瀆民眾，“買不起房子就別買”，“買不起說明你窮”已經喪失了任何廉恥，利用自己特權控製得到利益後對供養給他們的人的赤裸裸的恐嚇和辱罵，就如全國幾億農民一起控製糧食，對他們高呼，買不起糧食別吃一樣。也如同一個長大的孩子，對養大他的年邁的父母說，你不能勞動了就不要吃飯一樣可笑。他們已經喪失了任何廉恥，和左派的政治家不同，他們的人生準則已經應該是“做一能人，做一個享受的人，做一個欺騙他人達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個發財不管他人死活的人，做一個自己吃飽喝足子孫萬代具有財富的人”。
第八篇 達到目的和獲得眼前利益就是最好的--鄧小平和他的權謀人生
付明泉
2010年3月13日
被毛澤東臨終前提名為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華國鋒黯然下台的時候，鄧小平等元老們說他的錯誤是“堅持兩個凡是”，也即華國鋒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當然，鄧小平能複出，顯然華國鋒沒有堅持兩個凡是，如果他真堅持了，也就沒有後來這段他和鄧的交鋒，因為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完全是華國鋒同意和批準才得以實現的。
這再次彰顯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的權謀的現實的直接的效果。鄧小平被西方媒體驚歎，被稱為“打不倒的小個子”。而這些打不倒，和“官方”媒體宣傳的小平絕對正確正義等無關，本質是鄧的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和策略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起源和發展眾所周知，是十分艱苦和殘酷的，這種艱苦和殘酷性不僅僅體現在這個政黨起源時周邊的國內國際的外部以及敵對的環境，還包括黨內的殘酷鬥爭。不論是曆史上清洗AB團（認為有特務組織混到黨內開展的大量殺戮）還是各種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整風運動，都可能因為一句話，一個政策，一個黨內的反對派的得勢，上麵組織的誤判和個人恩怨而被捕被殺。這種組織高於一切，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的團體在貌似和諧的氣氛下，等級是森嚴的，出事是迅速的，矛盾是眾多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廣泛的人脈和實用靈活就顯得無比重要。這遠遠超過所謂的僵化的紀律，古板枯燥的條文和望而生畏的馬列理論。而鄧小平天生的頭腦，出生，後天的學習和鍛煉，讓他成為一個能適應這樣一個組織和環境的高手。他如同功夫很深的打太極拳的老者，又如一個端坐紫金蓮的高僧，時而活動，時而靜止，時而隱蔽，時而打牌，避過了最大的風浪，直到自己安然掌權。而他到掌權的時候，又對對手絕不手軟。
鄧小平不像毛澤東那樣，總是試圖不確定是否真反對他的對手批評-教育-團結的方式，他如大型比賽中場外的教練，當發現哪個隊員狀態不好，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迅速換人，甚至直接永久淘汰。當然，當他做隊員的時候，他會擺出很低的姿態，力求讓教練認可他的球藝甚至是可以在目前這場大型比賽中迅速提高的。
在法國的勤工儉學，鄧小平除了前後大約總計學習了7個月法語以外基本就是在工廠勞動，這主要是生存的需要，顯然他的幾個月法語學習顯然也不可能取得有什麽效果，在這個工廠工作時候，鄧就由於倔強和反抗丟掉了工作。鄧小平的第一次實用主義的靈活性體現在在1930年左右領導的左右江起義，麵對軍隊的損失巨大甚至全軍覆滅，作為負責人的鄧小平脫身去上海匯報工作，這也是後來文革期間廣泛批評的鄧小平的脫離隊伍的事件。而從當時的實際敵我力量對比來看，鄧小平采用這樣的方式，對保護自己無疑是明智之舉。鄧小平在黨內被三次打倒，一次是李維漢打倒的，之後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提出離婚，隨後金維映改嫁李維漢。這場打擊對鄧小平來說是巨大的，而鄧小平從拘留所放了出來，隻是被派到處於前線擔任觀察員。鄧小平在抗日戰爭和隨後的解放戰爭中，並沒有實質的參加戰役，但是他的位置是特別的，是當時的軍團的政治委員，這個位置類似古代的監軍，是對軍隊起著是否執行黨中央路線的監督角色。而顯然，鄧小平的最大優點是一直支持毛澤東，堅定的執行了上級的路線。鄧小平在解放後，和劉少奇一起，先是阻擊了當時號稱東北王的黨內號稱最會搞經濟的高崗，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的調查，後來又接替饒漱石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 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在這之後，鄧小平讚同毛澤東的反右鬥爭，曆史記載，“這場運動讓全國80萬名黨員被打成右派，290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這場運動中，鄧小平又和毛澤東站在了一起，並親自主持和積極推行這場運動”。
當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試圖推行自己的政策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分歧。鄧小平被打倒後，他的靈活性再次顯示，從目前公開的檢討書看，他很深刻的了解毛澤東抓大警小的方針，他急切的檢討了自己，批判了劉少奇並很快和劉少奇劃清了界限。而在文革中，他分析毛澤東很準確，了解到毛澤東的批評-教育-團結和左派革命的思想，試圖提拔新的政治委員來取代在毛澤東看來不能繼續追隨他的，而和他產生巨大分歧的不可靠的老政治委員。鄧小平通過反複的檢討和與毛澤東最信任的的中央警衛局的汪東興保持聯係，使得鄧小平的檢討一直能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南海，有時是通過江青轉給毛澤東本人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某種能力和價值，而一直把鄧小平視為可以製衡其他派係的後備人物。毛澤東也一直在思考鄧小平是不是真的改變了，理解並能在自己身後執行自己的理論路線。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發現了以周恩來為首的派係的強大以及和自己的長期不同的理念，於是再次提拔鄧小平來製衡周恩來為代表的人物，這也是鄧的第二次複出，在指定鄧小平主持批判周恩來的會議上，鄧小平對周恩來說出了“你和主席隻有一步之遙”的話，對周恩來的打擊很大，也讓毛澤東相信鄧小平不會是他死後不執行自己路線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也許一直深知毛澤東的疑問，鄧小平在1980年麵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提問時候，自己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的對待毛主席”，也許現實的折射出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心結。
在1976年天安門的45運動爆發後，毛澤東聽取了匯報，最後采用了用工人糾察隊大棒驅散第一次出現的他的反對派的方式。而曆史驚人的相似，在1989年，鄧小平也麵臨了反對他的反對派，但是他采用了更加暴烈的，形成他一生最不能抹去的汙點的采用軍隊的和重火力的武力方式，這也使得鄧小平的之前一切有關民主開明的談話顯得蒼白無力。
曆史的相似還體現在，60年代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認定是要發展大官僚資本，特權資本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打倒，而多年後，等鄧小平帶領著很多他的追隨者走出一條真正的他的路線政策，他不不得不用同樣的方式給他的政治對手加上這樣的罪名。不論如何，毛澤東後來執行的路線和反對鄧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是不矛盾的，鄧小平也是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才被毛澤東同意複出的。但是鄧小平對反對派的批判，確實十分矛盾，甚至是十分滑稽的。他先是以資本主義分子的方式判刑了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然後又以資產階級自由化處理不當等方式批評他的執行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而這些的本質，依然是鄧小平實用主義思想的結果，他的思想本來是沒有任何體係和原則的，唯一的原則是實用，所以當讚同自己的思想，就是好的，不讚同，就是壞的，他能拿出的也依然是毛澤東的當年批判他的罪名。
在這點上，被鄧小平直接提拔的完全讚同小平的總書記趙紫陽是深刻了解的，他看到了小平的所謂全部“理論”就是不論其他，現實的解決問題就行，發財致富就好，於是提出了“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一切都好談的問題，他深刻的把握了鄧小平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的實用建設主義，也即胡適早年提出的“少談主義，多談些問題”的實用主義。
然而問題就出現在這裏，毛澤東比鄧小平更深遠的看到了僅僅發展經濟不能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僅僅發展經濟甚至不能保證中國的團結統一，必須有一個均貧富的思想，必須有一個馬列的大旗來鼓舞全國人民；而鄧小平通過學潮後才發現，毛澤東比他看的還是遠些，高談堅持黨的領導，丟掉一切理論的結果是不行的，於是轉了個圈後，鄧又回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觀點。
鄧小平和黨內很多領導人不同，比如張春橋，比如趙紫陽，他們是丟掉了一切，也拒絕承認自己當年的所謂“錯誤”。鄧小平的每次複出前和複出後，說的話做的事情都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一次被打倒後曾經批判劉少奇，歌頌林彪。第二次複出前批判了林彪的錯誤，並和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即永遠不會說自己被打倒是錯誤的），第三次複出又和華國鋒保證“世世代代高舉毛澤東思想”，並密切進言和高舉葉劍英，讓庸碌的華國鋒感覺到自己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代表而鄧小平就是幫助自己接班掌權的，從而解放了鄧小平，並提高到一個僅次於自己的黨內位置。而鄧小平也用兩個凡是輕易的逼迫了華國鋒交權，在處理掉更年輕的華國鋒後，鄧再次用幹部年輕化，將所有文革被打倒的老幹部推進了“顧問委員會”去發揮餘熱，從而為自己選擇接班人鋪平了道路。在發現兩個接班人的急切改革和接班之心後，鄧小平再次用實用主義和高效率，解決掉了兩個自己選擇的改革者和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
鄧小平隱匿掉了粟裕在淮海戰役的巨大功績，拒絕對自己50年代批判粟裕和反右派問題承擔領導加大的主要的責任，他依然說，“那時的反右鬥爭是正確的，隻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對於自己領導的改革開放，當出現問題時候，全部推給了兩個自己的忠實執行者，回歸到了保守的元老陣營，而用武力的方式解決了一場如果早些處理，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巨大民主運動，這些都能看出鄧的投機的權謀的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
鄧小平的很多“理論”來自他人生和生活經驗，在文革中的他本人的韜光養晦，讓他躲過多次災難，他將之推廣到國際關係中；他家中子女眾多，需要致富，他將之推廣到全國的發財致富中，他的堅持做政治委員，在幫監督，不停的活動使得他最後大權在握，讓他提出“一百年不動搖”的建設方針，然而，世界是變化的，發展的，運動的，如何能夠一百年不動搖？ 這本身也是違背社會發展變化的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的。
隻考慮眼前實用解決問題的哲學，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畢竟是缺乏遠見的，是會產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短視，而實用主義，隻靠解決問題，不考慮影響和思想一貫性的人和國家，都會讓人產生人格，人品和國家信譽的懷疑。
第九篇 曆史的驚歎--鄧小平和赫魯曉夫
付明泉
2010年4月10日
有著黑白墓碑的獨特的赫魯曉夫墓成了前蘇聯的曆史。而鄧小平也已經成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後讓我們回頭看這兩個影響世界的政治人物，我們才發現是如此的驚歎。
斯大林死後，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世界，這個報告，之所以震驚世界，更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是因為被奉為“世界的共產主義的領袖，領導蘇聯衛國戰爭的統帥”的斯大林一夜之間成了暴君，獨裁者。整個陣營騷動了。不論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君子做事情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國中，赫魯曉夫的舉動是讓人鄙視的。當時的鄧小平率領中國團參加中途離開，回來後受到了毛澤東等的肯定，之後就開始了中蘇交惡，赫魯曉夫一夜之間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中國也開始了勒緊腰帶去歸還蘇聯的債務。
赫魯曉夫全麵批判了斯大林，中國對斯大林進行了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給後人研究。但是赫魯曉夫的舉動讓西方喝彩一片，而赫魯曉夫也自認為自己遠遠超越了斯大林，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真正繁榮。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和毛澤東見麵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對美國的發達的無限崇拜，讓毛澤東十分鄙視。毛從人格和作風上真正鄙視這個光頭，做秘密報告的政客。毛也拒絕再承認赫魯曉夫是陣營的領袖。當然，真正的中蘇交惡是從赫魯曉夫要租借中國海港，搞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開始的。從此，毛澤東的中共和蘇聯的中央開始了誰是社會主義誰是修正主義的全麵論戰。這也成了毛澤東晚年考慮最多的問題，就是誰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誰會在他身後建立赫魯曉夫試圖建立和所謂改革出的官僚特權貴族階層，建立出一種貌似自由的特權專政控製民眾的崇拜西方的非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不倫不類的社會模式。
赫魯曉夫對西方本質是恐懼和羨慕的，他的政策外強中幹，虎頭蛇尾，虛張聲勢。他搞了古巴導彈危機，在美國當時肯尼迪政府的強硬回擊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而柏林牆的建立，更是對西方從道義到形式的全麵失敗。赫魯曉夫試圖改革，但是最後的結果讓蘇聯經濟停頓不前，而他粗魯的作風，更讓世界為之驚訝。而他自己，也一樣成了秘密的犧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隱蔽的中央全會悄然以健康為由撤銷了一切職務，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權力。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二號人物（一號是劉少奇），毛澤東更擔心的是鄧小平等人要建立一個之發展經濟，不管其他的，倒向西方的，隻變賣資源，兼並土地，照顧少數權貴，而不顧及社會分配形式，隻考慮短期利益，而不考慮長遠戰略的的“修正主義走資路線”。毛澤東更擔心他們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而鄧小平在1980年重新上台後，也對來訪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說出了他和毛澤東長期的糾結。
但是鄧的確和赫魯曉夫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們本質都是對西方充滿好感並向往的。但是鄧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任何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我讀過多次，我覺得不夠客觀，這個決議既掩蓋了鄧小平參與甚至擴大化執行毛澤東的很多政治運動的問題，也缺失了對中國建國以來經濟建設若幹成就的肯定，片麵的孤立的割裂曆史的武斷的否定了鄧小平和很多老幹部自己沒有參與的政治運動，並否定了他們在其中互相你爭我奪的鬥爭曆史，鄧小平等人把毛澤東描繪成了一個後期老邁，昏庸，毫無建樹，想入非非的人物，而沒有客觀的，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實事求是的去評價毛澤東在建國後提出的一係列防止國家官僚階層腐敗，防止出現特權階層，防止腐敗和貪汙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提出建設毛澤東思想，而他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係列長期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和“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毛澤東重視長遠的戰略，如興修水利，發展高科技國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產品，而鄧小平更多傾向招商引資，租賃土地，出口創匯，買入利用的方針。對國際朋友，毛澤東更多強調是搞長期的統一戰線，分化瓦解對手，到對手的陣地和國家內部去分化瓦解對手，而鄧小平的策略則是韜光養晦，不出頭，對國際朋友少支持，悶聲發大財的自我中心的短時政策，這種政策必然造成長期的後，對手直逼國門，朋友眾叛親離的局麵。
很多改革精英評論毛澤東隻會搞軍事，不會搞其他，其實，毛澤東是個長遠的戰略家，如同一個總統帥，他善於利用各個專業人才來進行全麵的建設，他的思想長遠而有效。但是鄧小平實際上是個政客，政治委員，他既不是個軍事家，也不是個經濟領袖，更不是一個戰略高手，他除了對毛澤東執行的他沒有理解和參與的運動否定外，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的建樹，他幾乎是按照“凡是毛澤東執行的路線相反”的方式執行了自己的路線，結果就是今天，改革32年來，國內腐敗全麵開花，國有資源損失殆盡，稀土礦產廉價出賣，中國自主科研全靠吃老本的境地。
從1949年到1976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中，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建設了中國海軍和空軍；中國實現了消滅鴉片梅毒血吸蟲的傳染病；中國實現了工業部門比較齊全的建設，中國實現了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建交；中國實現了從百年淩辱到外強眼看歎息的轉變，中國實現了和美國，蘇聯的直接較量，被亞非拉國家抬入聯合國，中國教育了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湧現了無數在本職工作上拿錢雖少，兢兢業業的勞動者。毛澤東的很多晚年思想，過於超前時代，他的上山下鄉論，老中青結合論，繼續革命論，反對官僚特權論，人民民主論，人民監督論，批判封建禮教論，還不能完全適應於當時人們的思想和時代，但是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思想是進步和獨特的，他是真心為了這個國家的進步的。
從1978年到今天，已經過去了32年，讓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現狀，看到煤礦的死人，童工，看看黑心棉和社會泛濫的黃，賭，黑，看看貪腐上千萬還不死刑的高官，看看剛剛建好的就倒塌的大橋，大樓，看看大官僚，大資本家剝奪占有農民的土地，看看各級官吏的逢場作戲的淚水漣漣，看看我們依然吃老本，毫無新的自主創業的科學，看看那些看起來像商人的博士導師，看看那些看著那些掛著各種科學技術職稱和擁有帶水的高學曆的就差沒有掛著高僧頭銜的高官，我們真的無語。
鄧小平不是赫魯曉夫，同樣，毛澤東也不是斯大林，老年的毛澤東對45運動的學生也隻是讓工人糾察隊用大棒予以驅散，而斯大林則要狠的多；赫魯曉夫沒有用槍炮鎮壓過反對派，但是鄧小平在麵臨和毛澤東一樣麵臨的反對派的時候，卻用大炮和槍口代替了大棒和徒手，鄧在這點上，更接近斯大林的穩準狠。
赫魯曉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榮譽，更沒有總設計師的稱號，他也沒有任何理論問世，唯一一部回憶錄，還是他的口述，別人的代寫。而鄧小平則有和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更被當代改革精英拿好處時候推崇的白貓黑貓的理論“指導”著中國特色的社會的建設。他的一百年不動搖的理論和他當年和華國鋒保證的“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樣，也和他當年和毛澤東保證的”永不翻文化大革命和黨組織對自己定案”一樣，都是絕對的，靜止的，發誓的，脆弱的，不符合馬克思的運動的變化的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論。這也注定他的這些說法不僅僅不能世世代代，也不能永不翻案，更不能一百年不動搖。
第十篇 中華民族不需要向帝國主義乞討
付明泉
2010年4月18日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國主義乞討能夠活下去，而且會比帝國主義國家活的更好些”。爾後呢，改革的先富起來“精英”告訴我們，毛澤東就是窮苦的時代，我們需要和帝國主義做生意，我們需要招商引資，我們需要融資外資，我們需要更多的外國技術，我們需要和帝國主義友好，我們不要交往窮國。結果呢？一個融資，一個引資，逐漸變成了租賃土地，逐漸變成了嚴重依靠國外，使得帝國主義開始在中國開設工廠，汙染環境，破壞水源，使得我們獨立自主研發的東西越來越少，使得我們嚴重的依靠國外。
曾經依靠民眾的獨輪車和精神物質的全力支持，中國軍隊用大炮，小米加步槍和被全部美式裝備武裝的國民黨機械化軍隊決戰，而將之驅逐到台灣，曾經窮苦的中國，依靠一種偉大的不甘受辱的精神，和美國軍隊在朝鮮相遇，中國軍隊依然用鐵血之軀讓美國退到了三八線；曾經不富的中國和蘇聯在珍寶島之戰，中國依然沒有任何退卻，曾經依然困難的中國，81歲的毛澤東依然指揮了西沙保衛戰。
這就是近代的中華民族，這就是當年毛澤東主席宣布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不論後來者如何宣布“十年浩劫"，不論後來者如果宣稱國內所謂當時如何混亂，但是中國人民的脊梁是挺直的，中國依然成功實現了原子彈，氫彈的爆炸，我們依然實現了民族不可絲毫侮辱的鐵統江山。
直到今天，帝國主義恐懼的中國的力量依然是毛澤東的時代顯示出的力量，帝國主義一點點僅存的膽寒依然是毛澤東時代與之幾戰的餘威。改革精英享受著這成果，又大批毛澤東的當時好戰和對帝國主義“不友好”的錯誤。當帝國主義著將刀架在我們的脖子上，還有什麽友好可言麽？
改革32年來，精英特權階層說要對西方國家“韜光養晦”，多麽動聽的詞匯啊，韜光養晦，對外麵，精英告訴我們，我們要韜光養晦，從不要用大炮和武器，我們要忍耐。但是對內，我們卻對那本可以和平解決的有語言權的反腐敗的學生引導的全民運動，動用了大炮和坦克。而這對帝國主義的韜光養晦之策，我實在看不出和晚清時期的“洋人船堅炮利，再戰必亡”有什麽不同，我也看不出和那種“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有什麽不同，我更看不出和曲線救國有什麽不同！32年來，帝國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到軍事，不斷對我們施壓，一旦不合他們的意，他們就開始向我們施壓，先是資金的鯨吞，然後是“誤炸”我們的使館，接著是撞毀我們的飛機，之後是逼迫人民幣升值。他們除了為我們鳴響禮炮歡迎，邀請去牧場吃烤肉，或者大大讚美中國的大國影響力，還做了什麽呢？這就是他們給我們的最高禮節麽？
離開帝國主義就不好過，那是精英的意思，那是特權顯貴的意思，不是中國十幾億人民的意思。讓我們重溫那句話，那句代表中國人民的思想的宣言，那就是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豪邁的宣言：“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國主義國家乞討能夠活下去，而且會活的比帝國主義國家更好些”。
第十一篇 缺乏戰略高度的隻重眼前利益的似是而非的“鄧小平理論”絕不能指導中國的未來
付明泉
2010年4月15日
鄧小平的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三卷文集中，而第一卷本質上是他做普通政治委員時候的執行政策的一些講話，談不上什麽自己獨創的東西。他的核心一些理念，即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東西實際上是在他的第二卷文集中。從他的1975年1月的《軍隊要整頓》的講話一直到他的1982年8月的《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說是他基本想法和治國理念的合集。那麽鄧小平到底有哪些理念？有哪些想法，是超越的，前瞻的，有價值的，能夠指導中國未來的呢？
從1975年複出的鄧小平有多個戰線發言記錄在他的文選中，鄧本來是一個政治委員，他既不精通於軍事，也不精通於政治，從後來的他的文章看，他也不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說他是權謀家和政客更加符合他的身份。他的《各方麵都要整頓》（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集中體現了他這個時候的思想，那就是他不在台上的從1966年開始的政策都是不對的，但是哪裏不對呢？他是否做了調查研究？他是否從軍事政治經濟各個方麵看到了全麵的例證和統計數據？他在1966年開始，更多的時間是用來寫檢討和保持和毛澤東的聯係上。他如何能知道如此多中國的實際情況呢？
鄧小平理論的第一個核心內容是所謂的“整頓”，也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實際上，文化革命和任何革命和運動一樣，有其弊端，有其成效，絕對不是簡單的“十年浩劫”所能解釋的，如果從曆史的科學的態度，文化革命是中國試圖進行一次從下而上的政治監督腐敗運動，橫掃一切舊文化舊禮教的文化運動，隻是這個運動不切合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態和社會狀況。把自己沒有參與的曆史就寫為一片漆黑，就要整頓，是鄧小平曆史觀的一個特點。整頓並不是簡單的問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鄧小平忽視中國當時的現狀和經濟的實際發展，而僅僅以整頓為名義，實際上是對中國億萬勞動者，各級領導幹部多年工作經驗和工作努力的一掃而空。如果都是這樣整頓的化，我們可以以任何名義在任何時期以社會黑暗麵為借口，進行一切橫掃和整頓，這是孤立的，片麵的，靜止的看問題。
鄧小平理論的第二個核心是“發展經濟”，但是這個發展經濟不是高遠的，不是崇高的，不是引導民眾，去掉愚昧思想的，而是順應‘人本私心”的所謂尊重現狀的，如果人一切都按本能，那何必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清帝國的封建社會，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人不是一樣有私欲知道發財致富麽？何必要繞一個圈，繼續這個低俗的簡單的人的私心的單打獨鬥的發財夢呢？這個“發展經濟”僅僅以發財為目的，以拿來引進而不是自主創新，自主研發為目的，以至改革開放32年來，我們依然在吃1978年前的科學老本，國防科研吃老本，但是科學上，連一個自主的汽車發動機，自己的電腦芯片都研發不出來，這不是十分可笑麽？這不是社會長期重商賈，輕科研農耕研發有關麽？古代封建社會提出了“以農為本”，資本主義重視貿易的同時，牢牢把握住自己高科學的陣地，我們除了出口創匯，除了如非洲一樣開發自己的祖先的稀土礦產資源，除了用幾億件出口的襯衫換回一個對方的飛機，還做了什麽呢？這樣的發展經濟，推翻了一切道德，破壞了一切資源，丟失了一切自主，失去了一切靈魂，還有什麽意義呢？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黑心資本家和利欲熏心的個體在發財夢的指引下，沒有約束的喪心病狂製造假貨和毒食品，這一切都是在低俗不堪的發財夢和所謂“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一切都解決了”的指導下產生的。 古人講中庸之道，很多事情是平衡發展製約的，就如動物界的食物鏈，如果總是無限突出經濟就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那麽要那麽多聖賢書和宗教做什麽呢？
鄧小平理論的第三個特點是韜光養晦，不出頭。實際上，這個不出頭，本質不是真不出頭，是靠向西方社會，而不是靠向和我們更接近的國家，曾把我們抬入聯合國的國家，曾和我們一切保持戰略的國家。結果就是，我們不去欺淩我們的帝國主義國家折騰，他們就來我們附近折騰，今天台灣問題，明天貿易問題，這所謂的韜光養晦是一個非常短視的，丟棄窮朋友，巴結富人的急功近利的小市民都有的小眼光。有人說，支持窮朋友，多不好，還丟棄錢，有錢我們自己用。但是關鍵的問題，正是這些窮朋友（雖然少數背信棄義），在長期的戰略中，在關鍵的時候，他們總能堅定的支持發展中的中國，覺得中國是他們最可信任的朋友。改革32年來，鄧小平的外交戰略使得中國失去了很多鐵杆朋友，中間朋友，很多曾經的國際朋友國家對中國半信半疑，西方國家卻從沒因為我們的所謂不出頭，友好而放棄對我們的敵視。不相信，你聽聽曆屆美國總統的演說，對社會主義和中國的說法，就不言自明了。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發財”，“發展”，“不動搖”“招商引進”“合作合資”，這些貌似很進取的口號，實際上小作坊主做生意一樣的急功近利，不顧朋友，不顧道德的短視。對內，對不擇手段資本家和官僚特權十分縱容，經濟犯罪至少也不能升一級吧，至少要開除黨籍吧（鄧小平語）。對外，以不出頭韜光養晦之名，缺乏長期戰略，對西方一味軟弱，美其名曰積攢實力，而曆史來看，任何這種以積攢實力，曲線救國的方式，最後既沒有力量，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夠再次展現實力，因為風骨已經消失。
毛澤東痛斥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時說“西方進取性，西方把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經濟剝削說成進取，說的多美妙啊，可惜這種進取，不是進取到西方去，而是進取到中國，引起了所謂中國人民的騷動和不安（被壓迫和革命）”。
鄧小平理論，本質是先以整頓為名義重新評價曆史，突出自己的曆史地位；包括隱匿自己不光彩的曆史的修正曆史，接著就以“人的私心和本能”為源，以發展經濟為說法，推翻一切道德和約束，又以發財致富，聯合取勝的說法鼓勵拚命開采中國的地下資源，引入外國資本，實現了對中國全麵的剝削和侵占；最後以一百年不動搖的所謂韜光養晦的方式投向西方並一直被西方敵視。
中國不是元老的國家，中國不是特權的國家，中國不是隻有發財夢的國家，中國不是可以推翻道德的國家，中國不是不和貧窮搏鬥但是不是隻為發財的國家，中國不是可以總忍氣吞聲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大國，和西方大國是資源爭奪的關係，不是投向西方就可以結交富國就可以和西方友好的國家。似是而非的鄧小平理論絕不能指導中國的未來，不能給出10幾億中國人民努力的指導方向，更絕不能指導中國一百年不動搖。
中國是個5000年曆史的古國，是一個有3000年文明可證的大國，中國隻有挺起脊梁，對內實現平等，對外實現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保護我們的國土資源，保護我們的礦產資源，保護我們的水源資源，保護我們的人力資源，保護我們的後代健康，對大資本實現節製，對官僚資本和特權階層實行絕對的鎮壓，對民族資本實行法律框架內的發展和監督，實現對赤貧和貧困階層的教育鼓勵和政策的激勵發展和扶助，對廣大民眾實現廣泛的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遷徙自由，思想自由，並有全社會的嚴格的法律保證和道德輿論約束，中國才會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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